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它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由人力所构建的两大奇迹之一。它的最大的特点是长，现今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而言，北起北京，穿越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南抵杭州，途经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大运河的形成，是历代努力的结果，然在其中用力最多且最具规模效应的是隋代，尤其是隋炀帝一朝。故而，提起大运河，人们总要联想到隋炀帝。
因而，隋朝的水利事业的主要成绩，在于运河。
隋文帝登基后，虽没有直接用力于今天意义上的大运河，但却开了造运河的先声。当时政治中心设在长安，因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隋文帝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令人从大兴城到潼关，开凿一条运河，引入渭水。工程完成后，全长三百多里，起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此运河沟通了关中与关东的漕运，有效地解决了关中粮食供应问题。
隋文帝对广通渠的经营，应该说，对隋炀帝开大运河是有启发的。
隋炀帝上台，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为保证洛阳的粮食供应，为保证军事战略的便捷，为保证自己巡幸江南的排场，遂以洛阳为中心，下令修建了三个水利大工程。三个工程的连通，构成了大运河。
第一个工程，始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开凿通济渠。
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在荥阳（今属河南）和开封（今属河南）之间改造汴渠，然后在开封东向挖一条新渠，与汴渠分道，在盱眙（今属江苏）直入淮河。
经淮河，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通济渠与春秋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相连。邗沟因年久多有淤塞，而加以疏浚。
通济渠连通邗沟，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连接起淮河和长江，形成了大运河的南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
第二个工程，始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是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也是以洛阳为起点，在疏浚三国魏所筑的旧渠的基础上，加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南引沁水入黄河，北向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第三个工程，始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是开凿江南河。
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构成了大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公里。
大运河的三大段，各有其开凿的具体目的。
通济渠加邗沟，能将洛阳与扬州联为一气，便于隋炀帝下扬州。扬州是隋炀帝早年的发迹之地，即所谓“龙兴之地”，故定名为江都。此外，扬州是当年天下最繁华的所在，是风流的隋炀帝魂牵梦萦的地方。所以，这一段造得特别豪华，特别壮观。《大业杂记》说：“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之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将大运河向南延伸，除了隋炀帝的个人意图外，还有在政治上控制南方、在经济上依靠南方的政府行为。
永济渠，是为了征高丽。《隋书·阎毗传》云：“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
江南河，应当说是通济渠的延长，其流经的太湖流域，以及末端的杭嘉湖平原，乃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可以更深入地通进富庶的江南，使江南的财富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向洛阳。
对隋炀帝开大运河一事，历来毁誉参半。
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开挖大运河调发了大量的民役，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疏浚邗沟，征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集河北一百多万民工；通江南河，又征集了数量庞大的民工。这些民工的调发，都是强行的、无条件的，迫使农民放弃了田间生产，并受到极其严重的经济剥夺。
再者，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唐传奇《开河记》从一个侧面描述道：隋炀帝以著名的酷吏麻叔谋主管开河工程，他动用彪形大汉与刑杖，来督促民工们无休止地干活，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白骨积盈于两岸。
大运河的开通，犹如隋炀帝制造了一根特大的吸血管，将北方的民力与南方的民脂民膏，尽数吸入了他欲壑难填的血盆大口中。他下扬州的龙舟，长二十多丈，上建四层楼阁，分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此外，还为萧皇后建造了翔螭舟，为嫔妃建造了浮景舟，为随行人员和护驾将士各建造了三千多艘船舰。这六千多舟船，配备了八万多纤夫。整个船队行在大运河上，连绵不绝，长达一百多公里。如此的船队，其耗费之多是难以估计的。此外，从南方运向洛阳或运向扬州供隋炀帝挥霍的赋税，更是个天文数字。唐代诗人李敬方的一首诗说：“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由于隋炀帝通过大运河来进行穷奢极侈的游乐，致使民众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以致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王朝的崩溃。故而，隋朝的灭亡，与此河有关。许浑《汴河亭》一诗云：“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
持赞赏观点者认为：大运河的开通，使中国从此有了经济大动脉，它贯穿南北，“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漕运，便利了商业流通，不仅如此，还便利了文化交流，便利了政治运作，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机地凝为一体。唐人皮日休撰《汴河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大运河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使长江中下游得到了空前的开发，其包括商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开发，城市的开发。
对大运河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往往贬者过于贬，褒者过于褒，较为客观且能调和的说法，当推唐代的皮日休和明代的于慎行。
前者在《汴河怀古》（其二）中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后者在《谷山笔尘》中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在盛大的文化古迹上，几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越是能在后世为本民族赢得文化奇迹盛誉的东西，越是在建造时要付出损民损国的代价，代价越大，盛誉越重，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这样，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