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身在我们国家、曾经是1918年北京学生抗议的积极领导者之一的一位中国学生最近提醒我说，中国官方代表团在华盛顿的言行促使他反思中国的高等教育。或者不如说，他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中国教育某些侧面的一个反映。他认为，这个代表团在完成它的使命方面完全失败。他认识到中国的种种条件以及美国政治的危局——或者说，美国代表们所认为的危局——与中国在达成目标上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说，中国代表团还应该为另一种失败负责：在华盛顿，没有人对中国人目前的国民情绪作出有代表性的陈述。人们可以同意一些实际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对于没能成功地表达中国人当前的积极态度只能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就在代表们并不胜任代表工作的那些特点中。

到这里为止，他关于时局的见解都是对中国人来说才具有重要而实际的利害关系的。对美国人而言，它只引起那些对中国抱有同情并渴望看到其正当愿望得到恰当表达的人们的关注。但是，他关于中国人的高等教育所援引的这个事实——如果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却与我们密切相关。代表团的三名成员接受的都是美国人的教育；其中两人在赴美深造之前，是在美国人为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中学习的，而这两个人——代表团中的外交官们——的行事风格最得不到中国国内和在我们国家的中国人的满意评价。第三名成员，在预备教育阶段未曾在教会主办的学校里就读的那一位，被看作是最接近代表当今中国的那一位。那么，这名学生领袖所作出的教育方面的结论就是：美国人的教会教育即使在它最优秀的毕业生身上，也没能培养出独立而充满活力的思想与性格。毋宁说，它造就了一类驯顺的知识分子，他把这种类型称为奴隶式的。

没有必要对他的前提及其结论在文字上的正确性不容置疑地加以确认。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否定他的前提，或者认为它们分量过轻而不足以支撑结论。非中国人中对目前处境了解到足以下判断的程度的人并不多，而我也不把自己算在能够下判断的这些少数人之列。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得到正面的确认。目前所讨论的这种见解，表达了在中国人们广泛地持有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一种信念。它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分。它暗示着今日“青年中国”（young china）的态度， [3] 这种态度不同于诸如［j.o.p.］濮兰德先生等人著作中所描绘的少年中国的态度。如果说就其本人而言，濮兰德先生不算重要；那么，至少就其作为一个明确的在中国的外国人阶层的代言人而言，他是重要的，而这些人在提供关于中国的信息以及形成外国人的意见方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濮兰德学派所谈论的少年中国由一群在外国受教育的人组成，华盛顿会议官方代表团的两名外交官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少年中国，指的是怀着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先入之见投身内政或外交政治，并且试图把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政治观念与方法强加于中国的人。他们失败了，悲剧性地失败了。据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与方法同中国人年久难考的传统与习俗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特性内在地不适应——“年久难考”、“过时已久”以及“种族的”是这一派外国评论家关于中国的文字口号。这种失败可以上溯到传教士们善意的努力，由于把异族的思想方式与政治行为方式偷偷塞进中国的无知企图，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连同这种对少年中国及其外国赞助者的谴责一起到来的，还有对一切想要把中国的政体变成共和制并改变其文化的企图的谴责。

我并不清楚在何种程度上，这幅描绘真实地呈现出一个少年中国的形象。但是，中国的各种事情变化迅速，所以今日的青年中国肯定已经与这幅描绘毫无共同之处了。目前的青年中国决意要给中国文化带来一个真正的转变——有时是与过去的革命性的断裂，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转变。它是民主的，但它的民主是社会的与工业的；对政治行为少有信任，对政体的改变缺乏兴趣，除了这些改变或许能够自然而然地反映思考习惯的改变之外。它对传教的努力少有同情，不是因为这些努力代表着西方，而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并 不 代表中国需要从西方接受的东西，即科学方法与扩张性的自由，以及研究、批评与行动的独立。因此就有了先前所引用的评论，关于中国的外交在华盛顿失败的原因及其根源，即美国人在中国所进行的教育中存在的弱点。

虽然试图给国家带来一个转变，但青年中国派的人从来就不曾想要一个西方化了的中国、一个重复和模仿欧洲或美国的中国。他们想要的是西方的知识和西方的方法，这些知识和方法本身能够得到独立的运用，用来发展和维持一个是其本身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复制品的中国。他们真诚地感激任何一个外国人，只要这个人提供了他们认为能在这个过程中助一臂之力的东西。他们深切地痛恨任何以屈尊的态度坚持西方制度、将其作为应该谦卑地接受和顺从地复制的模式的努力，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教育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以思想的创新与独立为代价的模仿精神一直是中国倒退的主要原因，而他们并不设法去改换模式，他们意在转变精神。

人们从当今青年中国的代表们嘴里听到的，没有什么比“教育是使中国复兴的唯一手段”这个观点更加频繁的了，没有哪个别的话题如此频繁地得到他们的讨论。他们对改变传统家庭体系、抛弃黩武精神、推广地方自治有着极大的兴趣，但讨论总是回到教育，回到教师们和学生们，这是推进其他改革的中枢。这个事实使美国对中国教育的性质与影响这个问题超出了学术兴趣的范围。在对中国教育进行实际的拓展和革新方面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是完全无法克服的。讨论常常以进入一个死胡同告终：没有教育，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但是，只要军人和腐败的官员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而挪用资金和反对学校，学校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这里有着一部头等悲剧的一切素材。离开了教育问题，在华盛顿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事是不那么重要的。它使美国的影响这个问题活了起来。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巨大而不断增长的对中国的博爱关注。它表现为支持各种教育方案以及慷慨的资金援助；它在任何主要方面都不是由经济上的盘算、对商业利润的期待，也不是由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推动的；它主要是由宗教上的考虑推动的；它是好意的，但这些意图并不总是能在观念或实行中得到显明。有人告诉我，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学校，很大程度上简单地移用了美国学校的课程大纲和美国人的“科目”设置，但这个人既不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外国人，也不是一个嫉妒的仇外的中国人；而且这些学校产生的，不是能够在不依赖他人的中国的基础上发展本国各个行业方面成为领导者的毕业生，而是产生这样的人，当他们进入产业界后，就在由外国人掌管的各种行业中占据一个从属的职位，这尤其是因为他们在英语方面的训练。这样一来，在这种陈述和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关于养成依赖性的、奴隶式的精神与性格的陈述之间就不存在区别了。而积极参与教育工作的传教士，是其始作俑者。美国在中国人的教育方面的影响，除了训练商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买办之外，应当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鼓励那些由美国人管理的、正在试图办得更好的学校，使他们的教学大纲和方法适应中国环境的人摆脱如今从保守派那里遇到的琐碎抗议和嫌言怨语。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些学校，在那里，中国教员的工资水平、社会地位以及人事方面的重要性与外国人处在同一水平上。让那些不仅仅把博爱作为爱管闲事或自私自利的幌子的心怀博爱者选择这样的学校来施加帮助吧。如今，一个特别基金项目名下的数百万美元正被花在中国，用于改变灵魂；它们仅仅到了那些具有最独断和保守的神学见解的人手里，并且这些资金被用来压制开明思想的生存空间，以及使自由派的学校在经济拮据的同时名声败坏，知道这些的人并不多。无论从哪种观点来看，这都是一桩可耻的交易，应该用一种慷慨而明智的生意来取代它。中国不需要美国学校的复制品，但它确实需要拥有外国资助并且有部分人员是训练有素的外国人这样的学校；这些外国人有能力理解中国人的需要，在努力满足这些需要时机警、灵活，富有同情心。

不过，主要的事情当然必须在专门属于中国人的学校里进行。这些学校的人员构成主要是中国人，并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理。我们不是要对传教士们吹毛求疵，而是应该记住，他们过去一直是仅有的一些有着足够强大的动力在中国的教育上投入积极兴趣的人。如今似乎应该是时候了，应该有某些有财力的人，他们独立于宗教考虑的社会与人性关怀能够在建立本地学校中表现出来。撇开别的不说，这些学校需要现代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以及一流的训练有素的老师，他们能够训练中国人迅速地学会应用社会技艺与自然科学及数学科学中最好的那些方法。这样的人不仅能够训练学生，而且能够训练尚未完全胜任且苦于缺乏思想接触的较年轻的教师。怀着这种精神去中国，并且除了他们的知识、方法和技能以外，不想“兜售”什么东西的一流人士将会获得好评。在美国的某些地方，一定存在着能够出钱的有财力的人，以及能够怀着这种精神出力的有知识的人。他们的工作不会为了美国的威望或贸易而做，但却会为了这个烦恼的世界而做，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一个由养成了独立思想与性格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中国，就不会有像如今烦扰着我们的那种远东“问题”了；也就没有必要举行会议讨论——和掩饰——“太平洋问题”了。到那时，美国在中国教育方面的影响就会完全是一件真正的好事，而不是一件模糊可疑的幸事（blessing）了。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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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99—203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30期（1922年），第15—17页；重刊于《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303—309页，以“美国与中国”（america and china）为标题。

[3] 本句中的“青年中国”与濮兰德等人所说的“少年中国”，原文都是young china；但杜威想要通过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濮兰德等人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见解。因此，译者将其译成“青年中国”以示区别，下文不再一一标明原文，读者可根据上下文自行判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