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不用说，这是一位伪善的人道主义者。他周济着一班穷光蛋，有机会就叫他们做工，拔草呀，车水呀，扫除马粪呀，修理屋顶呀。穷光蛋们只知道感激他，向来没有想到问他算工钱。其实，要是算起来的话，决不止一件破棉袄，几碗稀粥的。他倒沾着便宜，还得了善士的名声。后来，这西洋镜有点儿拆穿了。
但是，这时候来了一位侠客，雄赳赳的，手里仗着一把宝剑，据他自己说，这是“切西瓜”用的。他说他看透了那位慈善家的虚伪。他愤恨极了，就跑上慈善家的大门，破口大骂了一通，还拔出宝剑来说：“我要切你的西瓜！”一些穷光蛋反而弄胡[糊]涂了：为什么慈善家的头应当拿来当西瓜切。问问侠客，侠客说：
“吓，吓，吓，……他，他，我丢他的妈，他妈跟我睡觉！”
“他妈跟你睡觉，他又该当何罪？”
“他，他，他昏[混]蛋极了……我，我□他的祖宗！……该杀的东西！”
侠客实在愤激得说不清白什么理由。侠客以为只要话说得“粗鲁”些，穷光蛋就会懂得。然而他们不会了解慈善家的“妈跟人睡觉”，慈善家自己就立刻该杀；他们更不明白“该杀”就等于伪善的“凭据”。侠客自己的胡[糊]涂，要害得穷光蛋们更加胡[糊]涂，甚至于更加同情那位伪善家。
慈善家的虚伪，和他妈的不贞节或者恰好跟那位侠客睡了觉，是完全不相干的。穷光蛋们自己里面的明白人，应该详细的说明慈善家虚伪的事实，说明这世界里的种种假面具。对于这样的慈善家，像侠客那样的手段是不行的，何况对于比慈善家更细腻的人物呢。
鬼脸的辩护
——对于首甲等的批评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胡秋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不想在此地来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关重要。问题倒发生于鲁迅给《文学月报》一封信说“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而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四个人就出来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现代文化》杂志第二期）。
首甲等对于恐吓和辱骂的辩护是：
（一）“革命的工农确实没有吓人的鬼脸”，然而“这是对某一阶级同情者说的，对别一阶级即使你再斯文些，在他看来，无论如何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恐吓“有什么不可以”？
（二）“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而且也无‘笑骂’与‘辱骂’的分别。只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并不是‘丢那妈，就是辱骂，‘叭儿狗’就是笑骂。……”
这是说恐吓和辱骂也算战斗，而且不这样就会变成“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就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
革命当然要流血的，然而嘴里喊一声“斫你的脑袋”还并不就是真正革命的流血。何况文化斗争之中，就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也要在“流血”的过程里同时打碎他们的“理论”的阵地。当你只会喊几声“切西瓜”的时候，就要被敌人看做没有能力在理论上来答辩了，而一般广大的群众并不能够明白敌人“理论家”的欺骗。国际的革命思想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没有一次是用“切你的西瓜”那样的恐吓来战胜反动思想和欺骗的理论的！这种恐吓其实是等于放弃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剥削阶级明明知道革命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并不是吓人的鬼脸，而他们为着要吓退正在剧烈的革命化的群众，故意要造谣、污蔑、诬陷。敌人所造作的那些“放火杀人”之类的谣言，正是要把这种鬼脸硬套在先进的工农头上，——敌人的可恶就在于他们故意把只对于自己有害的革命说得像魔鬼似的，仿佛要吃尽一切活人。现在有人出来多喊几声“斫”和“切”，那就很像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首甲等的说法是：对于剥削阶级，革命反正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多扮些吓人的鬼脸，“有什么不可以”！这对于革命的队伍是极有害的空谈。革命的工农不能够不宣布首甲等的意见决不是他们的意见。
所以说“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而自己愿意戴上鬼脸的首甲等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至于“丢那妈”之类的辱骂，那更是明显的无聊的口吻。首甲等把胡秋原认为革命的贩卖手，但是他们却喜欢和胡秋原较量骂人的本领。胡秋原骂什么“人首畜鸣”，“人类以下的存在”，而首甲等就说骂“丢那妈”“并不比胡秋原……更为无聊”。何以胡秋原无聊，而首甲等就拥护同等无聊的回骂呢？他们说：“伊里奇在许多理论著作上，尚且骂考茨基为叛徒。”然而“叛徒”和“丢那妈”是绝对不同的。“叛徒”有确定的政治上的意义，而且考茨基的的确确是叛徒。而芸生的“丢那妈”，却不会损害着胡秋原反动理论的分毫。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我们分析某种论调，说它客观上替剥削阶级服务，或是削弱革命的力量，把这些“理论家”比作“走狗”、“叭儿狗”，——这都有确定的意义的，虽然是笑骂的字句，而表现着批判的暴露的意义。至于“丢那妈”，以及祖宗三代牵缠着辱骂，却只是承受些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弱点，表示些无能的“气急”。
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群众自己用社会的舆论的制裁克服这类的恶习惯，认为这是文化革命的一种任务；而首甲等，自命为负起文化革命责任的人们，却以为必须这样辱骂才不右倾！而且还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在理论的战斗之中，无论对于什么人，无论是保皇党，是法西斯蒂，这种辱骂都不会是“适当”的。这固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暂时，在下层民众受着统治阶级的文化上的束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顺口的把这种辱骂当做口头禅，——然而“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愤恨的内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钞[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除非是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
首甲等自己说，要“以尖锐的词锋揭破穿着漂亮外衣的奸细”。然而他们在自己所拥护的芸生的诗篇里，却只举出“丢那妈”作为尖锐的词锋。他们说普洛[罗]文化运动的任务不应当降低，说“我们的诗人”应当与斗争的实践联系。但是，他们所谓诗和斗争之间的联系却只是写几句“切西瓜”之类的句子。这种恐吓和辱骂显然不能够揭穿什么奸细的漂亮外衣，显然反而降低了普洛[罗]文化运动的任务。他们拥护这样的立场，也就不会有“健全的阶级意识”。的确，他们的立场是离开真正的战斗，而用一些空洞的词句，阿q式的咒骂和自欺，来代替战斗了。
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值得我们研究的；我们希望首甲等不单在口头上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能够正确的了解和纠正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王道诗话
“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讲演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大概就叫做“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祖传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柯，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一九三三，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