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自由主义对个性和自由的强调，决定了今天对自由主义哲学讨论的焦点。早期自由主义产生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本身是早期反抗寡头政府的自然结果，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达到了顶点。后者从根本上说，是纳税人要求摆脱政府的任意行动，与之相联系的是宗教中新教教会要求有信仰自由。在新自由主义这个明确的名称之下，个人行动自由的要求主要来自日益崛起的工业贸易阶级，矛头指向政府在法律、习惯法及司法行动（还有和政治国家相联系的其他制度）中对经济经营自由施加的限制。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把政府行动和人们追求的自由置于彼此对立的位置上。这种看待自由的方式一直持续着；在这个国家里，殖民地的反抗和开拓者的处境加强了这种看法。

早期辉格党运动持有自然权利的观念，19世纪哲学的自由主义又添加了自然法则的概念，这或多或少是由于它的主导经济利益。它认为，社会事务和物理事务一样，其中也存在着自然法则，这些自然法则在特性上是经济的法则。另一方面，政治法则是人为的，从而在此意义上是虚假的。因此，人们认为，政府对工业和交易上的干涉不仅是对固有的个人自由的违背，而且是对自然法则的违背——供求关系就是自然法则的一个例子。政府行动的恰当范围，不过是阻止和补救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对他人类似的同等行动自由的侵犯。

然而，自由创立和经营工商业的要求并不是早期自由主义的全部内容。在它的主要传播者的心里，也包含了同等强烈的精神自由的要求——思想自由以及思想表达的自由，如言论、写作、出版、集会的自由。早期对信仰自由的追求不仅扩大了，而且拓展了，因而也加深了。这种要求是18世纪理性启蒙的产物，是科学日益重要的产物。拿破仑被打败以后开始的反抗大潮，对秩序和纪律的要求，为鼓动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提供了大量的根据和机会。

早期自由主义哲学建立了英勇的功业。特别是在其发源地英国，它最终成功地清除了无数的暴行和限制。19世纪社会改革的历史，几乎是自由主义社会思想的历史。因此，在强调它的缺点时，我并不是忘恩负义，因为认识这些缺点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为现在和不久以后的将来明智地陈述自由主义哲学的要素。一个根本的缺点是它缺少历史相对性的知觉。这个缺点在它的个人观念中表现出来，它把个人看作某种既定的、自身完备的东西，它把自由看作个人拥有的现成东西，只需除去外部的限制就可以显示出来。早期自由主义的个人是一个牛顿式的原子，与其他个人之间只有外在的时空关系，只不过每一社会的原子都具备内在的自由。如果这些观点仅仅是实际运动的一个战斗口号，就不会有特别的危害。但是，它们形成了一种哲学 的一部分，这种哲学断定关于个性和自由的特定观念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适合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

这种绝对主义，这种忽视和否认时间相对性的看法，是早期自由主义如此轻易地堕落为伪自由主义的一大原因。为了节省时间，我将指明我说的这种伪自由主义是指什么，它是“自由联盟”和前总统胡佛代表的那种社会观念。我称之为伪自由主义，因为它使博大的观念和理想变得僵化和狭隘。即使说法相同，但奋力反抗压迫的少数人说出来是一个意思，而另一个团体说出来则是另一个意思。他们获得了权力，并进而利用那些曾经是解放武器的观念，把它们当作维护既得权力和财富的工具。一些观念曾经是产生社会变化的手段，如果用作阻止社会变化的工具，意义就不一样了。这个事实本身是历史相对性的一个例证，也是一个证据，表明早期自由主义关于他们的观念具有永恒不变的特性的断言是有害的。由于后一事实，一帮堕落的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放任学说，把它看作自然秩序本身的表达。结果是个性观念的退化，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在那些为个性更广泛更全面的发展而奋斗的人看来，自由主义成了一个该受蔑视和指责的词语；而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清除在工商业中使用没有社会限制的自由产生的罪恶，只有通过暴力产生变化。以为整个自由问题就是个人和政府两边对立的问题，这种历史倾向结出了苦涩的果实。它是专制政府的产儿，在政府成为民众政府并在理论上 成为人民的仆人以后，继续影响着思维和行动。

我现在开始讨论，假设自由主义哲学继承的绝对论消除了，它将会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知道，个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成既有的东西。它是某种要去获得的东西，不是孤立地获得的，而是需要环境的帮助和支持，包括文化环境和物理环境——文化环境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制度，还包括科学和艺术。自由主义知道，社会条件可能限制、歪曲、甚至阻止个性的发展。因此，它积极地关注社会制度的作用，因为社会制度对个人的成长有着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使个人不仅在抽象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形成强健的人格。它不仅关心消除暴行和公然的压迫，而且关心积极改造那些有利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

其次，自由主义持有历史相对性的观点。它知道，个人和自由的内容随着时间而变化；它相信，无论对于个人从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与绝对主义学说相对立的哲学是实验主义。历史相对性和实验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本质的。时间意味着变化。相对于社会政策而言，个性的意义随着个人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早期自由主义是绝对化的，也是非历史的。它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历史哲学，它认定历史与牛顿理论框架中的时间一样，仅仅意味着外部关系的变化，即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和内在变化。这一点也适用于任何主张社会历史变化不可避免——即受非历史的规律的支配——的理论。事实上，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是不彻底的学说。这些学说认定，历史的和发展的过程所服从的规律或公式是超越时间过程的。

自由主义对实验方法的认可包含这样的观点：个性和自由的观念是不断重构的，它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只需要说一说早期自由主义得到论述以来生产和分配的变化，以及这些归因于科学和技术的转变对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产生的影响。实验方法是对这种观念和政策的历史变化的认识，因此，观念和政策可以与事实相协调，而不是相对立。其他观点都坚持一种严格的观念主义，都假定事实应该与概念相一致，而概念是独立于时间变化或历史变化形成的。

于是，彻底的社会自由主义有两个本质的东西，第一是对现行社会条件的运动作现实研究；第二是为处理这些条件而提出的、以政策形式出现的主导观念，有利于发展个性和自由。第一个要求是很明显的，我无须详细描述。第二个要求需要展开。实验方法不是瞎忙活，也不是这里做一点点、那里做一点点，以期望事情有所改善。就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它意味着有一个融洽的观念体系，有一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一切绝对主义相反，它意味着，用作行动方法的观点和理论要由它们在实际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来检验和不断修改。由于它们在本质上是操作性的，所以它们改变社会条件；而第一个要求，即政策建立在社会条件的现实研究的基础上，导致它们不断地被重建。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自由主义，和行动上的激进主义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这里，激进主义意指采取的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是激烈的，而非片段的。这里的问题完全在于，对变化条件的理智研究揭示了什么方法。是的，这些变化在上个世纪、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是巨大的，在我看来，似乎激进的方法现在是必要的。但是，这里的论证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认识到一个事实：自由主义本质上决不是一个牛奶加水般淡而无味的学说、一个信守妥协和小步“改革”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自由主义者在当时被看作颠覆性的激进分子。

我说的这些话应该清楚地表明，政策形成和执行的方法问题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我们指出的方法是最大限度地依赖智力方法。这个事实决定了它与某些激进主义相对立，那些激进主义所依赖的达到想要的社会变化的方法主要是用暴力来推翻现行制度。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关键点是：所用的方法和随后产生的结果完全相同。有一个原则使他认识到，伪自由主义使用的手段仅仅使现状的罪恶继续存在并成倍增加；同一个原则也使他认识到，对大众力量的单纯性依赖，把它当作社会变化的手段，决定了实际产生的结果。有一些学说主张，由于某些结果是想要的，所以用武力来获得它们将产生这些结果，而不是别的。这些学说只不过是用绝对理论给智力施加限制的另一个例子。在多大程度上诉诸纯粹武力，实际后果就在多大程度上受损害，最初的设想目标事实上必须在后来由实验智力的方法来制定。

我不希望我说的这些话，被理解为激进分子可以垄断武力使用。情况恰恰相反，反动分子拥有武力，包括军队和警察，还有新闻和学校，但他们并不宣扬武力使用，唯一的理由是他们已经拥有了它，所以他们的策略是用理想主义的用语来掩盖它的存在——他们现在对个人独创和自由观念的使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这些事实表明，纯粹依赖武力本质上是罪恶的。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上是力量相等、方向相反的，并且凡武力总是具有物理性质。 [3] 一方对它的依赖，迟早总会引起另一方也动用武力。如何明智地使用武力，整个问题太大，这里无法细说。我只能说，如果掌握在手中的武力如此地盲目和顽强，以至于用武力来抵制人们自由使用智力从而实现社会变化，那么，这种武力不仅鼓励那些看到需要社会变化的人依赖武力方法，而且为此作了最大限度的辩护。自由主义强调求知、交流和组织的自由，但并不认可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而是认可不懈地使用条件允许的一切理智方法来追求一切可能的东西。

最后，我想强调前面讨论中隐含的一个观点。自由的实践意义问题比政府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更广泛，在所有的条件下认可政府行动与个人自由都各自处在独立领域这个怪异的学说就不用说了。虽然政府是一个因素，并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的出现总是涉及其他事务。而其他事务就是经济和文化事务。至于第一点，把自由理解为工商业经营者的自由，而忽视智力和体力劳动者所遭受的巨大宰制则是荒谬的。至于第二点，只有当人们有实际的机会去共享文明的文化资源时，才可能达到人类精神和个性的完全自由。任何经济事务都不是单纯经济的，它对文化自由的存在或缺失有深刻的影响。任何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把完全的文化自由当作最重要的，没有把它与真正的工业自由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堕落的、虚妄的自由主义。

（熊文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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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24—228页。

[2] 首次发表于《学校与社会》，第41期（1935年1月19日），第73—77页。1934年12月28日，杜威在纽约大学召开的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第24届年会上的发言。

本文与本书第418—419页的文章题目相同，只是本文题目在future前加了一个定冠词。凡带有定冠词的题目皆译为“自由主义的将来”，以示区别。——译者

[3] 在英语中，物理上的力和政治上的武力是同一个词，即force。——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