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威望”，启航——淹留马耳他——无法在喀土穆开会——我们在金字塔附近汇集——罗斯福总统来临——我与蒋介石夫妇会面——我指责萨勒诺战役以来的军事指挥失误之处——划分地中海战场的兵力和职责的不合实际性——爱琴海东部落入德军手中——“霸王”作战计划的消极影响——11月23日，举行开罗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蒋介石提出英国海军支援的请求——第二次会议于11月24日召开——艾登先生的行动：与土耳其人商谈，与我们会合——关于最高统帅的问题——对德作战方面，美国主张任命最高统帅——英国三军参谋长们提交备忘录，表示反对——我赞同他们——我们的盟友思虑起来——11月25日庆祝感恩节的家宴——11月27日出发前往德黑兰

11月12日下午，在普利茅斯，我同我的僚属登上“威望”号，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离英旅行。美国大使怀南特先生、第一海务大臣坎宁安海军上将、伊斯梅将军以及其他几位国防部官员，都与我同行。之前我已经患了重伤风并伴有喉痛，为了预防伤寒和疟疾，做了皮下注射，不料病情反而加重，所以路上我的身体状况比较差。数天之内我都卧病在床。我的女儿萨拉也随我同行，因内阁同僚们关爱我而特邀了她，我欣然接受。之前她在空军就职，现在是我的副官。平安渡过比斯开湾后，在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时，我还登上了甲板。11月16日，我们抵达阿尔及尔，因我和乔治将军对法国在非洲的局势会面讨论，就延滞了几个小时，时至傍晚，我们才驶向马耳他岛。17日到达。

在马耳他我会见了几位重要人物，包括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两位将军。亚历山大将军是可以荣膺“北非绶带勋章”的，我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就向国王提过这个建议。北非战役中有两个获胜的英国集团军，绶带上的1和8两个数字就代表着他们。当然，作为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也堪此殊荣。我向国王请批，国王同意了。如此备具荣耀的绶带，由我亲手授予两位统帅，我深感荣幸。绶带别在制服衣襟上的一刻，两位将军露出了意外之情，并且异常兴奋。到达马耳他的时候，我又染上感冒，还发烧，确实病得不轻，所幸身体仍可以支持，就出席了马耳他总督举办的晚宴。晚宴设在他的战时官宅，因为他原有的宅院遭到轰炸，无法居住了。

虽然我在马耳他的这段时间，能接连处理各种大小事务，但都是在床上，唯一不是在床上，也就是参加了一次参谋会议，临行巡视了已被炸得满目疮痍的海军工厂。工厂职工们集合在一起，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我们出发去亚历山大港， 是在11月19日的半夜。

罗斯福总统发来电报，建议把会议地点改在喀土穆。因为他的安全顾问团担心德军会从希腊和罗得岛方向来空袭，这样原定的开罗就太危险了。罗斯福是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危的，显然这并非他本人之意。此次我们携大批官员同行，总共近五百人，喀土穆尚没有条件来安置，所以我令伊斯梅去马耳他查看情况。他报告说，马耳他也不具备安置我们一行人众的条件，因为居住环境已遭空袭破坏，而且简陋不堪。因此，我决定，坚持在开罗是最好的，那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德国飞机如果来袭，驻在亚历山大的八队英国空军，一定会截击和消灭他们。在金字塔附近的隔离区——我们准备在那居住——有一个步兵旅以上的兵力可作保卫，而且五百多门高射炮在附近对空戒备。罗斯福总统正在乘着“依阿华”号横渡太平洋，于是，我向该舰发去无线电：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21日

请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至四节 。

发完电报，我再次从头至尾细读了“约翰福音”中的这几节。我有些许忧虑，恐怕一者给人感觉我在无意间亵渎神明，二者令人觉得我太专断并因之不悦。最终我们维持了原计划，因为罗斯福总统驳回了所有反对意见。结果，金字塔附近几百英里以内，未见德国飞机。

11月21日清晨，“威望”号在亚历山大港抵岸，我立即登上飞机，在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降落。凯西先生在这里有舒适的自住别墅，他供我随意使用。辽阔的卡塞林森林包围了我们住所，各国富豪在开罗的豪华住宅和花园，也零零散散地嵌在森林中。在安全且舒适地方，距此至少半英里，蒋介石和他夫人也已住下。开罗方向的路上，大约三英里处，罗斯福总统将在美国大使柯克的宽敞别墅里住下。翌日清晨，途经奥兰的“圣牛”号飞机到达沙漠机场，我去迎接他，然后一起驶向他的别墅。

很快，随从的参谋们聚合了。金字塔的对面，距我下榻处只有半英里的米纳大旅馆，是此次会议的总部和英美联军参谋长们的集合地点。军队和高射炮密布在这一带，所有通道上的警戒极为严密。各级人员也立即着手大量事务，做出相应的决定和调整。

蒋介石一来，肯定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本就担心这一点，现在终于发生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已经被严重打乱了——中国的情况冗长，复杂，又琐碎。接下来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长时间密谈，因为他太过重视印度－中国战场了，下述也可印证这一点。我们曾力劝蒋介石夫妇去金字塔参观消遣，我们去德黑兰，回来再行讨论，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结果，本应放在开罗会议最后讨论的中国事务，反而一开始就讨论了。不顾我的强力争辩，罗斯福总统最后还是允诺中国人，未来数月将在孟加拉湾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两栖战役。相比我的土耳其计划或爱琴海计划，这一计划会更多地占用“霸王”作战计划所需的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而目前这些舰艇尚且数量不足，全局作战行动已然颇感困难。此外，我们正在意大利进行大规模战役，孟加拉湾计划也一定会对其严重影响。我们了去德黑兰，直到返回开罗之后，我才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许诺。但是事实上，11月29日，三军参谋长们就收到我的通知书，通知内容为：“蒋介石请求我们在缅甸陆战的同时，发动一次两栖作战，对此首相是明确拒绝的，他希望将这一事实记录在案。”尽管如此，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这些不久就会谈到。

蒋介石就和妻子住在那舒适的别墅里，我当然会趁此机会拜访他。这是我和蒋介石第一次会面。他沉稳、严谨而敢作敢为，这一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他正处于权威和名望的顶峰。在美国人看来，他是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来自“新亚洲”的“斗士”。这次战争结束后，他将成为世界第四大国的领袖，这一点是美国各界公认的。这些观点和预测，后来许多人都放弃了。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其在中国未来的贡献，当时我是不以为然的。

我发现蒋介石夫人本人是非常出色而且很有吸引力的，和她的谈话非常愉快。我对她说，我们曾经同在美国时，竟然没有一面之缘，这令我非常遗憾。而且我们一致认为，今后我们的会谈不应拘束于那些繁文缛节。有一次，就在其别墅会谈时，罗斯福总统提议众人合影。虽然许多蒋介石夫妇的过去崇拜者，现在视他们为腐败、邪恶的反动人物，作为纪念，我还是愿意保留这张照片。

我曾在前往开罗的航程中起草一份文件，文件控诉了我们在萨勒诺取胜之后的两个月里，对地中海战役指挥的失当之处。该文件呈给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原则上表示同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详细的意见并作了修正，最终全文如下：

1.阿拉曼战役打响、登陆西北非后的一年里，英美军在各个战场上接连获得了实质的胜利。毋庸置疑，战地司令官们能够获得巨大胜利，取得丰硕战果，都得益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方法，也就是由两国首脑来做上层指导、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指挥作战的方法。不仅在最高指挥部门，而且在战地司令官和部队之间，都能互相谅解、彼此协调，这种局面在以往所有同盟合作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从阿拉曼战役起，截至那不勒斯战役以及到意大利的兵力分配，我们的联合作战都可以说是非常恰当、非常成功的。

2.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就变了。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能再与胜利的势头保持同步，甚至可以说难以望其项背。英美双方的参谋团队在应该偏重哪个问题上各执己见，在原则方面倒是没有差异。确实，我们有一些既得胜利，但是如果因此裹足不前，不再为了持续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质量而各自或者联合进行诚恳细微的自我审查，那就不应该了。

3.地中海的战争，从9月份出色登陆意大利并配置好兵力后，其过程是难以差强人意的。虽然与恶劣天气的影响分不开，但实话实说，我们的部队在意大利是以很慢的速度集合和进军的。我们在前线并不具备明显的对敌优势。登陆后许多师团不断参加战斗，没有一次机会得到轮换，与此同时，先解除了两个英国最强悍的师团——驻在西西里岛、紧邻战场的第五十师和第五十一师——的装备，后来又把它们调回英国。对于我们军队的向前推进，如果从东海岸或西海岸进行两栖突袭，那将是很有益的，他们可能到达的地方，正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使用这一战术。一些急需的登陆艇却被调回本国，途中又蒙受重大损失，因为天气很差。我们也已经撤回许多其他的登陆艇，并且集中起来开始返回国内。这些命令会在12月15日执行，虽然已经推迟了，但是对于地中海战役的目标来说，该日期已经没有一点价值了。10月、1 1月期间，这些登陆艇只是协助把车辆运送到岸，除此未被使用。同时，在战略上建立的意大利空军，也对火线增援造成了妨碍。不用再指望着1943年攻克罗马了，因为整个陆地上的战力已经疲软松散了。

4.与这些问题同时存在的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和爱国者队伍，牵制着相当于英美军队总共牵制数量的敌人（德国）师团，一直以来，他们只依靠空投给养，而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的措施去支援他们。迄今已有两个多月，我们取得了亚得里亚海口的海空优势，但是没有派任何运送给养的船只进入游击队占领的港口。相反地，德国军队却有计划地将游击队从这些港口赶了出来，还控制了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要防止德国军队攻取科孚岛和阿戈斯托利昂，没这个可能性，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所以说，虽然意大利已经崩溃并且倒向我们，但德国军队已经克服了由此造成的困难，而且他们正在对爱国者部队进行十分凶猛的大扫荡，同时切断他们的海上联系。

5.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原因是我们在地中海臆想了一条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巴尔干半岛划给了中东司令部的威尔逊将军，并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对这些地区毫无责任。但是，威尔逊将军却没有掌握必需的军队。于是，一个有军队的司令部却分不到责任；另一个司令部有责任，却没有军队。这样的安排有负众望。

6.多德卡尼斯群岛和爱琴海是最不幸的。经其同意，我们在意大利刚刚投降以后，立即收取了它之前控制的几个岛屿，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斯岛和勒罗斯岛。我们计划攻取罗得岛——爱琴海的要害，但是失败了。我们轻易得到的、防范严密的勒罗斯岛，在海战和政治方面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希特勒很快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要挽回爱琴海的战势，并已顽强地亲自履责。德国把本来用于意大利战争的一大部分空军，调到了爱琴海战场，并且伴有 德军要在10月初向勒罗斯岛和科斯岛发动临时海上运输动作。进攻，已然迫在眉睫。只有我们一个营驻守的科斯岛，10月4日就被德军重新占领了。勒罗斯岛进行了持久的防御战，这是出人意料的，但是终于在1 1月16日也被攻占了。德国取得阿拉曼战役以来的首次胜利，英国在这场战役中却损失了大约五千人。当然了，所有这些战斗都不在北非最高司令部的职权范围内。

7.德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天空战场已占下风，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抽调那里的空军力量，调到爱琴海战场从而足以支配爱琴海空战。美英两国在地中海的空军第一线飞机有四千多架，实际上这相当于德国空军的全部力量。虽然如此，在爱琴海战场上，德国人仍然会再次使用之前我们空军力量薄弱时他们已经用过的一切伎俩。这次，他们还用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摧毁我们最精锐部队的抵抗，以及炸沉、炸毁我们的战船。现在，德国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爱琴海东部。

8.之前已经说过了，掌握军队的西部司令部军官们原来对东部是负有责任的，这些责任是对应危险与之并存的非凡利益的，但是，由于，那条人为划在地中海东西部之间的分界线，所有这些责任都被撤销了。再加上“霸王”作战计划产生的不利影响，这就是造成这些不幸的两个因素。直到两星期前，我们仍然在硬性地维持魁北克会议中的一些决定，并机械地保持不变，而这些决定是在意大利垮台所造成的后果显现以前做出的。决定做出之后，意大利舰队投降，我们成功地登上了欧洲大陆。一直以来，我们都没能早一点举行一次会议。地中海战役还会受到既定的“霸王”作战的日期的妨碍和削弱；巴尔干半岛上，我方形势将更加悲观；同时德国人还将一直牢牢控制住爱琴海。这是目前我们将要面临的前景，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这一切是因为那场确定要在5月展开的战役，而这场战役是根据一个不大可能会实现的设想而确立的。而且一旦我们减弱了在地中海的压力，这一设想肯定不会实现。

9.在目前的地中海战场，军队和登陆艇正被撤出，战地机构也将奉命回返。这些人力、物力被抽走，是因为春天将有一场战役在另一地方展开，此举是为了尽量满足其需要，这在军中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不容忽视，此类诸事本身是有害的，它会使士兵士气低迷丧失斗志，影响到地中海战役全局。我们过去能够从阿拉曼一路打到这里，并且在突尼斯战役中经久不败，是因为有一种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强烈愿望，而现在这一愿望已然受损。今后数月里，我们可以任意付诸行动的只有地中海战场。在地中海我们可以与敌相抗，并且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然而我们的战斗被拖慢了，并且俄国人因此得到了帮助，这可是真是古怪。

在魁北克会议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拟订了东南亚作战计划的草案。该议案将郑重而又中肯地告知蒋介石以及中国代表们。于是，11月23日，这天是星期二，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里，我们召开开罗会议（密码代号“六分仪”）第一次全体会议。东南亚战场的军事计划将会在1944年执行，蒙巴顿海军上将已经收到该计划，现在他已经携其同僚从印度飞到，并且在会上首先做了相关陈述。接着我对海军的一般情况作了如下补充：很快我们就可以在印度洋建立一支英国舰队，这一舰队最后将拥有不下于五艘的现代化主力舰，四艘重型装甲巡洋舰和十二艘辅助运输舰，这些意大利舰队的投降和其他事态的发展都是于海军有益的。蒋介石插话说，他认为缅甸战役的胜利，不仅依靠我们驻在印度洋的海军部队力量，而且还要依靠海军行动与陆地作战同时配合。我指出陆地战役和孟加拉湾的舰队行动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的主要舰队基地能够在距离陆军作战的战场两千至三千英里以外，发挥它在制海权方面的影响。因此，这些战役和西西里岛的战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在西西里岛的战役中，英国舰队能够在密切地支援陆军的情况下作战。

由于时间仓促，会议决定相关细节将由蒋介石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行讨论。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是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国代表们没有出席，我们和罗斯福总统一起讨论了作战计划。我们必须在开赴德黑兰以前思考这两个战场之间的关系，并交换各自意见。会上罗斯福总统先做出发言，言及我们在如今的地中海所能采取的全部可能的行动，土耳其参战问题对“霸王”作战计划的影响也在其内。

虽然说当务之急仍是“霸王”作战计划，但是，地中海的任何其他行动，不应该因之被强硬否定，这是我发言时说的。比方说，我们在使用登陆艇时就应该灵活一些。登陆艇在12月中旬加入“霸王”战役，亚历山大将军曾提出要求，这一日期应该推后至1月中旬。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出了再建八十艘坦克登陆艇的命令，甚至我们要想办法做到比这更好。毫无疑问，我们是保留相当的弹性空间的。也许我们会发现一点，美英两国参谋人员争论之处，仅仅涉及两国十分之一的人力、物力（不计太平洋的力量）。我希望任何类似我们已经减弱或冷淡了“霸王”计划的想法将不复存在，我们也未曾想过退出这场战役。恰恰相反，为此我们准备不遗余力。总结一下，我主张的方针如下：在1月占领罗马，2月占领罗得岛；恢复南斯拉夫的给养供应，解决司令部的安排问题，与此同时，根据与土耳其交涉的结果，打通爱琴海；在以上地中海政策的允许范围内，加速“霸王”作战计划的一切相关准备工作。

以上就是德黑兰会议前夕，本人所持立场的忠实记录。

举行会谈后，艾登先生和伊斯梅将军从莫斯科会议飞返英国，途经开罗，在那里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其他土耳其人士。这时，他从英国前来和我们会合。他的到来对我帮助很大。艾登先生这些会谈中指出，我们对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是非常迫切需要的。在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在德国空军优势之下，我方军事形势相当危险，他是这样解释的。后来此二岛都陷落了。同时，对土耳其参战带来的有利结果，艾登先生也做了详细的陈述。首先，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保加利亚军队将被迫往边境集结，德国就只能以十个师的相当兵力去代替他们。其次是可能进攻普洛耶什蒂，这一目标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再次，由土耳其运到德国铬的供应线将被切断。最后，土耳其的参战可能会加速德国和它的卫星国的崩溃，这是道义上的利益了。以上诸论点，都没能打动土耳其代表团。最后，他们解释说，提供安纳托利亚的基地无异于干预战争，这样德国就会在君士坦丁堡、安哥拉和士麦拿进行报复，而且是无法预防和阻止的报复。德军在各处都有不小的兵力短缺，因此保证已无可用之兵来攻袭土耳其，同时，我们还曾保证，在德国人发动任何空袭时，我们都会提供他们足够的战斗机来与之抗衡。尽管如此，土耳其代表团还是不放心。对于他们的谨小慎微，我们无可指责。因为他们答应向政府报告，说土耳其人亲眼目睹了爱琴海战事的发展，这是会谈仅得的结果。

我以为为联合司令部接受了英国的意见，因为之后一直没有“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的相关计划传出来。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成立一个最高统帅部，并于11月25日，我们在开罗逗留时，以正式备忘录的形式向我们提出。可见，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最高司令部强烈认为，要指挥盟军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对德作战，必须任命一个最高统帅。他们希望，仍有西北欧作战司令官和地中海盟军司令官，而在二者之上，还要有一个最高统帅，他不仅可以计划和指挥这两方面的战争，而且在其认为妥当时，可以把军队从这一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必须知道，时下在陆海空各兵种方面，我们已经占据很大优势，在未来的多个月中，这种优势我们也肯定会持续拥有，我们的声望很高，还因为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突尼斯和非洲沙漠取胜。

英国三军参谋长当即对美国的备忘录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和我一起写下了书面意见。英国三军参谋长答复如下：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关于英美对战德国的

三军指挥问题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5日

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提出，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一切联军对德作战行动，应由一名最高统帅来指挥，并即刻任命这一统帅，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对此建议做了仔细的研究。这一建议涉及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显然美英两国政府应对此问题进行认真考虑。尽管如此，从军事上说，他们根本不同意这一建议，对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必须立即做出声明。以下各节是他们的理由陈述：

综合战并不是单一的军事力量的问题，从“军事”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上说，仍然是这样。几乎可以说，所有重大的战争问题，都和政治、经济、工业、内政有关系。所以，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对德战事的最高统帅，都必须拿来与美英两国政府磋商，这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来说，如果不必请示最高当局，他实际只能对较小的、严格军事意义上的问题做出决定，比如在他的诸多战线中把一两个师，几个空军中队或几十艘登陆艇从一个战线调到另一个。因此，相对整个指挥链条来说，他将是一个额外的、多余的环节。

对德战事最高统帅将被赋予的地位，与上次大战中福煦元帅享有的地位相比，没有真正相同之处。福煦元帅的职权并没有覆盖萨洛尼卡战场、巴勒斯坦战场和美索不达米亚战场，他也只负责指挥西方战场和意大利战场。这一最高统帅，从正在拟议的安排来看，不仅有指挥“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场的权限，还有指挥巴尔干战场和土耳其战场（假设开辟了这个战场）的权限。盟国政府赋予一个军人的职权必须要受到某些限制，而目前正在拟议的职权范围，似乎已经过多地超出了这些限制。

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的提议的附带条件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撤销”这位最高统帅做出的决定。确保迅速做出决定，是这种新安排的主要目的，如果是这样，上述附带条件却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军队正在按照最高统帅发出的命令前进，但是很快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撤销原来的命令，因此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将来必然会发生的。还有，最高统帅的决定，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是同意的，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不同意，这种事也是可能发生的。这样一来，何去何从？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对最高统帅的决定，有关的某一方政府不打算批准，然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立足军事全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又该怎么办？

只有以超大规模，集中所有情报、计划和后勤各方面人员，这位最高统帅才能实现真正的指挥权，而在战区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将会形成一个由这些人员构成的缓冲地带。

如果我们的机构在机能上小有问题的话，最好还是对它加以检查，找到提高其效率的路径进而做出调整，而不要付诸一个全新的尝试。它已历尽考验，使我们在前两年中安全度过。若仅仅在整条指挥链中加一个多余的、毫不必要的环节，在这种试验引导下，我们必将是走向灰心丧志。

这些论述，使美国三军参谋长有所触动。他们把这个议题划出了参谋团的讨论议程，并且觉得应该由政府首脑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是在让这一最高统帅相当程度地替代他们的权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权会因此结束。

第二天，我写下一个备忘录，表示对参谋长委员会文件的强烈赞许，并对这些论点做了更深层次的阐明。

首相兼国防大臣关于全面对战德国的

最高统帅的问题的备忘录

1943年1 1月26日

1.萨勒诺战役以后，两国参谋人员之间以及两国政府之间，在意见上出现分歧，并造成了我们在战争指挥中诸多困难和不足。在我们看来，这个最高统帅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挥，该委员可以撤销他的决定，因此任命这一统帅，是不会消除这些分歧的。必须还要通过现行办法，也就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两国政府首脑，依然要相互之间进行协商来做出调整，才能消除这些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既受限于现行方法——只能通过它来实施有关政策和战略上的主要决定，又被制约在两个主要地区司令官的职权范围内，事实上，这个最高统帅会发现自己的职权没有多少活动空间，除此之外，他只能作为世界大战的英雄受人称颂。

2.上述情况显然可以证明：在宣布要任命一个“战胜德国的最高统帅”后，一切希望不一定因而发萌，各种机构没有必要随之建立。

3.反过来想，赋予这位最高统帅实质性的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是取代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职能，他和两国政府的关系也会立即非常紧张。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助下，当下两国政府首脑要处理相当繁琐的问题，这位统帅要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做出决定。我十分怀疑找到任何一个这样将领的可能性，更不要说选谁了。

4.一个同盟国已经在某一个战场配置或将要配置最大兵力时，他就拥有这个战场的指挥权，这是在地位相当的盟国之间应当竭力遵守的。在此原则下，英国当然有地中海战场的指挥权，美国则可以指挥“霸王”战役。

5.1944年5月之前，美国对德作战的兵力显然比英国少，因此，如果要合并这两个司令部，交由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那么这个统帅似乎应该由一个英国将领来担任。身为女王陛下英国政府的首要领导，把这么一个不讨好的职责分派给一个英国将领，我是很不情愿的。另一方面，如果由一个宣称自己坚持全力实行“霸王”战役的美国将领，来承担最高统帅的职务，居然不管哪一方在兵力配置上占有优势，而且对我们在地中海战役所受的损害置之不顾，那么国王陛下政府决不会同意。在全世界面前，这个最高统帅肩负起发布命令的责任，这个或那个政府，又取消他发布的命令，除了辞职，别无他法。因此，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这个最高统帅的处境都难以适从。至今两国政府还保持着的，和睦愉悦的关系，会因此出现深重裂缝。

6.依我看，如果能按建议所说，做一些非根本性的改动，现行的办法应当继续下去。现行的安排有：气势恢宏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将由一名美国司令官指挥，而一名英国司令官将指挥地中海战役，二者在行动上彼此配合，兵力的部署交由两国政府首脑下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处理。这样的安排也应当同步进行：更加频繁地举行联合参谋长委员议，并且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月用一星期，双方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依次访问伦敦和华盛顿。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会对这份备忘录做出怎样的答复，我是在进发德黑兰前当面交到他手里的。我私下里听说，在考虑我们的论述以后，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不再坚持这个方案了，同时，对于可能会出现在联合参谋机构和新的最高统帅之间的权力冲突，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了。不管是在正式场合的接触，还是非正式的，罗斯福总统以及他的来往人群，始终没有以任意一种方式，与我们谈起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彼此友好的关系一直保持下来。因此，我以为马歇尔将去“霸王”战役做指挥；返回华盛顿去接管的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我代表国王陛下政府，肩负着选择地中海战场的司令官的任务。当时我认为，已经在意大利作战的亚历山大将军是这个司令官理所当然的人选。于是，在我们重新返回开罗以前，这个问题被暂时搁置。

到了11月25日，是感恩节，这在美国人生活中，是一件重要的事。按例，那天每一名美国士兵都要吃火鸡。1943年感恩节的火鸡，他们大多数也确实吃到了。载着罗斯福总统的军舰运来大批火鸡，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吃。罗斯福总统在其别墅举办晚宴，邀请我去。他说：“让我们来开一个家庭宴会吧。”所以，除了罗斯福总统十分中意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萨拉也在受邀之列。客人们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亲信；埃利奥特，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伯蒂格少校，他的女婿；哈利·霍普金斯和其子罗伯特。在一片快乐和祥和中，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隆重地送上来了。罗斯福总统高坐在椅子上，乐此不疲地给大家切鸡肉，技巧非常了得。先分到肉的都吃完了，罗斯福总统自己那一份还没来得及切，因为我们总共有二十多人，切鸡肉要耗费很长时间。看大家的鸡肉，一盘一盘被他堆得满满的，我唯恐他自己一点也分不到。但是到最后我放下心了，当两个骨架子撤下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一份，他的计算十分准确。“我们后面火鸡有的是。”哈利见我神色急切，就说道。我们在聚会上纷纷致辞，表达了诚恳又亲密的友谊。在那两个小时里，我们没有任何忧虑，罗斯福总统是那么开心，我还从来没看到过。晚餐以后，众人来到大厅，我们曾在那里多次开会。唱片机的舞乐声传奏开来。我和罗斯福的亲信、老友和副官——沃森“老爹”一起跳舞，因为萨拉早就被人抢先一步了，在场只有她一个女的。沃森“老爹”的首长在沙发上望着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我留在开罗这段时间，所有愉快的印象中，这个欢乐的夜晚和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画面，最为深刻。

所有困难终于都被排除了。现在第一要务是举行三国会议，除了飞往德黑兰，其他所有的替代性方案都已无效。美国宪法和罗斯福的病况，斯大林的固执导致的诸多困难，以及巴士拉之旅和横穿波斯的铁路的棘手问题，这些都不复存在了。经过长期研究，终于确定会议地点，于是，在11月27日黎明，我们乘飞机离开开罗，向目的地进发。一路上是大好的晴天，我们沿着各自的航线，于不同时间平安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