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沙谈往之一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两次到敦煌。回来以后，打算根据所看到的材料，写一本《瓜沙谈往》小册子，内中包括：一、《两关考》，二、《莫高、榆林两窟杂考》，三、《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四、《瓜沙曹氏史事攟逸》，一共四篇。前三篇都写好了，只第四篇始终未有成稿。此次重印，因将一九四三年所写《西征小记》作为《瓜沙谈往》第一篇，而将《瓜沙谈往》的总题移在每篇篇名之下，作为小题。

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补记。

近年以来开发西北之论甚嚣尘上。然欲言开发西北，几无在不与史地之学有密切之关系。今即就河西一隅而试论之。秦汉以后，河西为匈奴、大月氏、乌孙诸民族互争雄长之地。汉武帝思雪高祖平城之耻，乃收河西于版图之内，一以绝匈奴之右臂，一以建立通西域诸国之走廊。于是筑长城以限胡马之南下，移民实边以奠长治久安之局。海通以前二千年来，中国与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几无不取道于此。其后河西四郡虽间有短时期沦于异族，不旋踵而仍归中国，此盖非偶然也。三十一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有西北史地考察团之组织，考察范围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世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故为此筚路蓝缕之举。余应研究院之约，奉校命参加考察。以滇西变起仓卒，交通艰阻，迟至八月方克入川。九月下旬自渝抵兰，十月初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以抵敦煌。到敦煌后住千佛洞者历时九月，其间曾再游两关，一访榆林窟之胜，至三十二年七月方始束装返川。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今略依经历所至，分记见闻，各成段落，不尽衔接；聊以备一己之遗忘，供友朋之问讯而已，阅者谅之！

余于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自渝抵兰，十月一日西行；三十二年夏东归，于七月二十日抵兰，二十六日赴渝。来去俱甚匆匆，故于此西北名都，所知殊浅。三十一年九月始抵兰州，以友人之介，得谒慕少堂（寿祺）、张鸿汀（维）两先生。慕、张两先生为陇右前辈，熟于关陇掌故，慕先生著有《甘宁青史略》四十册，张先生著有《陇右方志录》及《陇右金石志》，主编《关陇丛书》；并以藏书著称兰垣。两次过兰，匆遽未能多所请益，兼窥所藏，亦憾事也。兰垣旧书及骨董业不逮西安之盛，民十四陈万里先生西行所见之兰山市场已于三十年为敌机炸毁，今改建兰园，电影场茶肆球场纷然并陈，骨董铺不复可见。在南门内一铺中见到彩陶数件，花纹粗率不足观，价既不及以前之高，顾者亦复寥寥，盖盛极而衰矣。始至阅肆，于道陞巷河声书店得见石室本唐人写《金刚经》一卷，首稍残缺，字不甚佳。又西夏字残经一册，写本刊本俱备，首有一小篇磁青纸金书，极精，末又有刊本八思巴蒙古字及回鹘字残叶数篇，合贴成一厚册，索价二千元，以价昂未购。只选取刊本回鹘字残经十三篇。大约俱元代所刊写者。其西夏字一册，三十二年夏东归往询，则于旬日前为张大千所得矣。又获蒙古钱一枚，幂八思巴字“大元通宝”四字，其后在张掖又得一枚。唯在河西一带，始终未见西夏文钱，亦所不解也。金天观在西门外，俗名雷坛，壁画《金阙玄元太上老君应化图》，凡八十一化。三十二年东归，曾一往观，观内今为某干部学校所据，画壁画之两廊改为寝室，壁画剥落，视前加甚。其所绘与成都二仙庵刊《老君历世应化图说》同，画则清初之所作者耳。

武威为张介侯（澍）先生故里。先生一生于关陇文献，网罗放失不遗余力。生平著述等身。其《二酉堂丛书》，藏书家几于家喻户晓。先生著述未刊者极多，身后散失殆尽。二十二年在西安，从碑林碑估段某处得悉光、宣之际，法国伯希和自敦煌东归，道经西安，即从彼处购去先生著作未刊稿本不少。二十七年在法京国立图书馆见到数种，皆伯希和所购得者，摩挲遗编，感喟无既。介侯先生后家秦中。三十一年过武威，访问先生轶事，则知者寥寥，可慨也。武威又有一李树键先生，清末为山东学使，著《续通鉴纪事本末》数十巨册，在兰州曾见其书，民初逝世。家富藏书。两次过武威，俱以匆促不克往观也。武威古刹旧有大云、清应、罗什诸寺，民十四陈万里先生西行，尚俱栋宇无恙，民十六河西地震，武威受祸最烈，诸寺皆荡为云烟矣。罗什寺址今为武威中学校，大云、清应则只余断壁颓垣，两塔各塌去一半，其形制犹是唐代之旧也。大云寺旁一钟楼，上悬大钟一，“大云晓钟”，为昔日凉城八景之一。钟青铜铸，上镌天王像，形极奇诡，而无铭文。旁有乾隆时康伯臣碑，谓是前凉时物，实则唐代所铸耳。西夏文天佑民安碑及唐景云碑俱于震后移至文庙。清应寺西为藏经阁，内贮康熙时西宁写本番字《大藏》一部，原百零八函，今佚去数函，黄缎经袱，层层包裹，保存至佳。文庙在城东南隅，今改为民众教育馆。三十一年西行及三十二年东归两过其处，识王凤元、郝仁甫二先生。在陈列室见到有天禧三年题识之陶器一件，系三十年张掖西三十里古城所出。据历史语言研究所傅乐焕先生云，此是西夏李得明时物，其时西夏尚奉宋正朔，故题识云耳。又见一木塔，六面俱绘佛像，彩色如新，描绘极精，不失五代宋初规模。木塔中空，据说明书云，内中原有小银塔一，银塔上镌“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云云。原出敦煌千佛洞，今银塔为马步青攫去，而以木塔存武威民众教育馆。五代时于阗与瓜沙曹氏互为婚姻，则此当是于阗国供养千佛洞之物。银塔所镌铭文虽未窥其全，然其有裨于瓜沙曹氏与于阗关系之研究则无疑也。馆内所藏，除西夏文天佑民安碑及唐景云碑外，又有高昌王世勋碑，虞道园撰文，康里子山真书，赵世延篆额，碑阴为回鹘字，于民二十二出土于武威城北二十里之石碑沟，今亦移存馆内。碑上半已断去，犹高一公尺九十公分，广一公尺八十公分，可渭巨制矣。馆中尚藏有武威南山中出土唐代墓志十余方。其中如大长弘化公主、青海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忠及河东阴山郡安乐王慕容神威迁奉诸志，皆可以补正两《唐书·吐谷浑传》，甚可珍贵。弘化公主一志，民十四陈万里先生西行已见拓本，著录于其《西行日记》中，今馆中说明谓与青海王志皆民十六出土，恐有未确。弘化公主墓出马俑二具，亦在陈列室中，腿已断去，身尚完整，彩色如新，姿态比例俱极佳妙；其后至敦煌见千佛洞诸唐窟壁画上之马无一不生动者，唐人之于画马似有特长，亦一奇也。青海王墓出二白磁罇，全体完好无缺，釉色甚佳。青海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忠卒于武后圣历元年，则此二磁罇盖初唐时物矣。杜工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近人言唐瓷者，率艳称越窑，激赏其“千峰翠色”，而于邛州大邑白瓷则少有道者。唐代四川与河西交通频繁，武威青海王墓所出二白磁罇，疑即唐人所云之大邑瓷也。客中无书，姑识此以待考。又北凉沮渠蒙逊于凉州开石窟寺，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述之云：

凉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其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坌地，观其行不，人才远之，便即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所云土圣僧灵迹亦见《释迦方志》卷下《通 局篇》。

其规模之大于此可以想见。所记土圣僧灵瑞，则中国敬奉宾头卢罗汉之最早见于记载者也。据《魏书·释老志》，前凉佛教从敦煌一转手，而北魏又得自前凉。是凉州石窟寺恰介乎敦煌与云冈之间，为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史绝重要之材料。然其所在，唐以后便无人道及，存否至今成为一谜。或以安西万佛峡当之，非也。张掖东南百四十里有马蹄寺，石窟为数约四十，三十一年地理组吴印禅、李承三、周廷儒三先生自青海越祁连山至张掖，曾便道往游。据其所述石窟形式，层累而上，与道宣所纪亦复不类。在武威时曾以凉州石窟所在叩诸郝仁甫先生，郝先生亦不之知，唯云武威东南张义堡山中有大佛寺，佛为石镌，甚大，寺前一方石，上镌“晏筵石”三字，体类六朝。寺左右石崖上依稀有石窟痕迹，唯以凉城地震剧烈，石崩崖摧，多不可辨云云。则成为一谜之凉州石窟，或犹在武威南一带山中欤？安得好事者负粮裹糗一访之也！

武威以西是为张掖。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立酒泉以为中权重镇，北控居延，南枕祁连，西有敦煌以为前卫，东有武威，张掖为之后路，卒能击破匈奴，以雪高祖之耻。时移代异，而形势依然。至于武威、张掖则流水争道，阡陌纵横，林木蔚茂，俨然江南。故唐以来即有“塞北江南”之称。地产米麦，又多熟荒。将来如能筑坝蓄水，改用机器耕种，用力少而产量增，以其所出供给河西，足有余裕，以前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谚，洵非虚语。二十七年以后，西路闭塞，于是张掖市面逐渐萧条，武威以通草地，东路货物来源较易，商业状况转好，因又有“银张掖，金武威”之谣。总之二地在河西经济上之地位极为重要。昔人于武威、张掖深沟高垒，有金城汤池之固，良有以也。余于三十一年十月一日自兰州抵武威，休息一日，三日自武威至张掖，四日至各处游览。西来寺建于清代，后殿塑欢喜佛像，盖喇嘛教之制作也。卧佛寺兴修于西夏时代，其后累加修饰，今卧佛像乃臃肿不堪。四日下午往游南门外天主堂果园，晤常德辅神甫（joachim zacher，s.v.d.）。常神甫德国人，至华已五年，操华语极流利。元代甘州路有十字寺，《马哥孛罗游记》亦谓甘州有基督教教堂，以此询常神甫，谓元代十字寺寺址疑即为今城内城隍庙云云。张掖又有西夏时黑河建桥碑，旧在城南四十里之龙王庙，三十二年春为驻军辇致城内民众教育馆，其夏东归，无暇往观。碑一面为汉字，背阴旧传为西夏文，实西番字，西夏文云云传闻之讹也。十月五日自张掖赴酒泉，出西门三十里，地势略高，迤逦而上，道两旁土阜累累，即为土人相传之黑水国故址。三十年青海驻军骑兵韩师，在此大事发掘，将旧城拆毁，取城砖铺筑公路，长达十里。三十年于右任过此，曾检得有大吉二字铭文及草隶砖，卫聚贤并得有图像砖，俱是汉代物。疑今所谓黑水国，或即汉张掖故城亦未可知。武威民众教育馆所藏有天禧三年题识之陶器，即韩师发掘此城中古墓所得者。据云遗址发掘仅及其三分之二云。

五日下午抵酒泉，风日惨淡，始有塞外之感。酒泉城内外俱无可观览。所谓酒泉在东关外里许道北。同治十二年清军既下酒泉，大事修葺，颇有亭台之胜。数十年来变乱频仍，颓败不堪。酒泉东门门洞内两侧墙上各嵌石柱一枚，高约二公尺半，阔约半公尺，上俱镌回鹘字，三十二年夏东归，始克细览。疑此原是元代碑碣，一面汉文，一面回鹘字，修酒泉城时，解碑为二，用支门洞，另一面汉文嵌于墙内，遂不可见。近有人倡议于酒泉建西北文化陈列馆，则此回鹘文残石亦应在保存之列也。

玉门油矿，久已见于载籍，《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延寿县注引《博物记》曰：

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入如筥 ，注池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卤， 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肃州玉门县条云：

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 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赖以获济。

石漆也，苔也，皆未经炼过之原油也。光绪季叶德人某曾取原油至上海化验，油居百分之五十，蜡三十，杂质二十。以所在僻远，交通不便，遂置之。神物湮沈几二千年，至今日始以供用，是知一物显晦，亦自有时也。余于三十二年七月东归，十二日自安西乘油矿局车赴矿，十三日留一日，周览各井及炼厂，十四日自矿赴酒泉。将来西北开发，利用机器垦荒耕地，其有赖于油矿之处正甚多也。

甘州河与北大河合流而后过鼎新北注居延海，是为额济那河，俗称曰二里子河。汉长城障塞自北大河北岸迤逦而东，沿额济那河以迄于居延海。此一带盖汉与匈奴百战之场。俄国科斯洛夫（kozlov）于居延海旁之黑城子（karakhoto）发现西夏文文书不少，英国斯坦因（m.a.stein）在此亦有所得。瑞典海定（sven hedin）考察团之贝格曼（bergmann）则在额济那河旁废墩中得汉简万余枚。是二里子河且亦为考古者之圣地矣。自酒泉东北行一百四十里至金塔，更三日是为鼎新，由鼎新驼行十许日即至黑城子。今则勉强可通汽车，视前远为便捷。

安西以风多著闻于世，故俗有“安西一场风”之谚，谓其一年到头皆是风也。余于卅一年十月八日自酒泉西行，至玉门尖，下午抵安西。以城内无住处，由人介绍与同行诸君往宿飞机场。场北即乾隆时所筑新城，西面城垣为风裂成缺口十余道，宽与昆明所辟便空袭时出城用之缺口同，风力之猛可见一斑。白玉门至安西，公路沿疏勒河北岸而西。北望戈壁大漠，平沙无垠，路南废城烽燧，迤逦不绝，皆汉、唐间古长城以及障塞之遗址也。汉、唐时代此种障塞，北有大漠北山可资屏障，南有长河以供灌溉。说者谓当时胡马南下，越过北山大漠以后，南方水草地域在汉族控制之下，千里赍粮，人劳马疲，军略上已处于不利之地，胜负之数不待决战而后知矣。自今视之，其言信然。自安西至敦煌，旧为四站，二百八十里。三十一年尚无公路，汽车即循大车辙道，顺三危山取西南向，在戈壁上行，道颇崎岖。出安西西门，沿飞机场西南行，七十里瓜州口。瓜州口北四五里瓜州废城，盖清代之所筑也。南行里许一小庙，四壁壁画残存少许，藻井画亦未全毁，尚是五代之物。自瓜州口西南行七十里甜水井，水苦涩。贰师将军之悬泉据云即在甜水井南十余里三危山下，俗名弔弔水，以其出自山崖，故名。又七十里疙瘩井，又七十里敦煌城。余于三十一年十月九日午抵敦煌，下午即去千佛洞，住其间者凡九阅月。中于同年十月中旬至南湖一访阳关遗址，三十二年三月旬往游大方盘、小方盘，探玉关之胜迹，访河仓之旧城。其年四月复自敦煌至南湖，由南湖北行越中戈壁以至西湖，再访玉关，然后东行以归敦煌。五月至安西，礼万佛峡诸窟，历时一周，复返千佛洞。七月遂东归返川。以在敦煌历时稍久，见闻较多。以下分两关遗址，敦煌附近之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在此所见到之敦煌写经，凡四项，各纪大略。

（一）两关遗址 汉代之玉门关、阳关，皆在龙勒县境内。汉龙勒县，至唐曰寿昌，即今敦煌西南之南湖也。阳关即在南湖，玉门关位于敦煌西北，距敦煌凡二百里，今小方盘城即古玉门关遗址，自南湖北行一百四十里至其地。南湖有人户百余家，游览较便，三十一年十月既至敦煌，晤地理组吴、李、周诸先生。李承三先生以事先东归，吴、周二先生议游南湖，余与同行，往返四日。是为第一次访阳关。翌年三月油矿局敦煌木料采运处有至敦煌西湖勘察木料之举，途经大方盘、小方盘二城，乃古河仓城玉门关遗址，余与同行。往返六日。是为第一次访玉门关遗址。至四月，敦煌驻军因事往勘南湖及西湖，来邀同往。先自敦煌至南湖，复由南湖北行至西湖，沿小方盘、大方盘路以返敦煌，往返亦六日。是为再访两关。关于两关遗址之考证及其他问题，具见余所作《两关杂考》，为《瓜沙谈往》之第二篇。兹所记者沿途道里大概而已。先自阳关始。出敦煌西门，过党河（汉氐置水唐之甘泉也）。五里敦煌旧城，自此西南行，十五里南台，二十里双墩子，三十里大墩子，七十里南湖店，宿。店位于党河北岸，茅屋三间，炕上屋椽，烟薰若漆，蛛丝下垂，益以灰尘，喻者谓似瓦松倒植，又以为如藤花满架。偶一震动，灰尘簌簌下坠，自禅家视之，则此即是乱坠之天花也。清代于此设石俄博汎，今店东五里许党河北岸犹有房屋遗址，墙垣俱以鹅卵石砌，倾圮殆尽，当即其处。自南湖店西行，五里西千佛洞。党河发源于南山中，自东西流，至是成西北向冲破三危山成一峡谷，出峡后复折向东北以达敦煌，然后北流，汇入疏勒河中。自敦煌以至南湖店西约四五十里，俱行戈壁中，以后地渐陡，四面沙丘，俗呼沙窝子，车骑俱困。未至南湖十许里，一地曰山水沟，沙丘中时见版筑遗迹，今则杳无人烟。南湖于三十一年冬筑有一小城，名曰阳关堡，自敦煌入新大道即经堡前，而又适当南湖之中心。堡北俗呼工上，又分为南工、北工，因坝而得名。堡南俗名营盘，南湖诸泉，即在其东，方圆可十余里，夏日芦苇丛密，凫雁飞翔，一行猎之佳处也。阳关堡西北三里许有地名古董滩，自古董滩北里许即红山口，亦名龙首山，两山中合，一水北流。出红山口西北行十余里是为水尾，居户十余家，南湖一保所辖止于此。自水尾而北而西，戈壁大漠遥天无际。堡东北五六里是为古寿昌城，城东西北三面城垣尚未尽圮，城中北面沙丘堆积高与城齐。城东南隅有光绪乙巳春安肃兵备道和尔贯额书、知敦煌县事汪宗翰立之古阳关碑一，故世亦有以古寿昌城为即古阳关故城者，此不考之过也。案阳关遗址久已淹没，土人且有阳关隐去之说，用益增其迷罔。然阳关屡见于唐人地志，而其方位则实以寿昌县之所在为其考定之尺度。《汉书·地理志》谓龙勒县有阳关。据《新唐书·地理志》，寿昌县治龙勒城，是唐代之寿昌即因汉龙勒旧县而改也。《元和君县图志》卷四十沙州条寿昌县因县南寿昌泽为名。寿昌泽亦名寿昌海，敦煌某氏藏后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寿昌海下注云：

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池水也。

此所谓寿昌泽或寿昌海，即今日之南湖，南湖垦地因此得名，正在古寿昌县南。《旧唐书·地理志》谓阳关在寿昌西六里，《元和志》同，《新唐书·地理志》则作十里，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沙州图经》同。古寿昌县即唐寿昌城遗址，则必非阳关可知也。今红山口及古董滩位于寿昌城西约六七里。出红山口西北行百四十里是为小方盘城，即汉玉门关故址，自古董滩西行，则为通南疆之大道。古董滩去红山口不过一里而遥，今人时于其地得玉铜诸器以及陶片，临洮周炳南藏汉简十余片，其一有阳嘉二年五月二十日敦煌长史行诸字，亦出于此，故据唐人书，汉代之阳关应求之于今红山口及古董滩之间，以寿昌遗址为古阳关，不可信也。

汉玉门关亦在龙勒县境内。自斯坦因于今敦煌之小方盘城发见汉代属于玉门都尉诸版籍以后，小方盘城之即汉玉门关遗址，久已成为定论。今自敦煌至小方盘城有二道。一取道南湖，出红山口，十五里水尾。由水尾北行，循戈壁四十里至卷槽，其地以前可以耕种，后以来自南湖之水源不继，道光中叶以后遂归湮废。今沟渠阡陌遗迹尚历历可见，败壁颓垣巍然峙于荒漠之中。自卷槽更北行约三十里芦草井子，有井一，水尚可饮，自水尾至是七十里始略见水草。由芦草井子更北行五十余里，沿途渐见胡桐树，即至小方盘。一道出敦煌西门过党河，经飞机场西北行戈壁中七十里头道沟，牧羊人筑土房一，小庙一，有水，更二十里为人头疙瘩。或则出敦煌西门后，过党河即偏西北行，自飞机场北取道武威堡入戈壁。七十里硷泉子，小泉一泓，方圆数丈，水赤红如马溺，咸苦不可饮。自此西行二十里至人头疙瘩，与头道沟之道汇，为程亦九十里。唯取道头道沟以至人头疙瘩，俗云九十里，实在百里左右，视硷泉子一道为稍远。头道沟至人头疙瘩之间，道旁时见小阜，质为沙石，风化剥蚀，离乱零落，细者扬为灰尘，化作砂砾，戈壁小石以此为多。大者如房，或亦盈丈，散布道旁，如虎踞，如狮蹲，有时排列道左右绵亘里许，则又似埃及之人首狮身怪兽。自人头疙瘩以西七十里至大方盘城，景物尤奇。小阜或以剥蚀过甚，突立若率堵波，若墩台；或则四围环合，顶平若削，中为平沙，自缺口策马以进，如入古城，如游墟市。沿途胡桐树甚多，往往成林，汉、唐烽燧掩映其间。薄暮时夕阳斜照烽燧以及土阜上，反射作黄金色，则又似蜃楼，似海市。浑疑此身不在荒漠之中矣。始至人头疙瘩，即见其北远山一抹，横亘天际，是为北山，山南汪洋一片成银白色，则疏勒河下游，所谓哈喇脑儿，义为黑海子者是也。哈喇脑儿以东数十里，敦煌称之为北湖，安西称之为西湖。两县人每年春于此耕地种麦，雨多则丰收，是为撞田。疑即汉效毂县地。自人头疙瘩以西，俱沿疏勒河南岸行，春夏之间，河水泛溢，到处沮洳，颇碍车骑。行七十里至大方盘城。城在河南，城南戈壁陡起，一墩翼然耸峙其上。城北数十步即是苇滩。城分内外二重。外城城垣倾圮已尽，唯北垣仅存少许。原来四面俱有碉楼，今西南隅一碉楼尚完整，高约三丈，西北及北面者犹存残基。内城建于高约一公尺半之石台上，东西长南北狭，中分三室，隔以墙垣，更无门户以通往来。三室面南各自辟户。今东西北三面周垣犹存，南面略有倒塌。形制不类普通城堡。伦敦藏石室本《敦煌录》曰：

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鸣沙石室佚书》影印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图经》亦有河仓城，谓周回一百八十步，文曰：

右在州西北二百卅二里，俗号河仓城。莫知时代，其城颓毁，其址犹存。

斯坦因据《敦煌录》所记，以为大方盘即古之河仓城，其说是也。河仓城唐又名河仓烽，据《太平寰宇记》，唐时敦煌西北与寿昌盖以此为界。自大方盘南循戈壁西行四十里是为小方盘城，汉玉门关之故址也。城周垣犹存，面西一门，北垣一门已堵塞。巴黎藏石室本残《沙州图经》亦有玉门关，谓城周一百卅步，高三丈，今犹如此，知尚是唐代之旧。城北稍东约一百公尺，一土阜形似废墩，斯坦因在此得汉简甚多，其玉门都尉诸版籍即出于是。城北土阜如废墩者合此骈列而三。东南距城约二百公尺，亦有数土阜，三十二年四月过此，曾以兵士一班掘之，历一小时才进一公尺许，土坚不可入，遂罢。是否真为古代烽燧遗址，尚未能决也。自小方盘西行三十里为西湖，俗名后坑子，泽中芦苇丛生，形稍屈曲，自西北略偏东南，古所谓曲泽，或即指此。三十里间汉代长城尚有存者，自小方盘迤逦于以迄于西湖东沿，高处往往达三公尺，版筑而成，每层之间铺以芦苇，错互相交。十里之间辄有一墩，成六棱形，墩下例有小室方丈许，隔成四间。室顶尽塌，而墙垣门灶痕迹尚可见。室旁砌土级上墩，今毁，迹仅有存者。此当是逻卒之所居也。长城其直如矢，自西湖至小方盘不稍邪曲。越西湖而西，不见长城，唯有烽燧。余两次游踪，俱只止于此。据云自此西行两站约百四十里，尚时见烽燧之遗迹云。自南湖至小方盘，中间一百四十里并无长城遗迹，唯水尾以北每约十里即有一墩台，以迄于小方盘，此盖汉代烽燧。疑两关之间即以此等烽燧为之联络为之眼目，以防行旅之偷渡也。

（二）敦煌之古城与古墓 以上所述之两关遗址以及河仓城古寿昌城，皆为敦煌有名之古城，为游历考古之士所艳称者也。然汉敦煌郡治敦煌、冥安、效毂、渊泉、广至、龙勒六县，其冥安、渊泉、广至三县在今安西境内，敦煌、效毂、龙勒三县在今敦煌境内。魏、晋以后，建置纷繁，典午之世敦煌一郡领县至十二，视汉且倍之。大率旋兴旋废，初鲜常规。至今敦煌境内除前举两关诸遗址外，古城残迹犹时时可以见之。今出敦煌城南门或东门，复东南行约十五里，过敦煌沙漠区边际，越沙丘，即至一地名佛爷庙，以有小庙一座故名。庙建于光绪十五年，至今将六十年，栋宇如新。其地弥望皆是土阜，绵亘南北可五六里，东距戈壁不足半里。西则沙丘连绵，土阜不复可见。然西面沙丘中间有平地，屋基痕迹，依稀可辨。土阜间陶器碎片到处皆是，形制与他处所见六朝以及唐代之陶器同。则其地必是一古城遗址也。《敦煌录》云：

州（沙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

所谓州南当是州东南之误，千佛洞 c为张大千所编号，p为伯希和所编号。以下仿此号窟窟外北壁上有唐人书《莫高窟记》，亦曰：

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西。

可证《敦煌录》莫高窟条州南之误。是唐代之沙州去今千佛洞二十五里，在千佛洞之西北。今自敦煌城至佛爷庙约十五里，由佛爷庙东南行戈壁中约十五里，上小山坡，坡尽复为戈壁，鸣沙山即在其南。此一戈壁为程亦约十里，行尽然后向南折下谷中，即至千佛洞。其情形与《敦煌录》《莫高窟记》所纪同，则今佛爷庙一带遗址，疑即为唐、宋时代之沙州也。唐、宋时代之沙州已在党河东岸，故自敦煌经阳关以入西域者，必须过党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引晋天福间高居诲《使于阗记》曰：

瓜州南十里鸣沙山，云冬夏 有声如雷，云《禹贡》流沙也。又东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窜也。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

王静安先生以都乡河为即党河，恐有未谛。唐、宋时代之沙州固已在党河东岸，然唐名党河曰甘泉水，都乡河则都乡渠之别名也。《鸣沙石室佚书》影印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图经》七所渠之第四所为都乡渠，文曰：

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马圈堰下流，造堰拥水，□里，高八尺，阔四尺。诸乡共造，因号都乡渠。

因其诸乡共造，类乎总渠，水势较大，俗又名之为河耳。非党河也。

又出敦煌城西门，过党河五里敦煌旧城。城垣尚有存者，城内则悉夷为田畴矣。道光《敦煌县志》卷七《古迹》敦煌废郡条云：

今按沙州旧城即古敦煌郡治也。今在沙州之西，墙垣基址犹存。以党水北冲，城墙东圮，故今敦煌县城筑于旧城之东。

汉以后之敦煌郡治果在何处，尚无可考。唯按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图经》一所故堤条引《十六国春秋》言嘉兴五年（公元四二一年）沮渠蒙逊率众攻李恂，三面起堤，以水灌城。使其城在党河以东，蒙逊似难筑堤以引水也。故汉、魏以降以迄六朝，敦煌旧城，或竟在河西，如《道光志》之所云。自旧城西约十里，俗名南台县，亦名沙枣城，土阜累累，呈南偏西南向，长约十里。岂汉以来之敦煌郡治，当求之于此欤？此非发掘无由考定也。又《沙州图经》言古效毂城在州东北三十里，周回五百步，唐时北面颓基尚数十步。今敦煌城东北数十里，乡人云尚有古城遗址，是否即《图经》所云之效榖城，未曾目验，不敢定也。

凡此所陈，皆在敦煌附近之古城遗迹也。敦煌属之南山中尚有党城，自敦煌南行入南山约二百里即至其地，以位于党河上游之北岸，俗因呼之为党城，视寿昌城为大，不知筑自何代。案西凉李暠曾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子亭一地至唐、宋时犹存。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图经》，卷首残缺，纪甘泉水自南山发源，沿途所经，以及抵敦煌附近，酾为诸渠情形。其中即有子亭之名，辞云：

上残 多野马 中缺 狼虫豹窟穴。其 中缺 里至子亭镇西三 中缺约九字 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阙烽。水东即是鸣沙流山。 中略 其水西有石山，亦无草木。又东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号为马圈口。 中略 其水又东北流卅里至沙州城，分泒溉灌。 下略

所谓山阙烽大约即指西千佛洞西之党河口，党河西北流至是冲破三危山成一峡口，然后复转而东北。烽置于峡口，故曰山阙，清代有党河口卡汎，大约即在其地附近也。自山阙烽至子亭镇里程，以《图经》文有残缺，不能详知，疑不过百余里。今从党城西行至党河口两日程，与子亭镇距山阙峰之距离相近，则党城或即西凉以来之子亭镇遗址，亦未可知也。伯希和、羽田亨合编《敦煌遗书》收有《敦煌名族志》残卷，其所载阴氏有阴仁干为沙州子亭镇将，又有阴琛者为行瓜州雍归镇将。万佛峡张编六号窟门洞南壁供养人像自东至北第一人为慕容 盈，第三、第四两人题名结衔俱带紫亭镇遏使，今具录如次：

施主紫亭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保实 第三人

施主紫亭镇遏使…… 第四人

慕容 盈为曹议金婿，后唐清泰时知瓜州刺史，慕容保实盖其孙子，当在宋代。紫亭即子亭，天福本《寿昌县地境》可证。又巴黎藏石室本《罗盈达邈真赞》云：

誉播衙庭，兼受极任。紫亭贵镇， 理边城。抚育疲徒，如同父母。又迁上品，委任马步都。

又赞曰：

注持雄镇，抚育孤危。荣超都将，名透丹墀。

是至唐、宋之际，子亭不仅犹为驻兵之所，且系瓜沙南藩一雄镇，非亲贵不能膺斯重寄也。又千佛洞 号窟，窟檐修于宋太平兴国五年曹延禄之世，窟主为阎员清，窟檐梁上有员清题名，其全部结衔作：

窟主节度内亲从知紫亭县令兼衙前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阎员清

是在瓜沙曹氏之世，且于紫亭设县置令矣。紫亭县既不见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亦未著录，千佛洞题名恰可以补史之阙文也。雍 镇，亦见万佛峡张编六号窟，窟内门楣上元至正二年书《斋粮记》，地无可考，疑即今万佛峡南之石包城。

又按敦煌一地，汉、唐以来即绾持西陲锁钥，为华戎所支一都会，五代宋初瓜、沙曹氏且称王自娱。而二千年来此地土著与夫强藩之郁郁佳城究在何处，此亦至堪耐人寻味者也。《沙州图经》记有州东二十里之阚冢，为阚驷祖倞之墓，高三丈五尺，周回三十五步。巴黎藏石室本阴善雄《墓志铭》，谓葬于州东南漠高里之原；罗盈达《墓志铭》，谓葬于莫高里阳开河北原。又如《孔公浮图功德铭》，《索法律窟铭》，俱纪及葬地。凡此是否犹有可寻，盖考古之士所亟欲闻知者也。三十一年冬始至敦煌，即闻人言佛爷庙至千佛洞中途戈壁上有砾石堆甚多，疑是古代墓葬遗址。其后数次往观，则自佛爷庙以东此种砾石堆累累皆是，迤东以至于新店子，长达三四十里。大都中为砾石堆成之小阜，高者及丈，低则几与地平，为数三五不等。堆前亦有砾石铺成之狭长小道，稍稍高起。外以砾石堆成长方形之外围，高仅尺许，制同围墙，面南或西辟一甬道。三十二年三、四两月赴西湖，则见敦煌北面戈壁中亦有类此之砾石堆，唯不及佛爷庙东戈壁上之弥望皆是耳。敦煌西戈壁上以及南湖附近俱有此种砾石堆，形制大概相同。亦有于长方形外围之一端树以土墼砌成之二墩，形同双阙者，其余则无异也。土人相传称此为营盘，有七十二座连营之说，以为乃昔日兴修千佛洞时，监守军士驻扎之所，东向直达安西云云。就其形式观之，与斯坦因、黄仲良诸人在高昌所发掘之六朝以及隋、唐古墓绝相类似，则其为古代之墓葬群，盖无可疑也。三十三年夏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至此从事发掘，以前之所推测者一一证实。佛爷庙东戈壁上者大都为六朝时代之墓葬，鸣沙山下及新店子有双阙者则率属唐代。此种墓葬，即就佛爷庙东戈壁上以至新店子一带而言，为数逾万，兹所及者不逮千分之一。其所蕴藏之有裨于汉、唐以来瓜沙古史以及西陲文化之研究者，可以臆测也。

（三）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 石窟寺之制度实起于印度，由印度以及于西域，然后传至中国。河西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几莫不由是，故石窟寺亦较他处为特多。敦煌有西千佛洞以及古名莫高窟之千佛洞；安西有古名榆林窟之万佛峡以及昌马之东千佛洞；玉门有赤金之红山寺；酒泉有文殊山；张掖有马蹄寺；武威有沮渠蒙逊所开今不知所在之石窟。此皆属于河西者也。自此逾乌鞘岭而东，则永靖有炳灵寺，天水有麦积崖，泾县有石窟寺，邠县有大佛寺。秦陇间之石窟寺约略尽矣。其间陇右多为石刻，河西率是塑像以及壁画；论时代则又以河西为先，陇右不过承河西之余波而已。河西诸石窟，凉州者已不可踪迹，马蹄寺疑受西番之影响，为时非古，文殊山、红山寺、东千佛洞大都残毁，所余无几。河西诸石窟寺壁画塑像之可称道，而为我艺术上之瑰宝者，仅西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三地而已。时贤或立敦煌艺术之名，要当合此三者而观之方可以知其梗概也。

西千佛洞在敦煌西南七十五里，以前唯二三外国游人至此，相与称道，近三数年则国人知之者亦渐众矣。出敦煌西门，过党河，西南行七十里，南湖店，更西行五里许，党河北岸戈壁上二窣堵波翼然峙立，半就倾圮，形制犹是宋、元之旧。自此缘坡斗下谷中，河北岸即为西千佛洞。窟下土屋三间，一道人携一幼女居此。屋前白杨成列，略有田畴，与莫高窟仿佛，而规模差小。窟即位于党河北岸。绝壁临流，凿崖为窟；党河即自窟下蜿蜒东逝。窟存者为数十五。以前大约俱有阁道通连，今已崩塌，另辟蹬道，并将窟鐾凿通，以便往来。可以登临者计凡九窟。又六窟高踞绝壁，莫由攀跻，只能自崖下仰望，略窥仿佛而已。南湖店下临党河处亦有三窟，壁画仅有存者，窟亦崩塌过半。张大千共为编十九号：南湖店起十七号讫十九号；西千佛洞起一号讫十六号。就曾登临之诸窟言之，大都为元魏一代所开，唐及五代、宋初续加兴修。窟中央有中心座，座四面凿龛，中塑佛像。四壁多绘贤劫千佛及佛趺坐说法像，亦有绘佛涅槃像者。中心座及四壁佛像下绘金刚力士像，与莫高窟诸魏窟同。莫高窟诸魏窟四壁及藻井于贤劫千佛像外，间绘佛本生故事，而西千佛洞则此类作品甚少。只第九窟窟内南壁西段绘《睒子经》故事，东段绘牢度叉斗圣，此则又为莫高窟诸魏窟所未有者。诸窟供养人像男子着裤褶，女子窄袖长裙，与莫高窟诸魏窟同。塑像多是犍陀罗式，画法较之莫高窟诸魏窟更为真率简朴。第五窟中心座东面座下有发愿文一篇，可辨识者尚七十余字，盖佛弟子昙藏为其亡祖父母及父母造像之发愿文也。文上又遭为时少后之人涂抹，上一层不甚可辨，文末比丘尼惠密（？）供养佛时及亡母田青苟供养佛时二行可识。盖北魏人真书之极精者。第六窟窟内南壁西段有朱书“如意元 五 ”六字题记，日字下为人以刀子截去。案巴黎藏又一残《沙州图经》卷首有云：

右在县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 中缺 佛龛，百姓渐更修营。 下缺

此一残卷所志为寿昌县。寿昌东六十里纯是戈壁，仅西千佛洞为可兴修佛龛，友人夏作铭先生因云此所记即西千佛洞，其言是也。就此残篇测之，西千佛洞之开创，纵不能早于莫高窟，当亦与之相先后也。其未能攀登诸窟，据张大千云一窟有于阗公主供养像，题名已漫漶，盖又是五代或宋初之所兴修矣。西千佛洞合南湖店下三窟，张大千凡编十九号，有壁画者只十八窟，以前疑不止此数，至今西千佛洞二号窟以西崩塌诸窟痕迹尚历历可见。遥想古代自西千佛洞至南湖店，沿党河北岸（或竟缘河南北两岸），当俱有石窟，迤逦高下，如蜂房，如鸽舍，其庄严华丽或者视莫高窟竟有过之。只以地当党河转向处，水流迅急，直趋北岸，水啮崖根，深入寻丈，危崖虚悬，崩塌自易。重以窟上即是戈壁，漫无遮拦，岩层虽与莫高窟同属玉门系，而所含石砾远较莫高窟者为粗，大者如盆如碗，小亦如拳如卵，更易崩裂。故自西千佛洞至南湖店，沿党河北岸，为风剥蚀，崖壁裂成深沟，形同峡谷。此亦为石窟毁坏崩塌之一重大原因。是以就自然毁坏言之，西千佛洞之危险程度，盖远过于莫高窟也。

安西之万佛峡古名榆林窟，位于安西南一百四十里之山中，适当踏实河两岸。出安西西门，西南行逾十工山（即三危山）七十里破城子，南行过戈壁四十里水峡口。斯坦因所云之小千佛洞，土人亦名曰下洞，即在峡口，两岸共存十一窟。自水峡口入山，沿踏实河南行，二十里蘑菇台子，又十里至万佛峡。亦有自安西先至踏实者，为程九十里，由踏实然后取道水峡口以至万佛峡，为程亦七十里。万佛峡有窟约四十，有壁画者张大千凡编二十九号。窟在踏实河两岸。东岸二十窟，上下二层，下一层自北至南为一至五号，上一层自南至北为六至二十号。西岸九窟，自南至北为二十一号至二十九号。两岸相距不及一百公尺。万佛峡诸窟窟门外大都有一丁字形甬道，长者至达十五公尺。以两岸相距甚近，峭壁陡立，反光颇强，故窟外虽有长十五公尺之甬道，窟内光线依然甚佳。而以有甬道以为保护，风日俱不易侵入，窟内壁画受自然损坏之程度亦不若千佛洞之烈。中如第十七窟壁画，颜色线条一一若新，盖千佛洞所未有也。窟多修于瓜、沙曹化之世，供养人题名足以补曹氏一代史事者，颇复不少，应与千佛洞诸题名合而观之。余可参看《瓜沙谈往》第三篇《莫高、榆林两窟杂考》，不复赘。

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在敦煌城东南四十里。出敦煌城东门或南门，东南行，十五里佛爷庙。自此而东行戈壁中，南即鸣沙山，十五里上山坡。坡尽复为戈壁，约十里向南斗下谷中，是为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窟在鸣沙山东端，峭壁削成，高达十丈，南北绵亘三里许。一小河发源南山，北流经窟前，蜿蜒北行，遂没入戈壁中；今名此水曰大泉，疑即唐人所云之宕泉。窟前白杨成行，拔地参天，盛夏浓荫四合，不见天日，几疑行韬光道中，皆二十年前道士王元箓之所植也。有上、中、下三寺。上、中二寺邻接，在最南端，大约创建于清乾隆时，中寺今犹存乾隆时雷音禅林寺额；二寺俱由喇嘛住持。下寺在最北端，与上、中二寺相距约里许，为道观，盖王元箓所创修者。隔河东望约四五里，即三危山，遥视山色青黑如死灰，薄暮时夕阳返照，色又紫赤，如紫磨金；近之石骨峻嶒，如植剑，如露刃，抚之则随手纷坠。三十二年教育部收千佛洞为国有，于其地设敦煌艺术研究所，以中寺为研究所所址；自张编第一号窟起至一六二号窟止，筑一长围。上寺划诸墙外，改为新运促进会服务所。复于下寺驻兵一排，以资保护。缁流黄冠风流云散。千佛洞自始创至今历千六百年，将以此为最大之革命矣！千佛洞诸窟张大千凡编三百零九号，复益以耳洞若干；伯希和编一百七十一号，而每一号之副号有达三十者；综计有壁画之窟数当在四百左右也。

关于莫高、榆林诸窟创建之年代，及其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国内外时贤论之已众，兹不赘。今唯略记两处自魏至宋确有年代可考各窟之年号，此为明了壁画时代之尺度，研究敦煌佛教艺术者不可不知也。次则于莫高、榆林诸窟供养人像之题名有裨于唐、宋时代历史以及瓜、沙故闻之研究者，亦为之略述一二，莫高、榆林诸窟历史学上之价值，藉此可以知其梗概也。

榆林窟窟数不多，又多属唐、宋以后所重修，有年代题记者寥寥无几。只十七窟窟门外有光化三年题记一篇，墨色如新，唐人行书极为飞动。然窟固修于光化以前，壁画为中唐佳作，谓为开于光化三年者非也。十三窟窟门外有雍熙五年戊子重修题记，雍熙只四年，五年戊子为端拱元年。第十窟窟外甬道壁上有西夏人书《住持窟记》一长篇，末题国庆五年癸丑。国庆为天赐礼盛国庆之省书，乃西夏秉常年号，癸丑为国庆三年，五年为乙卯非癸丑，二者必有一误。榆林窟所有唐、宋时代纪年约尽于此。莫高窟诸窟有年代可考者以元魏一代为最早。 号窟北壁壁画下发愿文已漫漶，而“时正光□年”诸字犹隐约可见。莫高窟诸窟题识年代无早于此者。 号窟窟内北壁发愿文有魏大统四年及五年诸年号，各魏窟壁画保存之佳年号之清晰，当以此为最。唯其中二方，不知是何妄人思欲以刀子截去，以致残损，诚堪痛恨。 号窟窟内中心座北面座下有隋开皇四年六月十一日发愿文， 号窟窟内北壁壁画下有开皇五年正月发愿文；文俱残缺。有隋代年号者只此二窟。 号窟原为初唐时开，复经宋人重修，三十二年冬为人全部剥离，唐初画居然完好。窟内北壁壁画下方一小牌子有贞观十六年岁次壬寅奉为天云寺律师道弘云云题记；窟内门楣上有□玄迈造像记，末亦有贞观十六年纪年。此为翟家窟，道弘、玄迈疑俱翟姓。李唐一代年号云以此题记为第一。 号窟外飞幢上有大学朱书贞观二十二年阴仁本云云题记。贞观年号总凡三见。 号窟窟内门楣上有垂拱二年发愿文，大致完整。同窟北壁维摩变下有武后时张思艺造《维摩变发愿文》，文存下半，张思艺姓名上尚隐约可见圣历二字。 号窟窟内佛龛下发愿文已漫漶，文末万岁三年诸字尚可识。武后一代年号只此三事。 号窟窟内佛龛南菩萨像侧有“清信弟子张承庆为身染患发心造二菩萨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毕功”题记。同窟南壁观音像侧一题记云，“观世音菩萨弟子阚日荣奉为慈亲蕃中隔别敬造”。是此窟于沙州陷蕃以后又经重修矣。 号窟窟内佛龛北菩萨像上有“天宝八载四月二十五日书人宋承嗣作之也”一题记。窟则亦经后人修过。 号窟窟内南壁壁画已剥落，上有上元二年题识，的是唐人书，盖未画以前之所题。然此是肃宗之上元，非高宗之上元，就壁画可以知之也。 号窟有咸通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魏博弟子石弘载及浙江东道弟子□□□题记一方，为张大千所剥离，临行以赠敦煌艺术研究所，不知原在窟内何处。唯此乃开天时乐庭瓌所开窟，咸通题记当是重修时书耳。 号窟窟内佛龛下有咸通十三年发愿文，窟内东壁一女供养人像题名有舍贱从良云云，亦莫高窟供养人题名之别开生面者也。唐代年号约尽于此，计凡十一见。又 号窟窟内门楣上有□佛赞文，文内有河西节度使张公称渭，末作岁次癸亥，画属晚唐。则此所谓节度使张公，盖为张承奉，癸亥乃昭宗之天复三年，李唐年代此为殿军矣。至于五代则每姓恰有一年号以为代表，亦是一奇。 号窟窟外有梁贞明五年造像愿发文残片。 号窟窟内佛龛下发愿文为唐清泰甲午所记，盖后唐废帝之元年。然此是隋窟，五代人重加修理耳。 号窟窟门已崩塌净尽，佛龛下有晋天福口年发愿文一篇，此亦是隋窟，非五代人所开也。 号窟窟内东壁有汉乾祐三年发愿文一篇。 号窟窟外门楣上发愿文有大周广顺七年诸字尚可识，七字不甚清晰，广顺无七年，疑或是三字。窟内为唐初开，只窟外天王像系五代人笔而已。宋代有 号窟窟外窟檐，为乾德八年曹元忠修，乾德只五年，此盖开宝三年也。窟檐梁上有题记。此亦是隋窟，元忠重修门洞及窟檐，然窟檐内天王像为宋代佳塑，言塑像者所不可忽者也。 号窟窟外窟檐为太平兴国五年曹延禄之世阎员清所修，窟檐梁上有题记二段。原亦是隋窟，初唐重修，阎氏又修窟檐也。 号窟窟外窟檐为开宝九年曹延恭之世所修，开宝九年即太平兴国元年也。窟檐梁上有题记。檐外北壁上有太平兴国三年及庆历六年宋人题名二则，宋人题名此为仅见。此窟亦是初唐所开。宋代年号只此五事。元人在各窟题名最多，亦最恶劣，明代则只成化十五年及正统十二年二则，清人题名始于雍正。此种题名年代虽似无关宏恉，然历代在河西之进退消长，几俱可于此见之，是亦治史者所当知也。又 号窟为一晚唐窟，塑像全毁，壁画亦粗率，西龛壁上乃有宋元嘉二年题壁。不惟画非六朝，字亦是近人恶札。且莫高窟诸六朝窟皆在第二层或第三层，此在最下，殊为不类。其为近人赝作，毫无可疑；学人不必于此妄费考辨也。其 号窟窟内佛龛北壁上之梁大同八年题记，则敦煌任子宜先生游戏之作，谨书于此，以谂来者。西千佛洞仅武后如意元年一题记，已见前，不更赘。至于研究敦煌壁画，年号当然非唯一之尺度，此外尚应就各窟之构造形式，供养人像之服饰，绘画之色调技术作风诸项，参仵比互，始能明其大较，所谓年号不过尺度之一种而已。

敦煌自天宝乱后，遂沦吐蕃，凡百余年，至大中初张议潮兴复旧物，始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图籍来献，重奉唐家正朔。石室本《敦煌录》谓莫高窟“其谷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云云。壁画吐蕃赞普部从之天王堂及神祠，以及《大蕃阴处士修功德记》所载兴修诸窟，今俱无可考。莫高窟诸窟今确知其为吐蕃据有沙州时之所兴修者，有 一窟， 一窟， 一窟， 一窟， 一窟。 号窟窟内门楣上绘供养人像，北男南女，中间一牌子上大虫皮三字尚隐约可见。窟内东壁门南女供养人像第一人题名云：

夫人蕃仕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皮反康公之女修行颖悟优婆姨如济（？）弟（？）一心供养

号窟窟内塑佛涅槊大像，门洞宋人重修，经张大千剥离，下露供养比丘像，北面一像上题云：

大蕃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

号窟窟内塑七佛大像，佛座及四壁经宋人重修，佛座下今剥出藏文题识三行，喇嘛谓藏文末题虎年修云云，藏文下有汉字发愿文一长篇，唯无年号。而 号窟窟内门楣上绘供养人像，形貌服饰与 号窟窟内门楣上所绘者同，疑亦是吐蕃据有沙州时所修也。 号窟窟内门楣上供养人像与 及 二窟同，唯窟内壁画塑像俱属隋代，则此不过吐蕃时代所重修者耳。大虫皮乃是吐蕃武职官阶，或者因其身披大虫皮，故名。《旧唐书·吐蕃传》纪贞元二年九月凤翔节度使李晟使将王佖夜袭吐蕃营，命“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则其中军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云云，是其证也。唐代吐蕃官制，书史纪载不多，此却可以补两《唐书》之阙。又《南诏德化碑》及樊绰《蛮书》俱纪有大虫皮之制，金银间告身亦见于《德化碑》。往治南诏史颇为不解。今见莫高窟供养人像题名，则南诏之制实袭吐蕃之旧。天宝以后阁罗凤臣服逻逤，贞元时始重奉唐朔，其文物制度受吐蕃之影响，亦势所必至也。因见莫高窟吐蕃时代供养人像题名结衔，遂拈此解。以西陲之残迹，证南服之古史，或亦治李唐一代故实者之所不废也欤？其莫高窟诸窟所有张议潮一代诸供养人像题名结衔之足以证明张氏一代之史事，补正罗叔言所撰《张议潮补传》诸点，已于《瓜沙谈往》第四篇《〈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一文中具论之，不复赘。

张议潮收复瓜、沙以后，淮深、承奉继有其地，垂七十年，承奉且建西汉金山国号圣文神武皇帝。卒为甘州回鹘所迫，以致败亡。后梁贞明中遂由长史曹议金继长州事，历四叶至百四十年，瓜、沙晏然不见兵革。曹氏史事亦只散见于新旧《五代史》及《宋史》中。上虞罗叔言始裒集群书著为《瓜沙曹氏年表》，前后凡两易稿，而后曹氏一代一百四十年之史事，年经月纬，历历可考。然张氏败亡以后，议金继起，是否仅以长史之地位得掌州事？抑其间尚有其他因缘，因成张、曹继世之局？又其时甘州回鹘雄张东道，于阗李氏虎踞西陲。瓜、沙曹氏处两大之间，无一战之力，而竟能绵历四祀，未遭覆灭。果操何术，而能致斯？说者于此俱未之及。今证以莫高、榆林诸窟供养人像题名，则其中消息，似不难窥知也。关于曹氏与回鹘、于阗之关系，拟别为《瓜沙曹氏史事攟逸》一文述之，兹唯就前看向略论之。

张议潮妻宋氏，其兄议潭妻索氏，具见巴黎藏石室本《张氏勋德记》，及莫高窟两 又 诸窟供养人像题名。而 号窟窟内北壁一女供养人像题名作：

河西节度使张公夫人后敕授武威郡君太夫人阴氏一心供养

此窟女供养人像与 号窟女供养人像衣饰形态俱相似，疑属同一时期，而武威郡君太夫人阴氏当是张淮深之妻也。 号窟窟主为曹元忠妻翟氏，窟内东壁门北女供养人像第七人为曹延禄妻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第八人题名作：

故外母武威郡夫人阴氏一心供养

号窟窟主为于阗国王，其后即曹议金女，题名作：

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

号窟窟内东壁门南女供养人像第三人，亦是议金女之出嫁于阗者，其题名与上举者全同。而 号窟窟内南壁女供养人像第三人题名作：

故□王母太夫人武威阴氏

号窟之故外母，外下脱一字 号窟之故□王母，故下一字漫漶；合二者而参观之，当俱是故外王母。而 号窟门洞北壁俱是男供养人像，其第一人题名结衔大部分尚可辨识，作：

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 中缺 授 中缺 万户侯赐紫金鱼袋上柱国 下缺 。

此皆是张氏节度河西时所带之官勋，曹氏未之有也。故所谓故外王母阴氏与 号窟之河西节度使张公夫人后敕授武威郡君太夫人阴氏当即为一人，而故外王父则即是张淮深。以曹议金子女所修之窟，而称张淮深夫妇为外王父、外王母，则议金应为淮深之婿。然议金妻今可考者凡三，一为甘州回鹘圣天可汗之女，所谓天公主陇西李氏者是也。一为钜鹿索氏，大约元德、元深即索出；一为广平宋氏，则元忠之生母也。就莫高、榆林诸窟供养人像题名考之，议金之妻尚未见有姓张者。唯淮深女亦可能为议金之母。使后一推测为不误，则淮深应为议金之外王父。其子女而称淮深为外王父，殊为不伦！然上举二窟之为议金子女所兴修确然无疑，而故外王父、外王母诸题名又至为清晰，何以彼此枘凿，殊为不解。议潮妻宋氏，议潭妻索氏，而议金妻亦为索、宋二氏。或者议金二妻俱与淮深为侄辈，以内亲之故，元忠等因相攀附，称之为外王父欤？顾即所知者而试论之，则曹、张二家之有婚姻关系，为无可疑之事，是以张氏败亡而后，议金以长史遂能继长州事，历四世百四十年而不坠也。

（四）在此所见到之敦煌写经 敦煌石室藏书菁华既为斯坦因、伯希和所捆载以去，其残余遂于宣统二年由清学部命甘省全部辇送北京，今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所藏者是也。然自敦煌至北京几近万里，是以沿途之遗失以及到京后为有力者之所劫取，往往而有。而自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藏书发现，以迄于三十三年斯坦因东来之间，自有不少流入达官贵人以及当地人士之手。斯坦因、伯希和搜括以后，益之以学部之收买，而遗存于千佛洞者为数仍复甚多，一部分封存于 号窟内二转经桶中，一部分为道士王元篆所隐匿。民三斯坦因重至敦煌，尚从王道士手中购去五百七十余卷，而二转经桶中之所藏者，亦于民三前后散佚。民初张广建长甘，以石室写经为买官之券，民间所藏几为一空。民二十二任美锷先生漫游西北，至于敦煌。民二十五于英京晤任先生，话及此游，谓曾在敦煌一人家见到写经近二百卷。则敦煌私人所藏固未尽也。民二十七知敦煌县事某君于石室写经有特好，因此迭兴大狱，锁琅珰者不绝于途。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此之谓也。自是而后敦煌人遂视此为祸水，凡藏有石室写经者，几无不讳莫如深，动色相告。余于三十一年十月抵敦，以之询人，辄不之应。三十二年二月以后，始辗转获见二十余卷。世变方殷，则此区区者将来或亦不免为有力者负之而趋，以致荡为云烟，化作劫灰！因于所见诸卷，凡稍有可取者，俱为略识数语，汇记篇末，庶几征文考献者有所稽焉。

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大般若经》一卷是唐人写本。又长兴五年即后唐闵帝之应顺元年、废帝之清泰元年六月十五日三界寺比丘道真所书三界寺藏内经论目录一卷，首尾稍缺，长约三公尺半。道真有发愿文书于卷中，其辞曰：

长兴伍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愿使龙天八部，护卫神沙，梵释四王，永安莲塞。城隍泰乐，社稷延昌。府主大王常臻宝位。先亡姻眷，超腾会遇于龙花，见在宗枝，宠祐常沾于亲族。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

所著录者尚存一百四十八部。又梵夹式蝶装本一册，凡九十三叶，计收《菩提达磨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及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凡四种，只《定是非论》首缺一叶十二行，余俱完整。末有比丘光范跋云：

遗法比丘光范幸于末代获偶真诠。伏睹经意明明，兼认注文了了。授之滑汭，藏保筐箱，或一披寻，即喜顶荷。旋妄二执，潜晓三空，寔众法之源，乃诸佛之母。无价大宝，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济他，即滞理而成恡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 下缺约一叶 。

光范《跋》缺一叶，不知仅刻《心经》一种，抑兼指前三者而言。任君所藏，当是五代或宋初传抄本，每半叶六行，尚是《宋藏》格式也。《南宗定是非论》，英、法藏本残阙之处可以此本补之。《南阳和上语录》首尾完整，北平图书馆藏一残卷。《六祖坛经》，可与英、法藏本互校。净觉注《心经》，首有行荆州荆原作全，误长史李知非序，从知此注作于开元十五年。净觉乃神秀门人，书为《大藏》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窥一二。四者皆禅宗之重要史料也。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贴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中有版画残片十余，其一作女供养人胡跪礼佛像，傍有曹氏吉祥姐牌子，当是五代瓜、沙曹氏之世所刊。线条无咸通九年王玠刊《金刚经》扉画之劲挺，而婉转圆润，殊为可喜。残片一段后有元泰定时题记，又其所藏《龙种上尊王佛印法经》残卷末有至正题记。因此二事，任君遂谓石室閟封，当在蒙古之世。此恐不然。不惟英、法与我所藏石室遗书无咸平以后片纸，即藏经窟外壁上所绘菩萨赴会像，亦的是宋人笔，与蒙古无涉。泰定题记后人赝作，有至正题记残卷，出自他窟，俱不足以为推测石室閟封之典据也。

又在他处见唐人书《大般若经》残卷一卷，《大涅槃经》残卷一卷。《无量寿宗要经》五卷，一卷有张良友写题记，北平图书馆亦有张氏所写者一卷。又五代人书《羯磨戒本》残卷一卷，《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残卷一卷。《手镜记》存七十余行，末有题记一行，作：

大番国沙州永康寺沙弥于卯年十二月廿五日写记归正

盖吐蕃据有沙州时之写本也。又残《道经》一卷，存七十余行，全录《上元金录简文真仙品》，凡十余段。字体与以前所见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写诸经类似，开、天时写本也。又《采华造王上佛授决号妙华经》一卷，首尾完具，凡五十一行。卷中授作 ，臣作 ，俱武后所制新字，盖其时人书。原卷黄麻纸书，保存甚好。又天复二年翟奉达写《逆刺占》一卷，存二百九十六行，长四四一·七公分，首尾完具，仅卷中略有残损。纸背唐人书《诗毛氏文王之什诂训传》第廿三卷十六郑氏笺，存一百二十二行，卷首黏天成三年《具注历序》不全，一面为《历法立成》，只余数行。此与残《道经》等二种俱从张大千处见到。《逆刺占》藏敦煌邓秀峰处，三十二年归青海粮茶局局长韩某，装裱时将《逆刺占》褙去，亦一劫也。《毛诗诂训传》当可补英、法所藏之阙佚。《旧唐书·经籍志》有《逆刺》三卷，题汉京房撰，与翟奉达所写者疑是一书，唯未分卷为稍异。书中文辞鄙俚，且时杂像教话语，只以其中涉及京房，《旧书》不察，遂题为京房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逆刺》三卷，不题撰人，庶几得之。《逆刺占》末翟奉达题云：

于时天复贰载岁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燉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记。

姓名旁注曰：“再温字奉达也。”后又有七言诗二首、五言诗一首，皆奉达作，末复题云：

年廿作，今年迈见此诗，羞煞人，羞煞人！

奉达为历学世家，至显德六年尚从事于撰历工作。天复二载年二十，显德六年已七十七，可谓耄而好学矣。敦煌某氏藏有后晋天福十年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寿昌县地境》一卷，閟不视人，求之二年，仅从窦萃五、吕少卿二先生处得见传抄本，据以录副。瓜、沙地志传世者无虑十余种，而首尾完整者寥寥无几，此其一也。所谓州学博士翟即翟奉达。关于《地境》大概，余别有《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一文，兹不赘。三十二年三月复于敦煌邮局蔺君国栋处见唐人写《地志》残卷一，存一百六十行，长三公尺，首尾残缺。存陇右道、关内道、河东道、淮南道及岭南道，余阙如。每州识其属县，州则记其距京都里程、贡品、州及县之公廨本钱。旁复以朱笔记其等第。其中如河东道之石州本离石郡，天宝元年改为昌化郡，此本已作昌化，是在天宝元年以后。关内道之坊州，此本著录中部、鄜城、宜君三县，天宝十二载析宜君置升平，此本不见升平之名。又河东郡蒲州之桑泉，于天宝十三载改临晋，此仍作桑泉。就此诸证，可知其为天宝初年写本。其所载公廨本钱，以及州县名称，可以补正《元和志》及两《唐书·地理志》者甚多。唐初地志传世无几，则虽残篇断简，亦可宝也。纸背另书《占云气书》一卷，存《观云章》《占气章》，彩图下附注释。卷末有图无文，盖写而未完者。《新唐书·艺文志》兵书类有《兵法云气杂占》一卷，不知是否即为此书。在此所见石室遗书二十余卷，仅禅宗史料四种，《逆刺占》《毛诗诂训传》《寿昌县地境》及此为稍惬心怀耳。

余旧有《敦煌别录》之辑，英、法所藏石室遗书，其零篇断简较为别致者，无论经史与夫里巷小说悉为收录，凡得百数十种。此行所录，亦十余种，辑成一册，署曰《敦煌余录》。劫余之余，聊以资他日之怀念而已！

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历史上历代在此进退消长之机，地理上河西一隅人地相应之故，时贤自有宏篇巨制为之推究阐明，若余之不学盖不足以语此。今之所述，大都琐屑微末，无当宏旨，所谓不贤识小，故曰《西征小记》云尔。

三十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写初稿于莫高窟，三十三年重来敦煌，九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鸣沙山下重写一过。一九五〇年春以此稿付《国学季刊》，仍旧稿不加更改，存其真也。向达谨记。

（见《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一期页一—二四，

一九五〇年七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