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西汉政府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征发兵役和徭役有所自制，又曾经多次对农民减免田租。

汉文帝时代，曾经多次下诏劝课农桑，还在农村乡里设“力田”之职。“力田”作为最基层的农官，经常和“三老”、“孝悌”同样得到政府的赏赐。

西汉王朝以这样的方式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汉文帝时代，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经两次宣布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还宣布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税一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文帝时代，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少到四十钱。

汉初统治者一改秦时徭役繁重之苛政，注意以“省徭役，以宽民力”作为执政原则。比如，都城长安修筑城墙这样重要的工程，直至汉惠帝时才开始经营。

《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春正月，修造长安城墙；三年（公元前192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同年六月，又调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公元前190年）春正月，再次调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承担长安筑城的劳役，三十日解除。

这就是说，修筑长安城墙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调用民力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劳役人员来自长安六百里内，人数最多十四万六千人，工期也以三十日为限。

汉文帝时，徭役征发制度又有新的变革，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即正式成为征发徭役对象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傅籍，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是二十三岁。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诏令诸侯王丧葬，包括开掘墓圹、修治墓冢及送葬等事，征用民役不得超过三百人。

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贾谊曾经向汉文帝提出重视发展农耕的建议。他说，驱使民众归于农耕，就意味着让社会生产的主力用于培植国家经济的根本。如此，则可以使天下百姓各食其力。贾谊以为，这样的话，就“可以为富安天下”。

这位有识见的思想家“为富安天下”即通过发展经济以保障安定的政治设计，在文景时代基本上实现了。

当时，一系列合理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战乱之后农人回归于农耕生产实践。汉初功臣封侯，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诸侯实力较大的，不过万家，小者则只有五六百户。可是，到了文景时代，流民逐渐返回故土，户口也逐渐有所繁息，列侯实力较大的，可以拥有三四万户，小国与先前比较，也往往户口倍增，经济富足的程度，也大致如此。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蕃息，是社会生产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实现正常化的反映。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

荀悦《前汉纪·文帝二年》引述了晁错这样的话：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直接劳作者不过二人，其能够耕作的田地不过百亩，百亩农田收益的谷物，不过三百石。有的学者据此推断，当时农业生产恢复并且得到发展，粮食亩产已经赶上并略超过战国后期的水平了。有的学者估计，当时亩产量折合现今计量单位，达到每亩产粟二百八十斤以上。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关于当时经济形势的记述，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充沛和民间经济生活的富足：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于汉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没有经历严重的政治动乱，又没有遭遇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间家给户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都得以充实，而朝廷的财政也历年有所盈余。京师的钱财累积至于千百万，以致钱贯朽坏而没有办法清理点校。国家粮仓太仓的存粮年年堆积，陈陈相因，至于满溢而堆积于露天，导致腐败而不可食用。民间大小民户都风行养马，阡陌之间驰游成群。人们竞相逞示富足，骑乘母马的人，甚至没有资格参与乡间聚会。

农耕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楚汉战争前后，有一石米价格值万钱的记载。而汉文帝时，谷价仅一石数十钱。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的说法，当时粮价甚至有曾经达到每石粟仅仅十余钱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