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和文学史著作

在鲁迅留下的丰富遗产中，文学史著作也是极可珍贵的一部分。他曾说：“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在指示青年读书时，也劝人在看选本、专集之后，要“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作家）在史上的位置”。（《而已集》：《读书杂谈》）他又说：“唯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他在早年也常在介绍国外作品时翻译一些文学史片断，例如他在一九二一年就译过凯拉绥克的《斯拉夫文学史》的一部分以及凯尔沛来斯的《文学通史》的一部分。（《鲁迅全集补遗》）这都见出鲁迅对文学史的重视。鲁迅有志于文学史工作是很久的，他在一九三三年给曹聚仁的信上说，“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长编入手”（《鲁迅书简》）；他在同年给台静农的信上也说，“明年颇欲稍屏琐事不作，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鲁迅书简》）；在许寿裳的回忆录中，说起鲁迅经常和他谈到文学史的计划（《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杂谈著作》一文），在许广平的回忆录中提到就是到了鲁迅逝世前不久也还在购买文学史的资料（《欣慰的纪念》页二）。可见文学史的工作在鲁迅是几乎认为和创作同等重要，而且几乎一生没有放下过这心愿的。

鲁迅的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在当时受迫害的生活条件下没有能够完成，然而他却已经留给我们一部简要而精彩的部分中国文学通史——《汉文学史纲要》，一部带有开山意义的中国文学专史——《中国小说史略》，还有一些文学史的准备工作——资料搜集，以及散见的文学史见解等。此中《汉文学史纲要》是正式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一部分，原名叫《中国文学史略》，他在起草时，是“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他也经过“颇费事”的过程，他“不愿草率”，他并且有着自信，认为“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以上引文均见《两地书》）。他的第一篇就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完成（《两地书》页一四四）了。所以这本书虽然小，可知是鲁迅曾费过精力的，因而特别不能轻轻放过。这些宝贵的遗产不但解决了一些个别的文学史问题，而且提供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的方法论上的理论，就是在现在看，一些在文学史的方法论上争论的问题也有很多在这里已经获得解决或者有助于获得解决。

二 鲁迅文学史著作之历史地位

文学史一定要有一个基本观点。鲁迅在写《汉文学史纲要》的时候（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虽然还只是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然而他那时无疑已是从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的起源，同时并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

他在引证了《吕氏春秋》上“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之后，就说“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这就是社会学并心理学的观点。他在叙述到仓颉造字说时，便说：“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这就是指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反对了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谬说。

就这点论，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虽然在阶级分析的观点上还未能深入，也未能贯彻，然而还是可以说这是企图用唯物史观编写的文学史中最早的著作之一。这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学专史的第一部同样有首创的意义，“山歌好唱开头难”，这个意义是已经不能轻估了。而他以后的论文中，凡接触到文学史时，就更往往虽然零星片断，但更成熟，更富启发，也更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鲁迅乃是科学的中国文学史的奠基人。

三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之中国特色

鲁迅的文学史著作特点之一是注意到中国的历史环境和语言文字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这乃是有着中国学术传统的特色的著作，而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其他国家所可产生的。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的文学史，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文学史；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而不是别国人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在科学对象上表现中国的特色的是鲁迅每每注意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例如：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

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中国小说史略》页二八）

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中国小说史略》页一五九）

这是指出过去中国人在思想习惯上总是偏于混同而不重差别的特点的（现在这种思想习惯也还未能完全打破），这对于了解中国过去的一些文化现象是有启发性的。

同时鲁迅以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因而对于每一时代的精神面貌便也每每有概括而中肯的描述：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唯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唯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中国小说史略》页六五）

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中国小说史略》页一〇七）

讳其本朝之过，始盛于宋。（《中国小说史略》页一一三）

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一八）

这就使我们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色有所把握。同时也明显地看出，这是中国的历史阶段中所特有之物。

中国历史特点之外，鲁迅也着重指出了中国文字特点：

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十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音形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淜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汉文学史纲要》页七）

在这些地方，也同样叫人清楚感到所叙是中国的，其他民族的文字是不能具备这种特色的。

鲁迅在评论作品时，也往往尊重前人已有的正确的论断，例如引刘勰关于楚词的影响的看法 ，引任昉关于四言诗的源流的看法 就是。

至于在方法上表现中国学术传统处，就是目录学的方法和辑逸的方法。《中国小说史略》就特别表现了这一点。其中第一篇就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第三篇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五篇至第七篇是根据《隋书·经籍志》论述六朝志怪和世说，第八篇至第十一篇就是根据《太平广记》论述唐宋传奇，第十二篇至第十三篇是根据宋人所说“小说人”家数论述宋元话本；第十四篇以下，则分别论述章回小说中之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才学、公案、谴责各类，并插以志怪、传奇、话本的模仿作品，秩序井然，正完全是目录学为根底的。鲁迅在一九二七年还写有《关于小说目录两件》 ，是内阁文库小说书目和也是园小说书目，前者并详录卷数、人名、版本；可见鲁迅对此道之重视。中国过去的目录学，不只是一种文献学，而实在有辨别学术流派的重大意义。章学诚关于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他的《校雠通义》实在含有学术史的味道。鲁迅也说“目录亦史之支流”（《中国小说史略》），这是十分了解中国目录学的价值的话。鲁迅正是发挥了它的优长的。许多失传的书，鲁迅是用辑逸法把它钩稽出来，例如《伊尹书》原已不存，但从《史记·司马相如传》注中就找出一条（《中国小说史略》），说明原书的风格。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则是规模更大的辑逸方法的应用，那成绩是更斐然可观了。这两种方法都是中国过去的学者所摸索出来的方法，其中有中国学者所独有的甘苦在，也有中国学者所特有的贡献在。

鲁迅原是有很深的清代朴学家的精神的。在《文学季刊》创刊时，他曾在给郑振铎的信上说：“我的意思，以为季刊比月刊较厚重，可以只登研究的文章，以及评论、随笔、书报介绍，而诗歌小说则从略，此即清朝考据所走之路也”（《鲁迅书简》）。蔡元培说鲁迅“完全用清儒家法”，又说他“不为清儒所囿” ，就鲁迅文学史工作中的一部分方法论，这话是正确的。

正因为鲁迅善于吸取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所以也就珍视这些方法，这就是他在文学史的著作中特别推重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 的缘故。

所研究的对象的确是中国的，所使用的方法也的确是运用了中国所特有的优良传统的，这是鲁迅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特色。

四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体现的文学发展规律性

文学史一定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和影响。只有这样，才配称为史。现在人侈谈文学发展规律，其实是连发展的事实、趋势也浮光掠影，还讲什么规律么？

鲁迅却确是着眼于史的发展的。例如他讲到屈原作品时，就从来源和发展上得出这样的结论：

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蔓于后代者也。（《汉文学史纲要》页三四）

鲁迅也很明确地注意到影响。例如他在谈《楚词》和《诗经》的比较时就说：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页二六）

又如他叙述四言诗的源流和影响时，就说：

（楚王）戊荒淫不遵道，（韦）孟乃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诗一篇，其叙事布词，自为一体，皆有风雅遗韵。魏晋以来，递相师法，用以叙先烈，述祖德，故任昉《文章缘起》以为“四言诗起于《前汉·楚王传》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也。（《汉文学史纲要》页四七）

又如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世说》和《笑林》时，就也提到了唐宋元明以来的仿作；讲过唐人传奇后，就讲宋之传奇文；并有“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专篇，因为只有这样，才体现了史的作用。

史一定着眼在大处，这就是从前人所谓“史识”。鲁迅在叙述神话时说：

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唯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二至二三）

这说明了神话对后代的影响，并说明了神话保存的具体情况。

史一定要注意演变之迹。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六朝志怪受印度影响处，就举出《旧杂譬喻经》、《观佛三昧海经》说明它的来源，并举出在晋人《灵鬼志》的同类故事中还只是说外国道人，到了吴均《续齐谐记》就变为中国书生了，这演变之迹是很清楚的。又如鲁迅讲到沈既济的《枕中记》，就指出是出于干宝《搜神记》焦湖庙故事，并说明汤显祖《邯郸记》又是出于《枕中记》。鲁迅对文学间的交互影响和前后关系的注意就是如此。

正因为有发展、演变的观点，所以对于《水浒》的繁简问题，有正确的论断；认为一百十五回《忠义水浒传》近于原本，因为，“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并说“倘是删存，无须改作”。认为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也是百回本《西游记》所从出，因为，孙悟空、杨二郎之战即较原本有十倍以上的篇幅 。这和仅从版本上考证孰先孰后的方法是两样的。

正因为有发展、演变的观点，对一种文学体裁有一完整的概念，并有完整的发展过程的叙述。像鲁迅对于唐代传奇就是一例。他既把《李卫公别传》、《李林甫外传》、《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和传奇区别开来，又指出隋唐间的《古镜记》“仅缀古镜诸灵异事，犹有六朝志怪流风”，而李公佐、李朝威时代的传奇“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发展到牛僧孺就“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再发展到宋初，就“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中国小说史略》页一〇三），这就把整个传奇发展过程勾画了出来。再像鲁迅叙清代笔记小说，就有：

《滦阳消夏录》方脱稿，即为书肆刊行，旋与《聊斋志异》峙立；《如是我闻》等继之，行益广。其影响所及，则使文人拟作，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二八至二二九）

谈讽刺小说的发展就有：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讽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嫚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三〇）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三七）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词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九八）

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页三一二）

这也都叫人有一个完整的发展概念，虽然不标出规律性，但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规律性了。

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也叫人深刻而具体地看出中国文学的继承性来。他既不是单从形式主义来谈继承性，也不是从一般的几条筋似的概念（如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来谈继承性的。

有发展，有演变，有影响，有规律性，有继承性（在鲁迅以后的有关文学史论文中更注意到文学史中的斗争，那就更完备了），这才是史，这才是文学史！

五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解决的文学史方法论问题之一——注重作家还是注重时代、注重体系还是注重历史顺序

编写文学史是以作家为主呢，还是以时代为主？是应该特别照顾体系呢，还是应该特别照顾历史顺序？这是现在在编写文学史的方法论上争论的问题之一。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对这个问题就曾在 实践 上给以解答。

《汉文学史纲要》一共有十篇，其目如下：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书与诗

第三篇　老庄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很显然，鲁迅的方法是：有代表作家时以作家为主，像老庄、屈原、宋玉、李斯、贾谊、晁错、司马相如、司马迁就是；无代表作家时就以时代全貌为主，像汉宫楚声、藩国文术就是；而在叙述主要作家时并不冷淡当时其他文学成就，像叙老庄时就仍叙儒、墨，叙屈原、宋玉时也兼及唐勒、景差，叙李斯时附有《吕氏春秋》、仙真人诗，就是；同时叙时代全貌时也仍有重点作家，如叙藩国文术时特重吴、梁、淮南三地，而特举严忌、邹阳、枚乘、刘安等，既叙武帝时文术之盛，但又把两司马突出，就是。

再总观这十篇目录，又显然看出第一篇和第二篇是叙上古到春秋，第三篇和第四篇是叙战国时代，第五篇是秦，第六篇以下是西汉，而其中第六篇是汉初，第七篇和第八篇是文景时代，第九篇和第十篇是武帝时代，而西汉中突出的作家是两司马。

在这里就见出鲁迅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见出鲁迅是辩证地处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的。他既不是教条主义地倡言作家为主或时代为主，也不是把作家与时代对立起来。这就是鲁迅对于以时代为主还是以作家为主的问题的解决。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解决了重历史顺序还是重体系的问题。鲁迅的方法是在重大的文学现象上，是依历史顺序的，例如神话传说一定在前，接着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次是六朝志怪和世说，再次是唐宋传奇，之后是宋元话本，最后是明清长篇小说，在明清小说中，又是依历史顺序，讲史在前，神魔次之，人情又次之，谴责属末，这个大的历史顺序是决不违背的；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却是依类相从，保持体系的完整性，如伪托汉人小说就叙在汉人小说之后，历来模仿《世说》者就附在《世说》之后，清代讲史也提前到元明部分讲，清代仿《聊斋》的作品也归到《聊斋》一篇中，而清代以小说见才学者，以及狭邪小说、公案小说等，都是各归一类的。

文学史不同于一般历史，完全照顾历史顺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鲁迅的处理方法，我认为是恰好的。但是鲁迅这种方法，当时也曾受到批评，鲁迅曾说“《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 ，其实这批评的人实在未曾注意到文学史是一种科学工作，一定要有科学系统性，一定要见出每一种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有时是不能不冲破历史顺序，而或提前叙述或移后叙述的。

现在也有人认为太注重系统就把时代打乱了，其实时代是否打乱是在曾否把古代当作后代来叙述，或者反之；而不在叙述上在前或在后。

历史顺序与体系兼顾，重大的文学现象一定依照历史顺序；次要的（或者于以见源流和发展的）文学现象则加以系统化，这就是鲁迅对于历史顺序和体系二者孰重的问题的解决。

六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解决的文学史方法论问题之二——关于全面和重点相结合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文学史，太注重全面了，点点滴滴都谈到，但每一点都不能深入，也看不出文学现象的主次来；另有一种文学史，重点是很突出了，但仿佛是些孤立的现象，这就难以说明那些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是如何产生以及在什么气氛中产生的。

现在也有人提出全面和重点相结合的方法了，然而在实践上却仍然往往失之一偏。

鲁迅先生的文学史著作却在这方面又树立了一种范例：他把全面和重点结合得好。

像他讲“武帝时文术之盛”，重点很显然在词赋，可是附带也叙述了“小说家言”，“诗之新制”，这就是既全面又有重点的例子。这是专就这一篇论是如此，如果就西汉整个时代而论，既先有汉宫楚声、贾谊、晁错，又有藩国文术，复有武帝时代文术之盛，然后突出地写两司马，那么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出现这一点也不寂寞了。他叙述屈原时亦然。原来鲁迅是有全豹在胸，而又善于点睛的。再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几部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专篇叙述，这是重点，但又都分别归到讲史、神魔、人情、讽刺小说中去讲，这就是全面。这方法好。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鲁迅叙述的全面性。这表现在叙一时代或叙一人上。例如他叙汉武帝时代：

武帝有雄才大略，而颇尚儒术。即位后，丞相卫绾即请奏罢郡国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又以安车蒲轮征申公枚乘等；议之明堂，置五经博士。元光间亲策贤良，则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又早慕词赋喜《楚词》，尝使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其所自造，如《秋风词》、《悼李夫人赋》等，亦入文家堂奥。复立乐府，集赵代秦楚之讴。（《汉文学史纲要》第九篇）

这不但对于汉武帝在推动文学艺术事业上的客观情况全面叙出，而且对于汉武帝本人的面貌也概括出来了。其他像叙述贾谊，既叙他的吊屈原，赋□鸟，但也叙他的《治安策》；叙东方朔，既叙他的年少上书，又叙他的“诙达多端”，“直言切谏”，“以刑名家言求试用”，复叙他因终不见用而作《答客难》，最后还叙他临终诫子，是“黄老意”；叙司马相如就不止叙他的长赋，也叙他的短赋，并提到他的经学和小学。这都是在简而不陋中，让人看到一个作家的全面的。

鲁迅叙一种文学现象时也总是从全面着眼，像他叙汉宫楚声时，是从秦焚诗书，儒者伏匿民间，“高祖崩，儒者亦不见用”，结果“楚汉之际，诗教已熄”，而归到“民间多乐楚声”，因而才影响宫廷的；他叙乐府时，就一面提到天地诸祠的祭歌，一面也提到河间献王所献的雅乐，最后提到李延年等的“新声变曲”，实是“楚声之遗，又扩而变之者”；这就都体现了当时的历史真实，而避免了简单化、片面化。

就是在讲一部作品时，鲁迅也都是作全面介绍，而不以主观好恶定取舍的，例如他谈到大小“雅”，就一面举出《小雅》的《采薇》，说明有“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的一部分，但另一面也举出《大雅》的《瞻卬》，说明“亦有其激切”的一部分。但是传统学者就每每只注意前者，现代学者却又每每只注意后者了。

由于鲁迅全面考虑问题，所以对于文学发展中的关系不大或者只是一方面的关系的事件，鲁迅决不片面加以强调、夸张。例如鲁迅在叙述唐代传奇时，既没有把“温卷”当作传奇发展的契机（像陈寅恪、汪国垣那样） ，而是仅仅说“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也没有把古文运动和传奇发展的关系看得那么密切（像郑振铎） ，所以书中干脆不提出来。这种稳妥态度，是只有对问题作全盘考虑时才能做到的。他注重全面，所以最反对选本，摘句。他主张文集中也应该有“少作”，并兼收别人的有关作品，他说“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八》）。他还说：“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药丸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对于全面的重视就是如此。

顾到重点，而不废全面，全面和重点之间又斟酌至当，这又是鲁迅文学史著作的优点之一，也是鲁迅在实践上解决了文学史方法论问题之一。

七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略古详近的原则之体现

略古详近，本是一般历史以及文学史的一个共同要求。因为，时代越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越对我们亲切有益。可是实行起来，就不一定能够符合这个要求了。过去大学里讲授的文学史倒往往是略近详古的，先秦讲得很充分，六朝就简略，明清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甚而还讲不到明清，而鸦片战争之后简直不大过问了。

鲁迅的文学史著作却是确乎执行了略古详近的原则的。

就是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上古到春秋只占二篇，战国独占二篇，秦时间短，只一篇，西汉却是五篇。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汉代小说只占二篇，六朝、唐代、宋代各三篇，专讲明代的是六篇，而清代是七篇，这就是体现了“略古详近”的原则处。

关于鸦片战争后的文艺现象以及光绪庚子后的文艺现象，鲁迅更特别加以勾画，因为这是近代史的关键的缘故。鲁迅说：

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固发源于前数书（指《三国》、《水浒》——长之注）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中国小说史略》页二八四）

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

而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九七）

这正是说明中国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的文艺特点。鲁迅又接着说：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闇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页二九八）

这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情况和在文艺上的反映。在“略古详近”的原则下，鲁迅已经指出了近百年的文学史的主要轮廓了。

八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之艺术分析

文学史是不是也要分析作品？这也是现在编写文学史时所遇到的争论问题之一。其实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原是有机的联系着的，而文学史是建筑在文学批评上的，所以文学史当然要分析作品，尤其是重要作品。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便正是这样做的。

在他的作品分析中，我们看出是特别重在风格分析。换句话说，就是特重艺术上的独创性。在我们时常感觉关于古典作品艺术的分析上特别薄弱的今天，看看鲁迅的文学史著作就大有启发。他曾指出屈原作品不同于《诗经》处是在“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也曾指出宋玉作品和《离骚》的不同是：“《九辨》本古词，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凡举一作品，几乎都有中肯而犀利的批评，特别在艺术性方面，见出鲁迅的美学敏感。例如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论《会真记》：“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唯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论《隋唐演义》：“叙述多有来历，始不亚于《三国演义》，唯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沉着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且好嘲戏，而精神反萧索矣”；论《封神演义》：“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论《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由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唯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论《聊斋志异》：“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这都是用语简括而能中肯地道出一书的艺术特点的。

鲁迅对于缺乏艺术性的作品便不能容忍。所以对于模仿《阅微草堂笔记》的小说就说：“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对于《刘公案》、《李公案》以及《施公案》续书、《彭公案》续书、《七侠五义》续书就说：“千篇一律，语多不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后顿异，盖历经众手，共成恶书，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对“黑幕小说”就说：“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

鲁迅特别反对那些以说教为主而压倒了艺术性的书，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那些不足称为“赏心”“娱心”的作品，例如：

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唯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

又如：

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谕，然主义则在述市井内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告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

反之，他对《儒林外史》的推崇理由之一即在“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他之特别珍视唐人传奇，也是在“意识之创造”。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作品而无艺术性，而不能给人以美学享受者，鲁迅是在贬抑的。在这里，鲁迅的“远实用而近娱乐”的说法，虽然好像有过重艺术的倾向，但他所谓“实用”是指狭隘的功利主义，他之反对它是因狭隘功利主义而牺牲艺术性，所以这看法也还是非常正确的。

在艺术性中，鲁迅特别重视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鲁迅当时用的名词“写实”。所以他对《红楼梦》的批评是：“正因写实，转变新鲜”，“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此因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订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他对模仿《海上花列传》的作品不满的是：“终未有《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他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惋惜的是：“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在这里，鲁迅虽然好像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稍狭，好像对《红楼梦》中关于现实的批判还认识不足，然而他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视以及对现实主义之不能因夸张失实而损害艺术性上 ，也仍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就在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中见出他不但捍卫了艺术性，也还捍卫了现实。

鲁迅的风格分析，有时也还有助于作品鉴定和考证。例如他对于《游仙窟》的作者张文成，认为即张鷟，这是因为“文近骈丽而时杂鄙语，气度与所作《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正同”；对于《后西游记》之非吴承恩作，是因为“行文造事并逊，以吴承恩诗文之清绮推之，当非所作矣”。风格分析如果熟练而准确，是的确有这种功用的。当然，鲁迅并不专靠风格分析来进行科学工作，他的文学史著作中的科学性却另有所在，如下文。

九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之科学性

文学作品是艺术，但处理这些艺术品的文学史却是科学。

鲁迅的文学史著作正是科学著作。

这一则表现在他的文学史往往是牵涉一些学术问题的，例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关于诗书就有如此的介绍：

孔氏所传，既以值巫蛊不行，遂有张霸之徒，伪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称古文书，而词义芜鄙，不足取信于世。若今本孔传《古文尚书》，则为晋豫章梅赜所奏上，独失《舜典》；至隋购募，乃得其篇，唐孔颖达疏之，遂大行于世。宋吴棫始以为疑；朱熹更比较其词，以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却似晋宋间文章”，并书序亦恐非安国作也。明梅鷟作《尚书考异》，尤力发其复，谓“尚书唯今文传由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尽后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云。

自商至周，诗乃圆备，存于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其先虽遭秦火，而人所讽诵，不独在竹帛，故最完，司马迁始以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孔子得于鲁太师，编而录之。朱熹于诗，其意常与郑樵合，亦曰“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得采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

这些虽然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鲁迅叙入文学史中，实在是说明文学史既是科学，有关文学研究的学术性的问题就仍应该提到，不是只分析思想性、艺术性就算了事的。

二则表现在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是十分重视大量占有材料而又加以审慎的考证的。鲁迅主张文学史的著作“先从长编入手”，他主张文集应该编年，他认为“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言），同时他自己也作一些资料整理工作，都是这个原故。可是资料只是编写文学史的过程，并不等于文学史，所以他批评郑振铎的文学史时说：

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鲁迅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给台静农的信，见《鲁迅书简》页一一二）

所以鲁迅自己写出的文学史著作大抵是根据史实，加以裁别，真做到“简而不陋”的。专就资料而论，鲁迅也十分注意对资料的审查。考证在这里有它一定的重要性。例如《西京杂记》，有人以为刘歆作，有人以为吴均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审查为葛洪作，他说：“隋志不著撰人，唐志则云葛洪撰，可知当时皆不信为真出于歆。段成式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后人因为均作。然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抄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是”。这种考证对书的内容和风格都是有关系的。他的考证也不是材料堆集，而是加以分析，规定原书的可信程度。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字样，“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也因以为宋刊”，鲁迅就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接着分析道：“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关于这问题，他还在《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华盖集续编》页二〇〇至二〇五）和《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二心集》）里分别对日人德富苏峰和郑振铎提出辩论。他不相信仅从缺笔定版本的时代，他说“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他说这是史家对问题的看法和藏书家的不同。鲁迅在另一机会，也提到“珍本并不说是善本”（《杂谈小品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九八），“善本”在“能合于实用”（《四库全书珍本》，《准风月谈》页八六）。所以鲁迅的考证不是形式主义的，其周密细致，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三则表现在发现共同点，发现定型，例如论《品花宝鉴》：“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其说与明人之凡为‘世情书’者略同”；论《花月痕》：“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伎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说定式”；论《三侠五义》：“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论《彭公案》：“亦不外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只有这样才能居高临下，提纲挈领。同时也只有因为注意到共同点，才能发掘作品的独创性。鲁迅论《金瓶梅》的话是：“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时尚”正是共同点，所以不必深责，而用“峻急”的“苦言”反映“衰世”也就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尽其情伪”，却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所在，却是独创性所在。这就是公允的科学论断。

四则表现在鲁迅每用比较的方法，中外比较见出中国小说受印度的影响，古今比较见出《水浒》、《西游》的演进。以《汉记》上的“一尺布”歌谣同《汉书》上的比较，知道前者更近于本来面目（《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以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的洪迈《容斋随笔》和清刻本比较，就见出“清朝不唯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且介亭杂文》：《病后新谈之余》），所以鲁迅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而这也正是科学方法之一。

此外像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体现的文学发展规律性，对于体系与时代的兼顾，以及目录学的基础等，也都是科学性的表现。后来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的讲演里，提到“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又说“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就有冲突”。这是指人民文艺一定和反动统治有所斗争，在《漫兴》（《南腔北调集》）一文里指出“文学上，就分明的显出了麻醉和战斗的不同”，是更鲜明的阶级观点的科学分析。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一度创办《文艺研究》季刊，例言上说这是“专载关于文学、艺术的研究的文字”的刊物，“供已治文艺的读者的阅览，所以文字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久长，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选入”，又说它的倾向“在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鲁迅全集补遗》），因此也刊载和文艺有关的社会科学上的论文。鲁迅在其中曾发表过蒲力汉诺夫所作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的译文（《鲁迅全集补遗》）。可惜这刊物只出了一期，否则倘若时间及其他条件许可，鲁迅是更会提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性的文学史研究道路了。

十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之举例

文学史里是不是要引证作品呢？在目前的文学史著作中往往是举例不多的。可是如果不引证作品就不能给人感性的印象，如果感性的印象不充分，当然也就不能给人牢固的理性知识了。鲁迅在文学史的著作中却是有应有的举例的。

鲁迅先生在举例的时候，大抵是根据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举例一定要有代表性。像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西游记》就举了三例，一是杨二郎和孙悟空之战，这是代表《西游记》对已往的西游传说的继承性的加工处；二是盗芭蕉扇，这是代表《西游记》想像力的丰富处；三是孙悟空因为丢了棒，见玉帝时前倨后恭，这是代表《西游记》的讽刺和滑稽。这三个例的确能够说明《西游记》的主要特征了。

第二是，在引文中一定注意形象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注意到文学作品的特性，而把一些非文学成分或文艺性不够鲜明的东西略去。这在中国文学史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中国古典作品中，文学成分和非文学成分往往是相杂的。我们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在举《天问》为例的时候就选了“雄虺九首”和“蜂蚁微命力何固”的两段，在举《离骚》为例的时候就选了“驷玉虬以乘鹥兮”、“见有娀之佚女”一段，这都是屈原作品中最富有形象性和故事性的。又如《庄子》，鲁迅只选了“大泽焚而不能热”的至人、“泉涸相忘于江湖”、“南海之帝为倏”三节，《孟子》是只选了“齐人有一妻一妾”，而《论语》、《墨子》是并没举例的，可见鲁迅在去取之间有分寸在。

第三是，引证的多少是以原书的内容广狭为断的。所以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诗经》中的《颂》只选一篇，对大小《雅》各选一篇，但对《风》就选了三篇，这是因为《国风》反映的方面的确较多的缘故。

十一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列的参考书

文学史应否列参考书？现在的文学史著作有的就没列。可是就读者着想，当然应该列。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就是列的。

在列参考书的时候，鲁迅大抵是先列原始资料，例如《全汉诗》，《全秦文》，《乐府诗集》，《史记》，《汉书》之类，（他对于原始材料的重视，还可在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中见之。）次列近人有关的论述，例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铃木虎雄《支那文学之研究》之类。

在列近人的论述时，鲁迅也往往把质量并不太高的书列出，像谢无量的《楚词新论》就是。把纵然是在思想上的敌人的书也列出，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在这里，我们体会到鲁迅的虚心，同时也是尊重别人劳动的美德，只要有一点可取便决不抹杀，但更重要的恐怕鲁迅还是从实际出发，在没有更好的参考书之前，还是把通行易得的开列给读者的。

我们试一对照，就见出鲁迅的高明。因为，有人在著作时，由于不满意别人的著作或怕出毛病，便索性不列参考书，其实就读者的利益说来，这是不现实的。更有一种人，明明窃取了别人的劳动，便往往讳言所自，所以在参考书中特别加以省略；等而下之，也有口骂胡适，而仍抄胡适的；——于是更见出鲁迅的心胸伟大，对问题能保持冷静的分析了。

十二 鲁迅关于文学史的资料工作

由于鲁迅主张写文学史先要从长编入手，所以对于资料工作十分重视。也并且亲手整理了一部分材料。这也是鲁迅在文学史工作上花费了很大精力的所在，这同样值得我们珍视，并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方法。

先说范围。属于作品搜集的，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备校》（《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属于专集校订的，有《嵇康集》；属于参考资料的，有《小说旧闻钞》（鲁迅关于小说材料的收辑还不限于此书，例如《马上支日记》中关于《水浒》的两条即不见于此书）；不纯属于文学范围，但和文学有关的资料编校，有《谢承后汉书》（《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岭表录异》 ，《会稽郡故事杂集》等。

再看方法。第一，鲁迅最重视原始材料。所以他对唐人传奇，根据的便是《太平广记》，而反对那些“换头削足”的《说海》，《唐人说荟》等，他认为“虽短书俚说，一遭篡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唐宋传奇集》序例），他在一九二二年写有《破〈唐人说荟〉》一文（《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指出这书的七种毛病：删节，硬派，乱分，乱改句子，乱题撰人，妄造书名，时代错误。最后说，“为避免《说荟》之祸起见，我想出一部书来，就是《太平广记》”。原始材料的价值就是如此，鲁迅在这方面的重视就是如此。经过他整理后的唐宋传奇，就正如他自己所说“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了。他的《古小说钩沉》，也是通过艰辛的辑逸而恢复了原来的面目的，《唐宋传奇集》正接《古小说钩沉》，从六朝到唐宋的志怪、传奇，于是鲁迅给我们打下了一个研究工作上的坚实基础。

第二是，他在编校中往往厘清一些问题。例如他一生费力最勤的《嵇康集》，就把“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诗七首”确定为两件事，“六言诗十首”只是有目无诗，“代秋胡歌诗七首”才是下文的标题，而以前人对这是很混乱的；又“黄门郎的子期难养生论”，经过鲁迅校正，才知道原应作“芩门子期难养生论”，而原文中间插入的“芩难养生论”却是不应有的，这就让我们看到嵇康的原文全豹而不至割裂或误会了。

第三是，他很注重材料来源。他的《小说旧闻钞》都详列原书卷数，作者姓名，所以决不像蒋瑞藻那本《小说考证》那么马虎，让人难以凭信。

第四是，他对于材料决不是以收罗为限，而是有一些学术性的加工，或加说明的，所以这资料工作本身就也是一种科学工作。例如《小说旧闻钞》中对胡应麟谓施耐庵事见《西湖游览志余》，而实则原书只言罗贯中，《随园诗话》误曹寅为雪芹之父等，便都有订正，对王渔洋欲买蒲松龄稿及蒲松龄强执路人便说异闻事，也斥为无稽；而《唐宋传奇集》附有《稗边小缀》，那是兼有史的说明和美学上的论断的，《会稽郡故事杂集》则每书前都有提要式的说明；这便都是学术工作，有收集者的辛勤劳动在。

第五是，以资料与写成的文学史关系论，资料并非只是史的附庸，而是互为补充的，例如《古小说钩沉》就有十三种是《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没叙及的，《唐宋传奇集》也有七种是《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没叙及的。因此，当我们读《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些资料对看，才不致埋没作者苦心。

第六是，鲁迅就是在资料工作中也没忘了现实斗争，偶尔一二句出现，也还是一个思想战士的面貌。如《会稽郡故事杂集》中《会稽典录》朱朗条，对朱朗报仇报到子孙上去了，鲁迅即在注中提出异议，这是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唐宋传奇集序例》中说“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这就说明鲁迅对现实的斗争还是更关切的；而《稗边小缀》中对胡应麟鄙夷李娃，就加以批判，对《迷楼记》改口语俗字，就讽刺了一下“复古”，这都见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还是贯注在这资料工作中。

这些资料工作的意义远不止作为资料而止。《古小说钩沉》是为了叫人见出“洪笔晚起，此其权舆”（《鲁迅全集补遗》：《古小说钩沉序》），那就是叫人看到发展的意义，同时这些资料也叫人见出中世纪的迷信气氛以及《世说新语》的出现原有一些同类书作先河；《唐宋传奇集》不啻是用另一种形式所呈现的唐宋传奇史；《会稽郡故事杂集》则是在表彰一些独立独行之余，还唤起人一种爱乡土的情感；《小说旧闻钞》可说是对前人研究小说的成绩的检阅，也可以看出后人对小说的看法的逐渐进步；总之，大都是具有单纯资料之外的丰富的意义的。

十三 散见的鲁迅关于文学史的见解

就时间范围上说，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是只到西汉为止的断代史；就内容范围上说，《中国小说史略》只是小说方面的专史；所以鲁迅计划中的规模宏大的从长编入手的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机会完成。然而就是这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学史著作已经很可珍贵了。它的精义所在，已略如上述。现在再看看鲁迅其他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学史见解，除了上文已经涉及的以外，再作一补充。

由于鲁迅常常想到他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志愿，由于鲁迅对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之丰富和熟悉，他在一般文章中也常常说出一些有关文学史的见解。这些文章有绝大部分是产生在晚年，也就是产生在他已经接触了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以后，因而有的便显出更成熟的光芒；同时由于这些文字多半结合着现实斗争，因而也就更显出了学术工作和现实斗争关系的密切；但也因为和现实斗争相联系之故，其中有些论点是必须和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一同考察才能全面理解的。

如果依照中国文学史的结构，这些见解是可以如此整理的：

在关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有《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集外集拾遗》），有《从帮忙到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漫兴》，《文床秋梦》（《准风月谈》），在这里指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虽有帮闲帮忙之分，而帮闲也就是帮忙，到了末世，却连帮闲之才也没有了，便只剩下扯淡，然而文学上终有“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并且看“文学史，文坛是会有完整而干净的时候的”。这就不但说明了文学史上反映两种文化的斗争，而且也预言了胜利谁属，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信心和乐观精神。

在某些场合，鲁迅也曾指出了中国文学遗产中的若干缺点，并且态度是十分激烈的，例如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又说“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他并且认为自己“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是他的责任，然而这是他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而不得不如此的。所以他说：“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他后来说：“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这也确是中国的坏传统，然而他这是为了攻击当时的一种无聊小报（实际上是反动派的机关报），既造谣又标榜不攻讦个人或团体的鬼话而发的，这决不能和鲁迅对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好的传统的态度混同起来。

反之，鲁迅是这样肯定中国人民的历史的：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页一一三）

不用说，鲁迅也就当然肯定反映这种“光耀”和“脊梁”的文艺了。事实上鲁迅是特别爱中国文化遗产的，他甚而爱到这样的地步，说：“我亦非中庸者，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 ；他和郑振铎印《北平笺谱》时，曾说：“这种书籍，真非印行不可”，并说“可喜亦可哀” ，他还曾为了对古书的标点错误而愤慨过，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页一八二），这都可以看出他热爱遗产的心情。他在《野草》中有一篇叫《死后》的文字里写到他想像中的死，他说旧书铺的伙计还拿了一部明版《公羊传》来，“嘉靖黑口本”呢。他不是说过么，毁坏礼教的嵇康、阮籍，“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鲁迅在某一个时期的攻击古书，实际上还是为了在不同的条件下来保卫优秀遗产的。鲁迅在答复那时的施蛰存质问自己的矛盾时，就已经明确说出“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示》）了。

在关于文学的起源上，鲁迅在《门外文谈》有对于文艺起源于劳动的生动说明，有对于民间文学之“刚健清新”的估价，并指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这一规律。同时也指出士大夫夺取民间东西之后，“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的另一规律（《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在古代文学上，鲁迅很早就喜爱屈原，评价特高。认为“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说“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坟》：《摩罗诗力说》）。但鲁迅终于是一生爱好屈原的，许寿裳已经指出过了。

在关于汉代文学上，鲁迅特别为司马相如说了几句话。他说司马相如不肯去帮闲，“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在关于魏晋文学上，鲁迅有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是全面而深入的一篇文学史论文，指出了当时风格的演变，指出了孔融、阮籍、嵇康、陶渊明这些卓异的作家之真相，指出了他们在中世纪的压迫下的生活痛苦和反抗性，提供了文学史应该把作者和“环境、经历、著作”作有机联系的考察的典范。根据许寿裳的记载，鲁迅原有的一个“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中，第五篇即“酒、药、女、佛” ，而这正是那部文学史的一部分。所以这一论文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汉文学史纲要》的续篇，也可以看做是在《汉文学史纲要》写成后企图采取更提高一步的著作形式的尝试。此外，他在《题未定草》中，指出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指出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且介亭杂文二集》），又在《隐士》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指出陶渊明“也还略有些生财之道”，这都是可以补充这一文献的。而在《选本》一文（《集外集》页一四二）里，指出魏晋的四言诗实在是省去一字的五言诗，这也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的创见。

在关于唐代文学上，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页一六三）里，曾特别提出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中之抗争精神。

在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补充上，鲁迅有《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指出了六朝人小说的特点“所写的几乎全是人事”，唐代传奇都是把“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以见他（传奇作者）想像的才能”（《且介亭杂文二集》），这比《小说史略》说得更通俗而明确；又有《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坟》），似乎是《小说史略》的一篇通俗稿，也许他原先也有把《史略》改写成白话的意思的；在《论睁了眼看》一文里，对于明末反映婚姻问题缺陷的小说之走入“才子及第，奉旨成婚”，认为是取消了问题，以“才子能否中状元”代替了“婚姻制度的自由否”（《坟》页二一七），这就指出这类小说的一般妥协性。此外，他有《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华盖集续编》）和《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版本》（《二心集》）二文，是坚持倘认这书是宋本仍是可疑的。

至于散论各小说的文章，则在《游仙窟序言》（《集外集拾遗》页一九六至一九七）中提到这书的价值在见出当时风俗，当时语言，并且是开始用骈文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在《买〈小学大全〉记》（《且介亭杂文》页五四）中，说到《阅微草堂笔记》之攻击道学，是为了迎合乾隆，这比《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发掘的又深一层；在《上海所感》（《集外集拾遗》）一文中，指出了《西游记》所叙虽有邪正之分，“但总而言之，两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们人类，大可以不必怎样关心”，这就对《西游记》的缺点一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流氓的变迁》（《三闲集》）一文中，提到“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对于评论《水浒传》的限制性时也是有用的启发；在《叶紫作〈丰收〉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一文中，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他为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叙最详也最好的《儒林外史》再度表示了高度的估价；在《论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一文中，提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指出了“直写事实”就成为讽刺，这说明了现实主义和讽刺的联系；在《绛花洞主小引》（《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页二七六）中，提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因多所爱而苦恼，并说续作未必与原作出入太大，因为当时的思想“大约止能如此”，但是对宝玉出家后又拜父一点，“却令人觉得诧异”，这是指出了《红楼梦》的内容和限制的；在《〈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一文中，说“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这就比《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看法更深入了一步，并且对典型问题上提供了正确的理解，也对艺术创造的特点——艺术典型之广阔的意义有了具体的说明。

对明代的作家，他对袁中郎作了全面评价，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关心世道”的人，而“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论到张岱，就指出他也有“词严义正”的言论（《“题未定”草九》，《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二六一）；论到金圣叹，说他的哭庙被杀，并非真正反抗，说他的提倡小说，不过是拾袁宏道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并对他的“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认为这只是“一来，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就加以批判，这见之于《谈金圣叹》和《“论语一年”》二文（《南腔北调集》）；而对于明末小品文也有一般的分析，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但他认为终不如“《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这分别见于《南腔北调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机》和《花边文学》中的《读书忌》二文。

关于清代文学，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三闲集》）一文中说“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这段话可以发掘清代古文运动之社会意义的一面，以前人是未曾注意的；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说，如果把《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书“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这就提供了研究清代文学中之现实斗争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晚清文学，他曾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指出当时吸收科学和拒绝科学的两种社会情况；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南腔北调集》）里指出当时才子和流氓的洋场文学；这对于了解晚清文学的一部分背景时是大有帮助的。

在新文学运动史中，因为鲁迅是参加实际斗争并有着领导地位的关系，他在这方面尤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像他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对资产阶级“新月派”的论战，《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拆穿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谎言，但也指出他们的分化，说“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里（《二心集》），指出了帝国主义及走狗的反动文艺之无耻；而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则指出了“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文学脆弱，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里，则指出了需要坚定、持久、切实的斗争，并要求扩大战线，培养新的战士；在《中国无产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二心集》）中纪念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页”；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中，则以抒情的笔墨悼念了那几个无产阶级青年作家的被害。这些文件无疑都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是在编写新文学史时的基石，现在有些新文学史著作就已经这样做了。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出的是，第一，鲁迅是接触到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有丰富的东西可以吸取，而且这些散见的文学史见解有时比他的专书更显得成熟，更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原则；第二，鲁迅尊重过去，便更重视将来，所以他说：“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页十六至十七）；第三，鲁迅深知文化的继承性并确信无产阶级对文化遗产的真正重视和发扬，所以他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并说：“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这是科学性的预言，现在这预言已由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而证实了。

十四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表现之鲁迅精神面貌与独特性

鲁迅的文学史著作终有鲁迅的精神面貌和独特性，令人感觉出有鲁迅的生命在，其中不独体现了鲁迅的战斗，而且就是学术性的问题，也见出鲁迅本人的专长，并和鲁迅治学的经历有关，而决不是其他人所能措手的。

第一，鲁迅是曾经跟着章太炎研究过学问的，鲁迅虽然说章太炎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且介亭杂文末编》页八七），但是根据许寿裳的记载（《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有《从章先生学》一篇）和林辰的考证（《鲁迅事迹考》中有《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一篇），在学术上鲁迅还是很受了他的影响。章太炎擅长文字学并爱好魏晋文章，鲁迅在这方面便也特别表现出了学术上的渊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开首即“自文字至文章”一篇，中间从六书讲起，而论及中国文字之美，“李斯”一篇，就提到“斯于文字，则有殊勋”，“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篇，也提到司马相如在小学上的贡献，而《门外文谈》更是以巩固的文字学知识为基础的通俗论文，这都见出鲁迅在文字学上的根底。他并且有志于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两地书》页三二三），这也见出他对文字学的兴趣，而且也是专门的。关于魏晋，鲁迅是特别有研究的，这不只表现在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魏晋文学有全面的并深入的分析，而且表现在他对陶渊明有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对魏晋优秀文学传统的亲切感情，并吸取了魏晋文学中的卓越见解，流露在他的书中。他在讲到李斯的金石文字时就说：“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这就见出鲁迅时时有他不忘的汉晋在。魏晋六朝在文学批评上有一种很好的见解，那就是文笔的区别，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对文学与非文学是划出了一定的界限的，鲁迅一方面既在文学史中重视这一种见解，作了历史的叙述，同时也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他书中材料的取舍上。例如他在“老庄”一篇中，对《论语》《墨子》就认为“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词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于是只有简单交代，而对庄子则盛加称道，以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并且在以老庄文字为例时，也是特选其文学味最浓者；在“李斯”一篇中便说：“法家大抵少文采，唯李斯奏议，尚有华词”，于是对一般法家便略而不述，对李斯则特详；在“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篇中，即不着重司马相如在散文上的贡献，而详细介绍他的词赋；再看他在《读书杂谈》一篇演讲中，就说当时的青年“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而已集》），这都见出有文笔之辨在。在魏晋文人中，他特别喜爱嵇康，他不但曾多次校证嵇康的专集，他不但在怀念死去的战友柔石等时就想起了向秀所写的悼念嵇康的《怀旧赋》（《为了忘却的记念》），并且也把嵇康的见解应用到文学史里，例如他对把郑风当作淫逸的诗的人就说：“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世之欲指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文章”，既说“其理亦并通于文章”，可见鲁迅是把嵇康的学说当作通则来看了。这都见出鲁迅在学术上对魏晋的研究有功力，并有心得处。甚而就是鲁迅本人写的文言文，清峻雍容，疏宕齐整，也是很有魏晋析理文字风度的。

第二，鲁迅是有敏锐的眼光的，像他在杂文中所表现的对事物每有揭露底蕴、比常人深入一层的看法，在文学史上也是这样。像他对于晁错，鲁迅就能抉发晁错和贾谊的共同点，并指出在某些方面晁错还高出贾谊：

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又同被功臣贵幸所潜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晁错明申商。”唯谊尤有文采，而沈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论比矣。

唯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卒召变乱，斩于东市；又夙以刑名著称，遂复来“为人陗直刻深”之谤。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但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 ，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

这就是能透过表面现象，分析当时情势，而探求到一位作者真相的。此外，如论董仲舒：“经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猖狭之意尽矣”；如论司马迁：“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文句，发于情，肆于情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也……”；以及像《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提出的中国神鬼不别，为中国神话仅存零星之故，指出《山海经》为“古之巫书”；还有像鲁迅在杂文中指出的蔡邕真相，陶渊明整体，袁中郎的另一面等，都是创造性的见解，言人所未言的。陈源之流说他的小说史是抄日本人的，他曾说确曾参考过盐谷温氏的书，但他“都有独立的准备，证据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并说“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后来增田涉把《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文了，也就更揭穿了陈源的诬蔑（《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证明了鲁迅这部精心的著作不但是开山之作，也还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史著作中的丰碑。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常常着眼在大处；像他说，“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改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不通两种》，《伪自由书》页二四），这正是针对那些目光如豆的人而发，这也是他们的思想特色之一。

第三，鲁迅在文学史著作中仍然是一个思想战士，这包括三方面：一是他从斗争性看作家，这就是他所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页二一一），因而他喜爱嵇康，并发现了陶渊明的斗争的一面；二是他在文学史著作里也体现斗争，像《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就指出了统治阶级对文人的迫害和杰出文人的不妥协精神；《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又如说“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这就是对中国缺乏科学分析精神、中国思想界的妥协性的批判，并为中国人民需要从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作呼吁了，甚而鲁迅在文学史资料工作中，也还表现为人道主义争，为白话文争，那也同样表现作为战士的鲁迅是并不曾放弃任何阵地的。三是鲁迅也非常注意文学史上的斗争，例如选本，就是一种斗争，把不纯厚的也选成纯厚了（《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因而他认为“评选的本子，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集外集》：《选本》）。

第四，作为治学方法的特点看，发展观点和比较方法在鲁迅是应用得最多，并最有成绩的。而这种方法正是在鲁迅其他文字中也表现着的。

第五，在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有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所见不到的一面，那就是鲁迅治学的谦虚、谨慎的态度。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我们看他列的参考书时已经见出他的虚怀若谷。而《中国小说史略》成书后，对盐谷温的发现《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即备加推崇（见《题记》），对郑振铎的成绩也加以推荐（《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并且把不同于自己主张的断代说也认为“殆非肤泛之论”（见《题记》），这都是多么虚心。他的谨慎表现在不轻易采取异说，如《商颂·玄鸟》就仍列入商代，而不说是宋国人之作，如《老子》即仍列在庄子之前，而不采战国晚期之说；至于引文更一字不苟，加以校勘，采取前人论断，也总有分寸，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战士并作为科学工作者的鲁迅，在文学史著作中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就是如此。

十五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缺点

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工作条件的限制，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也还有未能尽美尽善的地方。

第一是，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缺少综合性的结论。从古代到西汉，中国文学的发展本来是可告一段落的，可是我们读了那十篇正文以后，总是觉得松散了些，似乎应该有一般总结或小结的文字。

第二是，在时代顺序上还有时为体系所拘，处理不见妥当。例如“今所见汉人小说”一篇，既已断定“现有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者”，那么为什么不还它本来的时代，而叙述于六朝志怪之前呢？至于《飞燕外传》，既“恐是唐宋人所为”；《杂事秘辛》既采沈德符之说，是明代杨慎的伪托；这就都应该还它本来的时代。

鲁迅能把题为唐曹邺撰而其实是宋代南渡前后之作的《梅妃传》归之于宋人传奇，这就是还它本来时代的很好的例子，可惜的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未能贯彻这个作法。另方面，也有应该提前叙述，而仅见于后文的，像先秦诸子中的故事，仅在叙《世说》时提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而前文却缺此，就是。

第三是，对作品的社会意义有时估计不足。例如对《世说新语》仅提到“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谬惑，亦资一笑”，这就未能概括其中深刻暴露现实的方面；对《三国演义》，仅仅提到它的“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溷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这就不能抉发《三国演义》的积极意义；对神魔小说仅仅提到“妖妄之说”，“三教之争”，而对《西游记》仅仅提到“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这也不能深入《西游记》的重要思想性所在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意义所在；对《红楼梦》只指出“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注重作者自白，并相信自传说，这也就不能挖掘《红楼梦》的深刻思想意义和广阔社会意义；其他如对《儿女英雄传》及《三侠五义》的出现只认为“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对《官场现形记》的流行只认为是“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这也在不同程度上未能充分说明这些文学现象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

第四是，有太略处，如讲唐代传奇而对《李娃传》、《柳毅传》、《霍小玉传》只寥寥数笔，还不如《秦梦记》、《三梦记》之详；讲明代话本，对《三言》既简略，对《今古奇观》亦少介绍和分析，这都是欠妥处。

第五是，书中还有些小的疏忽或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对无支祁的传说，认为是“仅出于李公佐假设之作”，这恐怕对于民间传说的性质是有些估计不足的；对所谓“高如李嵩辈传写”，理解为“宋末已有传写之书”，恐怕原来的“传写”是图画，而不是“书”；对《儒林外史》认为“全书无主干”，并认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我认为《儒林外史》还是有完整结构的，祭太伯祠就是故事的顶点；对《荡寇志》，仅认为“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而没加以批判，这是不够的；至于在材料上的限制，像“全相平话”五种只见其一，关于《三言》虽因盐谷温的发见有所提及而未作考索，这也是让读者不满足的；又有的问题是提出了，但还可以深入下去，贯彻下去，像神鬼不分之说，不但可说明古代神话保存不全的现象，也还可说明如《平妖传》之采取“相传旧话”，只是改用了姓名，所以这实在是中国民间传说的通则的，然而鲁迅却没把这通则多探索下去。

我们指出这些缺点，决不是为了贬低鲁迅文学史著作的价值，而只是想说明除了这些缺点（有的还不能算缺点，或者只是由于条件限制所造成的损失，或者仍是一个问题，也仍可继续探求）之外，优长反而是说不尽的而已。

十六 结束语

文化巨人的鲁迅不只是勇猛坚毅的战士，也是一个热爱文学遗产的文艺科学家。

尽管鲁迅的文学史著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尽管鲁迅的文学史著作还没有达到完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美学原则的地步，然而就他所遗留的一部分文学史著作论，已经解决了文学史方法论上的许多根本问题，已经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若干轮廓，已经树立了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范例，已经开辟了科学地处理中国文学史的道路。

鲁迅的文学史著作的特点是继承了中国优秀学术传统，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固有特点，点点滴滴都建筑在巩固的辛勤的科学劳动之上，并表现着鲁迅本人特有的透辟、敏锐的见解，谦虚、谨慎、认真的学者风度，以及对现实关切、对民族命运关切的作为一个伟大思想战士的精神面貌。

鲁迅文学史著作在探求作品或作家的社会意义时虽有不够深入的地方，然而在艺术的分析上是充实而突出的，在这里不但体现了鲁迅的美学敏感，高尚趣味，而且表现了鲁迅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捍卫，而在今天尤其是可以救庸俗社会学的肤浅和偏颇的。

作为文学史工作上的学徒的我，在重新探寻鲁迅的文艺科学道路时，深感到自己写作上的草率孤陋和肤浅，有“点”而无“线”，更谈不到“面”，就是“点”也缺乏巩固的基础和深入的钻研。缅怀大师，惭悚无地！

认真地发扬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精神实质，虚心地吸取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创造性的经验，这对于开展科学的中国文学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本文的发掘并不够，因为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给人应有的启发和值得学习的地方是远超过笔者现在的水平的。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九日写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