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鲁迅经常关心文艺创作的成长一样，鲁迅也经常关心文艺批评。他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当时批评界的一些缺点，但就在鲁迅不断尖锐地指出当时的中国批评界的缺点的同时，却也常常表示了对好的批评的出现之热情期待。他所期望的批评，大致是这样子：

批评是要进行艰苦、认真的工作的，包括像他所说：“剜烂苹果”那样的耐心，剜掉坏的，指出好的，而不是粗暴的一下扔掉。

批评要重在积极性的工作，特别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是有重大责任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说不止在“除恶草”，而且更在“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批评要靠巩固可靠的知识，也就是鲁迅所一再强调的“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我们要批评家》，《二心集》页五六至五七），他说这种批评家是“有不食，‘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页三四至三五），否则便会“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了。这种批评家也就是鲁迅所说“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页五三）。

批评家的知识不只包括要知己，而且还要知敌。鲁迅在一九二三年“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的同时就说“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文学的阶级性》，《三闲集》页一二八），他在一九三一年也说：“这位青年批评家（指《列宁青年》上的一位作者——长之注）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页一〇一）。在我们要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批判的今天，不也是正苦于知道资产阶级唯心论太少么？鲁迅所提倡的知敌，可见在今天也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批评家的知识就必须包括知己知敌两方面，而且都要“坚实”，“明白”，“真正懂得”才行。鲁迅对于学术工作是一向重视的，他说：“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准风月谈》页七五），他不满意那些“薄薄的小本子”，他说“小小的一本‘什么a b c’里，……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由聋而哑》，《准风月谈》页九八）。批评家一定要同时是一个“真正的学究”，一定不能专乞灵于“薄薄的小本子”呵。

批评要专业化。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批评的专批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页五二）。

批评家的态度要正确严肃。他在《五论“文人相轻”》里说：“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灭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六五）。过去的诨名，他只赞成“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洋场恶少”、“革命小贩”，因为贴切。诨名的中肯，正也是批评。但我们在这里注意的，却不是他论诨名，而是注意他在批评家上的四个形容字：正确严肃。

批评一定要注意大处。“专做小题，与并非真正之敌寻衅”固然不对，就是对一大作家，也不能只看见小节。他说：“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词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不通两种》，《伪自由书》页二四）。难道因此而贬抑司马迁么？显然是不可能的。

批评也可以有流派，这就是鲁迅所谓“批评家的圈子”。他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么？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个圈子对不对”（《批评家的批评》，《花边文学》页一七至一八）。这正是现在“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精神。批评可以有流派，对这流派也可以批评。倒是“毫无定见”，要不得。

批评家要战斗。既是战斗，就要敌我分明，不能模棱；既是战斗，就要勇猛，不能怯懦。鲁迅最反对“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市侩主义，他说：“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糊糊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页八五）。既战斗，就要战斗到底，非至敌人缴械不能罢休。鲁迅一生正是这样实践着的。他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八六），这是指一九三五年说的。正是靠了鲁迅那“热烈的憎”的战斗的笔，才沉重地打击了那时的形形色色的敌人。自然，鲁迅是辩证地看问题的，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批评家的战斗任务也就不同。我们必须理解到鲁迅所说的精神实质，才能领会到其中的正确性。然而批评之战斗的任务，却是无时不在的。

因为批评是和现实斗争结合着的，所以鲁迅心目中的批评有时不以对创作的批评为限。他在一九二五年就说过，“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两地书》页六九），他在这里所谓批评者实在等于他所常说的思想界的战士。批评家正是应该关心社会广阔的现实，而且参加到斗争中的。鲁迅也很重视对翻译的批评，他说：“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为翻译辩护》，《准风月谈》页七七）；他更说：“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再论重译》，《花边文学》页九三），这都是切实的话。但直到现在，对翻译的批评还是薄弱的，这对读者说实在是不应该的。

批评家要批评别人，也要严格批评自己。鲁迅是深知自我批评的重要的。他说：“我们的自己的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关于翻译的通讯》，《二心集》页一七六）；他说：“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同上，页一七九）；也就因此，他反对那“将辩护当作‘清算’”的批评家（《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页三一）。他自己也做出了榜样，常常严格要求自己，批评自己。他说：“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甚而就是对自己的文章，他也曾说：“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下笔时立意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两地书》页八六）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关于批评的文章风格，鲁迅也有指示，那就是要精密，而不要像胡适式的文章那么“粗浅、笼统”（《玩笑只当它玩笑》，《花边文学》页一〇七）；同时，“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南腔北调集》页四〇），这也是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注意到的问题。

鲁迅对于批评的期待，大体上就是如此。细味他的遗言，我们有很多工作没有做，有的做了，也没有做得很好，我们今后只有用切实的工作来纪念这位关怀文艺批评的成长并且做出了批评家的榜样的文化巨人吧。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写

作者附记：这是我写的《鲁迅和文艺批评》的一文的第四部分，前三部分是：鲁迅对文艺批评的重视，鲁迅论批评的积极作用，鲁迅对当时中国文艺批评的批评——浅和狭，最后也就是第五部分：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