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廷，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说：

“美”的观念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它不能够在真实世界里找着自己的表现和满足，就使人造出艺术来，在艺术里它——“美的观念”——就找到了自己的完全的实现。

对于那些轻视艺术而认为艺术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过在模仿自然界的人，首先可以这样反驳他们：自然界产物的本身也是模仿，而且，艺术并不满足于现象的简单模仿，而在使得现象高升到那些产生自然界的理想，最后，艺术使得许多东西联结着自己，因为它本身占有着“美”，所以它在补充着自然界的缺陷。

康德说：“艺术家从自然界里取得了材料，他的想像在改造着它，这是为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的，这东西已经站在自然界之上(比自然界更高尚了)。”黑格尔说，美“属于精神界，但是它并不同经验以及最终精神的行为有什么关涉，‘美术’的世界是绝对精神的世界”。

这是“美”的“最后的”宗教式的唯心论的解释。

然而所谓“美”——“理想”对于各种各式的人是很不同的，非常之不同的。

对于施蛰存，“美”——是丰富的字汇，文选式的修养，以及《颜氏家训》式的道德，这最后一位是用佛家报应之说补充孔孟之不足的。

对于文素臣(《野叟曝言》)，“美的理想”是：上马杀贼，下马万言，房中耍奇“术”，房外讲理学……以至于麟凤龟龙咸来呈瑞，万邦夷狄莫不归朝。

对于西门庆，“美的理想”只有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对于“三笑”，是状元和美婢的团圆，以及其他一切种种福禄寿。

对于……

究竟“美”是什么，啊？

照上面的说来，仿佛这是“一相[厢]情愿”，补充一下自然界的缺陷。乡下姑娘为的要吃饱几顿麻花油条，她就设想自己做了皇后，在“正宫”里，摆着“那么那么大的柜子，满柜子都是麻花油条呵!”这其实也是艺术。

然而“现实生活，对于drama(戏剧)是太dramatic(戏剧化)了，对于poetry(诗)是太poetic(诗化)了。”“艺术是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的再现。”艺术的范围不止是“美”，“高尚”和“comic”(喜剧)，这是人生和自然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一切。不要神学，上帝，“绝对精神”的“补充”，而要改造现实的现实。

欧洲人的“绝对精神”，理想之中的“美”——以及中国的caricature(讽刺画)：“潘驴邓小闲”之类，或是隐逸山林之类，都是艺术的桎梏。可叹的是欧洲还有“宗教的，神秘的”理想和它的艺术，而中国的韩退之和文素臣，袁子才和“礼拜六”似乎已经尽了文人之能事了。

“如果很多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意义——再现人生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现象，那么，很多其他的作品，除此之外，除开这基本意义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就是解释那再现的现象。最后，如果艺术家是个有思想的人，那么，他不会没有对于那再现的现象的意见——这种意见，不由自主的，明显的或是暗藏的，有意的或是无意的，要反映在作品里，这就使得作品得到第三种的意义：对于所再现的现象的思想上的判决……”

这“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钞[抄]袭。

“在这方面，艺术对于科学有非常之大的帮助——非常能够传播科学所求得的概念到极大的群众之中去，因为读艺术作品比科学的公式和分析要容易得多，有趣得多。”(tchernyshevsky：polnoe cobranie sotcheneniy，x，2，l57—158．)

出卖灵魂的秘诀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了。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见报载最近胡适博士的谈话）。

据胡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说，还是有法子的。这就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中国民族就没有了仇恨，因为没有仇恨心，自然更不抵抗，因为不抵抗，自然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出卖了，中国的心灵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适博士说：“到无可奈何之时，真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

为着要洗刷这个污点，所以胡适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们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方法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魂灵罢！何况这并不难，只要实行李顿的“公平”报告，那就是“彻底停止侵略”——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一九三三，三，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