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示历代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排行榜，诸葛亮必定可以位居前列。

杜甫有“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诗句，说明这位一代名相在世人心中，很早就具有了至上的地位。

诸葛亮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中少有的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政治风格的人们所共同称道而享有美誉的政治家。在民间，他又成为智慧的象征。

诸葛亮行政的特色，据说可以成为从政者的典范。宋人胡曾说他“勤劳躬亲”，“俭约节适”。清人李光地说他“立法甚严，自律极谨”，甚至赞美他“八面打开，光明洞达，无一点黑暗处可以起人疑惑”。假若果真如此，在千古从政者中，自然是凤毛麟角了。

诸葛亮自陈心志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更成为一种献身精神的典范。

所谓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也被看作民族和合的榜样。民间有关诸葛亮南征抽刀刺山的传说，有关诸葛井、诸葛灯、诸葛铜鼓的传说，许多地方流行的所谓诸葛亮“兵书匣”的传说等，已经使诸葛亮实际上成为神话人物。

鲁迅曾经说“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指出了在文学形式中，由羽扇纶巾所装点的诸葛亮一向沉着持重，从容稳健，莫测高深的形象，被涂抹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一般人以为诸葛亮长于政治智慧，最重要的例证，是史称“隆中对”的战略规划。然而，事实上在诸葛亮提出这一设想之前，鲁肃已经向孙权提出过类似的意见。在赤壁战后，周瑜也曾经有类同诸葛亮占据益州的图谋，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以荆、益两路威逼北方的计划，可惜英年早逝，也演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就战略规划而言，诸葛亮与鲁肃的计谋有更为长远的考虑。而诸葛亮设计的前一阶段由于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于是获得了历代史家的喝彩。不过，因为关羽之死与夷陵之败，导致诸葛亮看起来相当完善的战略设想的后一步骤无法实现。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随后大军败绩，诸葛亮感叹道：如果法正在，则能劝阻主上，令不东行；即便东行，也必然不会遭遇如此危局。似乎虽然“群臣多谏”，其中却是不包括诸葛亮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曾经分析说，诸葛亮的本意，是不赞同汉主伐吴的，然而并未劝阻的原因，一是以刘备盛怒而不可阻止，二是估计蜀军占据“上流”的地理优势，应当能够获胜。对于这次出兵，赵云曾经发表“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的异议，体现了一种比较清醒的政治意识。不过，这种反对意见微弱无力，未能扭转政治定局。

也有一些分析家认为诸葛亮曾经谏止伐吴，只不过谏之不听，没有形成足以动摇刘备决心的影响罢了。然而这样的说法似出于回护诸葛亮至明至智的政治声誉之心，以想象推测成分过多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从关羽之死，到刘备之败，历时两年半之久，东征之事，从战略策划到军事集结，从常理来说，也有足够的时间听取已经成为丞相的诸葛亮的意见。诸葛亮没有明确提出并大胆坚持反对意见，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宋人秦观评论诸葛亮对夷陵之战应当承担的责任时，曾经断言：以此论之，诸葛亮的才识显然不足以取天下而兴礼乐。而司马懿评价诸葛亮，早有“亮虑多决少”之说。袁准所谓“其于应变，则非所长”，陈寿所谓“应变战略，非其所长”等，也是对诸葛亮战略思想评价不高的议论。

虽然夷陵战前刘备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夷陵战后又有白帝城托孤的著名故事，但是对于诸葛亮在当时的实际地位和真正作用，不可以估计过高。

刘备托孤，“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明人章懋以为是对诸葛亮的一种试探，“夫昭烈之为是言，是疑孔明也”，“吾读陈寿书至此，未尝不深为孔明惧也”。他又感叹，没有想到所谓“鱼水君臣”，仍然“以智术相御”至于如此程度。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诸葛武侯无成论》也以为：“斯言也，昭烈之疑忌尽见，生平深险毕露。”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于刘备心理，又有可能疑心诸葛亮和孙吴交往过深，同时疑心诸葛亮和诸葛瑾有所合谋的分析，揭露了夷陵之战前后诸葛亮微妙态度之后的微妙背景，值得人们深思。

我们在讨论诸葛亮顶上何以形成辉煌的光环时，还有必要认识与此相关的“鱼水君臣”神话的生成和影响。

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所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之说，后世传为君臣关系至契的佳话。

武则天诗作中所谓“君臣德合，鱼水斯同”，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李白诗有“刘葛鱼水本无二”句，又如他的“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以及李中“鱼水从相得，山河遂有归”，岑参“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皮日休“下以契鱼水，上以合风云”，权德舆“云龙谐理代，鱼水见深恩”等等，都在“鱼水”二字中暗含某种个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鱼水君臣”幻想，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形象得以神化，有历代文士借以寄托功名抱负，透露政治期望的因素，也是我们应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