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诚挚地答应了《中国学生月报》（chinese students ' monthly ）的编辑要我为即将召开的太平洋会议说几句的要求，这是因为，我很高兴能有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中国的关切，而不是因为除了大家已经知道并成为讨论话题之外，还要补充其他什么东西。相当明显，这次会议面临的困难将是巨大的。在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有一些人认为限制军备是最重要的，通过引入对诸如在远东地区政策的冲突这样一个烦人问题的讨论而使困难变得更复杂，是不明智的。另外一些人（我比较赞同这些人的）认为，这些政策的调整是基本问题，即使大幅削减军备，也无法在实质上改善国际关系，虽然这样也许可以减轻税收的负担；他们认为，如果在这些政策上达成一个最终解决，军备竞赛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而一旦相互怀疑和恐惧的根源得以消除，每个国家倾向于和平的国内情绪和舆论将会促进和解。在每个国家，许多人以普林斯顿·希本（president hibben）校长很恰当地称为“犬儒的悲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事情。其中一些人受到《凡尔赛和约》后的幻灭感的影响，相信每个国家都会通过扩张来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相信代表目前政治秩序的外交官们会获得任何建设性的成就。然后，还有那些经济上的极端主义者认为，列强之间的敌对是现存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表现；只要资本主义很强势，那么，要想寻求任何实质的改善都是荒唐的。

对公众情绪的这种区分创造出了一种氛围，加大了得出一个明确结论的困难。然而，我这么写却不是助长绝望，而是暗示这次会议可能成功的一个方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方向。这次会议一个附带的产物，也许比获得的任何直接结果更有价值，我指的是达到一种对远东局面更好的理解和更多的了解。尽管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世界由于战争的过度紧张遭受着道德疲劳，但我还是相信，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正在每个国家中渐渐成形。这是一种新型的自由的跨国界的思想，而这种新的意识将对每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

没有必要列举觉醒了的美国公众舆论与前几年相比如何看待与中国相关的每一件事。我的爱国热情还没有高涨到去推断这种觉醒采取了对自己国家或者长远来看对中国有好处的形式。不幸的是，其中一些主要是消极的，伴随着把日本作为经济上和海军方面的潜在对手而产生的敌意与恐惧以及怀疑。但是，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真正关心，是对他们的同情以及一种愿望的产物；这种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个机会独立于外部干涉来完成他们自己注定要做的事，而在过去，外部干涉一直是世界上的强国与中国的接触中如此令人不快的一个特征。如今，这种对中国公平的更加敏感的感觉不仅限于美国，也在英国迅速发展；而且，一旦战争热情的平息容许大不列颠复归政治自由主义，它就会变得更加明确。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对过去的对华政策感到不快，希望加以修正。它相对于以帝国军令部（imperial general staff）为代表的那些势力的力量来说，是无序的和几乎完全无力的。但是，这种感觉存在着，尤其在比较年轻的这代人中正持续壮大着。

那么，会议提供的一个重要机会就是启发每个国家的情绪和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之固定下来。即使在日本，与会议有关的一种令人高兴的意见也提出要把所有东西摊到桌面上来。我们可以称之为会议的教育效果的那种效果，那种使事态问题明朗化的间接效果，从长远来看，或许会超过会议在它直接针对的目标方面所获得的实际成功。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这些直接目标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它在这些目标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强调事情的这个侧面出于两个动机：其他更有能力的人会讨论直接的陆军、海军和政治问题，而这个教育方面很容易被忽略掉；而且，在我看来，事情的这个方面也是中国学生群体最为自然的关切，并且是表明他们的影响对这次会议而言最有用的地方。近来，世界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宣传鼓噪，而如果我写出任何文字来助长这种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的东西，那么我将感到非常抱歉。但是，中国学生有了一个机会去帮助这个世界（至少帮助这个世界的美国部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内外的困难和问题，并以一种确切的方式培养一种对普遍而言的弱国以及具体而言的中国是公平的国际正义政策的同情理解。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对中国的新兴趣是因为美国想要取代其他国家在那里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如果存在任何这样的危险，那么，这次会议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中国各种独立发展和自我决定的权利，这些权利要求摆脱声称出于好意的干预和监护，以及公然出于敌意的干涉。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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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35—137页。

[2] 首次发表于《中国学生月报》，第17期（1921年），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