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们有时把圆看成是无数直线的集合。随着角度的增多，你就能得到一个圆形的效果。当角度无限多时，你就得到了整个圆。对一个球体来说也是一样，你从一个有着许多投射角的立体开始，最终会得到一个可以滚动的球体。这是看待山东问题的一条途径。存在着许多角度，你能把它们变得柔和直到你得到一个光滑的表面吗？如果可以，那么，这个球会滚向何方，是朝着中国还是朝着日本呢？

投射角的数量使这个问题变得难以处理。它们也使对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意义和结果的判断变得困难。它们使人难以知晓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进行对话的有关问题中，目标是什么，谁将因而获利。只有参与其中的人知道，但他们是否十分明确，这一点大可怀疑，虽然他们有自己的希望。不过，还是值得指出其中的一些角度。

假设参议院已经表决通过了《凡尔赛条约》，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国务院就处于几乎不可能要求在山东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的境地之中。英国和法国表决通过了，而且在通过之前，与日本秘密地签订了与中国的要求相反的条约。它们必定都急于想让其参与制造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这个麻烦有个了断。它们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但是面对着中国和美国的态度，又不得不为过去的行为作公然的辩护而感到窘迫。

此外，英国还与日本有一种同盟关系。它几乎不可能参与一个普遍的商议并且给中国当靠山来反对自己的同盟。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希望使美国确信它是站在美国一边的，这个同盟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被用来反对美国的政策。

明显的氛围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去。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去解决他们小家庭中的口角之争吧。法国在质疑《凡尔赛条约》中的山东条款这个问题上，甚至处于一种更加微妙的境地，对这个条款的质疑会引发对其他条款的质疑。任何一个从法国消息来源中读到过一点东西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法国人是多么不可能为质疑《凡尔赛条约》开一个先例而做任何事情。

人们会猜测美国的角度是什么。国务院很了解法国和英国的立场。它可以用其对中国的友好机构来暗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慎重考虑：通过与日本直接谈判，它是否不太可能比通过把这个问题带到很可能遇到额外反对的地方来谈得到更多。美国政府也希望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山东问题可能会毁了这次会议。它也许会在重要性方面取代海军问题。于是，又是同样的劝诫。试着让贝尔福作为日本友人的官方代表，让休斯作为中国友人的非官方代表，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进行一点直接的对话吧。

中国的角度在哪里呢？中国急于收复山东。日本反复强调其对归还山东以完全的政治主权的渴望，“仅仅保留授予德国的那些经济特权”。日本已经数次主动提出要与中国进行直接商谈，据它所称，为的是能落实它的各项承诺。但是，中国固执地拒绝了。这是所有表现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当它的邻邦自我牺牲般地把它最想要的东西献给它时，它却拒绝接受。

这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在表面之下肯定另有某个原因。中国人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能谈的事情一点也不比当德国人被赶走时，英国和法国同比利时谈把比利时还给比利时的多。

他们指出，与德国签订的最初的条约就明确否认了德国有任何政治权利，并且禁止把它的特权转移给任何其他国家。那么，日本说要归还其原本就不拥有的政治权利，“仅仅”保留其已经得到的每一样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再说，过去的经历已经教会了中国人，在中国，当经济权利包括矿山、铁路和一个港口时，实际上，它们就变成看上去和实行起来惊人地像政治掌控的一个东西了。而且他们清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已经把这种转变做到远远超过德国敢于想象的地步了。

中国还有另一个角度。中国人是精明的外交家和世界上最善于讨价还价的人。但是在大问题上，他们更加信赖道德力量的作用，而不是建立在一个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协定。开化了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对这次会议的期待，主要在于把它看作使中国的国民情绪、愿望和不公正对待为世界所知的一个机会。这个目标只有通过把山东问题提交给有着最大公开度的外交的整个会议才能实现。

他们的愿望被达成的协定震惊了。这种震惊说明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非官方的中国人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直接对话的竭力反对。他们感到自己被他们真正地欺骗了。如果他们的立场能为整个世界所知的话，也许他们更愿意让山东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现状，而不是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中的四分之三，让日本去控制另外一角，尤其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一角的情况下。

同时，也存在着无法磨光这些棱角的可能。最好仔细地考察和回忆一下官方使用的准确语句。没有商谈，有的是“对话”。中国人至少是相当健谈的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字提到解决，而只是说“寻求一个解决”。寻求一下，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也许中国人以后会有一个公开表达的机会，而其他人也会有一个一观其究竟的机会。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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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73—175页。

[2] 首次发表于《巴尔的摩太阳报》，192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