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的时代，是盛唐的顶峰，而其中的“开元之治”，是这顶峰中的顶峰。而将唐朝推向这顶峰之顶峰，唐玄宗得力于两个人，具体说来，是开元初期前后的两任宰相：姚崇与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为避开元年号讳，改名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
唐玄宗的起家，是依靠了“龙武功臣”集团。然当他在皇位上坐稳后，也即在得了天下之后，将治天下当成了他的新使命。他知道，要完成这样伟大的使命，需要有个与他志同道合并极具才干的宰相来辅佐他。他审视整个功臣集团，并无这样的人物，最后，将视点落到了时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身上。
拜姚崇为相，是唐玄宗精心考虑的产物。
姚崇在谋略、文才、吏治、人缘等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现，在朝臣中犹如鹤立鸡群，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人物。他起仕于武则天之朝，以文思敏捷、下笔成章闻名。此后，下至挽郎，上至宰相，外至刺史，内至中枢，军至兵部，用至司仓，在宦海中饱经沉浮。丰富的经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多次提出了切合事情本质且行之有效的条陈。他提倡正气，反对逢迎；主张仁和，反对严刑。由此，受到了武则天的高度赞扬。他参加了五王拥护唐中宗的复辟，事后，却以旧臣之情，对下台的武则天一掬同情之泪，从而被赶出中央。到唐睿宗登位，他再度拜相，又因不愿附和太平公主，重蹈前辙。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深得民心，离任之际，当地民众为留下他而表现出了罕见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拜相之时，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大条陈，作为他就任宰相的条件：一是废刑法而行德政，二是数十年不求边功，三是不准宦官干预政事，四是停罢一切非正途之官，五是对君主宠臣施以法纪，六是杜绝贿赂之途，七是停造各种寺庙宫观，八是君主待臣以礼，九是让谏官说话畅通言路，十是不许外戚干政。唐玄宗一一予以答应，这十大条陈成了他们君相合作的契约。
在排除了功臣集团的阻力后，姚崇正式走马上任。他推荐黄门侍郎卢怀慎，作为自己的副手。卢怀慎为人清廉谨慎，敬重有才者，自认自己不及姚崇精于吏道，凡事都由姚崇定夺，成为陪衬性的人物，人称“伴食宰相”。这种格局，有利于姚崇充分展开他的政治作为。
姚崇的治国基点，设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为解决寺院经济与国家争利，为阻止国人借当僧人来逃避赋税，也为争取大批劳动力，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大幅度地清理天下僧尼，迫使一万二千人还俗。
山东发生严重蝗灾，按照传统的习俗，认为蝗灾乃是天灾，非人力可以解决，非得修德祭天不可。然姚崇不顾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坚决下令灭蝗，结果灭蝗十四万石。同时，针对朝廷中倾向传统的舆论，表示由他独自担当后果。由此，灭蝗运动得以全面展开，从蝗虫口中挽救了大面积的庄稼，使山东地区得以避免大灾的侵害。
姚崇的理政方式，强调权变，每每因事制宜地推出措施，从不陈袭旧规。执行起来，大刀阔斧，从不拖泥带水。由此，他在中枢里一言九鼎，同僚们多唯命是从。他为办儿子的丧事，请了十多天的假。卢怀慎一筹莫展，坐看政务堆积起来，他向唐玄宗请罪，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朕将天下事务委托给姚崇，尔等只需一旁坐着就可。”
姚崇假满之后，未费多少工夫，就将积聚下来的政务全部处理完毕，且处理得让人钦服。
他为此得意地问人称“解事舍人”的齐瀚：“我的执政，和管仲、晏子相比如何？”
齐瀚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却能用其一生。而公制法，随后即变更，似乎不及二人，可称救时之相。”
姚崇大喜掷笔说：“救时之相，也算难得了！”
姚崇仅执政四年，然在这四年中，他政绩显赫，得到全国朝野一致的好评，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
唐玄宗每日都要和姚崇谈论政事，来则起立相迎，去则相送告别。一日不见，便恍恍若有所失。某天，大雨滂沱，路上泥泞有一尺多深，姚崇无法入宫，唐玄宗特令侍者用御用便轿，前去将姚崇抬来。此事传了出去，朝廷为之轰动，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君主礼待宰相的登峰造极的举动。
唐玄宗重用姚崇，借助他三朝元老的身份以及练达的才干，以制定治国大纲，奠定天下大治的基础。姚崇不负君主的厚望，以出色的工作，给唐玄宗带来了“开元之治”的曙光。
然而，泰极否来，姚崇巨大的成功，给他造就了丰隆的威望，也把相权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这终于触犯了唐玄宗的忌，在姚崇大致完成其作用后，唐玄宗让官员弹劾姚崇的两个儿子及其亲信接受贿赂，并量了重刑。站在巅峰的姚崇，不得不知趣地提交了辞呈。
唐玄宗准了姚崇的辞呈，并让他保有晚年的体面。
接替姚崇宰相之位的，是广州都督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他在武则天之朝，是个闻名海内的直臣。持法刚正，刑赏得当，不避权贵，是宋璟执政的特色。为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秩序，他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权贵、豪强，并制定了许多利民的措施。朝野称颂他为“脚阳春”，意为他每到一地，如同和煦的春阳普照大地。
他注重人才，按才施用，不苛求全才，让百官各得其所。为此，他对唐玄宗说过一番精辟的见解：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具有才略，但性格怪异，好惹是生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然捐弃他们的长处，则又可惜，应该选为民风较悍的渝、硖二州刺史；大理寺卿元行冲公认有才，初用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难以称职，可任为谏官性质的左散骑常侍，让持法公道的李朝隐来代替；陆象先以德理政，宽仁而不容曲非，可授为河南尹。
用才得当，知人善任，是宋璟声望高扬、相业隆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那些用阿谀奉承或卑鄙手段索求富贵者，宋璟是深恶痛绝的。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睿及其特为宋璟所撰的《良宰论》。宋璟阅后，在文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此文颇有佞谀的意思，隐士应直言相陈，怎能偷合苟容。文章若作得好，应从科举中求出身，不该私自送上。”
宋璟将个人得失置于脑后，对唐玄宗常犯颜直谏。处于政治上升时期的唐玄宗，对宋璟的意见，即使心存异议，也多屈尊予以同意。唐玄宗曾将一双御用金筷赐予他，以表彰他的正直。
在当时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宋璟以无畏和务实的精神，反对君主的愚妄行为。天文官预报将要发生日食，唐玄宗认为这是上天在通过日食向他发出警告，从而立即穿上素衣，接连下诏，撤除伎乐，减少膳食，释放冤枉被囚者，赈济饥民，劝励农桑，期望苍天开恩，赦免他的罪孽。宋璟认为这些行为本身都是无可指责的，但为日食特地而做，似乎有些荒唐。他委婉地对唐玄宗说，日食既然是上天劝人君修德的信号，那人君只要推诚即可，不需要接连下诏。他还从此事中强化了他的理念，即只要把利国利民的事一以贯之，是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的。
宋璟在朝廷积极倡导开明的政治风气。他主张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还要有适当的牵制，具体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君臣的私议和密议。他要求恢复贞观时期开明的政治制度：大臣奏事，谏官、史官必须在场，以记录君臣的议论；各机关长官的奏事，御史弹劾百官的奏文，应当公开，以此杜绝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的途径。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张，然作了一个补充规定，说是特别秘密的事除外，从而留下了一个伏笔。
除了开明之外，宋璟还在官场中提倡朴实的作风。他在广州施有惠政，在他当了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遗爱碑。然宋璟对唐玄宗说：“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我职位显达，他们便来谄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唐玄宗为此签发了一道诏书，严令全国刹除立碑之风。
宋璟虽拒绝了官民为他所立的遗爱碑，然他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他继姚崇之后，以萧规曹随的精神，把“开元之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姚崇一样，宋璟为相也是四年。最后，也是在唐玄宗认为宋璟完成了使命后，以阻压有罪者上诉以及恶钱泛滥二事，罢了他的相职。
史家对姚、宋相随，促成“开元之治”，中肯地评价道：姚崇善于应变，宋璟善于守法，二人秉性相异，却同归于道，齐心辅弼，以成大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