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四个世纪表现出对权威日益增长的抵制，首先是反对它的表现形式，然后是反对它本身的原则。它的重要形式没有一个免受攻击。这种攻击首先瞄准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教会制度。但是，教会和国家联合实施的控制已经渗入生活的每一方面，不论是信念还是行为方式。因此，对教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攻击，蔓延到科学和艺术上，蔓延到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标准和理想上。因为实践的攻击运动，像其他每个这种运动一样，必须在理智的基础上自卫。最好的防卫是攻击，因此，防卫慢慢变成系统的辩护。一种社会哲学发展起来了，它对任何权威统治提出了批评。
理论体系出产口令、号令和口号，供大众消费。通过不断重复，有一个口号取得了全面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地位。在很多人看来，它似乎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哲学的总纲。根据这个口号，一个重大的理智问题是两个不同领域的划界，一个是权威领域，另一个是自由领域；口号的另一半是把这种理论划界看作实践上的鲜明分界。这个口号有一个推论。权威“领域”的固有倾向是过度地扩展自身，蚕食自由“领域”，从而广泛实施压迫、专制和今天所说的宰制。因此，个人自由的观念和现实性必须拥有道路优先权；权威是它的敌人，社会权威和控制的每一种表现都总是受到热切地关注，并且几乎总是遭到有力的反抗。然而，由于自由的领域有它自己的界限，当“自由”开始堕落为“放纵”时，就需要恰当地召唤权威的实施以重新建立平衡。
这个口号像大多数吸引大众的口号一样，它的流行和影响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它似乎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而事实上，它回避了问题；由于迟迟不努力去寻找真正的解决办法，它有时暂时支持对垒势力的这一方，有时暂时支持另一方，于是两方都受到了损害。因为，即使这个口号按照其措辞的字面价值被接受了，上述两个领域的正确范围这个根本问题仍然没有确定，它们的分界和边界问题仍然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
真正的问题是权威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它们各有一些起作用的领域。当引入这种观念的时候，问题被掩盖了，它的答案也难以找到。事实上，权威代表社会组织的稳定性，个人通过权威得到指导和支持；而个人自由代表着有意图地引发变化的力量。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两者紧密、有机的统一：权威和自由、稳定和变化。如果按照分隔而不是统一来解决问题的观念去行动，我们的努力就会受到误导和阻碍。这种错误的、误导人的观念被广泛地采纳，是导致现在世界混乱状态的一个强大的因素。
这个口号把人类生活和行为的整个领域分割成自由和权威，其真正意义不仅存在于理论陈述中，而且存在于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中。作为一个纯粹的理论口号，它宣称它具有内在的有效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在我看来，这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口号看作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情况就不同了。于是，这个口号就成为近几个世纪西方文明独特危机的象征，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斗争的代表。这个口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欢呼那些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制度的衰落；另一方面，它标志着新的社会力量和理智力量的兴起。陈旧的传统和既定的社会组织抵制人类生活和社会中新生力量的出现，把它们当作是危险的，甚至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敌人跳出来争夺它们迄今为止独享的权力和特权。这个口号没有提出应对和解决这个历史斗争的办法，而仅仅对这个冲突的本质作了理论重复。正如我说过的，作为理解和行动的指导，这个口号是荒谬的。但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一个象征，它很有启发性。
不幸的是，当这种斗争一开始进行时，新生的力量就倾向于按照它们自己的评价来对待既定的制度，即把既定制度当作权威原则的必然表达。这个新运动发现当时的制度是压迫性的，就奋起反对权威本身。它开始认为权威本来就外在于个体性，本来就敌视自由和社会变化，而这些社会变化是自由的公开表达和使用要达到的目的。因此，新运动本该受到赞扬，因为它们打破了僵化的、呆板的制度，解放了潜伏的个人能力。但是，由于它们实际上否认任何 体现权威和社会控制的东西能构成一个有机体的重要部分，造成了一种智力上的混乱，这是任何过渡时期都会出现的实践事实问题。更具体地说，像我在稍后即将阐明的，这个新运动没有认识到，那种给予它生命力的力量也是一种权威，这种力量就是有组织智力的力量。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命题。
首先，我认为，历史的考察表明，尽管个人主义哲学把权威和自由、稳定和变化错误地对立起来，但是它有根据认为，权威在组织制度上的体现是外在于活跃的新需求和新目的的，从而在事实上是压迫性的。那些由于拥有权威而行使权力的个人和阶级，对首创、发明、进取这些引起变革的求变、求新的品质充满敌意。如此行使的权力就成为更大的压迫、更大的阻碍，因为它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那些本质上属于权威原则的东西也施加在想象力、情感以及目的上。在深层次上，它不是社会组织与个人、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冲突，而是在个人精神结构中两种因素之间的冲突，一种是保守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力量源自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习俗和传统的惯性，另一种是解放的、求变的、革新的因素，它是新与旧之间、维护旧价值的势力与创造人类交往的新信念和新方式的势力之间，为取得权威力量而进行的斗争。它也是个人组成的团体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一群人享有权力带来的好处，权威的权力增加了他们的权力；而另一群人觉得自己有资格享有权力，却被排除在外。我们必须对旧势力和新势力进行调整，从而和谐地处理由维护既定的东西产生的稳定性和由个人新需求和新努力产生的多变性——这种必要性是生活结构所固有的，或者说，是生活结构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实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在人类文化舞台上以空前的规模显示出来。那种把历史的、相对的斗争转变成权威原则和自由原则之间固有不变的冲突的哲学，如果被接受并得到遵循，就会把权威当作纯粹的限制力量，使自由处于毫无引导的状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不适当的状况反映了我们当前的处境。
我们说这个斗争是属于个人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为了个人利益，这些力量需要相互调和。这里，我要简短地说明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把个人的结构简单地等同于那些寻求变化、使人与人彼此区分开来的人性要素，这样做在心理学和历史学上都是愚蠢的。习惯的力量导致个人坚守既定的东西，这种力量确实是个人的精神结构的一部分。大体上，与渴求变化的欲望相比，它是人性中更强烈、更深刻的部分。当传统和社会习俗成为个人结构的有效成分时，它们势必成为支配他的信念和行动的权威。施加这种权威并行使这种权威的力量作为个人的一部分，是如此之重并且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会想到也不会感觉到它们是外在的、压迫性的。只要它们成了个人习以为常的信念和目的，就不会被当作与个人敌对的东西。它们给予个人支持和方向。它们自然地获得个人对它们的忠诚和专注。因此，对体现习俗和传统的权威制度的攻击，自然遭到个人的怨恨；对个人最深入最真实部分的攻击，招致刻骨的愤恨。
在人类迄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几千年的大多数年月中，人类常常在较大程度上对事情是满意的。甚至对于在我们看来任意实施暴力的社会组织来说，这也是真的。在史前年代，对于任何自称具有悠久的传统和习俗权威的东西，人类都倾向赋予它们神圣的起源和法令的效力。更普遍的情况是，个人往往不是寻求变化而是惧怕变化。假设我们有理由把权威和自由、稳定和变化对立起来，那么，我们就要被迫得出如下结论：在人类历史的更多时期，个人更偏向于权威和稳定。
这种状况在理论上反映出来。从开始一直到近期，公认的学说是：权威是出于自然或出于自然之上的东西——超自然的东西。这两个学说都主张，权威的存在是由于宇宙和作为宇宙一部分的个人的固有结构。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论述了权威出于自然这个观念。后来，斯多葛派以半唯心主义、半唯物主义的形式重新论述这个深层的观念，这种形式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使一些观念最牢固地扎根于大众心灵的手段。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再次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是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正。他们说，我们必须在自然的超自然创作者和人类的救赎者那里寻求终极权威，因为只有在那里才有终极权威。这种权威的世俗代表、解释者和代理人，就是有着神圣戒律和建制的教会。
即使世俗王朝的产生挑战了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基本的概念也没有受到怀疑，更不用说受到挑战了。世俗国家只不过宣称它的存在也是出于神授法权和权威，因此，它在今生的一切事务中拥有最高的权威，以别于来世的灵魂事务。即使民众政府兴旺发展起来，它们仍然以一种较弱的形式继续着旧的观点：上帝的声音现在成了人民的声音。
新科学声称自己跟随上帝思考上帝的思想，试图以此拓平充满荆棘的道路。新经济力量的产生转而对现存政治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构成威胁。但是，新经济力量也宣称它们有权利拥有最高权威，因为它们是自然律纯粹的、如实的表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法令和制度与法律，只要后者不顺从经济力量的运行，就是不自然的、人为的。经济力量通过它们的代表、解释者和代理人——官方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要求享有神圣的最高特权来管制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事务。经济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是新生的自诩拥有古老的神授王权的人。
从这个简短的历史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该领域的任何深入研究都将证实这个结论——把个人等同于使变异和变化自由发生的力量，在个人的结构中排斥习惯的、保守的力量，这种观点是新近出现的学说。概括地说，这种等同论是特殊的、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表达。这些事件可以浓缩和概括。自然科学中的新方法和新结论伴随着它们在新工业生产方式和物品与服务的商业交换上的应用，发现自己受到制度性的教会和国家机构的监管和限制，而教会和国家是实际社会权力的拥有者，它们声称自己是人类事务所有领域中唯一合法的权威。在这种冲突中，新生力量进行自我维护和辩护，它们把权威这个概念限定为对它们的自由表达持敌对态度的教会权力和政治权力；它们声称，只有它们才代表和增进个人利益及其自由。演说开头提到的那个口号，即权威和自由是两个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领域，如果遇到问题，个人和自由应该具有优先性——这个口号是历史冲突的净产物。
最终结果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以任何 形式出现的权威，只要不是个人由其私有能力得出的自觉需求、努力和满足而产生的和批准的，都会受到这种政治哲学的质疑——这种哲学在经济学中采取了自由放任的形式，在其他社会政治事务中采取个人主义的形式。这种哲学断言它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统称。
在我看来，两个普遍的结论清楚地浮现了。第一，行使权威的机构权力，其先前的形式暴露出它对于以个人为载体的新生势力是外在的和压迫性的，因而是敌视一切重要的社会变化的。第二，这种新哲学如此急于谴责权威原则，以至于使个人丧失了一些必要的引导和支持，这些引导和支持对个人的基本自由和社会稳定性而言，都是普遍的和必不可少的。
结果是现在出现的混乱、冲突和不确定性。虽然这种新哲学谴责权威原则，主张必须把权威实施限定在维持政治秩序的最小需求上，它事实上树立了个人寻求个人收益的欲望和努力，使他们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因此，这种新哲学声称自己完全、忠诚地代表个人自由原则，实际上是在为一种新形式的集权活动作辩护——经济权力用温和的方式来说，这种新形式一贯而坚定地否认拥有较少的经济权力和特权的人可以得到有效的自由。虽然经济权力崛起之初，对抗和蔑视当时拥有权威的权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化，但它现在反过来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制度，抵制所有与它不一致的、不能促进和支持它的现有利益的进一步社会变化。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断言，真正的问题不是为权威和自由、稳定和变化分别划出独立的“领域”，而是实现两者的相互贯通。我们需要一种权威，不是那种旧式的运行形式，而是要能指引和利用变化；我们需要一种个人自由，不是无限制的个人经济自由所产生和辩护的那种自由，而是普遍的、共有的自由，支撑和引导这种自由的是具有社会组织性的明智的控制。
如果我们认为过去的人类历史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那么，它将表明：自由和权威联盟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也没有被解决。我们有被组织起来的社会权威，它限制了个人中可变因素的表达，而有序的、有意的变化是从这些可变因素开始的。我们有一段时间拥有相对无局限的、不受抑制的个人主义，它的结果是变化大规模地迅速发生。政治类型的制度权威引起的压抑和淤塞后果被削弱了，但安全、合作、整齐有序的变化显然还没有出现。
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个人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及其社会后果的重要性；同时又看到，就它过去的运行方式来说，它已经走上了得到和可得到社会辩护的道路。我们有可能不仅认识到它发挥了有价值的历史作用，而且认识到它对人类可变倾向的价值——那些把人与人彼此区分开并表现为独创、发明和斗志的东西——所作的实践和理论断言，是所有未来社会秩序应该包含的一个永久成分——我是说，我们有可能既认识到个人主义运动所有值得赞美的特点和产物，又坚信这个开展到现在的运动有一个重大的缺陷，这就是把权威原则当作它的绝对的对立面。
几乎不需要什么论证就可以证明，过去，制度形式体现权威，它们敌视变化。那些努力改变权威权力采用的形式的人，被指责为异教徒，被指责为社会秩序的破坏分子。也许回想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并且，我几乎不用再说，今天那些作出同样努力的人也遭到同样的谴责。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拥有权力，尽管迫害异教徒和激进分子，实际上没有一个制度能成功地阻止重大变化的发生。制度由抵制变化而成功地完成的，不过是压制社会的力量，直到它们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为重大的变化，通常这种变化都是暴力的、灾难性的。
我们也无须通过论证来证明，个人主义运动在一段时期伴随着巨大的、迅猛的变化，一个一个地看，这些变化多数为社会带来了正面的利益。事实如此清晰地为自己辩护，我们根本无须论证。新个人主义运动和社会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个运动的标语中可以看到：首创、发明、进取。这些词语都代表了个人构成中的求变因素；它们意味着偏离业已形成的东西；它们是一些符号，指示着创新的源泉。正由于它们是这样一些符号，所以能如此有效地成为标语，成为激发个人努力并行动的信号。的确，这个运动与变化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产生了对变化的赞美，称其为确实无疑的必然过程。这标志着它产生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我不揣冒昧地说，过去，权威原则的表现方式正是在其最强烈的主张上失败了，即它未能阻止变化，至少未能引导变化；同样，历史地看和从总体上看，个人主义运动也未能——以任何确定的方式——确保可以公共度量的个人自由，即使对它暂时的拥有者而言也是如此。个人主义运动倾向于把行使自由等同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控制，这样，它事实上是把自由仅仅等同于经济权力的实际 拥有。它不是把自由带给那些缺乏物质财富的人，而是强迫他们屈服于物质生产和分配机构的所有者。
现在，观察者眼前展现出来的世界图景显然是如此普遍的不稳定、不安全，以及日益加剧的冲突——既有国家之间也有国家之内的冲突——以至于我不能想象任何人会否认实现自由和权威的某种有机结合是值得向往 的事情。然而，我们有多大的可能建立一种在实践上体现这种结合的社会系统，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有理由强烈主张，即使我们承认迄今为止提出的观点的实质有效性，这个问题也会出现。事实上，我们甚至有理由强烈主张，正是因为我此前的论证的有效性得到认可，或者说在它得到认可的程度上，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调控性、决定性的问题。
厚重的历史证据确实强有力地反对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就有组织的权威这个观念而言，地球上人类集体生活的悲哀在于它显示出人类亟须某种权威；而它的日益加深的悲剧，是由于那些声称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卖它。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则所采取的迄今为止有影响力的形式也不尽如人意，在不和谐也不安全的当代图景中，不止一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权威原则以最极端、最原始的形式再次出现——独裁的兴起。
似乎为了验证自然憎恶虚空这个古老的观念，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经济上有竞争力的个人主义不受社会约束，产生了一种道德和社会虚空，凭借独裁将填补这个虚空。很多国家迫切需要集体的、有组织的引导和支持，以至于个人自由的观点被抛弃了，它成了一个不是受赞扬而是受鄙视的观点。经济个人主义的自由体制遭到左、右两种独裁的攻击。而在那些没有明目张胆地实行独裁的国家，自由和个人主义概念似乎正在丧失魔力；通过社会援助机制，安全、纪律、秩序和团结取而代之，并正在获得魔力。产生独裁要求的实际具体条件在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但是，这种现象却是如此普遍，它需要一种普遍的解释。最明显的现象是：为获取私人利益建立的、不受公认的集体权威控制的、个人首创和进取的体制，其政体实际上已经破产，处于垂死的状态。
那么，过去和现在没有提供依据，使我们期待用老套路来实现权威和自由、稳定和变化之间的调和。在某些人看来，能获得某种解决办法的想法，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是乌托邦式的。但是，所有想法中最不切实际的是一个广泛流行的信念，即我们通过使用或重新发掘过去尝试过的制度手段，可以获得持久稳定的权威；同样荒诞的是如下信念：在争夺物资和经济权力的冷酷斗争中，个人之间相互竞争可以保障个人确实的自由。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以被缩小为如下问题：在人类关系这个大领域中，还有未尝试过的办法可以利用从而有可能获得成功吗？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意识到一种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说过，人类迫切需要某种集体权威，它指导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个人那种源自团结感的支持；我说过的话看起来像是某种借口，以图恢复通过外在制度手段产生并得以保持的某种社会控制。如果这样看待我的问题，那么，对于个人自由原则与经济事务的私人首创和进取之间发生的联盟，我的批评必然看起来像是通过集体计划经济来实现社会控制的论证——当然，在措词上有某些变化。然而，这个论证事实上在这两个方向上都用力了。它指出，集体计划经济方向的运动可以治疗我们现在患上的恶疾，但最终它将重走过去组织权威权力所走的老路，除非我们大规模系统地使用某种迄今未试验过的方法，给生活带来想要的并值得向往的有机联合。否则，我们将最终发现：我们是在另一个平面上重复着社会组织和个人自由之间的争斗，在一个原则和另一个原则之间摇摆，这本是过去相当显著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关系的宽广领域中，至今还未大规模试验过的方法来使用有组织的智能。我们在科学这个较窄的领域里，已经有大量可靠的证据可以说明它多方面的好处和价值。
在有限的范围内，科学方法的成长和应用体现的集体智能已经成为权威性的了。在我们关于自然结构的信念领域，以及我们对物理事件的理解上，它是权威性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样的陈述适用于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信念——特别是那些离现在足够遥远的人和事。当我们转向实践方面时，我们看到，同样的方法是控制和引导我们主动地处理物质事物和物理能源最重要的方法。培根预言，知识就是控制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培根的预言在这个特殊的、范围较小的领域里实现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即使是在有限的物理领域，运用那些构成科学的方法，理智已经完全获得了无可置疑 的控制信念的权力和权威。但是，有组织的智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如果我们考虑到它运行的时日尚短，考虑到它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惯性、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所有这一切，都牢固地采取了制度生活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环绕着激发想象的魅力，单独地或簇拥着共同地佩戴着闪闪发光的、由人们最珍爱的材料打造的桂冠。
以“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名义进行的斗争，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说是以“神学和科学的冲突”的名义进行的斗争，本质上是各种行使社会权威的主张之间的冲突。它不仅仅是两套理论信念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两大社会力量阵营之间的冲突——这两个阵营中，一个是古老的，它拥有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的制度力量；另一个是新生的，它对抗着庞大的对手，竭力求得认可。
对于集体权威和自由的关系 问题，极为关键且意义深远的一点是智能的进步——这个科学进步的简短故事就是例证——展示了两者有机的、有效的联合。科学开辟的道路是释放个人中变化、发明、革新和创造的元素，而不是压制它们。就像绘画或音乐的历史一样，现代科学前进的步伐是由个人迈出的，只要他们发现传统和习俗阻碍了他们反思、观察和建构的能力，他们就摆脱传统和习俗的束缚。
尽管科学的发展依赖于探索者个人自由的独创、发明和进取，但科学的权威还是产生于合作地组织起来的集体活动，并以此为基础。即使个人提出的科学观念暂时极大地偏离公认的信念，但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公共的、开放的；这种方法只有导致在同一个领域奋斗的所有人员的信念一致和统一时，它才是成功的。每一个科学探索者，甚至在他最大地偏离了现行观念的时候，他所依赖的也是公共拥有的方法和结论，而不是私有的东西，即使有时候，这些方法和结论最初都是私人发明的产物。科学探索者作出的贡献是得到集体检验和发展的，其中得到合作验证的部分就成为共有的智力财富。
开动脑筋去想象一个科学探索者采取企业商人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认识到，科学领域里自由的个人目标和行为不同于现行个人主义经济事务中的目标和行为。我们设想，某个科学工作者说他的结论是科学的，他这么说是因为那个结论是他的私人追求和奋斗的产物，出于寻求他的私人利益。单是这样一个荒谬的想法，就生动地揭示了个人自由在两个人类活动的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鸿沟般的差异。这个想法以典型的形式鲜明生动地展现了这样一种个人自由，它一方面受到集体的机构权威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运行来改变并发展它所依赖的权威。
科学展示的合作智能的运行，是把自由和权威统一起来的作业模型。这个论题并不轻视如下事实：这种方法迄今为止，还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技术性较强的领域里起作用。相反，它强调了这个事实。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中，在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广泛的、基本的领域中，如果智能方法已经得到大面积的运用，那么现在就不需要我们来做论证了。它的有限的使用范围和它在人类关系上的可能应用范围——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之间的对比，是显著的、令人沮丧的。正是这种对比，明确了这个仍然有待于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的考虑，如果不注重工商业中现代个人主义运动发展的事实，就是不恰当的。个人主义学派的所有断言和推理，有一个掩盖的前提。个人是孤立的个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迄今产生的所有的有利变化都归功于个人的活动。但事实上，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都是科学技术应用的成果。总的来说，近几个世纪的经济变化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进步。物品生产和分配所涉及的每一个过程都依赖于一些结果的利用，这些结果是由数学、物理和化学中有机的、集体的智能方法产生的。直截了当地说，现有体制的辩护者们把某些进步当作维持这个体制的理由，这些进步仅仅归因于个人的首创精神和进取心，这是完全错误的。个人主义的首创精神和进取心把集体合作智能的成果据为己有，似乎这些成果是它们单方面获得的。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智能的帮助和支持，它们将是无能为力的——即使在那些显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活动中，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以自由主义自居、宣称它的努力目标是确保和维护个人自由。这个运动的一大缺陷是：没有认识到变化的真正的、最终的根源，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科学体现的团体智能。我已经说过，这个原则在两个方向上都用力了。只要目前在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和计划经济方向上所作出的努力忽视了科学智能的作用；只要这些努力依赖主要靠暴力来达到的外在的制度变化，并从中寻求支持，那么，这些努力就是重蹈依赖外在权威的覆辙，而外在权威的方法在过去总是被打破。曾经有一个时期，由于需要安全，需要团结一致的意识和感觉，人们屈服于这种权威。但是，如果历史表明了什么，那么，它表明个人的求变因素不可能永远被压抑，不可能完全被根除。在现代，个人主义运动表达的个人自由原则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构成。不论用多少武力来镇压，它体现的真理永远不会死亡。这个运动的悲剧，在于它误解了这个自由原则的来源，把这个自由原则放错了位置。但是，为了确保安全和获得团结，企图用外在权威来根除和消灭这个原则，这种做法最终注定是失败的，不管它暂时取得了怎样的胜利。
有组织的智能控制，是通过释放个人能力和才干来发挥作用的。要将这种智能从目前的有限领域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更大的领域，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的障碍。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论述。这个人类想要而亟须的任务有多大的可能来完成，过去的历史似乎偏向于那些持怀疑态度或悲观态度的人。我并不是预言说，这种扩展将会有效地实现。但是我的确认为，权威和自由、稳定和变化的关系问题如果能得到解决，就将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其他方法的失败和现在令人绝望的情形，都将激励一些人尽全力来实现这种扩展。他们知道，在试验之前就认定成功不可能，这实际上是宣判人类将永远在权威权力和紊乱的个人自由之间作徒劳的、毁灭性的摇摆，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历史上的大多数痛苦和失败归因于这种摇摆。他们知道，摆在人类面前的，是历史的缓慢进程和无止境的时间延伸。他们并不期望，在完成人类下决心努力完成的最困难的任务的过程中，有任何快速的胜利。然而，他们满怀信心，不论他们的努力得到的直接成果是多么微小，他们自己的试验就是科学智能方法的第一原理的例证。因为他们通过实验方法向事件注入一个博大而厚重的观念，正是在试验过程中，这些实验方法使科学智能方法和观念得到修正、变得成熟。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状态之绝望反倒激发持久的、勇敢的努力。
（熊文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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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100—110页。
[2] 首次发表于《学校与社会》，第44期（1936年10月10日），第457—466页。此文原为杜威于1936年9月4日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部三百周年庆典大会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