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年）起，中经康帝建元元年至二年，到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庾亮、庾翼试图收复中原和巴蜀的十年辛劳，结果是一事无成。本篇叙述他们尝试的经过，并分析他们无所成就的原因。
讲述本题，必须先交待咸和四年（329年）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以后的政局。
叛乱初平的时候，庾亮很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甚至要求“阖门投窜山海”，但经过外甥皇帝劝慰，他就出任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芜湖去了。他与江州温峤、荆州陶侃是沿江三个统帅，也都是平叛的重要人物。
这年四月，即叛乱过后才两个月，温峤去世，这是东晋的重大损失。这位温太真的公忠谋国精神，实在庾、陶两人之上。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在平叛时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这不是虚夸。不过，他举荐刘胤继任江州刺史，却是看错了人。此人在任不好好办事，只顾做生意捞钱。有人弹劾他，要求免他的官。十二月，与他有怨的后将军郭默就假造诏书，把他杀死。
王导拿这员勇将没有办法，五年正月，用和稀泥的办法，任他为江州刺史。陶侃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平叛后从江陵移此）得讯大怒，写信给王导说：“杀刺史就当刺史，那么杀宰相就给他做宰相吗？”王导只好承认这是无可奈何，暂时忍耐的缘故。陶侃立即出兵讨伐，庾亮也要求讨郭。两路兵到，郭默抵敌不过，部将就把他捆绑起来献到陶侃营里了。五月，江州事件结束，朝廷就让陶侃兼领江州。这是陶侃军功达到顶点的时候，共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几乎管辖了半个东晋。慕容廆希望与东晋合作讨石氏后赵，写信给陶侃而不给别人，就因为他是威名最高的人（参见第十二篇）。
从陶侃的事迹来看，他并不赞成北伐，原因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他的军队，长于水战，不善步战，与苏峻的军队就打得那么艰苦，再要同后赵打大仗，显然力所不及。这一点，陶侃心里当然明白。他镇守武昌时，有人主张应该分兵守北岸的邾城（今湖北黄州西北），他听而不答。此人说之再三，他就渡江打猎，指点形势，对将校们说：“我们靠长江天险御敌。邾城在北岸，形势孤立。在这里屯了兵，将士贪利，一定要去掳掠夷人，夷人不能忍受，一定会去引敌军来犯。这不是御敌之计，而是惹祸的根子。以前吴国用三万人守此城，现在即使有这么多的兵力，对江南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敌国有可乘的机会，也不会从这里发动进攻。”陶侃这番话至少说明：其一，他主张对北方后赵取守势；其二，后赵也没有可乘的机会（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陶侃只在后赵进犯时才作些必要的反击。咸和五年（330年），襄阳守将周抚受敌军恫吓弃城逃走。赵军渡汉水，毁襄阳城而去后，又留兵守樊城。不久，晋兵收复襄阳。七年，赵将郭敬又攻陷襄阳。这一次，陶侃反击了。他乘郭敬东进掳掠时，命儿子陶斌与桓宣乘虚袭樊城，击败郭敬回救之军，又另派一军攻拔新野。郭敬不敢再战，弃城而去，晋军又收复了襄阳。战后，陶侃留桓宣守襄阳。他守襄阳十余年，防守很有成效，时人以为仅次于祖逖。这次反击是成功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桓宣不是陶侃的老部下，他是在祖约参加叛乱时与他分手的，他所领的兵原来长于陆战，陶侃收复襄阳，主要是靠这一支兵。
我这样讲不是贬低陶侃，倒是肯定他知己知彼，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处。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去世。石勒、慕容廆已在上一年中去世；成主李雄也在陶侃死后不久去世。历史舞台上几乎是同时换上了一批新人物，这倒是不很多见的。
陶侃一死，庾亮继之执掌长江上游的军政大权，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
庾亮这个人缺点很突出。《晋书·本传》的“史臣曰”给了他八个字的评价：“智小谋大，才高识寡。”这评得一点不错。他掌权以后，大概把过去酿成苏、祖之祸的过失忘得一干二净，又把王导看作大奸臣，说他“欲愚其主”，并约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郗鉴，一同起兵废王导，遭郗鉴拒绝。参军孙盛也劝他不可如此，说王公决计没有这样的罪过，他方才打消念头。陶侃的儿子陶称是南蛮校尉，也是庾亮的属员。他知道这件事，就秘密通知王导，王导却写信给他说：“庾公是皇帝的舅父，要好好地服事他。”有人劝他要有戒心，他说：“我与元规休戚相同，决计没有这种事情。假使真有其事，元规若来，我便解职归私第，没有什么可怕！”这是咸康四年（338年）的事情。这次庾亮如果一意孤行，岂不又要引起一场祸事。
庾亮有志收复中原。这自然是好，但措施必须得力，如果贸然从事，反遭损失，那就不好了。对于时机，庾亮只看到石勒已死这一点上，却不顾虑后赵用兵常以石虎为元帅，而此人正是敌国的新君。他命毛宝、樊峻领兵一万，戍守邾城，这又正犯了陶侃早有预料的错误。他在调兵遣将时，忽然历数陶称的“前后罪恶”，把他斩首，分明是因为知道他泄了自己的“密”。这种做法，怎能使人信服。
咸康五年（339年）四月，他上疏声称：“胡强蜀弱，拟率十万大军移镇石城（今湖北钟祥），诸军布列江、沔（汉水），准备伐赵。”
朝廷大员对他的主张，除王导大约是不愿或不敢反对外，多数都表示反对，蔡谟讲得尤其透彻。他认为绝对不可以不计强弱而轻举妄动。他回顾过去，说祖逖与石勒对峙时，石氏只有河北之地，比之今日石虎的版图，不过四分之一。祖逖当时占不了便宜，如今庾亮怎么能够取胜。他的结论是：北人便于用马，南人便于用船，所以“胡若送死，则敌之有余；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成帝根据他们的意见，下诏不准移镇，庾亮只得服从。
几个月后，王导、郗鉴相继去世。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人，享年七十一岁。他死后，庾氏的权势更盛。庾亮的兄弟庾冰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加个“参”字，表示地位权力略低），代王导辅政。弟兄两人，一内一外，庾亮以为移镇石城再也不会遇到阻力了。不料晴天一个霹雳，邾城失守，他再也不敢重提旧议了。
陶侃的看法果然正确。石虎把邾城设防看作眼中钉，命夔安、石闵等率五万人攻扰边境，用二万人攻邾城。毛宝求救，庾亮以为城池险固，不急于发兵。咸康五年九月，邾城陷落，毛宝、樊峻突围出走，苦于前临大江，从城里杀出来，哪里去找船，结果都溺死在长江里。后赵攻扰北边的军队深入到石城，围攻了一阵，方才退走。
庾亮雄心受挫，自然郁郁不乐，到第二年（咸康六年，340年）正月便去世了，年五十二岁。兄弟庾翼继镇武昌，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庾翼字稚恭，其时年仅三十六岁。很多人怀疑他不能够胜任，但他管理军府的才干却很是见长，几年之后，公私都很充裕，人们对他大为赞赏。
庾翼有志灭胡平蜀，他对人才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他与桓温友善，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有英雄之才，请成帝不要把他当作寻常人物。后来桓温建立的功业，果然不是东晋多数军政领袖所能企及的。杜乂、殷浩才名极高，殷浩尤为特出，一般人都把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庾翼却说：“这等人应该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再考虑安排什么地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看法完全正确。殷浩所长不过两条：一是精读《周易》、《老子》，善于“玄言”，口头、笔谈都行，是个清谈能手；二是架子大，请他做官他不做，如此而已。慕容皝的使臣刘翔到了建康，根据目睹的情况，在宰相何充等的宴会上，把江南士大夫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他说：“四海板荡（以《诗经》的《板》、《荡》篇名喻国家大乱），已经超过三纪（十二年为一纪）……而诸君宴安江左，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如何能尊君济民呢？”不肯出山是“傲”，口谈玄言是“诞”，这“以傲诞为贤”五个字，正说中了时人拔高殷浩的不当。庾翼主张把这种人束之高阁，对得很，不过庾翼的言行似乎不完全一致，他仍想把殷浩召入幕府，但殷浩不肯从命。
咸康八年（342年），只有二十二岁的成帝病死。庾冰作主，立成帝的同母弟岳，是为康帝。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后赵汝南太守戴开率所部几千人向庾翼投降。同年七月，庾翼决心要发动北伐。从他上的奏疏来看，他选的时机其实并不恰当。
他说石虎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认为敌国有内部矛盾可以利用，但一个地方官带几千人来投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裂痕，并不能证明其内部有严重的问题。不过，他接下去所说，倒是在理，即担心后赵一旦并吞了辽东（当时石虎大事征发，准备攻燕、攻晋、攻凉），扫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南向，江南形势就有危险，所以必须趁早北伐。
这个决定，行险侥幸的味道太浓了。后赵前番攻燕，大败而归（338年事，见第十二篇），何以见得燕会亡呢？庾亮北伐之谋不能实现，数年之后，形势依然，有何把握呢？再说，如果详细了解敌情，可以知道石虎征发过度，百姓难以忍受，那么应该等待他们内部矛盾的发展，不宜急于行动。可庾翼不这样考虑问题，而是急于用兵，不是行险侥幸又是什么呢？
庾翼命桓宣为梁州刺史，向丹水方向进军；同时在所属江、荆、司、雍、梁、益六州境内征发奴、车、牛、驴、马。他本人想移镇襄阳，恐朝廷不准，只说移镇安陆（今属湖北）。九月下旬到了夏口，他再上表请移镇襄阳。他选择襄阳做经营中原的基地，并没有错。正如他在夏口上的表中所说，襄阳本来是荆州旧日重镇，西向关中，北进中原，都极方便。但他的军队不过四万，征派来的牛马，又都瘦弱不堪，加以冬季已近，汉水上流水量不足，水陆运输都很困难。北伐难以成功，其实是不待智者就可以明白的。
庾翼到了襄阳，大会僚佐，表示决心，以振作士气，朝廷也命庾冰进镇武昌，做他的后援。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打过一个极小的胜仗。一股五六百名骑兵从汉水北岸的樊城出来活动，庾翼派将军曹据出击，消灭了将近半数的敌兵，掳获了一百匹马，如此而已。他寄予厚望的桓宣，于建元二年（344年）在丹水被后赵李罴击败。庾翼恼恨，狠狠地贬了桓宣的官。桓宣年老经不起这番挫折，不久便死了。北伐至此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建元二年九月，康帝去世，年二十三岁。在此前后，庾氏兄弟的精力都集中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们主张立长君，即元帝的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宰相何充却主张立康帝的儿子聃。康帝赞成何充的主张，在去世前立聃做皇太子。他一死，何充就用遗旨立这个两岁的小孩子做了皇帝，是为穆帝。庾氏兄弟在这件事上吃了败仗，他们的权势就维持不了多久了。
同年十一月，庾冰去世。庾翼孤立，不能留在几千里外的襄阳，只得让司马毛穆之辅助儿子庾方之守襄阳，自己还镇夏口，修缮军器，积草囤粮，以作北伐的准备。
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庾翼在夏口去世，年四十一岁。他遗表让儿子庾爰之代理荆州刺史。但是朝中没有能够支持庾家的人了，何充说得好听：“荆楚，国之西门，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他提议用桓温做荆州刺史。何充并非出于公心，但说得也是，爰之、方之两个白面少年怎么能与桓温相提并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