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损失 人人难免

突接电话 弃家出走

旅途寂寞 邂逅丽人

困居苏州 痛苦万分

参加悼亡 忽获喜讯

由苏返沪 日人来访

陈光甫氏 雄才伟略

“一·二八”后 畸形繁荣

民国时期，英国驻沪领事馆

这次“一·二八”的战事，中国方面大伤元气，闸北的繁盛地区几乎炸成一片平地，所谓“淞沪协定”，就是中国军队永久不准驻防淞沪一带地区，而且协定里面规定驻在闸北一带的警察，也由北方调派前来，在日本方面的意思，北方人比较老实而有服从心，不会反抗日本人，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情势比人弱的情形之下，也只好完全接受。

开战损失 人人难免

“一·二八”之战，由开战到结束，一共是三十四天。老实说，住在租界上的居民最便宜，几乎一点也没有损失，反而因为四乡的难民拥到，空余的房子都住到满坑满谷，许多空屋的业主都翻了身，菜馆家家都座上客常满，做日用品生意和五金材料的人，都发了战争财。但是从一般而论，物价高升，多数生意都停顿下来，所以许多人在无形之中，受到损失，我也并不例外。

第一件事：我在“一·二八”战事开始的那一天，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先时，我常常到棋盘街商务印书馆去借书，本来这个门市部只有售书，而从来没有人借书的，可是我因为认识一位“邹伯伯”，他是门市部的一个老职员，做过黑龙江分馆馆长，初时他说：“借书是犯规的，不过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一次拿十几部书，签一张单子，你看到近一月时，来还掉几种，只买二三种，这是可以的。”我一想这个办法，对我很是有利，倒也使得，因此我常常利用这个“借多还少”的方法去麻烦他。

邹伯伯很喜欢饮酒，我常在他下班以后，拉他到四马路言茂源酒店去饮酒。他有一次告诉我：“小世兄，你如有钱，可以买些商务印书馆股票，这种股票，面额是十元，暗市已涨到十七元，你买了这种股票，不但能取到官利一分二，而且暗市随时还会涨价。”我听了他的话便说：“好极了，我还有买两千股的资格。”从前这种股票没有证券市场的，都是私相买卖，他好容易为我收买了两千股。

“一·二八”战事一起，第二天早晨，我起身出去买报，只见大风中飘着成张的纸灰，我仔细地看一下，都是商务印书馆印成的教科书的单页。初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已全部被炸毁，所以这种纸灰飞到了租界上，后来再和邹伯伯一谈，他说：“完了完了，我们的商务印书馆股票，大概至少要跌一半以上。”

经过了三个月之后，商务印书馆的股票恢复了一些价值，因为商务印书馆在全国的产业多得很，而该馆在上海负有一个巨额的支出，就是五千个印刷工人，常常罢工，常常要求加薪，弄得经理一点没有办法。这次大火之后，工人全部遣散，但书还是照常出版。经理想出一个计划，借出一些钱给老工人，让他们自行组织小型排字房、印刷所、装订所，专门承印商务印书馆的印件，这样一来，反而排工、印工和装订工的工资，与市上的印刷所相同。当时商务印书馆喊出一个口号，叫作“为文化而努力，为事业而奋斗”，实行每日出版一种新书的计划。法币使用的时期，纸价仍旧不变，足见法币对外汇的比率，还相当稳定。1932

年，上海，警告日本轰炸的告示

第二件事：因为我向来有收集资料的癖好，自从《中国药学大辞典》出版之后，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附近，有一座黄石大厦，叫作“巴斯德研究院”，院长是伊博恩博士，该院中有一个部门是研究中国药物的。伊博士向来在北京协和医院，以研究中国药物著称，曾经把《本草纲目》中的《鸟部》《兽部》译成英文，自从他做了巴斯德研究院院长之后，要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翻译《草部》《木部》。请来做这件工作的人，都是世界闻名的植物学家、药物学家、化学家，中国的专家也有几人，都是西医，伊博士认为另外要请一位中医来担任顾问的工作，否则，有许多中文名词会搞不清楚，因此他们就想到，要请我来参加这个部门工作。

最初他们请我去参观谈话，我才知道他们的经费来源，是由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的，里面一切化学仪器和设备，完备得很，我看见了很是高兴。

在我和他们一度谈话之后，西医庄德告诉我说：“要是你来任职的话，我们将致送一千二百元作为你的薪水。”这个数目相当大，他们院中各部门的主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都和这个数目相仿佛。我当时真觉得受宠若惊，但是我说出我的苦衷：“我每天为诊务所羁，每月的收入还要超过一千二百元，所以我虽然有意参加，但是不得放弃我多年经营的诊所。”于是就由我另外推荐四人，这四人都是从前帮我编纂药学大辞典的同道，这四位的名单，是吴善庆、李怀玖、顾哲民、尤学周。他们每天担任实际工作，我每星期只到两次，负责指导和答复一切问题，院方另外送我车马费每月四百元。

待“一·二八”战事一起，好多外国专家，认为“一·二八”的战事，是全国战事的序幕，日后是不能永久太平的，所以纷纷辞职回国。这个研究中国药物的部门，就停顿下来，连我也每月损失了四百元的收入。

第三件事：还有一个研究所，在法租界祁齐路（今岳阳路），有一座日本人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名字叫作中尾万三，中国方面的主任是李端璜博士（继李任职的是著名西医曾方广博士），李博士特地来邀我参加这个研究所，担任研究汉药的工作。他的意思也只要我当他们的顾问，每星期到两次，每月车马费为六百元。我说：“让我先来参观一下再说。”我到他们那里去一参观，原来这个研究所，比巴斯德还要大，占地数十亩。进去第一个部门，是专门试验制造中国绍兴黄酒的，酒坛堆得像几座小山那么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个造酒厂。他们知道中国人最喜欢饮的就是绍兴酒，日本人也喜欢饮这种酒，这个部门就是研究如何大量生产这种酒。

在这个部门中，有一个地窖非常大，可是造酒的工作部门，却杳无一人。李端璜在言词中透露，起初他们是从绍兴请来许多工人造酒，但是这些工人后来发觉，这个工场一成功，绍兴的制酒事业将大受打击，所以在一夜之间，这些工人全数走避一空；现在所有工作只能由日本人来负担，可是造出来的酒，总是没有绍兴酒那种味道。我心想这些绍兴造酒工人的爱国心，真值得钦佩。

我又问端璜博士，这么大的机构，经费从何而来？他说：“实不相瞒，经费是由庚子赔款对日项下拨出来的。”我立刻就想到庚子赔款各国均已退回，唯有日本人坚持不肯退还，将这笔款项，来办同文书院一类的文化机构，作为文化侵略的根据地。所以我当面不说穿，只有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正在我们谈话之间，忽然来了两个中国籍传达员，我一看他们的面相，便像日本宪兵队中的中国翻译一般，心里当然更不自在。他们开出口来，对中国人完全采取命令式的口吻，口头连一个“请”字也没有，叫李博士带陈某人去见所长，李博士惺惺然地拖着我就走，当时我就说：“我不想去，因为这种工作对我是不适宜的。”李博士听了我的话，面有难色道：“既来之，见一见也无所谓，也让我有个交代。”在这般情形之下，被他连拉带扯地进了所长室。

所长中尾万三，看样子倒像一个老年学者，他拿出一张名刺出来，上面有四个衔头都是博士。口操纯粹的北京话，穿的却是标准的中国长袍马褂，斯斯文文地对我说：“本所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药物的部门，想请陈先生来帮忙。”我就答复他：“我是一个开业的中医生，一则没有时间，二则学识和资格也不够。”他说：“我们的研究部门，向来以《本草纲目》和先生所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为根据，况且先生又编过《皇汉医学丛书》，你的资格，正是我们所久仰，真可以堪当日支汉方医学的桥梁，除了你再也找不到适当的人才了。”我听了“日支”两字，已经心头冒起火来，就想借机告辞，免得卷入这种旋涡。

正在这个时候，中尾万三忽然站起身来整整衣衫，领我到他们研究汉药的部门去参观。这个部门是另外一座极华丽的洋房，里面工作的人有二十名，桌子上放着全国各地收来的“黄连”标本，全是日本人出动各地领事馆中文化参赞收集来的。我一看这一百多种黄连标本，已吓了一跳，又见到他们抽屉中的标本照片和解剖图谱，看到我矫舌不下。至于其他药物标本和户外的种植试验场，令到我的意志动摇，发生了另外一种想法。

参观完毕之后，中尾万三诚诚恳恳地对我说：“我们这里的工作，真是需要一位顾问，许多难题，非中国医家来指导是解决不了的。”我再三推辞，他却再三地坚请。我忽然一想，我说：“我每星期只能来两个小时，有问题尽管问，我答不出的话，可以请教别人，隔一个星期再来答复；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我不居名义，第二我不受薪给，第三你们有的资料，我有时要带回去研究。如果你能答应的话，我就每星期来一次。”这番话原想难他们一难，如果难他们不倒，我亦能把他们的资料带出来，全部摄成照片，存入我的研究资料档案中，便大有裨益了。

谁知道中尾万三，一口答应，要我就从下星期起，开始工作。

回家之后，我心里很是不安，认为这虽是学术工作，但是两国彼此正在交恶之时，我担任这个工作，将来我的声名也许会蒙上一重暗影。谁知道到了次日，李端璜博士已坐了车子来接我，我深悔当时不应该答应他们，遭到这种麻烦，打算不去，又说不出理由来。李博士看我的神色便说：“你到研究所去是不居名义的，并不是吃他们的饭，而且一切任你自由，老实说，我在这个机构中也很看不顺眼，为他们做一份工作，我要用他们很多的资料，等我把一篇博士论文‘防己之化学研究’写好之后，我就要和他们分手的；你要是到这研究所去，早已声明在先，所有资料可以随意带回来研究，所内制作的标本解剖图多得很，你正可借此机会，拿出来拍成照片，充实你自己的资料室。”我经他这样一说，心又活动了，于是我跟他到研究所去，开始做一些学术方面的工作。

日本人做事，认真得很，原来准下午五时放工，但是为了我去办公那天的时间是五点到六点，也把那天的放工时间延迟了一小时。那时已有十几位研究员等候在会议室中，我抵达时恰巧是五点钟，全体起立迎迓，大家寒暄一下。只见桌上放着八张质询纸，我拿起来一看，有四张是当场可以解答的，还有四张要查考资料才能答复，我答复他们时，有翻译员传译。等我答复完四张纸后，已经到了六点钟，大家便道别而散。

散班之后，有一个人陪我，说：“你要什么资料，只要你签个字，就可以拿走。”这次我拿了十张药物标本图，带回来之后，我就向附近一家照相馆接洽，把它一一拍下来，拍一张的代价是一元八角，我想一想，这样把他们的资料带出来，对我将来著书方面很有用途。

第二个星期，是由我自己坐车前去，桌上放有质询纸二张，内容比较扼要，我详详细细地解答清楚，其中有一张是问我：“中国有什么美容药物？”一时令我难以置答，我便举了一个例子说：“名演员梅兰芳常吃一种饮料，叫作石斛，这种石斛是新鲜的，乃四川的品种，一株一株种在盆里，临吃之前剪取几茎，煎茶代饮。这种石斛有浓厚的胶汁，一则养颜，一则可以润喉，令到讲话的发音都会得柔和清润。”这个答案发表之后，他们大为高兴，后来自然科学研究所还出版了两本《石斛之研究》。书末结论，说石斛非但是滋润药，还是营养剂、美容剂和长寿药。这一次讲罢之后，我到资料室把第一次带去的植物标本归还档案，但是我看到档案中动物荷尔蒙部分，有七八十份研究报告，讲的都是猪、牛、羊的睾丸和生殖器，雄牛的生殖器叫作“牛鞭”，雄鹿的生殖器叫作“鹿鞭”，还有羚羊的生殖器和犀牛的生殖器，为《本草纲目》所不详的。我一并签了字，带回家去。那天回到家中，我暗暗好笑，替他们做了一分工作，竟然取到九分的资料。

如是者工作了一个多月，就在龙华机场“斋藤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我到中尾万三所长的办公室去对他说：“中日两国本来是兄弟之邦，现在敌我界限越来越深，阁下爱阁下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从今以后，恕我不能再到贵所来了。”中尾万三谦恭有礼地说：“你的话是对的，我也谅解你的苦衷，但是只要事变解决之后，我还是要登门恭请的。”这件事就是这样地摆脱了。但是我回家之后，心里沉痛之极，为了国家，我应该辞职，为了学术研究，那就是一种损失。每次翻阅摄得的各种资料，总有无限的感慨，这也是我在“一·二八”时期中受到的许多损失之一。

突接电话 弃家出走

居留在朝鲜本土的朝鲜人，还崇尚中国汉唐遗风，有谦谦君子的风度与和蔼可亲的民族性，但是这种良好的朝鲜人，日本人反不让他们进入上海，他们带来的都是一些面目狰狞、十恶不赦的坏人。

其中有一班人，是在日本并吞朝鲜之时，大批流亡到山东，再在山东经商，学会了中国话、中国文，面貌活像中国人。那时这班人都聚集在上海法租界，而且还有一个党本部，聚了许多朝鲜志士，干着朝鲜的复国工作。我因看病的关系，与许多革命分子比较相熟，但是有一点，他们的面相都有些和山东商人相仿佛，我只知道他们的姓，总是姓金、姓李、姓朴、姓尹的，名字实在叫不出，不过碰到了面，彼此总是含笑握手。

这个复国党的组织，照我想来，核心分子不过四五十人左右。有一次我因为看病，到过他们的党本部，他们正在开会，大家席地而坐，李承晚坐在中央，后面悬着一面中央是一个太极图四面是八卦字的旗，这就是现在韩国的国旗。

那天他们开会，门前站着一个法租界警务处的包打听程子卿，我坐车夹着皮包直到门口，程子卿见了我就问：“陈先生你来干什么？”言下大有阻止我进去的模样。我说：“我是来看病的。”程子卿说：“不行，不行，里面没有人生病，你进去作甚？”我说：“我昨天来看过，一个小孩子出痧子，今天为什么不许我进去。”程子卿派伙计进去一问，果然不错，才放我进去。后来我知道，这批朝鲜革命分子，能在法租界活动，全靠程子卿在包庇着他们。只要这个党部机关给日本人知道之后，日本领事馆派人到法租界会同捕房缉捕的话，程子卿会即时通知他们，走得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他们这个党本部，常常搬迁无定的。

“一·二八”战事结束之后，日本人认为大胜利，就在北四川路的虹口公园举行一个庆祝胜利大会，当时主持这个大会的人，就是日本的白川大将、植田司令和重光葵外交大使等。

开会的早一天，已经在虹口公园布置好一个司令台，划定区域，左边是日本的空军、陆军、海军，右边是日本居留民团，后面才轮到朝鲜人。他们布置得很严密，所有日籍居民都发给一条白色绸织的签条，上面写明姓名，由居留民团盖印。朝鲜人由日本领事馆发给签条，是蓝色的，上面也写出各人的姓名。并且规定由正门东边进，西边门出。

到了开会的当天，高空中放出一个很大的气球，球的尾巴上拖着“庆祝大捷”的字样，当时住在虹口的中国人，个个黯然神伤，远而避之。

开会时的情形怎样，恕我不知道，可是开会到了下午六时，《时报》特别发出一张号外新闻，大家抢着购买。原来在大会中，检阅台被炸，白川大将重伤，有一个日本中将身亡，重光葵足部也受重伤。这个号外一出，市民们奔走相告，欣然有喜色，大家说：“白川，白川，一场白串而已。”当时《大美晚报》的号外也陆续出版了。晚上，上海各中国报纸都接到一封信，里面放着一张照片，这照片就是当时在会场上丢炸弹的那位革命志士，名字叫尹奉吉。他预先拍好这张照片，手中拿了手榴弹，胸前挂了一块牌，上面写着“为革命而牺牲”的字样，背面墙上还挂着一面韩国的太极图八卦字样的国旗，他是有计划地利用朝鲜人身份混入司令台，一连丢上两个手榴弹，然后坦坦然束手就擒。这种壮举，令人肃然起敬。

韩国志士尹奉吉

次日一清早，我买到报纸看得清清楚楚，感到非常高兴，特地泡了一杯龙井茶，坐在沙发上，想把各报再细细地看上一遍。

不料电话铃声大响，本来我懒得去听，但是铃声不断，只好起立去听，只听到一个山东口音的人，操着朝鲜人的语气对我说：“你是不是陈存仁先生？”我说：“是。”他又很匆忙地告诉我：“程子卿先生有病，要请你立刻出诊，而且你要准备几天不回来，这是性命进出的事，你不用考虑，立刻就走。”这句话的收尾来了一句朝鲜话，叫“肯啥很意大”，这是朝鲜话“谢谢”的意思。

我接了这个电话，觉得很突兀，再一想，情形不对了，因为收尾是朝鲜话，又提到程子卿的名字，分明这是保护朝鲜革命组织中人的密语，再一想可能与虹口公园炸伤白川事件有关，也可能有我的一张名片在尹奉吉袋中被搜查到。想到这里，立刻惊骇起来，两手也颤抖不已，只觉得腹部有一股气朝下一沉，好像要大便泻出来的样子。

正在踌躇之时，第二个电话又来了，说：“陈先生，你还不走，当心三套头。”说罢对方就收线。（按：所谓三套头，是捉到宪兵队，先要来三套刑罚，都是残忍无比的。）这样一来，我格外着急了，穿上了衣服，便对家人说：“我要到青浦朱家角去看一个急诊，几时回来，没有一定。”说罢，从抽屉中取了一百元钞票就走。

走到门口，见到我的挂号先生，他是苏州人，我问他：“搭船到苏州去，在什么码头坐船？”他说：“往苏州的小船，停泊在天妃宫桥堍苏州河边，九点钟就要开船的。”我说：“知道了。”顺便告诉他，我要离开上海几天，请我的门人张卿云代诊。说完，我就扬长而去。

我叫一辆黄包车，过天妃宫桥，一路在想，尹奉吉的本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更未参与其事，照理不会牵涉到我身上。不过，朝鲜人姓金、姓朴、姓尹、姓李的人，我都交换过名片，要是日本人在他家中搜到一张我的名片，便会滥捕无辜，宁枉无纵，也有可能；一旦被捕，就要饱尝“三套头”的苦刑。所谓三套头，一套是用老虎钳拔指甲，一套是灌自来水，另一套是坐老虎凳。想到这里，就毅然决然登上了到苏州去的内河篷船，因为那时节，火车路轨已炸断，交通还未恢复。

在踏上船之前，我说要买官舱票，或头等票，船上人说：“大少爷，这里是不分官舱和头等的，一律睡地铺，不过现在火车没有开，票价要加一倍。”正在谈话之间，只见到远远地开来一辆军车，车上两个日本军人，中间有一个老人穿上了老棉裤，裤脚管扎上两条带，我仔细一看下身，完全像我诊所中的挂号先生装束，心想他们已追踪而来，不禁头部一昏，摇摇欲坠，也没有心去看这人是不是我的挂号先生，也可能挂号先生走漏了我的消息，被他们押着来领捉我。

幸亏这辆军车，一到了天妃宫桥堍转了一个弯，没有扑向我身边来，我这才胸前放下一块石头，略为清醒了些。原来五六十岁的老人都是这般装束，并不是我的挂号先生一人为然。惊魂甫定，就向船篷中一钻，拣了一个靠边的地方，倒下来便睡在船板上。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何以向来镇定自若，如今乱到这般光景？

原来这种船的设备，简陋到极，全部是统舱，大家好像沙丁鱼般地一排一排睡在地上，多数是苏州人赶着回乡，一切旅行设备简单之至，船上不但没有枕头被头，连茶杯热水瓶都要自己带的。好容易等到开船，心才定了下来。

旅途寂寞 邂逅丽人

船一开以后，由于心定关系，游目四顾，才知道船上一共有五十多人，分成两排，挤挤迫迫地轧在一起，多数是劳工阶层中人。对面二人，睡定之后，除了袜，大擦脚趾丫，臭不可当，全船的人视若无睹，若无其事。而睡在我旁边的一人，又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泥水匠般的工人，赤着脚，也揉起脚趾丫来。我觉得这般环境，真不好受。

忽然间，有一个妙龄女郎，捏着鼻头，吵了起来，而且操着吴侬软语骂这些毫无礼貌的乘客，她一眼望到我，竟然叫我：“陈大少，你怎么大少爷落难，也会搭这种龌龊船？”我抬起头来对她看了一眼，似曾相识，但想不起她是谁，因为病人多，他们认识我，我却记不清她是谁。正在诧异之间，那妙龄女郎竟然走了过来，说：“我的睡位旁边，臭是臭得来，连隔夜饭都要呕出来。陈大少！侬这里阿好让我轧一轧。”说时她就一屁股坐下来，但是船上已挤得很，实在无插足之地，我就和邻座的那位泥水匠工人说：“你可不可以和这位小姐换一个位子？”那个工人初时面有难色，那位女郎立刻拿出两只橘子出来说：“老伯伯，这是送给你吃的，可不可以行个方便？”那老年工人，见到这般模样，就拿了包袱，和这个女郎换了位置，她连声称谢。便横了下来，钻在我身旁，我就和她攀谈起来，问她：“侬姓啥？”

那女郎对我说：“我是云南路会乐里巧云笃格小阿媛，我到你诊所看过好多次病，侬哪能忘记哉？”同时她对我身旁看了一眼，问我为什么不带行李，她说：“侬哪能咽下去？”我说：“我因为要到苏州去看病，匆匆忙忙一样都没有带，也不想到船上样样没有的。”她说：“现在冷得很，过关的时候，检查起来，可能要五六个钟头。本来今晚可到苏州，但是要是查关麻烦的话，要在船上过一夜也说不定。”我一听到查关二字，就问她：“苏州河中哪里有关？”她说：“打仗之后，萝卜头（指日本人）在阳澄湖口设了一个关口，进进出出的人，都要查，现在火车不通，小船有几百只，所以查起来，时间耽搁很长。”我听了她这番话，不觉心里一寒，想起来还要过一个关口，不免有些惊惶起来。

幸亏那个姑娘一路上有说有笑，许多寂寞烦恼，都给她冲淡了。那小船行得好慢，只见别的小船都有小汽船拖着走，所以都快得很，这样更觉得自己的船慢，心里非常着急。那小姑娘竟然能够鉴貌辨色，问我：“陈大少，侬有啥亲眷在苏州生病？使你这样心神不定？”我说：“我到苏州，实在另有要事，你到苏州，又为了何事呢？”她说：“自从东洋人打仗以来，我家粮食已断，日夜盼望我带些钱回去。”我就问她：“到了苏州码头，上护龙街是否有车子可搭，我是走不动的。”她听了我的话说：“好极了！码头上可能有出租的马车等着，我陪侬一道去，我家就住在护龙街附近，我要你的马车弯一弯，请侬送我进去，能在我家中坐一坐，可以让我扎些面子，风光一下。”我说：“好的，一言为定。”

一路谈天，船已到了阳澄湖的关口，那个地方早已有许多破船，沉在河中，作为封锁之用。日军耀武扬威地走上来，对一个个乘客详细察看，有一个乘客行动慢了些，日军就掴了他一个巴掌，大家肃静无声地站起来排着长龙听候检查。查到我的身边，见我一无行李，旁边依着一个姑娘，认为我是纨绔子弟，倒对我不加理会，大喝一声，便算检查完了。大家就重行各归原位躺了下来，这时我才想到遇见这个姑娘，使我沾光不少。但是闸口上排的小船，相互连接，有一百多只，等候了三四个钟头，还过不得关！然天色已黑，加上寒风凛冽，我冷得不得了！

这位姑娘说：“今天晚上能不能到苏州，还不晓得，你还是睡下来吧！”我说：“我只有一件黑紫羔袍子，可以作为被头，但是没有枕头。”那位姑娘却爽直得很，在行李中抽出一条丝棉被头来说：“陈大少，你不嫌弃的话，大家就一同困吧！”于是我就和她共枕而眠。这旖旎风光的一夜，想想真是好笑。

困居苏州 痛苦万分

到了苏州码头，果然有马车等着，我就依约定的话送她回家，并且还在她家中坐了一会儿，饮了一杯茶，封了一个红封包，欢笑而别。到护龙街再找一间客栈。

我坐在马车上，要车夫介绍我一家旅店，一连问了三家，都已客满。原来这个时候，正是十九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前夕，由南京赶来参加的人很多。后来好容易在一个小巷口找到一家旅馆，这个旅馆是一个旧家所改造的。老板领着我去看一间官房，房间既小，设备又简陋，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也只好住了下来。老板问我：“你怎么没有带被头铺盖？”我说：“匆匆忙忙出来，来不及带。”他说：“这房间每日租金一元二角，租一条被头，大洋一角。”我说“好的”。过了一会儿被头拿了来，这被既厚且硬，重达六七斤。我也吃不下东西，倒下去就睡，可是睡在床上，鼻头接触到被头，闻到的味道，真想呕出来。这时虽然天气很冷，但是臭虫（木虱）依然大肆活动，实在难以入睡，又想到家中是否会受到日本军人的搜查，又不知道我的母亲会不会受到惊吓。

东想西想，反复而卧，朦朦胧胧已经天亮了。起身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洗脸，但他们并不供应毛巾，他们说：“本来我们用日本货的铁锚牌毛巾，现在因为抵制日货，只有青布毛巾，牙刷我们是没有的。”因此我也就胡乱地洗了一通。我在洗面时，照一下镜子，只见自己在整日整夜地消耗之下，显得憔悴不堪。

我走出房门，问老板哪里可以买到毛巾、牙刷？老板告诉我：“现在为时尚早，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你最好上‘吴苑’去吃茶，那里有毛巾可借，可能连牙刷都买得到。”正在这时，隔房走出一个老头子，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吴铁口”三字，他开口就对我说：“昨天你到旅馆来时，我看到你满面晦气，今朝一看你的面相，恐有杀身之祸。”我一听了这话，真是说到了我心里，连心都像要跳了出来，只好强自镇定地说：“不会有这种事，你不要胡言乱语。”说罢这句话，正想逃避他，不料他一手拉着我说：“我铁算盘算出来的事是不会错的，我只讲一句话，对的你就请我算命；不对的话，一个钱都不要。”我说：“我不喜欢这一套，不必多说。”他说：“你呀，十岁之前已经丧父。”这句话我听了，倒有些心乱起来，因为我早年丧父，在上海的友人都不知道，何以他会知道，再一想这种人碰不得，于是我就拂袖而行，好像逃一般走出旅店。

走到太监弄“吴苑”，这是一个大茶馆，里面一连有几间连贯相通厅堂模样的茶厅。吃客大半是苏州的老乡绅，还有小半是古董商人和地皮掮客等，他们的座位无形中都有规定的，我随便拣了一个位置坐了下去，四周的茶客都以奇异的目光看着我，原来我坐的这一个位子，是一位老客人天天来的。茶房问我要些什么，我说：“要一条毛巾和一支牙刷。”他说：“都有。”不到一会儿，他就把毛巾和牙刷拿来，并且带了一盒无敌牌牙粉，我就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脸，刷了牙，然后叫了一碗小肉面进食。

我察看四周的茶客，人头很整齐，他们都有自备的面盆、手巾、牙刷，寄留在茶房那边，每个茶客都是悠悠闲闲地相互招呼。我叫了一碗小肉面，不过动了一筷，就觉得吃不下去，因为心头好像有块石头压着，推来推去推不开。一忽儿，有一个身材细细瘦瘦的人走过我身边，大声向我招呼说：“陈师兄，你怎会独自到苏州来？”我抬头一看，正是老同学王慎轩，他是苏州有名的妇科医生。于是我就拉他坐下来，我也不便说到苏州来的原因，只说来苏州想休息十天八天，倒是一个人觉得寂寞得很。王慎轩说：“在我门诊时间，实在无暇陪伴你，让我的学生来陪你到苏州各处去走一趟。”我说：“那好极了。”吃罢之后，就跟到他的诊所，诊所中已经有七八个病人等着，我就在他医室中看看报纸。那时节上海到苏州的火车还未通，报上满版登载着白川大将被刺的新闻，说目前正在搜捕余党。我看了，心里又是一阵不舒服。王慎轩说：“我的学生姓李，他可以整天地陪着你玩，晚间请你到我家中来吃便饭。”我说：“好极好极。”

出了门口，那姓李的问我，要不要到虎丘去玩一下。我说：“虎丘我早已去过。”他又说出好多地方，我都回说：“没有兴致。”最后他说：“那么我们走得远些到灵岩山去玩吧，那边风景绝美，你一定要去一次。”我说：“这个地方倒没有去过。”于是我们就坐上马车到枫桥，再换船到天平山下埠头，而且坐女人抬的轿子，上山向灵岩而去。

灵岩的风景，真是既秀丽又雄伟，是苏州最幽静的名胜。我们就在那边找到一家馆子，吃了午饭，点了四个菜，可以说每一个菜，都非常可口，但我仍是食不下咽，那姓李的说：“陈先生，你是否小病初愈，何以胃口那么差？”我说：“是的，是的。”姓李的说：“那么我不客气了，所有的菜，我可以照单全收。”不一会儿，只见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一下子就吃光了。我心中暗暗佩服，毕竟心中无事，食欲才能旺盛，老古话是一句也不会错的。

灵岩山归来，已近傍晚，再到王慎轩家中，见到济济一堂，全是当地的同道，我虽尚能应付自如，但是人人都看得出我疲乏不堪，好像有病一般。

吃罢之后，回到旅馆，又撞到那个吴铁口，他一定要为我算命，并且口口声声说不要我钱。我心想样样都可以送，“命”是送不得的，我只好掏出小洋八角，对他说：“今天晚上我想好好睡一觉，这八角钱，就作为你今天早晨的相金吧！”料不到这位吴铁口又讲了一句话：“你印堂之中，晦气笼罩，我一定要替你算一个命，来报答你。”

我愤愤然地转身就把房门闭上，埋头便睡。可是这天晚上仍然转辗反侧，千愁万虑，总是睡不着，房间的一只钟又旧得很，滴答滴答声音极大，等到钟鸣四响，我还睡不着。本来我是反对迷信的，但是到了这时我“下意识”一冲动，就走下床来，去拍吴铁口的房门，吴铁口蒙蒙眬眬地起身说：“贵人来访，有何见教？”我说：“现在我来，你算命也好，测字也好，我要请你占卜一下，最近几天之中，我和我的家中，会不会弄出大事体来。”那吴铁口披起衣衫，慢条斯理地应付我，而且烧了一炷香，详详细细问我的时辰八字，还细细地看了相，最后他来了一句结语说：“你这几天中，运道坏得很，不但你自己会大祸临头，而且你家也会弄到家翻宅乱。”他这几句说来，我回到房中更是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痛苦的一宵。

参加悼亡 忽获喜讯

我正在百般无聊的时候，知道这一天苏州十九路军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忽然我的勇气油然而生，匆匆忙忙整理一下衣服，还特地剃了发，去参加这个追悼大会，要向阵亡将士鞠躬致敬。

这个会场大得很，皇废基的大广场中，右面站着的都是军人，中间站着许多长官，左边都是民众。开会时仪式十分庄重，军乐齐奏，大家已经流泪如注。最后有蔡廷锴、翁照垣等十几个名将，鱼贯而入，一时掌声如雷，历十多分钟不息。待到哀乐一奏，情绪更是激动，无数人暗暗饮泣，无数人失声痛哭，当地的政府官员和社团人士举行公祭。大家想到这一次战争死伤惨烈，都是心酸欲绝。最后由蔡廷锴演说。他说的是广东国语，大家虽听不大懂，但是他讲来慷慨激昂，令人热血沸腾，我看到这一幕，感动得自身的危险都忘记了。

在这个大场面中，大家肃静地站立着，只有若干摄影记者，钻来钻去在场中乱窜。我一眼看见我的老友（上海摄影画报社长）林泽苍也在其内，背了一个相机拍个不停。我乘机和他招呼了一下，他忙得很，说：“你不要走开，等一下我和你一同走。”等到散会的时节，名将们先走，一群摄影记者和林泽苍等追随其后，林泽苍施一个眼色，暗示要我和他同走。我匆匆忙忙走近他，已有十几辆汽车等着，我也混在记者群中登车，一起到十九路军的军部临时办事处。

蔡廷锴坐定之后，随便请各记者饮茶。林泽苍对我说他即刻要坐船回上海，以便冲晒底片即刻刊登报纸，忽然间他想出一句话来：“我动身时到过你家，想约你同来，谁知你已逃之夭夭。”我问他：“究竟日本军人有没有到我家去搜索过？”他说：“根本没有。”我又问他：“是不是在尹奉吉身上抄到我的名片？”他说：“也不是的，尹奉吉做事，干干净净，不牵涉任何一个人。他身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一人做事一人当，完全是英雄气概。但是日本人一定要抄朝鲜复国党革命机关总部，法租界派了程子卿去会同搜查，结果空无一人，空无一物，只是电话机旁边有一张电话号码表，十分之九已撕掉，只剩十分之一，上面有三个医生的名字，第一个是留学日本的西医汪企张；第二个是西医陆露沙，也是留日的，兼是戏剧家；第三个是老兄的名字。日本人把这纸角撕下，程子卿怕你受累，所以叫一个朝鲜人打电话给你，叫你快逃。后来日军到过汪企张家，问这个所在一共请你出过几次诊，搬过几次场，汪企张据实相告，也没有事，后来连陆露沙家都没有去过，所以你家也没有事。”我听了这一番话，心中一块石头就放了下来，那相面先生的话，就此烟消云散。当时我就拖着他到一家小菜馆吃饭，顿时胃口大开，连添了两碗饭，几个菜也吃得津津有味。林泽苍说：“两点半，有一只新闻界合租的小船，要避免查关，绕道嘉兴回沪，你顺便搭这船回上海也就算了。”那只小船是由马达小轮拖行的，所以很快就到上海，一场虚惊，就随着林泽苍传来的喜讯而消散了。

由苏返沪 日人来访

由苏州悄悄地返回上海，又到理发铺理了发，然后回家。别人看到我容光焕发，以为我由外埠出诊回来，一些也看不出我已经过一场虚惊了。

不料，我回诊所时，看见我的挂号桌前，悬上了一幅日本“明治天皇像”，而且利用一只旧的丝绒衬阔边的镜框装上，看上去很是古朴而瑰丽。为我代诊的学生偷偷地告诉我，自从我走了之后，对面木行的老板告诉他：“成都路捕房约同一个日本警察，在你家门口窥伺了两三天，想来陈医生有些问题。”（按：公共租界的董事会，本来日本人也有份，各警察局中都有日本警官三五人。）学生就问我：“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不说是，也不答否。他说：“向来日本人捉人，动辄就打，其势汹汹，所以我寻出从前你由日本带回来的一张明治天皇像悬挂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你从前讲过，日本军人看见明治天皇像都会鞠躬致敬，不会乱来了。”（按：此像系昔年在日本花日币五分买来，因为明治天皇是对汉医有历史的关系，所以我买来用作资料的。）我问：“究竟后来有什么事？”他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后来过了一个月，淞沪战役结束，商业及社会繁荣完全恢复。有一天，门口来了一辆大汽车，车中走出四个便装日本人，开口就说：“要见陈医生。”他们抬头见到明治天皇像，即刻立正做九十度鞠躬，完毕退后三步，又再鞠躬，然后进入客厅。家人见了他们，惊慌不已。我一看他们的卡片，原来来者是“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尾万三博士等，才放下心来，整衣下楼，亲自款接。

他们见到我，又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坐谈之时，中尾博士说：“现在中日之战已和解了，我希望你仍然到本所来，继续帮我们的研究工作，军阀好战，我们学术界是反对的，请你也不要介意。”我说：“这一场战争，中国损失太厉害了。”这时恰巧我手头有一份报纸，刊出东方图书馆的损失，给中尾博士看。这张报纸说：“这一次烧毁闸北东方图书馆三十多万册的书本和五千多种的图片，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厅州志二千一百多种，公元十五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远东唯一孤本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罗马教皇梵蒂冈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完全在牺牲之中。”又说林琴南生平所翻译，未刊的东西洋小说，据调查所知，烧掉的有《金缕衣》《情幻记》《军前琐话》《洞冥续记》《五丁开山记》《孝女履霜记》《雨血风毛录》《黄金铸美录》《神窝》《奴星叙传》等，共一百五十九种，尚有不知道书名的，当然更多云云。

中尾万三博士看了这段新闻，呆了好久，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一次协和的工作不能成功，于是他说：“我在三个月之后再来拜访你。”所谓“协和工作”，即后来的新名词所谓“统战工作”。

这次战事终了，淞沪协定签字之后，申明上海四周不得驻防中国军队，一切军事设备完全撤离，改用东北籍警察来维持沪市治安，报纸也登载市长吴铁城对这批警察训话时的摄影，我看了之后，认为以后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了。

这次“一·二八”战事，银行钱庄都不敢开业，银钱业中要人，天天在城隍庙“内园”开会。他们也发觉银元制度有绝大的漏洞，自从政府发表废两改元、废元改币之后，银钱两业，尽力协助，市面上的银元，果然绝迹，有银元的人，都存入银行，由银行调换钞票。

我常常到戈登路的一家华洋染织厂去看病，看罢之后，总喜欢在那边附近徘徊，因为那处就是中央造币厂所在。我以为该厂从此以后不会再开工了，岂知他们放工时，还是有成千工人放出来，而且烟囱中还冒着浓烟，一望而知厂方仍未停工。最感到奇怪的是，我和工人们谈话，他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和我多讲话。

有一次，我就向华洋染织厂中人问道：“现在银元已废除，何以造币厂还要开工？”他们说：“现在造币厂，不是在做铸币的工作，而是将银元熔化成为银条，工作繁重，工人反而加添了不少。据说这种银条，有一定的规格，每天成箱成车的不知运往何处？”于是我才知道，废除银元的政策很成功，报纸上正在登载白银问题，在记忆中，记得那时节，黄金大跌，白银涨价，所以研究白银问题的论文越来越多。

陈光甫氏 雄才伟略

国民政府收回了那么多的银元，国家库存之数字，可说打破纪录。

从前中国外交政策，孟心史说过：

清代以来，外交方面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轻外时期”。对自己国家自尊自大，对外国人一切估计得很低，外国人来朝，都要向皇帝叩头，英国大员来朝，声明朝见之时绝不叩头，但是自有许多官员及太监等，硬手硬脚地要他们叩了头为止。这是说明中国高高在上，万国的使臣来朝，都要屈膝叩头，否则，即是对堂堂的中国大不敬。第二个时期叫作“惧外时期”。中国受了各国的炮舰政策的威胁，屡战屡北，自信心消失，对外国人怕到不成体统，什么不平等条约都会签下来。第三个时期叫作“畏外时期”。从前中国的官员，都抱定一个宗旨，“千里做官只为财”，由小官升到大官，一层层地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而对人民百般压榨，勒索钱财，有办法的能捞到一笔大财，就算是干才，在上的眼开眼闭，只求逢时逢节，或是逢寿辰，能受到一份丰富的礼物。县官要孝敬府道，府道要孝敬京官和巡按，如西太后做寿，全体文武百官都有名贵礼物呈贡，他们只怕一件事，就是最怕和外国人交涉，逢到华洋纠葛，就不敢问谁是谁非，总认为外国人是对的，因为事情一闹大了，革职有份，至于丧失主权，在所不问，这是“畏外时期”外交上的一般情况。第四个时期叫作“媚外时期”，举凡上下官员以及一般人民，都认外国人的事，样样是对的，连月亮都是外国的圆，这一个时期维持了三四十年。

中国的外交官员，是一种论年资升级制度，先做领事的随员，做了几年，不生什么事端，就升为领事，领事做了几年，要是能博得洋人的欢心，然后升为公使，公使能做到循规蹈矩，面面讨好，就有资格升为大使。

在外交官员工作时期内，一种因为“弱国无外交”，也没有什么作为；还有一种就怕在任内发生事端，能力争主权的话，只能在自己国人面上，做些纸上功夫，说得婉转，写得圆滑，就算是能员，要是动辄和外国人据理力争，一些不肯放松的话，反为朝廷所不喜。当然也有几个杰出的外交官做出一些好事来，但多数是庸庸碌碌，垂拱而治，一切唯洋人之命是听。

中国经过“一·二八”战事之后，励精图治，要想和日本决一死战，最要紧的问题，就是要拉拢外交关系，才会掌握胜利。

从前国人有一个心理，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最是亲切，在凡尔赛条约、九国公约等，都对中国有利，所以一切人等都想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将来开战时，一定对中国大有帮助。

但是事实上泄气得很，美国议员常常提出许多谬论，你讲一段，我讲一段，教中国人看来真是垂头丧气。还有一点，美国人专讲做生意，不断地把美国废铁几万吨、几十万吨卖给日本人，这种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登在报纸上，这种废铁运到了日本，一经锻炼就成为制造武器的钢铁，中国人反而得不到实际上的援助。

这又要说中国的驻美外交官员，只懂得仪表和酬酢，商务参赞也只知道一些商业常识，对中国的抗战大事，实在起不了什么作用。

在这时节，国民政府就向民间经济专家逐一咨询。上海的一班大商家，对做生意都是一等好手，但是对国家大事还是没有远见，互相推诿，推出一位陈光甫先生出来。

陈光甫先生本来是一位国学根底很好的读书人，留学美国，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待到他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后，一切措施都采用科学管理。从前银行对存户，像官吏对付乡下人一般，唯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连一块钱都可以开户，而且职员对客户，客气得非常，大大地发挥了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民国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不久，存款直线上升，渐渐成为民间银行的首脑，银行界中人，事无大小，必然要请教他，他一句话力量大得很。

我还记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期，是开设在北京路、宁波路“邓脱摩”西菜馆后面一条弄堂里，门面是由石库门改装的，里面的地板，走起来轧轧有声，但是不上几年，就一变而成为一家大银行，又隔几年，就自建大厦，成为上海独一无二的民营银行。陈先生的精神与毅力，实在是值得钦佩的。

陈先生对银元与银两，早有认识，打破银钱业的惯例，银元与银两在钱庄中都可以开户口，自从银元收归国有之后，白银都在政府手中。

从前上海的银行，很少与外国银行有直接关系，唯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早与伦敦经营白银的巨擘“mocatta & goldsmid co.”有联络。又在伦敦、纽约、旧金山设有代理银行，行中还特辟一个国外汇兑部门，先后与伦敦“national provincial bank”订立英金十万镑的透支契约，又和纽约“chemical bank”订立美金七十五万元透支契约，又和旧金山“wells fargo bank”订立“acceptance credit mail”办法，即一面航寄出口汇票，一面以电报通知，即可用美金二十五万元之信用贷款。这种方式，不但上海各银行没有，连政府都认为是奇迹。

政府当局鉴于驻美公使馆的商务参赞完全不懂这种商业上的情况，认为中国政府要对美国方面打交道，唯有请陈光甫出马。

这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一月五日驻美公使施肇基电告南京，说是宋子文到华盛顿政府商谈白银问题，美国政府答复无可贡献，王正廷等不断商讨，毫无结果。到了二月二十七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gauss）忽然透露消息说“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需要邀请陈光甫商谈”，中国政府立刻同意。但是陈光甫在政府中并无任何名义，结果以财政部高等顾问名义赴美，财政部次长郭秉文等同行，一切会谈由陈光甫全权处理。

从前美国政府，对外援吝啬得很，唯有在商言商，以商业的利益来打动他们，最是有效。所以陈光甫一出场，谈判就节节合拍，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包括了七项事宜：

（一）中国保持币制独立，不与世界任何货币集团联锁。

（二）中国除外汇黄金以外，保持百分之二十五白银为发行法币之准备。

（三）取消关于艺术及工业用银之限制。

（四）鼓铸五角及一元银辅币。

（五）美国承购中国白银七千五百万盎司，另接受五千万盎司，作为二千万美元贷款之担保。

（六）是项白银，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起，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止，八个月内分批运美。

（七）白银价格按墨西哥加拿大方式，分批决定，遇银价上涨时，中国得向市场公开出售。

这个谈判，并没有签约，只是以备忘录及双方换文方式，完成了实际的任务。

那时节，日本拼命地反对，认为这是用白银来购买军械的军事协定，对他们不利，但是也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反对尽管反对，而我们的基本工作，却由此而奠定了。

这次的换文成功之后，中国的存银，分批运往美国，由美国政府予以收购，前后数量达二亿余盎司，中国初期抗战，财政上的支持，完全靠这笔巨款。

待到战争打到相当时期之后，各国的援助陆续来了，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现在出版的《民国百人传》中，对这件事写得很详细。所以我说一个“大国民”的个人贡献，往往超过了许许多多外交大员的工作。

抗战开始时，陈先生在莫干山养病，大家简直不知道白银政策的内幕。

陈光甫，仪表是怎样的呢？我存有照片一张，完全是一个忠厚长者的模样，为人和蔼可亲，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什么架子。

一九六〇年，我在香港开业，陈先生的家人来请我出诊，我到半山宝云道陈宅，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本人，谦谦和和，蔼然仁者。等诊罢了病之后，他和我谈话，他说：“你的名字我知道了很久，总以为你年纪很大，而且还知道我的朋友沈熙瑞（香港汇丰银行联合经理）是你的外甥，所以你一进门之后，我才发觉我想象中的仪表完全错误。”我说：“是的，熙瑞是我的大外甥，我是他的小娘舅，所以论辈分，忝长了一辈，论年纪，我却比他小几岁。”

他又对我说：“你历年提倡心理卫生的文章，我看得不少。”

过了几年，他身体上也有些小毛病，常到我九龙诊所来就诊，总是戴了一顶铜盆帽，手上握着一根司的克，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光甫先生。

又有一次，他来邀我到旺角上海银行分行向该行职员演讲，这是利用同人午餐时间向他们作一小时的身心修养演讲，我就以“含笑迎人”四字为题，讲足一小时。讲毕之后，他备了丰盛的饭菜留我吃饭，并说：“你的寓意很好，对他们的影响力极大。”我对他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

“一·二八”后 畸形繁荣

“一·二八”战争之后，上海的繁荣，简直是直线上升，因为人口一多，房租涨价了，各游乐场所，满坑满谷，各种商业无不门庭若市，有几个特点，是战前所没有的。

一、从前上海的无线电台只有少数几家，无线电收音机也销数不大，都是一些学生们自己装置一些小型矿石机，用着一副耳套听听音乐而已。到了战事停止之后，大家纷纷购买收音机，那时的收音机都是用真空管的，普通的是三个真空管，较贵的是五个，以飞歌和飞利浦出品销行最广。商店就利用电台来作为商品宣传，最有名而电力较大的电台是“亚美电台”，后来就有许多电台继起，如“华东电台”等。当时有一家绸缎店，叫作“老九和”，是第一家在电台播送弹词节目的，轰动得很，本来弹词家的范围不出几家茶楼书场，从这个时候起身价就不同了，走红的弹词家，每月的收入要达到数百元至近千元。

二、外埠逃难来的人，工余之暇，就是游览“大世界”“新世界”等游乐场，后来什么场所都挤满了人。同时更兴起了几种新事业，除了弹词家沈俭安、薛筱卿、朱耀祥、赵稼秋、周玉泉，他们一时成为听众的偶像外，申曲界也出了施春轩、筱文滨、筱月珍、邵滨孙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越剧，如袁雪芬、马樟花等，本来这些角色是在宋家弄一间小型戏馆唱的，后来竟风靡一时，出了十多位名角。

我对这种地方性戏剧，向来不甚重视，但是我与越剧中人接触得多了，他们的生活状况，知道得比较详细，现在我来谈谈：

越剧产生在绍兴嵊县，班主被称为班长，多数拥有一只船，他就吸收当地的小姑娘，订了一种类似卖身契的条约，第一次付一百元至三百元，以后这些女孩子就归班长所有。戏班船到处漂泊，生活苦得很。早晨班长就教她们唱越剧，剧词主要的只有四句成调，女孩子一念之后，就会喃喃上口，但是她们却是一字不识的。到了一个小码头就演戏，由熟练的做主角。从前没有什么布景灯光，就是一味地唱，而剧情和唱词以及对白，都浅近得很，所以家庭妇女们都非常爱好。唱了若干时日，又换一个码头，就在浙江一带卖戏，船只行来行去。

班长对这班女孩子苛刻得很，拳打脚踢是常事，动不动还要用板子来打，年龄长大了些，班长就占有了她们，令到她们死心塌地地为他赚钱。要唱满三年之后，才有一些微薄的薪水，大约每登台一次，才给她们小洋四角至六角。

“一·二八”事件以后，大家提倡国货，三友实业社经理陈万运一天对我说：“我们办的是毛巾和棉织品，刚巧可以顶住日货铁锚牌，这是日本人最痛恨的。（按：当时国产商品叫作国货业，凡是在中国畅销的日本货，由国货业一样样仿制出来去代替。三友实业社的三角牌毛巾，就顶住日本货的铁锚牌，无敌牌牙粉则顶住日本货的金刚石牙粉，天厨味精顶住日本货的味之素，菊花牌蚊香顶住日本货的野猪牌蚊香，诸如此类，各方面努力推行，日货大受打击。）现在‘一·二八’之战，经过淞沪协定之后，上海笼罩在日本人势力之下，所以三友实业社迟早是要被他们烧成一片白地的。但是三友实业社工人有两千人，我们总要想一个办法，开辟一个国药部，出售国产成药。这个部门要你来负担设计之职，因为你是我们的常年医药顾问，想来你也无法推辞的。”

我自从这次谈话之后，先想出一种真马宝，因为每一只马宝重达数斤，药店里出售三分马宝，就要三角钱，如果把马宝磨成粉，每五分装成一小铁盒，售价一元，表面上雅观得很，实际上利益甚丰，对本对利。陈万运就依照我的计划，开始登报发售。初时只出马宝一种，就赚了二三万元，陈万运非常得意。他认为马宝销路较狭，还要制造一种对大众有益的补品，于是由我处方，又制成了一种三友补丸和方便丸两种。三友补丸每盒售二元，方便丸每盒只卖三角钱。方便丸的原料只是一味大黄，不过将大黄经过水蒸熟，再用电烘干，吃起来既能通便，又无腹痛，一时销路极广。

三友补丸，因定价二元，初时不易推销，陈万运利用大幅的广告牌，遍布全上海，于是销数便渐渐地大起来。在那时节，电台上的节目号召力很大，但是弹词节目都已给老九和绸缎局独占。陈万运思想很敏捷，他向二千多工人发出一张调查表，表中开明了申曲、越剧、弹词、滑稽戏等七八个项目，叫他们填写喜听的节目，三天之后，工人都把表填好交来。统计下来，喜听越剧的最多，因此三友实业社自己创办了两个电台，专门播唱越剧，把越剧人才都拉拢得来，签订合约，其中以马樟花、袁雪芬、范瑞娟最红，本来这几个人都受卖身契的约束，陈万运运用一种手腕，把卖身契都一一以高价赎了出来，于是越剧演员格外地努力为三友实业社服务。

这种越剧演员，全是女的，向来生活恶劣，营养不良，差不多个个都有病的。陈万运特地在我家旁边设立一个三友医室，由我专门为她们和三友实业社同人诊断治疗。

我因为诊得她们的肺部都不健全，所以就要她们到虹桥疗养院去照x光，一照下来，马樟花已是肺病第三期，袁雪芬已是肺病第二期。那时节肺病还没有特效药，马樟花首先病倒，不能演出。这种女演员，有许多太太团及越剧迷将她们收为“过房囡”。有一位太太，坚决不信马樟花患病重笃，并且一定要她的儿子和马樟花结婚，经我们反对无效，但是结婚后三个月，马樟花就香消玉殒。

越剧名伶合影，后排左起：张桂凤、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前排左起：徐天红、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吴小楼

同时，陈万运对一班越剧女演员，除了在电台演唱之外，并不限制她们登台演唱，不料一登台之后，更轰动得不可收拾。

有一个女演员叫作筱丹桂，容貌既美，又有细致的表演，这种演员意志是比较薄弱的，被一个戏院老板张春帆引诱，发生了某种关系。这个张春帆是个恶霸，管得她很严，她一切行动都要受他控制。有一个话剧演员，艺名冷山，是专为舞台设计灯光道具和编剧的，不免和筱丹桂常有接触。有一次，二人正在喁喁私语，被张春帆看到了，就打了筱丹桂两下耳光，冷山一看形势不对，避之趋吉。当晚筱丹桂就留下了“人难做、做人难、难做人”九个字的遗书，服毒自杀。消息传出来之后，全上海轰动起来，成为一时的大新闻。在出殡的那天，那家殡仪馆门口，拥满了戏迷数万人，秩序大乱，连窗格门户都被毁坏，比当年阮玲玉自杀后的出殡，还要热闹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