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发端始自那桩血腥事件——义和团的造反。这场骚乱的爆发清楚地表明，古老中国所做的显著努力不能不永远地牵扯到不受欢迎的侵略者，于是它也许会轻车熟路地返回到其自足状态。这一结论明显地表示着它承认，古老的中国或者说中国从今往后的生活，注定要或者说必然会笼罩在西方生活的力量——思想、道德、经济、金融、政治的力量之下。中国用它惯有的耐心，开始使自己去适应无法规避的东西，但在这类场合，需要的不只是某种善于忍耐的被动性。中国在1900年知道了它不能不作一番自我调整，以适应西方人各种活动所强加的要求。自那以后的每一年，它不断地懂得，这种调整只有靠对自己长久保持的习俗再作某种调整才能达到；它必须改变自己的历史意识，而不仅仅是某些实践方式。20年过去了，这场好戏看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中国似乎经历着一段步履维艰的时刻。这出在中国舞台上演的戏剧，其主要剧情显然已在一大堆缺少开展、高潮和情节的变幻无常的事件和刺激中走失了。
但是，怀有一颗适应西方快节奏的心灵的外国诠释者也来观看这场戏了。他盼望通过这场戏，能看到那种在电影样式中无从展现的东西。他对中国以这样规模上演的历史还不习惯。当他匆忙得出结论，说什么事也没做，或竟不如说虽然每天都在发生新的意想不到的事，但一切就像是一种漫无目标的循环运动。他忘记了20年只是它那经历了四千年之久的历史的一瞬间。一种历时四千年之久进化了的文明，一种缓慢演进的将每一种当时碰到的阻碍吸附消融的文明，一种自身内部容纳着累积经验的无数褶皱的文明，它在新的进程中能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吗？我们不假思索地谈论着和平问题的重要性，就是一名学生也会引证西沃德（william h.seward） [3] 、海约翰（john hay） [4] 和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 [5] ，但我们会想到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我们是那种关心流淌之河的表面景色的人吗？不，真正的和平问题是对中国的心灵加以转化的问题，是地球上最为古老难解的文明自己来再造那种与巨大的外部影响力相适应的新形式的能力问题。
各种类比，尤其当它们变得显然如此，正如它们很久以前在自然科学中已被证明的那样，它们在政治思维领域也会带有欺骗性。在其对西方的观念和制度的反应方面，对中国的未来与关于日本的记录进行的诱人比较是要误导人的。蕞尔小岛和广袤大陆的规模之不同，使得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相似之处。中国兴起于两千年前的封建制度，与此同时并没有成为我们熟悉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日本的崛起缘于它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所以其内部条件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外部压力使它确立了一种（点缀着某些制度上的装饰品）绝对国家的形式；这种国家形式从表面上看，与从近代欧洲封建制度的演进中产生的那些国家十分相像。日本很容易发展成一个拥有统一的行政体制和军事防卫手段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中国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更为根本的不同点，在于民族心理方面。一千多年前，日本通过朝鲜从中国文明中拿来了一些东西，并且基本还保留着日本特色。在过去60年里，它接纳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东西。然而，大多数抱有日本情怀的作家和思想家会告诉你：日本的心灵没有被西方化，虽然它全盘引进了西方科学、工业、管理、战争和外交上的方法手段；它引进它们，是出于增强自己的传统政策之抗衡能力的慎重考虑。它对此表示感谢，但并不准备承认西方方法的优越性，这类先进的方法一直是用来维持本质上优越于外国的东方理念的地位的。这在外国人看来，或许就是那种经常与日本相联系的自负的证据，但反驳起来也很容易：欧洲人对于优越性的自以为是，难道不比偏见的自负更甚吗？在看待所有事情上，日本人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两重性，将传统目的和道德取向与外国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这类外在物结合起来的做法，可用来说明人们在与当代日本的接触中屡见不鲜的那种口是心非的印象。
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二元论，这种表里生活的不一致，还会保持多久。可是，它那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成绩单显示的却是一帆风顺的成功。这样的事情恰好不会在中国发生。它的文明是演进的，不是引进的。它没有成功引进的巨大本领。它的问题是转化的问题，是发自内部的转化的问题。有教养的中国人肯定会告诉你：如果你想使中国完好无损地复活，你就要去日本——而日本人也会同样跟你这么叙说一番，虽然是带有点不同的口气和意思。一个来访者会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吃惊：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国，人们在公共建筑物和学校内到处可以看到古代儒家学者的语录，特别是那类体现极端保守思想和威权思想的语录。中国因为它的落后、它的混乱、它的虚弱，如今与日本相比，更为西方的当代思想所渗透。有一个事实带有某种意义：在日本，散布威尔逊总统有关战争的演说是被法律禁止的；而在中国，这些演说却在过去两年里成了畅销作品。日本把保持它从处于历史鼎盛时代的中国那里取来的观念并保护它不变质看作是日本得以强盛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有许多话可说；而中国的衰败，恰好是由于它让那些外国的而且是建设性的思想观念渗入进来，这也是真的。在此，我并不关心如何去否认这一点。无论如何，它说明了我的命题：中国必须走一条截然不同于日本的路。
要么是衰败和解体，要么就是彻底的内部转化，这里不存在为了直接的实践目的而对西方的外在方法的采用，因为中国的精英们不想沿着这样的方向走。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这样的情形不甚了了的外国人几乎不会意识到，特别是日俄战争后，中国采用日本的管理和教育方法已到了怎样的程度；但这一点也已很明显，这类方法的作用并非是它们在日本所起到的那种作用。眼下中国的大部分思想和道德危机，要归结为对中国人生活中这类因素作出的反应。无疑，从表面上看，当下直接的政治运动增强着这种反应，但在这层外表下酝酿着的却是知识分子一般的激动情绪以及那种信念：中国不能求助于日本式的西方化版本，而要走进给予西方道德和思想以灵感的泉源。这样的求索并不是为了获得自己往后用来仿造的模式，而是为了获得借此可用来更新自己制度的观念和思想的本钱。
民族的自大、民族的虚荣是被外人看作高深莫测的东西。只要我们表现出我们的自傲和自尊就够了。那些外国人对我们自己珍爱的生活方式，要么抱之以荒唐的态度，要么给人以对此嗤之以鼻或用心险恶的印象。但对这样的事情进行概括是令人生疑的，人们会对日本和中国的群体自我意识之间存在的某种差异感到吃惊。这种差异或许可从他们某些绝非少见的互相之间传来传去的评论中得到暗示。一个日本人会告诉你，中国人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一个中国人则会说，日本人没有“面子”意识。这两种批评都好像显得十分诡秘。但是，这类说明却使人想到，中国人的自满有着更深的根基，所以并不表现得那么剧烈。它是固有的，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它并不需要用特殊的事例加以断定。只要中国人保持他们对自己原本的判断，他们便保住了自己的荣誉和面子，其他人的想法无关紧要。另一方面，像日本那样去“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羞辱，这好像是一种缺乏内在源头的自供状。日本雇佣外国专家，它的兴趣在于结果，所以会让他们放手去干，直到学得了他们不得不给的东西。中国雇佣外国专家，往往有礼貌地把他们搁置起来。这里的差异，是看待西方生活之态度上的那种差异。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日本飞速进步和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日本人很自然地将自己置于西方观察者加以注视的地位，他强烈地意识到旁观者对其不时看到的东西作出的批评，他尝试去改变这类事物以满足那位外国观察者的要求。他对他的民族理想深深地感到骄傲。中国人很少关心外国人会对他们看到的东西作何想法，他甚至会把他的家丑兴高采烈地拿来供来访者观赏。这种态度中包含的自满和自负，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它造成了对古老传统持有的保守主义偏见，以及中国文明在所有方面对于外国蛮夷文明生而有之的优越性的信仰。同时，它也产生了难以在日本遇见的某种客观批评和自我分析的力量。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会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冷静的客观性对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进行剖析。我想，这里的基本理由正在于同样的民族自豪感。他生活于其中的制度也许并不能很好地避免批评，但这些制度的创建者本质上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创造了制度，当他们有时间对它进行考虑，将会创造某些新的能更好适应现代生活条件的制度。无论当前的事态多么令人绝望，中国人对他们国家最终结局的信心，使人想到一个美国人对他自己国家饱含的那种相似的信念。
让我们返回到我们的主要论点。中国在借用西方的城市管理、公共卫生、税收、教育、制造之手段方面的迟缓松垮，是与它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对自身制度造成一种彻底转化的那种努力相互兼容的。在这种再造过程中，它会做到“恰适”而不仅仅是“拿来”。它会设法去洞悉之所以造成西方进步的那些原理、观念和理智，并通过对新生的活泼的民族心灵的运用而达到对自己的拯救。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间是这一行动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因为这项任务是要造成一种内部的变换而不是外表的调整，实施这项任务将耗费很长时间。那些正在挟持中国、谋划着使其国土解体的无处不在的势力，那些渴望控制中国的政策、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以服务其自身利益的势力，它们会让这样的正常进化进行下去吗？它们会伸出援手，还是入侵、挑衅、转移视线或横加阻挠，直到无人可知的那场悲剧性灾难达到最终的高潮？所有这些，正构成了如今上演的这出宏伟戏剧的基本要素。
中国向西方表露的那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神秘”特性，可说是够真实的了，但这似乎并不能归结于任何乖僻的幽暗玄妙的心理学。在中国认识的人性好像示意那是不寻常的人，如果人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些人为数甚多，并且也是可加以评点的人，而不是隐身人。但是，中国的社会心灵、政治心灵已有几个世纪隶属于那种不仅对现在的西方人习惯上显得陌生，而且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制度。无论是我们的政治科学还是历史，都不能提供对中国制度之甚具特色的现象进行理解的分类系统。这一事实使不谙中国心灵作用方式的外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并使人们用矛盾的语汇对如此众多的事物进行描述。这一文明本身不会是矛盾的，但就其自身是自我一致的这点而言，它含有与西方生活尖锐对立的东西。于是，便存在我们必定没有抓住的那种中介形式、政治上失落的环节；它们显得模糊不清，因为我们没有用以对它们进行定义和诠释的比较形式。自然，中国心灵按其对习俗惯例的思考来看，本质上与我们对它们所作的思考无异。我们只是忘记了我们是按深植的以至习以为常的习惯和传统来对其进行思考的；我们想象我们是在用纯而又纯的心灵进行思考。如果把心灵习惯看作是心灵规范，我们便发现了那种并不适合称之为病态、神秘而狡猾的思维方式，就能找到只有通过对社会前身和环境的研究后才能进行心灵操作的要点。这个道理对于理解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是事先便明摆在那里的事。我们不能不去理解信仰和传统以便理解行动，我们又不能不去理解历史的制度以便理解信仰。
很明显，朝鲜问题几乎成了亚洲许多最为紧迫的对外政治的中心问题。霍尔寇伯（c.holcombe）先生已告诉我们，那种形成西方国家处理朝鲜问题基础的误解如何在早先年代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国家知道，朝鲜保持着对中国某种依附性质的关系。它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是西方熟悉的那种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当中国拒绝禀其权威承担起对朝鲜某些请求必加照管的责任，西方国家便认为中国要么是不诚实，要么就是放弃了所有政治管辖权。但这里存在着真正的附属关系，它是一种劝导、说教、祖孙般类型的关系。它超出了西方由其先例和理解形成的视界。西方与北京朝廷的早期外交关系，也是一份充满类似误解的记录。所有的地方都展示着对中国表示忠诚的标识，甚至对暴虐的君主权力表示效忠的标识。所以，若涉及各个省份发生的事，它们自然会赋予北京“政府”以如同欧洲形成的那种君主制的所有属性。这是说（除了某些已完备地建立起来的税收关系以及摊派劳役外），与中国大部分地方主要保持着仪式上和劝勉督促关系的中央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在对中国制度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细节进行思考时，这些大而无当的误解层出不穷。人们必须如其所是地加以理解，不能把它翻译成那种疏异的政治形态学的类别化的语言。
中国在引进铁路时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或许这是最为人所知的中国事件。它之所以再被提起，是因为它足以成为下述事实的一个典型释例，即思想和道德上的东西是造成东西方接触的主要障碍。反对引进铁路并非事关寻常的保守主义，并非事关因它是新的所以要把它当作新东西来反对的那种茫然呆滞。中国人具备正常含义上的好奇心，也许这种好奇心甚而超出那种从新事物中获得某种好处的正常的实践含义，假使这种新事物不与传统信仰造成冲突的话。难题本身表现为要在一座座坟墓间为铁路辟出一条确定无碍的通道，这些四处散落的坟墓在西方人的眼中显得杂乱无章；但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它们坐落的位置是极其科学的，惊扰了它们就是打乱了会影响到健康和收成的环境作用系统的平衡。并且，墓葬之地是祖先崇拜仪式的中心，也是民众组织活动的中心。这则信口说出的故事表明，我们要多么完整地来看待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它们是多么完整地嵌入生活的结构。没有民族心灵的转换，我们无从设想中国会伴随着与西方的交往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对中国大众心理学中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素所作的某种匆忙的概括工作，会对完成中国复兴的任务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个体性格方面，一个民族的优点与其缺点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我们这样说，或许还不致引起争议，那就是中国通过成为现代世界的真正成员而重获新生的期许取决于它养成民主生活和思想的习惯。这又以我们提出的另一个陈述为条件：这一民主的特殊性质，同样构成了中国在面对一个期待、骚动和贪婪的世界时进行改造的巨大障碍。因为当中国在思想和道德上拥有一种家长制的民主时，它缺少一种特殊官能，而只有凭借这一官能才能在国际或国内范围有效地保持民主。中国面临着两难的处境，这种处境的严重性怎样夸大都不为过。它那常见的权力分散的习惯，它那离心离德的地方主义，所有这些都对它成为一个国家性质的实体造成了掣肘。这样的国家实体有它必备的公共财政制度、完好的公共秩序、国防、法律和外交。它那源远流长的传统，它那坚不可摧的思维和感情方式，它那本质上的民主精神，所有这些都已在各个地方、各个村落以及周边邻邦遍地开花。我们现在中国看到的，正好是缺乏地方形制的相应转化（或更适当表达的话，就是未能体现出地方的民主精神向着整个国家范围扩展）的那种强加的民族国家形式：军阀集团统治着名义上的共和国，维持这个共和国部分要靠出卖国家资产和权力换得的贷款，部分则靠着与地方上那些拥兵自重的首领所做的交易。对枪杆子的控制，使这些首领能够对丰润的行业和财富实施敲诈。事实上，我们如果静态地、冰封般地来看这个国家，那么，它用新形式的罪恶再现了老的专制统治的罪恶，这只有靠释放具有美好前途的民众力量才能找到出路。但是，问题仍然在于要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使它们发挥作用，为它们创造一个常规的运作通道。
直到今天，西方思想仍把自己限制在比较明显、比较结构化问题的因素上。这自然是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些最为熟悉不过的问题，诸如权力的调整和中央政府对地方和地区政府部门的权威、政府中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问题、对法律程序的修正，以及通过法律取消任意的个人的决策权等。但这类问题毕竟只是症状、结果。要想借此入手对中国进行再造，好比要靠着熟练地耍弄戏法来解决一项工程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民主精神在缺少阶级的情况下历史地显现出来。那种在社会和国民中普遍存在的平等意识，那种通过道德而不是物质的力量——就是说，通过教诲、劝导和公共舆论而不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手段——对个人和团体取得的控制，应能为自身找到一种组织化的表达方式。我再重复一遍，由于传统形成的信仰以及行动的习惯，问题显得异乎寻常的困难。这些在中国转化过程中必定会产生的力量，是反对对整个国家进行组织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要在当代世界上使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站立在其他国家面前，中国即需要具备一个国家金融、国家税收体系。但是，建立这样一种体系的努力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不得不遭遇壁垒森严的地方征税程序；这些征税程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去干预它们可能就意味着中央政府被推翻。实施另一种税制需要国家的官能运转起来，而这种运转又依赖国家的公共收入制度。这是一个有关谬误循环的绝佳的例子，它困扰着中国所有走捷径的制度改革。它又表明，发展必须是自内部而来的转化性生长。它既不是外部强加的东西，也不是靠着对外国种种资源的挪用。
有很多人，包括数量上十分惊人的中国人以及外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只有经历一个由外国人监护和托管的时期，才能迈开步子并行走自如。一个相邻岛国的某些人士在勤勉地培植这种感觉，而中国也作出了某种明确无误的反应。虽说这类观点如果没有不适当地用刺刀来加以力挺，它所引起的反应也许会小得多。另有一些人则盼望西方的民主制或者国联来实施监护的责任。我们也许要搁置这样的问题，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是否还存在足够公正的理智来担当这份监管的工作。假设我们自己只限于去说：要成功地成为这样一个监护人，只有努力去刺激、鼓励和促进那股通过内部发生作用的民主势力，那么，我们倒还能做到言之有物。由于这是一项几乎完全涉及思想和道德方面的任务，假设中国有一个能够防止外部分裂图谋的成长的保证期，那么监护并非必要。在为中国提供 暂时 （ ad interim ）保护方面，大有必要的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充分的正直态度和开明的自利。它也许仍会变得一团糟，然后会坚定地站立起来，并自由地向前行进。唯一的危害之事就在于低估这项任务的严肃性。
我已说过，日本的演化提供的并非是一个尚属正确的先例，存在的问题比进入现代欧洲时的封建制变化还要复杂。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存在类似中国这种意义上的文明化过程。在中国，人们并不能找到容纳着人们的深厚感情和深刻思想的那些风物形制造成的惰性和压力。何况，欧洲的变迁可以自定时间来自行完成，中国却要面对急躁、多变的西方世界来完成这种变革。如果说这会带来助力，那它同样造成了一个贪吃的胃口。对一个外出漫游中四处搜寻浪漫生动景致的人来说，中国看上去好似一幅令人扫兴的图画。然而，要是用心灵的眼睛去观察，那么，它处处显示出现在正上演着一部极富吸引力的大戏。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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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72—179页。
[2] 首次发表于《亚洲》，第19期（1919年），第1103—1108页；重印于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285—295页。
[3] 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国务卿任内从俄国买进阿拉斯加。——译者
[4] 海约翰（1838—1905），美国国务卿。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参加结束美西战争的巴黎和平谈判，主张对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各国在中国享有平等贸易权利。——译者
[5] 塔夫脱（1857—1930），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他在总统任内建立邮政储蓄体系，推行反托拉斯法，实行金元外交政策。——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