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成是在二十四年，初版是在二十五年。初版后不到一年，鲁迅先生就逝世了。

鲁迅先生是看见过付印之前的稿样的，他很帮忙，曾经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并曾寄赠过一张近照。那张照片的大小是像明信片样的，从背面看，见出是自一张硬纸上揭下的，我曾让书局照了原来的大小，印在书面上。

现在计算完稿之时，已经七八年了，照理讲，应该有一些修订。而且，照“世故”的看法，在人的生前，是不容易作定论的，因为在人的生前，怕有所得罪，不免做一些违心之论的恭维，在人死后，就比较地可以坦率了。然而在成都没有感觉这种必要。我在本书初版时的序上就说过：“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这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我向来是最讨厌橡皮的，错就是错了，何必再擦掉？因此，这回的重印《鲁迅批判》，也仍然一字不改。我觉得唯一遗憾的，只是我在书中提到了鲁迅生命之将近结束，不幸成了谶语。

原先倒是打算找一部《鲁迅全集》来，好把引用的页数一律改注为全集本，可是现在那书价是太可观，有一家书店竟索价七千元，实在让我不敢问津；我也知道有的人收藏着这样的书，可是大都自己不看，也不出借，恪遵藏书是为的束之高阁而不是为用的那遗法，我也只好再不敢妄想了。

另外是，我颇想把原书扩大，后来却终于想到这将失掉了原来的面目，不如将来另写一部《鲁迅再批判》吧。我打算一有兴致时就动笔。

本书出版后，在国内没有什么大反响，这是料到的。因为我对于鲁迅的好坏都提到，这便使只觉得好（好成一个偶像）或者只觉得坏（坏到死后还有余辜）的人所失望的。注意这部书的倒是我们的敌人，在出版不久，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上，有大半本的篇幅是介绍这部书，每一章节都有提要，连后记中所说根据宏保耳特的方法论处也没遗漏，——或者是因为敌人太笨之故了吧。北平沦陷后，有一个杂志上曾发表过敌人所查禁的书单，这书却也即是其中之一。

本书原由北新出版，但一出世，我就发觉了书店老板所加给的戕害了。第一是我原先说定书皮上的鲁迅像片在书内也印一张的，可是他没有印，书的目次上却只留有一个“鲁迅先生近影”的空头支票。我本说像片制版后就寄还的，但后来也并无下落。第二是我曾把鲁迅给我的信的一张寄给书局，也想制版，所以目次上也有一条是“鲁迅先生手迹”。结果手迹也不见，又留下一个空头支票，——原信也一并不见踪影了。至于书出版后，所给的版税就更苛了，只给了五十几元，只算过一次，以后再没算过。但是我也有一点满意的，就是书的封面是依了我的设计，书中的页数，是依我的提议，注在下方，这像德国书，我是爱德国书的。

这书出版的次年，我经过香港，书店里摆着的已经是二版。这就是我现在所谓三版的根据。到了内地来，起初还在昆明和成都偶尔看见几本，后来也转眼不见了，现在我根据了作为三版付印的，乃是我小弟弟在旧书摊上费了超过原书双倍的价钱（那时书籍还无所谓加价）给买下的，书脊已经破烂了。我自己又保存了好几年，我几次看见有的杂志（如《七月》）上征求此书，我便装没听见，因为我自己止此一本，确有点吝惜了。

虽然经过了七八年的时光，但我对于系统的批评鲁迅的书的期待，却终于让我很失望。有些册子，都是纂辑别人的，有些册子，就似乎只像炒陈饭一样，只是一种排比鲁迅原文的工作，因此，我便更鼓了勇气，把这小书重排付印出来了。但愿这次出版不久，就有更好的批评可以代替它。

三十二年三月三日长之记于成都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