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在帮助刘备拿下了成都以后，才在刘备下面获得了将军级的官职。以前，于取得荆州南部之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郎将”，地位在将军与校尉之间，而职务是专管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赋税与军粮。办公的地点是在衡阳，不在公安城。
刘备带了庞统、黄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后方事务，交给了赵云，叫诸葛亮留在江陵，辅佐关羽。张飞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当太守。刘备打不下雒县（广汉），调张飞、赵云与诸葛亮西上。这三位，分兵两路，席卷了川南、川北，与刘备在成都郊外会师（刘备在这个时候，已经打下了雒县）。
取得了成都，刘备给予诸葛亮以相同于关羽、张飞二人的赏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刘备而且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署左将军府事”，把所谓左将军府，亦即刘备自己的司令部交给诸葛亮代拆代行。
刘备离开成都，与曹军争汉中，其后去夷陵，替关羽向孙权报仇，都是叫诸葛亮留在成都当留守。
在这两次出征之间，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称帝，改元“章武”，叫诸葛亮作丞相。六月，张飞被部下杀害，遗留下的遥领司隶校尉的荣衔，也被刘备送给了诸葛亮。
刘备在七月沿江东下，于次年闰六月兵败回川驻在鱼复县白帝城，改称鱼复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并发症”，医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诸葛亮召来永安城，托孤给他，请他扶助阿斗刘禅继承帝位。
这时候，阿斗的年龄是虚岁十七岁。
刘备写了一封遗书给阿斗，叫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弗为”；又叫他勤读《汉书》与《礼记》；有了闲工夫，就不妨浏览诸子，尤其是《六韬》（兵书）与《商君书》。刘备听到说，诸葛亮曾经亲笔抄了申不害、韩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韬》，叫人带给阿斗去读，可惜这些手抄本都已经在中途被遗失了。刘备告诉阿斗，这些书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这一封刘备的遗书，里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话：“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换句话，仅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干高强，也不见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贤、是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向他的儿子阿斗坦白承认自己一生的作为，不配当儿子的模范。他写下这七个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与其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不仅要以诸葛亮为师，而且要以诸葛亮为父（刘永这时候，在刘备身边）。
刘备于临终断气以前，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刘备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是多余的；而且说得太不应该，叫诸葛亮如何吃得消？诸葛亮度量大，不计较刘备的这句话。换上一个人，例如司马懿，就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为你与你的儿子出死力呢？”
我认为，刘备的确于信任之中，带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仅托给诸葛亮一个人，同时也托给了李严。李严被刘备提升为尚书令兼都护军，镇守永安，“统内外军事”，分掉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大权。
刘禅在五月继位以后，改这一年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他对诸葛亮很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不久又叫他兼领益州牧，丞相的官职仍旧。一切大小的事务，都交给诸葛亮处理。
这时候，蜀汉对东吴的和解，尚未成熟，内部又有四个郡一齐叛乱。是哪四个郡呢？昆明与晋宁县一带的益州郡；云南省保山一带的永昌郡；西康与四川西南的越隽郡；贵州安顺一带的牂牁郡。
叛乱的首领，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闿。他把本郡的太守张裔捉住了，押解到东吴去，向孙权讨好。
雍闿叫他的一个在永昌郡的姓孟名获的徒众，用造谣的方法煽动各地的边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谣言的内容是：“官家要你们缴纳三百条黑狗，必须胸部及其以上完全乌黑。官家又要你们搜集‘螨脑’（玛瑙？），不能少于三斗。第三项的征收之物，是‘断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于三丈。”这“断木”是当地的土产，却没有长过两丈的。于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觉到缴不出这三项贡品，一定要被处罚，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许可以侥幸获胜。
诸葛亮处在这内忧外患之中，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他先把对东吴的外交办好。到了建兴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乱的四郡。他自己带了得力的部队，渡过泸水，把雍闿等人及其徒众打平，杀掉雍闿与越隽郡的夷王高定。孟获被诸葛亮捉了又被诸葛亮放走，最后终于又被捉住，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诚，不肯再走。《汉晋春秋》把孟获屡次战败而终于投诚的经过，扩充为十分热闹的“七纵七擒”的故事。
诸葛亮对孟获尽力安抚，同时也指点他、教导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传说，孟获其后在蜀汉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队，长于爬山，被诸葛亮编成了一支特技队伍，称为“飞军”。
南方的四个郡完全恢复了秩序以后，有人建议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亮不予接受。诸葛亮说：“留兵太多，就妨碍北伐的大计；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应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对本地人诚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后，“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乱过。
他本人在建兴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来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称为建宁郡。益州本是一个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个郡，益州之内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紧，也显出了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确是一位大才。
建兴四年，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而在实际上用全力作大举北伐的准备。他一共准备了十万人的军粮、军服与刀矛、盾牌、弓箭、箭头。在这一年，他也命令了驻防永安城的李严，移驻江州（重庆），叫李严在江州建筑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将领陈到，担任防守）。
建兴五年，北伐开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开往汉中，出发之时，他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表，不仅感动了“后主”刘禅，而且也感动了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很多的人，使得他们也成为忠臣义士。他劝后主亲君子、远小人，赏有功、罚有罪；尤其要把宫内的人员与丞相府中的人员一视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赏罚上有所异同。他保证宫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费祎、董允，与专管军政的一位将军向宠，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长史张裔与参军蒋琬，也是“忠良死节”之臣，建议后主对他们加以完全信任。他语重心长，不胜依依。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颇有计划的行动。他不仅策动了西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吏民，一致对他响应；而且在东边约好了已经降附了魏方的孟达，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为一个郡，实际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所合并。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达是扶风（郡）人，曾经在刘璋下面做官，奉刘璋之命，带了两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带领的两千兵，到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公安城，迎接刘备。刘备叫他留在荆州，当宜都郡太守，把他的两千兵与法正的两千兵，都拨给他指挥（法正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替刘备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刘备调他为房陵太守，拜为“副军将军”。
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叫孟达派兵来助攻。孟达借口山地的防守与安抚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实上抗命，以致关羽终于失败。
刘备很生孟达的气。孟达又和刘备的养子刘封处得不好。刘备下令，夺去孟达的“鼓吹”（军乐队），不让孟达享受当将军的荣典。孟达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有礼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为建武将军，封他为平阳亭侯，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郡太守。
孟达在曹丕下面虽然相当得意，却免不了内疚于心。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对他那样好；而且驻节在南阳郡宛县的司马懿又显然对他很不放心。这时候刘备已死，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以及同受托孤之任的李严，常常写信给他，畅叙旧情，好像是他并未曾投降了敌方。
李严在一封写给孟达的信里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爱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在他给孟达的信里，谈到李严，大加赞赏：“部分如流，趣舍罔滞，正方性也。”孔明是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严的字。李严所写的是：我和孔明的责任太大，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来陪陪我们。诸葛亮所写的是：李严有办理行政的天才，他处理公文，随到随办，很像川流不息，从来没有过积压公文的事。换句话说：倘若又有你来，像他这样的协助我，该有多好！
孟达终于抵挡不了诸葛亮与李严的“策反”，在暗中答应了叛魏归汉。
后主建兴五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竖起了反旗。他预料司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样，最快要在一个月以后（亦即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时），才能率领大军来讨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魏方的情报员需要走好几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从新城传到南阳郡宛县；司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这项消息派人从宛县送到洛阳京城，又从洛阳京城把讨伐的诏书圣旨带回宛县，然后司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后，又得走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县房陵（今天的湖北房县）。
孟达做梦也不曾想到司马懿有不必向洛阳请示，先干了再说的权力；更不曾料到司马懿早就断定了他孟达迟早会反，于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动。所以他宣布造反刚刚才有八天，司马懿已经率兵来到了房陵城下。
孟达死守新城郡的首县房陵，在城外筑了一道木栅，木栅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马懿围攻了十六天，用船渡过了城外的水，毁掉护城的木栅，使得孟达自己的外甥邓贤与爱将李辅，都失掉了信心，自动开了城门，放进司马懿的兵。
孟达成了俘虏，头被割下，送到洛阳，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诸葛亮和孙权都已经派了军队来支援。这些军队分别抵达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桥与木兰塞；却都被司马懿的兵挡住。
也许，孟达对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应该等待汉、吴两方的援兵来到了以后才动作。或是，等待诸葛亮于次年（建兴六年）春天在祁山大举，声势浩大之时，然后再动。
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把十万大军移到汉中，于建兴六年春天声东击西，以一部兵力交给赵云与邓芝守住陕西宝鸡东南四十里的箕谷，自己率领主力攻打（甘肃西和县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边的军事重镇，正如它在东边的“合肥新城”。位于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间的另一重镇是襄阳。
诸葛亮的部队，据陈寿说，是“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仅魏方的祁山守将张郃感觉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认为必须自己御驾亲征，从洛阳来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一时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后面的南安郡、天水郡与安定郡，这三郡的官吏与老百姓都一致响应了诸葛亮的北伐军，反魏归汉，换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县，叫做“豲道”，在今天甘肃陇西县的东北。天水郡的首县叫做冀县，在甘肃伏羌县之南。安定郡的首县，叫做临泾，在甘肃镇原县的南边五十华里。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两次祁山；演义过甚其辞，说他六出祁山）。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诸葛亮本可以获得全胜；可惜，前锋的司令官马谡，在（今天秦安县东北的）街亭镇败在张郃之手。
马谡战败的经过，依照《三国志·蜀书·王平传》，是这样的：马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以裨将军的身份，向他一连规劝了好几次，马谡固执己见，不肯采纳。结果，魏军来了，把马谡所指挥的部队一齐围困在山上。部队没有水喝，军心瓦解，小有挫败，便一哄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鸣鼓自持”。魏军以为马谡有埋伏，而不再恋战，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为基础，慢慢地招集了其他各单位的溃兵，整军而退。
马谡不听诸葛亮将令，失守街亭。诸葛亮虽惜其才，但以军法无私，挥泪斩首，并上表自贬。（图选自清《三国演义版刻图录》）
诸葛亮这时候驻节在距离街亭不远的戎丘，接到马谡战败的消息，很担心魏军会倾巢而来追击，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华里）西县城内的人民一千多家，连同他们的粮食都一齐搬走，搬去汉中。
诸葛亮的这一项撤走西县人民与粮食的措施，拿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坚壁清野”；用古代的话来说，是“空城计”。
空城计，不能像演义与京剧所描写的那个以统帅本人的生命为赌注的儿戏行为：开了城门，坐在城楼之上弹琴，邀请对方的大将司马懿进城来共享羊羔美酒。
事实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对方的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诸葛亮一生谨慎，做不出这种只有扑克牌老手才敢于施演的bluffing。
京剧的题材，几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国演义》。《失街亭》与《空城计》是其中很受观众欢迎的两出。另一出是《斩马谡》，合起来，成为一套“三部曲”，叫做“失空斩”。
马谡究竟有没有被诸葛亮斩了呢？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的京剧爱好者看来，是不必深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戏词儿好，唱得好，做工好，马谡在事实上是否为诸葛亮所斩，没有多大关系。推而广之，我们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视“细节”。反正马谡早就死了，至于他怎样死的，有什么关系呢？学历史的人，为了忠于所学，却不敢不认真，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时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学历史的人。
马谡有没有被斩，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个例子。陈寿自己，先后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
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以与第一种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了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不过，第三种说法也可以与第一第二两种相抵牾：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隐姓埋名，远走他方，不曾被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面，保存了马谡在“临终”之时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这一封马谡的遗书，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它不能证明马谡是被斩而死，还是因病而死。
进一步说，习凿齿倘若能把《襄阳记》里的“临终”两个字，换上“临刑”两个字，这问题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习凿齿在字里行间，似乎是说，马谡确是被斩的，不是病死的：“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马谡被斩的另一个旁证，是：诸葛亮确是杀了另外两个将军，一个姓张名休，一个姓李名盛。
尽管如此，这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陈寿要在《马良传》里，说马谡“下狱物故”呢？
我只有转请当代的几位三国专家，以及未来的后起之秀，用将来可能发现的新史料来结束这一桩公案了（我乘此机会，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谢意。胡先生博闻强记，谈笑风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马谡是否被斩或逃亡了的问题）。
街亭之战，暴露了马谡的无能，证明了马谡确如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它也给了裨将军王平以施展大将之才的机会，虽则是出身行伍，所认识的字不到十个。诸葛亮升他为“讨寇将军”，请后主封他为亭侯。诸葛亮与魏延死后，王平主持汉中的防务，官职晋升到“镇北大将军”。
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责任，由自己担当，向后主请求处分。这败仗虽则是马谡打的，然而重用马谡的是谁？是他自己。
后主接受诸葛亮的请求，将诸葛亮的官阶降了三级，改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但是，“所统如前”，所主管的各种事务，仍旧和以前一样。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诸葛亮降级不到一年，就由于在建兴七年攻取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而官复原职。
这攻取两个郡的一役，已经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兴六年春天祁山与箕谷之役，包括马谡街亭之败。第二次，是建兴六年魏军郝昭坚守陈仓之役）。
倘若诸葛亮不在建兴六年的冬天才发动陈仓之役，而提早几个月，在建兴六年的秋天，也许要好些。因为，孙权叫他的鄱阳郡太守周鲂骗曹休，向曹休诈降，诱他带兵来鄱阳迎接，进行得相当顺利。曹休在当时是魏方的扬州牧，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十万之兵来攻打吴国，作为周鲂的接应。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陆逊，吃了陆逊的一场大亏（孙权自己也带了大军，开到皖口，作为陆逊的“后劲”。皖口在安庆之西十五华里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倘若孙权与周鲂，能够延迟几个月骗曹休南下，对诸葛亮的陈仓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话说回来，一则是骗曹休的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方面选定日期的；二则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没有电报或长途电话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送信，最快的也依然不过是骑马而已。马怎么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国藩与部下通信，或对朝廷送报告，喜欢在文件或信封上写“八百里”三个字，算是命令驿递人员用最快的方式传递。事实上，驿递人员并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汉、吴双方，虽则每想同时采取攻势，而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于事发以后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
建兴七年，诸葛亮在春天便对武都郡与阴平郡动手。就时间上来说，那是紧接着陈仓之役的一番举动，帮他执行这“二郡之役”的，是将军陈式。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没有，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创设出这个雍州来，以便治理，同时防备“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
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统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氐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也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雍州刺史”郭淮，知道了陈式带兵前来，也就“点齐人马”，准备迎敌。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诸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成县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个郡，也不是一个县，而只是一向用来作屯驻兵士的大堡垒。
郭淮不敢与诸葛亮较量，就退了兵，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这是诸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
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诸葛亮传》不曾记载任何事迹。这是陈寿的疏忽之处，叫我们读《诸葛亮传》的人，以为诸葛亮在这一年大睡其觉，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阴平两个郡。
事实上，魏方采取了空前的大攻势：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个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诸葛亮也一直在对魏方的行动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静的等待，不曾轻举妄动）。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走斜谷。第二路，由张郃率领，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司马懿所驻扎的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
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一是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淮；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著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延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延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诸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郃、郭淮、费曜。
发动攻势的，是诸葛亮，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之手）。司马懿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十分兴奋，便留下王平续攻祁山，自己带了主力，到上邽来向司马懿迎战。
司马懿慌忙留下费曜与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说是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迎头痛击。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走。
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与费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触，便把他们解决。解决了以后，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东边走，对司马懿的主力追击。
司马懿和他的兵，虽则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司马懿并不转过头来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在山上扎营。
这时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马懿军中作为“监军”的贾诩，实在看不过去，就忍不住，责备司马懿，说：“你怕蜀国的兵，像怕老虎一样。天下的人都会笑你，你怎么办？”
司马懿这才有点儿觉得难为情。同时，张郃等人也纷纷请求出战，与“蜀兵”一决雌雄。司马懿于是勉强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战。
五月辛巳日这一天，双方的主力死拼，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诸葛亮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别由魏延、高翔、吴班三个人统率，把魏军打得隔成几片，一一包围、歼灭。
恶战了整整一天后，司马懿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只剩下他本人与几位亲信落荒而走。诸葛亮所获得的战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角弩，与三千颗魏军军官的头。
双方参加作战的兵力，似乎均在五万人以上。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这一次，他留了两万人在汉中，交给李严坐镇，可能也分拨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几个其他的战略要地。带到上邽来的，应该有六七万人，或是更多。
司马懿带了多少兵来，待考。总不会少过诸葛亮的部队。魏国的领土大，人民多，兵员与粮食都是一向不成什么问题的。诸葛亮竟然能于万分困难之中，能采取攻势的主动，而且打胜，真值得我们佩服。
上邽之役以后，双方有一个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触。汉方的汉中留守兼代拆代行丞相事务的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由于大雨阻塞了道路，军粮恐怕不能继续向前方运到，叫诸葛亮撤退。诸葛亮于是就在六月间撤退。司马懿派张郃追击，追到“木门”，遇到诸葛亮的伏兵，死于乱箭之下。
诸葛亮回到汉中以后，才知道虽然有过大雨，而军粮的运输并没有李严所说的那么严重。这一位李严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诸葛亮撤退，却在诸葛亮回师的消息到达汉中之时，故作惊讶之状，说：“粮食很充足，丞相怎么撤退了呢？”李严随即（一）想杀掉军粮的督运官岑述，以推诿自己不热心运粮的责任；（二）报告后主，说诸葛亮并非真正撤退，而是“伪退”，以“诱贼与战”。李严这一着很阴险。这是把撤退的事说成诸葛亮主动，不是他李严主动，而且把“诱敌”未成的责任，也加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把李严前后写给自己的书信与公文，汇集起来，叫李严自己下一个结论，李严承认自己前后矛盾，甘愿受罚。诸葛亮上表给后主，把李严的本兼各职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严以平民的身份，从汉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严的儿子李丰，被诸葛亮从江州都督的职位上，调到丞相府，当“中郎将”军阶的参军。诸葛亮勉励李丰，说：“我和你的父亲，本是同心合力，为兴复汉室而共事的，我没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途发生变化，倘若你的父亲知过能改，回心转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推心从事’，那么，‘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你的父亲仍有可以替国家出力的机会）。”
从这一件处理李严犯罪的方式上，我们可以认识诸葛亮的为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后来，诸葛亮去世，李严在梓潼听到消息，非常伤感。他知道，诸葛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宽恕他的过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绝了望，不久便发病而死。
《资治通鉴》在叙述他的这一段经过之时，称他为“李平”。这是因为他本来虽叫李严，其后自己改名为李平（《资治通鉴》也称大将王平为何平。那是因为，王平曾经一度做何家的养子；他曾经在张鲁降魏前后，也降了魏，那时候还是叫做何平。到了刘备拿下汉中之时，王平归附了刘备，复姓原来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复了姓，仍旧称他为何平。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根据的关于王平的资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写）。
诸葛亮的兵多（十万人左右），每个月所需要的军粮自然也多，当时的汉中与四川虽则出产粮食，却很不容易运到秦岭之北。诸葛亮在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够获胜，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种神秘的，甚至是能够自动的运输工具。实际上，它也依然是要靠人力来推动，不过是由于构造得巧，可能外形像一条牛，或载重的能力像一条牛而已。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躬耕过（隆中在今天襄阳县之西），那时候南阳可能已经有了我在民国初年所见到的一种叫做“土牛”的车子。也许，当时还不曾有“土牛”，是诸葛亮先发明了“木牛”，其后才慢慢地传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个可能与“木牛”有关系的东西，是今天成都一带都有的“鸡公车”。鸡公车，头小身大，像一只“鸡公”（公鸡），它也是车轮小，与“土牛”相同，推起来十分省力。两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车轮在前，而车身是一块长方形斜板（前窄后宽）；鸡公车是小车轮在车身之中，车身也是前窄后宽（这两种车子都比江苏各地所能见到的大车子省力。大车子是有一个很大的轮子在车的中央，直径几乎有三尺左右，推起来十分费力，虽则车轮的两旁每一边可以坐一个人或两个小孩，或载一头肥猪）。
到了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进行第六次战役，武功之役之时，由于已经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马”。
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后，休养兵士三个年头，才在建兴十二年作最后一次的进攻，亦即“武功之役”。
这一次，诸葛亮所用的运粮工具，是一种快船，叫做“流马”，“流在水中的马”。船身长而且窄，因此减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诸葛亮在春天行动，带军队从斜谷的一条路出来，很顺利地到达今日郿县西南的汉朝武功县五丈原。司马懿驻扎在附近，对诸葛亮部队严密监视，却不敢走出壁垒来交锋。
就这样，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没有什么“行动”。传说：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装饰品给司马懿，司马懿气得想下令出击。魏明帝特别派了一位老臣辛毗，来营中制止司马懿，不许他与诸葛亮部队对阵厮杀。这个传说很没有根据。诸葛亮不是一位肯用这种无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权司马懿作统帅，也绝不会特别派一个人来，不许这位统帅作战。事实是，诸葛亮确曾屡次向司马懿挑战，而司马懿始终忍耐，不肯应战，只是用“守”的方法，等候诸葛亮粮尽退兵。
诸葛亮这一次却并没有“粮尽”的问题。他已经下了决心，对司马懿持久作战。他在五丈原一带实行“屯田”，叫兵士种田，生产粮食。
诸葛亮的部队纪律极好。他们夹在本地农民中间，相安无事。
可惜，他本人太劳苦了，“事必躬亲”，而肠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来越重，挨到八月间，便不幸去世。
诸葛亮死得太早，虚岁只有五十四岁。他不负刘备对他的知遇，实践了自己对刘备所许下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左右，杨仪、费祎二人，决定了把他去世的消息保守秘密，先把大军撤回汉中，然后才宣布这个消息。
杨仪是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职位相当于秘书长；费祎是“丞相司马”，地位相当于参谋长或参谋处长。
杨、费二人之所以要作如此的决定，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仗，而又怕魏延虽则会打，却未必能胜得了司马懿。除此以外，他们在感情上与魏延也颇有隔阂，就杨仪而论，那就不仅是隔阂，简直是“积不相能”、“势如水火”。杨仪甚至于不愿意魏延有机会主持作战而战胜，成为诸葛亮的继承人，作蜀汉的统帅与丞相。
费祎到魏延的营中，把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诉魏延，说诸葛亮留下遗嘱，叫大家撤退回汉中，并且叫魏延担任“断后”的任务。
魏延不赞成撤退。魏延说：“国家的大计方针，不可能因某一人的死亡而变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营的官吏送回汉中或四川。军队应该留驻在五丈原，屯田、作战。我本人相信有能力打司马懿。”
他质问费祎：“是谁派我替杨仪这种人断后？是丞相本人么？”
他随即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与分布军队的方案，说给费祎听，叫费祎回丞相行营，以丞相司马的身份，发布命令。费祎答应了他。
费祎回到行营以后，把魏延的吩咐丢在脑后，仍旧与杨仪合作，完全按照杨仪的意思办：大军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断后。
魏延不理费祎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杨仪与费祎造反。
杨仪与费祎也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魏延造反。
地位仅次于魏延的大将王平，站在杨仪与费祎的一边。于是，魏延失败，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军队，走到汉中，被一个姓马名岱的杀了。后主依照杨仪与费祎的请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谋反大逆之罪，不仅杀了魏延的妻子儿女，也屠灭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极其冤枉。他倘若真想谋反，为什么不带了他所指挥的先锋部队，去司马懿的营垒中投降？却反而只带了少数人，来到汉中？他分明是想经由汉中，回成都，向后主当面报告，陈述他自己的继续作战的主张。他不像是“烧绝栈道”，用武力阻挠过大军南下，如杨仪、费祎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