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长平之战取胜几个月之后，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国一位新的王族成员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出生在邯郸城中为质于赵的秦昭王之孙异人的居宅。
因为母亲是赵国之女，又出生于正月，于是又姓赵氏，名为政。
长平之战后，异人在阳翟巨商吕不韦帮助下回到秦国，衣楚服而拜见原为楚女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分外高兴，让异人改名为“楚”，又名“子楚”。
嬴政和他的母亲后来也辗转回到咸阳。
从嬴政复杂的身世渊源看，与赵国和楚国各有近缘。这可能也是在统一战争中，他曾经在秦军占领赵国和楚国的中心地区之后就立即亲临其地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在他执政的第五十六年逝世。他的儿子嬴柱继立，是为秦孝文王，时年五十三岁。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被立为太子。
秦孝文王在位仅仅数月就死去，时年三十二岁的子楚继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即位的第二年，吕不韦以“定国立君”之功，被封为文信侯，任为丞相，食邑之富足，超过了秦国历史上以往的贵族。
秦庄襄王在他继位后的第三年去世，太子嬴政立，年十三岁，时在公元前246年。
关于秦庄襄王的儿子嬴政的神秘身世，历来议论最多。
公元前3世纪后期，秦国终于用武力平定了天下。
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如果说秦完成统一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出大戏，吕不韦就是这出戏中的一个主角。李商隐《井泥四十韵》中的诗句：“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就强调了这一事实。吕不韦的生涯富于戏剧性波澜。他曾经极尽显贵，最终又归于悲剧结局。历代史家有不少人喜欢特意渲染其奇诡经历，或者以政治道德油彩重加涂抹，使其文化形象大失其真。
吕不韦出身阳翟富商，据说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然而他和一般的商人不同，能够凭借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出资支持这位当时身份地位并不高的“秦诸庶孽孙”取得王位继承权。
吕不韦不惜“破家”以“钓奇”的政治策划后来终于成功。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封侯拜相，食洛阳十万户。他的政治投资果然获得了回报。
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还亲自率领秦军灭东周，扫荡了周王室的残余，真正结束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时代。同年，秦军伐韩，取得成皋和荥阳，置三川郡。次年，秦军强攻魏、赵，得赵地三十七城。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秦军又攻韩、赵，置太原郡，并瓦解了进逼函谷关的五国联军。
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做了相国，号称“仲父”，成了实际上的执政者。
在秦王政幼弱，由吕不韦把握军政大权的数年之间，秦军顺利进取韩、赵、魏等国地方，又击破五国联军，逼迫楚国迁都。如果以太行山、白河、汉江下游一线贯通南北，这条线以西的辽阔地域，都已经成为秦国的疆土。应当看到，当时这一界线虽然大体两分天下，而西部地区却实际已经占据了能够控制并进取东部地区的优势。后来刘邦战胜项羽，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都同样是据这一界线以西地方，举军东进，取得成功的。
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前后共十二年。这段时间，正好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阶段。
在吕不韦时代，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优于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吕不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秦国用客可以专信，比如商鞅、楼缓、张仪、魏冉、蔡泽、吕不韦、李斯等，照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一书中的说法，“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在这些出身他国的政治家当中，吕不韦可以和商鞅并居前列。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
吕不韦以富商身份参政，并取得惊人的成功，就仕进程序来说，也独辟蹊径。吕不韦的出身，自然也是他身后招致毁谤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由商从政的道路，虽然后来履行者并不很多，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风貌的影响，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
吕不韦的历史形象，是有桃色污点的。
传说他和秦始皇的母亲有秘密的情爱关系。后来还曾经引荐了一位有特殊性能力的嫪毐入宫，以满足太后的需要。
吕不韦的情感经历污染宫闱，又有嫪毐秽事，都见于司马迁的记载，所根据的，应当是秦国史《秦纪》，大约是比较可靠的。不过我们通过《战国策·秦策》宣太后言及性事时毫不避忌，可以知道这本来就是秦人的风俗特征，也反映了秦人记史的传统。秦重女权。秦国政治史上曾经屡次发生太后专权，把握朝政的情形。这种政治异常往往又与道德异常相伴随，即太后专权时每有后宫秽行的传闻。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许不应当由吕不韦等个人承担主要责任。
实际上掌握着秦国军政大权的吕不韦据说与太后关系暧昧，在传统史家笔下其政治形象于是蒙上了深重的阴影。不过，我们今天回顾这一现象，倒是应当用较为冷静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更看重他的政治实践和文化倾向的历史效应。
吕不韦事迹中最为世俗之人所瞩目的，是关于秦始皇血统的传说。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始皇的生母，吕不韦心爱的女人赵姬是已经先自有孕，而后才归于子楚的。然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明代已经有学者指出是战国时期的“好事者”的捏造。梁玉绳《史记志疑》据司马迁说赵姬“至大期时”，生下了儿子政，以为本来已经排除了嫌疑，澄清了疑点，人们实在不应当误读《史记》。究竟什么是“大期”呢？这里所说的“大期”，有十月和十二月两种解说，但是无疑不能理解为不足月。
自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也就是如王世贞《读书后》中所推想的，吕不韦的门客借此传说，又大加渲染，以丑化秦始皇，而六国亡国之人又进一步夸大传播其事，是想让天下之人都知道，在六国灭亡之前，秦国已经先自亡国了。
而后世文人热心炒作这一传闻，以艳市俗，则是出于另外的目的。中国人长期有异常关心他人私生活的习惯，市井中人特别喜好议论男男女女之间的是是非非。于是后来多有人以轻薄之心议论嬴政的身世，甚至有称他为“吕政”的。
实际上，秦始皇私生之说即使属实，这种男女私秘，知情者也只有吕不韦、赵姬和子楚，而他们都是绝无可能把这既是个人隐私，又是政治机密的内情宣露于外的。以严肃的眼光看历史，秦始皇就是秦始皇，嬴政也罢，赵政也罢，吕政也罢，都不应当影响我们对于他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