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约6个月以前，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告中国的统一。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就任整个中国的总统。这样，中国在6个月之内二度实现了统一，一次是从北方的角度，另一次是从南方的角度。事实上，每一次“统一”的举动，都是中国分裂状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种表达着语言、气候、历史和政策以及地理、人群和派系的差异的分裂。这种分裂状况从十年前满清王朝被推翻之日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历史显著的事实之一，并通过断断续续的内战表现出来。尽管如此，另有两种说法虽然表面上相互矛盾并与刚才说的这一点相矛盾，但具有同等程度的确实性。其中一种说法是：如果仅就中国的人而论，那么不存在真正的地理界线上的分割，而只有比比皆是的保守者和进步者之间的普遍分歧。另一种说法是：在中国不是有两个分裂的部分，而是至少有五个，南北各有两个，还有一个在长江流域的中部 [3] ；这五个中的每一个，又根据派系或省区的界线分裂为大小不等的部分。而就以后的情况来看，这最后一种说法或许是三种说法中最有实际意义的一种。这三种说法都是确实的，它正是使中国政治甚至在比较主要的特征方面也令人如此难以理解的原因。
时运凑巧，当就职典礼举行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广州。广州与北京之间的隔阂不仅在于两地相距遥远，两地之间几乎没有确实的消息往来；不胫而走地传入其中一个城市并被公之于众的消息，大多是由意在诋毁另一个城市的那些谣言构成的。在广州，人们听到帝制频繁地在北京复辟；而在北京，人们则听说广州至少每隔一周被赤化一次，而在每个间隔的一周中，孙中山的拥护者和陈炯明将军——那个省的都督之间则爆发公开的战争。即使在把北京政府仅仅当作一种必要的恶而接受的那些人的圈子里，也没有什么可以不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孙中山的旗号所代表的，无非是一小帮无信之徒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来为他们自己取得一小点权力的渴望罢了。即使在广东北面的邻省福建，除了一些旨在把南方政府的重要性削弱到最低程度的流言蜚语之外，人们听不到什么东西。在北方的外国人圈子里，像在整体而言的自由主义中国人圈子里一样，有着一种共同的感觉，即北京政府也许事实上是坏的，但它代表着国家统一的力量；而南方政府则代表着要使中国的分裂状态持久固定的一种倾向，这种分裂状况使中国虚弱，并且不断吸引着外国的阴谋和侵略。只是非常偶然地，在前几个月间某个从那边旅行回来的人才羞羞答答地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关于南方，我们“吃错药了”，他们确实试图“在那儿做一些事情”。
结果，对于5月5日这一周里发生在广州的景象，我几乎毫无心理准备。这是两年来，我在中国见到的仅有的一次像是自发民众运动的游行。纽约人习惯了拥挤的人群、游行队伍、街上的装饰和与之相伴的热情。我怀疑在纽约是否有过一场游行在规模、喧闹、色彩和自发性——还冒着热带的阵雨——方面超过广州的这次游行。乡民们以如此规模群集在一起，以至于即使是在河里的船上也找不到住宿之处的情况下，他们持续游行了一整夜。一些没能在这次正规游行中找到一块地方的行会和地方团体，在正式游行那天的前后自行组织了一些较小规模的游行。尽管可以尽可能考虑到广州人对当地忠诚的强烈程度，以及他们也许更多的是在庆祝广州人当地的一件事而不是一个原则，这幅景象还是足以使人改变那些先入之见，并促使他试图去寻找给南方的运动以生机的东西是什么。
一场游行也可能虽然人数众多，却没什么实质意义。然而，人们发现，在当地的外国人——至少是美国人——说，自从前几个月以来在广州掌权的那些人，是中国范围之内仅有的一些确实在为民众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充实自己腰包和扩张个人权力的官员，甚至北方的报纸也并未完全忽略不提对有执照的赌博的压制。在当地，人们得知这种压制不仅是真正的和彻底的，而且意味着一个其主要困难在财政方面的政府，放弃了每年接近1000万美元的财政收入；而在这件事上——撇开个人压榨的动机不谈——本来是很容易主张为了维持收入来源，至少暂时地用目的使手段合法化的。整个中国的英文报纸都曾为香港政府把鸦片税从每年800万降到400万并计划最终取消这项税收而称赞过它；但是，香港是很繁荣的，它没有卷入内战，而它需要税收仅仅是为了一般的市政用途，不是作为在一场危机中保持自身存在的一个手段。
在目前的情况下，南方政府的这一举动几乎很难说不是英雄式的。这一放弃是广州政府的法令中最感人的一项，但人们很快便得知，它是数量可观的许多建设性的管理措施的一个伴生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在全省范围内改革地方长官制度的各项尝试：在广州建立市政府——在地方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和掌控的中国，这是个新事物——它建立在美国委员会方案（american commission plan）之上，并由从美国的政治科学学校毕业的人领导；在全省范围内引入地方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为了在广州引入分三个阶段完成的普遍的初等教育而定出的一个方案。
这些改革是地区和地方性的，它们是席卷全中国的一场普遍的反对中央集权、要求地方自主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是对从北京派遣官员并从派系——以及钱包——利益出发来管理地方事务的一场抗议，那些人对地方事务的主要兴趣在于从中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唯一可与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相类比的，是我们的内战之后那些日子里的南方投机客政府。这些能够解释为什么北京统治之下的乡村地区，包括中部和南部省份不听话；但无法解释随着孙中山当选为总统，一个新的国家政府，或者说联邦政府的建立。要理解这一事件，有必要回溯历史。
1917年6月，北京的国会打算推行一部宪法。当时，国会受到旧的革命派领导的控制，这些人一直与袁世凯，或者宽泛地说，与行政首长不和；后者指责他们是妨碍议事者，在国家需要行动的时候把时间浪费在讨论和空想上面。这时，日本改变了针对中国参战的策略，并且借助《二十一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发现了一条控制中国的军火库，并最终通过掌控中国的参战而在中国的军队中掺入自己的军队的途径；英国与法国为着同样的目的，也正在强力施压。国会行动迟缓，而唐绍仪、孙中山以及其他南方领导者则持反对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根本不关中国的事，而且总体来说，他们反英的程度甚于反德——这个事实能够部分说明目前各种英国报纸共有的反对广州政府的宣传。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这部将要施行的宪法取消了各省的军事总督或者说督军，并恢复了被袁世凯摧毁了的文官权力机构（civil authority）的至上地位，此外还写入一项去中央集权化的政策。受到自称是立宪主义者，并且要去推翻即使不是控制着行政权力、至少也控制着立法权力的革命派以维护派系利益的所谓改良派成员的唆使，军事总督们要求总统中止国会，解散立法会。这一要求得到了除美国代表团这个令人自豪的例外以外，所有协约国在北京的外交官的积极支持。总统软弱地让步了，签发了一项解散国会的法令，在文件中以书面形式承认其行为的不合法性。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张勋所导演的帝制复辟这场闹剧，总统成了在荷兰使馆避难的一个难民；张勋如今又以张作霖——眼下的中国“强人”——的各种计划的辅助者的身份回到了北方，走上前台。后来，举行了选举，又选出了新一届国会。这个国会在北京作为中国的立法机构，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得到了外国列强的承认——简而言之，这从国际角度来看，是中国政府；从国内角度来看，是北京政府。
旧国会中的革命派成员从不承认对他们的驱逐，并因而拒绝承认被他们称为伪国会的那个新国会的合法地位，以及由它选出的总统的合法地位，尤其因为这个新的立法机构不是按照宪法规定的规则选举出来的。此后，在一些昔日成员的领导下，被其反对者们称为过期国会的旧国会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存在。它自称是中国唯一一个真正的立宪机构，最终选出了孙博士为中国总统，并相应地准备好了我们提到过的5月5日的行动。
这就是目前的南方政府在法律意义上与形式上的背景。它对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的攻击，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毫无疑问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它本身的实质地位同样易于受到严重的质疑。如此随便地被套到对方头上的“伪”和“过期”这两个词，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似乎都有正当性。而去深究使南方国会的地位因其最终行动的迟缓而显得无效的那些原因，就更没必要了。一场等待四年之久来采取实质行动维护其权利的抗议面临的，不是法律上的要点，而是既成的事实。在我看来，就合法性本身而论，南方政府在技术争论上稍微有一点优势。但是，面对一个得到外国承认并且以这种方式维持了四年的政府，合法性的荫庇就成了一种靠不住的政治偏见。把南方政府视为一个革命政府，它除了享有十年前的那场革命运动持续的声望之外，还作为对抗北京政府的军事篡夺的一种立宪主义抗议而具有一笔可观的情感资产，这样看会比较明智一些。
南方政府并未取得在广州的各种反对北方政府的力量的一致支持，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比如说，唐绍仪就因缺席就职典礼而引人注目，因为他认为在那个时候祭拜他祖先的坟墓比较合适。地方都督陈炯明将军倾向于主张限制地方自主的程度，并鼓励在其他省份进行相似的动作，期望最终得出一个至少由长江以南各省组成的联邦制或邦联制的政府。他的许多将领希望把行动推迟到广东省与其他西南省份的将军结成军事同盟之后，这样，如果北方进行征伐，就能够加以对抗。另有一些人认为，对新政府的技术合法性的论证做过了头，他们一方面并不反对进行一场十足的革命运动来对抗北京，另一方面认为时机尚未到来。他们在指望张作霖恢复帝制的尝试，并认为民众对这一举动的反对会为这样一个如今过早进行了的运动创造一个适当的时机。不过，尽管英国人和北京政府的报纸大肆宣扬这些公开分歧，大多数反对者还是忠诚地收起了他们的反对意见，支持孙中山的政府。折衷方案已经有了，通过这个方案，联邦政府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外事务上，而把地方事务完全留在陈将军及其拥护者手中。不过，仍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尤其是在对税收的控制这个问题上，因为目前对一套管理体系来说都缺乏足够的资金，更不用说两套了。
2.
南方新政府的成员与人们在任何其他地方，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其他省会城市，看到的类型都惊人地不同。后一些人简直就像是中世纪的，如果说他们不像是晚期罗马帝国的人的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过一点现代的饶舌之辞用来说给外国人听。前者则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人，这不仅是指上过学的意思和他们为了工作受过某些特殊训练的意思，而是指他们思考的观点和用来谈论的语言是时兴于全世界进步人群之中的。他们欢迎探求，并自由地谈论各种计划、希望和恐惧。我有机会碰到了在地方和联邦政府中都具有影响力的所有人；这些对话并未采取以供刊行的访谈形式，但我了解到，他们至少从三个角度来看待整个局面。
陈将军没有接受过外国教育而且不会说英语，他的训练和见解的中国特征特别明显。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雷厉风行，在思考和行动上都是直来直去的，有着不容置疑的正直；并在一个官职主要是因其可能带来的奢侈而受人称羡的国家里，过着一种几乎是斯巴达式的生活。比如，就从实际的来说吧，在第一等级的中国地方官员中，他没有包养情妇。不仅如此，他还向议会建议采取一项措施，剥夺所有包养情妇之人的选举权（这项措施没能通过，因为据说它的通过会剥夺议员中大多数人的选票）。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我在中国碰到的所有官员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如果要我来选择一个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国家首脑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陈都督。他能够忠实地给予和要求——单凭这一点，就使他显得相当特别了。
他的见解大致如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正的统一的问题。工业和教育由于政府缺乏稳定性而受到阻碍，而社会中比较好的那些要素全都与一切公开的努力相隔绝。问题是这种统一如何达到。过去，一些强大的个人曾经以运用武力的方式尝试过：袁世凯尝试过但失败了，冯国璋尝试过但失败了，段祺瑞尝试过也失败了。必须放弃那种方法。中国只有通过民众本身，不是用武力而是用正常的政治改革方式才能统一起来。使民众担当此任的唯一途径，就是使政府去中央集权化；必须抛弃中央集权化的各种努力。北京和广州一样，都必须容许各省有最大限度的自主；各省会必须给予各地区尽可能大的权限；各地区对各乡镇也一样。官员必须由各地区从当地选出，而且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激发地方的原创力。陈都督的主要雄心，是把这种体制引入广东省。他相信，只要这个方法得到示范，其他省份就会纷纷效仿，而国家的统一将会是地方的砖石垒起来的一座金字塔。
伴随着行政事务上的极度自治，陈都督竭力强调一种中央集权化的经济控制政策。他说，实际上，伴随着政治上的控制，西方生发出了一种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结果导致资本家的统治和阶层间的争斗。他希望能通过让政府在一开始就控制所有基本的原材料和基本的工业，比如矿业、运输、水泥厂、钢铁厂等等，而在中国避免这一后果。用这种方式，各省当局就有望确保本省一种平衡的工业发展，同时无须恢复重税，就能实现收入增长。而由于几乎所有其他都督都在运用他们的权力，与国内外那些掠夺性的资本家相勾结，为了私人利益而垄断各省的种种自然资源，因此就毫不奇怪陈都督的这些见解被视为是对这些人的特权的一个威胁，而他则在整个中国被宣扬为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了。他的观点对照英国对这个省份取得一种经济上的压制的意图来看，具有特定针对性——关于这些意图，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讨论。
另一种类型的见解着重强调中国内部的政治状况，它的持有者们实际上说：既然事实上中国被分割了，有成打的政府，那么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地在中国搞出两个政府呢？在北方，张作霖和他的对头们之间的战争肯定迟早要爆发的。每一个军事总督都担心他手下的师长；旅长密谋反对他们的师长；即使是团长们，也在不遗余力地扩张他们自己的力量。北京政府是个傀儡，听命于各省的军事总督，仅仅是由于这些将军之间的相互嫉妒，以及依靠外国的外交支持，它才得以存在下去。实际上，它已经崩溃了，而这种实际状态很快就会得到正式的确认。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向前，保持对这场革命的作用的良好信心，尽可能给予这个省份最好的地方管理；然后，在不可避免的日益趋近的大崩溃到来之时，南方政府就可以准备来发挥真正重建的核心的作用了。眼下我们希望，如果无法得到外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至少他们能采取仁慈的中立。
孙博士的心中仍然保留着1911年革命的精神。就它不是反满族的而言，它在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只是附带的有点共和主义色彩。孙博士就职典礼的次日，树立起一座纪念碑，献给这场成功的革命前大概六个月的时候发生在广州的试图摆脱满清重轭的一次不幸流产的举事中罹难的72位爱国英雄。这个纪念碑是我在革命的政治史上见到过的最富有教益的一个榜样。它是由72块花岗岩组成的，其中的每一块上都有铭刻：泽西城的、墨尔本的、墨西哥的、利物浦的或新加坡等地的中国同盟会（chinese national league）提供。中国人的国家主义是中国人向外国移民的一个产物；外国土地上的中国人的国家主义促进了革命，并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它的领导者，为它提供了组织形式。孙中山是这种国家主义的具体化身，这种国家主义关心把中国——以及亚洲——从一切外国统治下释放出来，更甚于关心各种具体的政治问题。并且，尽管从那时起各种事件风云变幻，他却始终在根本上停留于那个阶段，他在精神上与欧洲的领土收复主义类型的国家主义者而不是与当今的少年中国更为接近。虽然他是一个十足的共和主义者，但他衡量起各种人与事来，仍更多的是通过在他看来他们会做些什么来促进中国摆脱外国控制的独立，而不是通过他们所做的会对促进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起什么作用。这是对于一年前他和如今已经倒台了的安福俱乐部那些领导人们眉来眼去的糟糕行为可以给出的唯一解释。他容许自己自欺地认为，如果他能给予他们支持，他们本来会很愿意转而反对日本人的；而他的国家主义想象，则被小徐 [4] 征服蒙古的夸张计划点燃得更旺了。
比其他人更为开诚，孙博士承认和确信南方新政府代表着中国一种分裂的状况。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南方在1917年的脱离，如今日本就会在实质上控制整个中国，一个统一的中国意味着一个很容易被日本整个吞掉的中国。这个脱离使日本人的侵略区域化了，表明南方将会抗争而不是被吞灭，并给了北方的公众舆论一个喘息的机会来重整旗鼓，奋起反对《二十一条》和与日本签订的军事和约。由此，它拯救了中国的独立。但是，它虽然抑制了日本，却并没有困死它。日本仍企图借张作霖之助，把中国北方变为自己的附庸。统而言之的外国政府和具体而言的美国政府给予北京的支持，只不过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已。南方的独立成了仅有的一个屏障，可以暂时阻止日本把中国北方在事实上变成日本的一个省份的计划。有一种实在不怎么可信的流言说，在日本总领事与新总统会面时（没有其他外国官员曾经作过正式访问），前者提出他的政府会正式承认孙博士为全中国的总统，如果后者能把《二十一条》承认为一个既成事实的话。从日本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很保险的提议，因为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要求是新政府不可能做的一件事。但同时，这个提议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孙博士这类国家主义者的信念，即南方的分离是使中国保持政治独立的关键；或者，用孙博士的话来说，一个分裂的中国在时下是通向一个最终独立的中国的唯一手段。
列出这些见解并不就是说出了全部真实情况，它们是片面的；但列出它们，是真实地摆明了南方运动的领导者们的观念，以及如果要理解中国的国内国际状况就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那些观点。据我自己的看法，而不只是表达他人的见解，我已经得出了一个与我在走访南方之前的想法相当不同的结论。虽然不可能把中国的统一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给予过多的重要性，但还是有可能把北京政府作为那种统一的一个象征而给予过多的重要性。借用南方领导者们的话来说，尽管除了承认北京政府为事实上的政府之外，几乎无法指望美国做其他事，但是没必要过分宠爱那个政府和给它面子。这种情形保持着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而事实上却在鼓励各种腐化的军事力量，它们使中国停留在分裂状态之中，并招引着外国侵略。
在我看来，对中国局势观察了两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与美国的真正利益都能得到照顾，首先，如果由美国带头得到在北京的外交人员的承诺，确保他们会代为表达对北京政府的提醒，即无论如何，列强都不会认可一个帝制王朝的复辟。在美国，这听起来似乎是对一个外国的国内事务的随意干涉，但实际上，这种干涉已经是一个事实了，目前的这个政府仅仅是靠了外国列强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着。这个提醒会终结一种阴谋、一种谣言和怀疑，这种东西如今正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和教育，并使中国一直无法变得安宁和稳固。这会开创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论什么现存的有建设性的力量都有可能浮现出来。第二项措施应该更加极端。美国的外交应带头澄清，除非关于裁军以及普遍削减经费的那些承诺得到不折不扣的立刻兑现，否则，列强将对北京政府推行强硬策略而非温和策略，坚持索要到期的利息和贷款，并坚持要该政府最严格地履行它的各项义务。这个要求生效的警告完全可以包括一个根本的威胁，即如果这个政府不认真地尝试把它作出的各种承诺付诸实行，那么就会被拒绝承认。这项措施还应该包含对任何意在对南方进行军事征伐的开支表示明确不同意。
对南方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认，眼下还不是要讨论的问题。施加财政压力，以使南方政府有时间和空间来展示通过和平手段自己能做些什么，来给予一个省份或更多省份一种体面、诚实和进步的地方管理，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没有必要列举推行这样一种政策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但是据我判断，这是列强可以用来避免使自己成为让中国长期处于虚弱与分裂状态的帮凶的唯一一项政策。这是对抗日本能够想得出来的无论什么侵略计划的最直截了当的方式。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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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12—120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7期（1921年），第212—215、235—237页；重刊于《中国、日本与美国》，第33—34页。
[3] 自这一篇和上一篇写就以来，似乎有迹象表明，吴佩孚意欲控制中部地区。
[4] 指徐世昌。——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