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和理智_经验的重构(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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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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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如何由感知而来 [1] [2]

没能作出某种根本性的区分，可能是造成后续的所有讨论像无的之矢一样盲目而混乱的根源。关于概念的本质的讨论，经常受限于不能区分心理状态和这种状态的功能。就像在生理学中，作者本来想要讨论心脏，但是他却没有首先决定他是要讨论心脏本身，还是心脏的工作及其对于整个器官的价值。假如情况如此，就难怪某一学派的生理学家认为，心脏是一种明确的、独立的东西，有确定的形状和大小，由确定的纤维组成；而另一学派的生理学家却坚持，心脏是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的一个要素或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个活动，它的结构与由这一结构促进的一般目标相比基本无关。

考虑到关于概念的必要的区分，可以这样认为：概念并不是标志一种心理状态或它的存在的术语，而是指示它的功能和价值。每一种心理状态，作为一种纯粹的存在，（静态地来看）只是一个图像。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一种特例，它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不同于有限时间下的其他持有物。假如唯名论者说的是精神的存在，他坚持不存在一般观念这样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这样还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概念是一种力量：一种特定图像，通过这种力量表明或传达确定的意义或理性价值。让我们从鲍桑奎先生那里借用一个例子。在铁路上，用什么样的旗子作为表示危险的信号是无关紧要的。它可能是八英寸的正方形，也可能是十英寸的，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正方形。它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可能是干净的，也可能是脏的；可能是完好的，也可能是破损的。在被用作信号旗之前，旗子可能是任何一种颜色。换句话说，主要的并不在于旗子作为存在物到底是什么，关键在于旗子被用作什么。因此，当我们考虑一个特定的心理图像的结构时，我们还完全没有进入概念的领域。概念是图像所指示的东西，是概念所传达的那些意义。

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明确地把我们带到了概念在感知中如何起源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概念起源于意识到感知所意味的全部意义，而不是概念直接就有这些意义。以三角形的概念为例。只要它还停留在感知阶段，它就完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物体。关于它的知识将只可能是诸如它准确的形状、大小、边长、角的度数、构成它的材料，以及它的颜色等等。意识不能考察超出眼前存在的这个物体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即使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虽然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但这仅仅是一条信息，并不比它的一条边长为12／17英寸更有价值。但是，假设意识前进到超出具体的某个三角形，达到这样一种想法，有一种规则包含在三角形中，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三角形建立在内在于自己的这种特定规则之上。这个规则提供方案和规范。根据这些方案和规范，为了构成一个三角形所需的任何东西都必须存在。如果超过或者达不到这个规则，就不会有任何三角形。我们应该把这个规则叫做什么呢？鉴于这个规则构成了一个具体的三角形，而不是一个南瓜或者烟囱管，难道不能证明，这个规则正是三角形所要指示的和我们试图知道的东西吗？的确，正是这个规则形成了“三角形”这个概念。换句话说，“三角形”这个概念，就是一种把三条线组合到一起的方法。它是构造的一个模型或形式。另外，正如我们所知，这个构造三角形观念的模型非常不完善。

下面是关于概念的特点。（1）概念是“观念上”的东西，而不是感官上的。作为心理活动的一种模型或方法，它不能被感觉到、看到或者听到。它只能在构建它的活动中被领会。理解三角形这一概念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构造它——如方法所要求的那样，把三条直线组合到一起。（我要顺便注释一下，这里显示出了外部和机械说明的不可能性。如果一个概念是一个物体的真正意义所在，而这真正的意义是心理活动的一种模型，是理性构造的过程，那么正确信息的直接传达是如何可能的？）（2）概念是一般，而不是特殊。这通常体现为如下事实：概念是行动的模型，是把事物或部分组织成一个整体的方法。一台织布机的每一部分都是特殊的，它织出来的每一尺布也都各不相同，但如何把线织成布的方法以及织布机的功能却是一般的。

因此，任何一个给定的三角形，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只是想象的，都是特殊的三角形。但是，构造三角形的方法却不是特殊的。构造一个三角形，不会比构造另一个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它是构造任何三角形都必须的规则。任何东西，只要它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构造出来的，它就叫三角形。

我的上述论证可以合理地解释：三角形的概念比关于三角形的感知包含的东西多。这些结论是通过找出概念的真正特征得到的，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特征。

这样做的确会把某些特征排除在外。但是，这一排除一些特征的行为并不是使概念得以形成的原因；相反，正是在概念，即构造的规则的基础上，某些特征被忽略了。不，这些概念和构造规则不仅仅是被忽略，而且是被完全排除在外。它们被认为是与三角形本身无关的东西。

简言之，概念就是关于对象的知识，关于对象的构造规则的知识；感知也是关于对象的知识，但这种途径或多或少有些从属的性质。就理性价值而言，概念是对象的完全的知识，它涉及对象的起源和各种关系；感知则是对象的不完全（这是“抽象”，真正意义上的抽象）的知识，它涉及对象性质、空间和时间上的界限。

然而，必须补充的是：概念往往会返回并且充实感知，因此，感知与概念的区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一旦我得到一个三角形的概念，当我看到构造三角形的过程时，就会把三角形的知识增加到具体的三角形中。这样，概念就成了一种充实感知意义的因素。

从完全发展的理想的角度来说，感知和概念应该有相同的内容。这将超出我为讨论这个问题而设定的界限。但是，让我们假定一个对象的完全的知识，例如给定一棵枫树（感知意义上的），将不仅包括这棵树本身的每一个细节，而且还应该包括这棵树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树的生长”（概念意义上）的完全的知识将不仅包括一般的观念，还应该包括使树落叶或不落叶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使枫树、橡树、山毛榉树等等这些树落叶的不同条件；包括一般意义上“树的生长”所需要的环境和一棵具体的树，上面提到的那棵枫树，生长所需要的环境之间的区别。

无论从个体（我们称之为感知）出发还是从规则（我们称之为概念）出发，这样一种系统的知识都是任何一门科学的理想。除非我们能把原理包括在内，否则我们关于个体的知识都是有限的。除非我们看到原理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否则我们关于原理的知识就是不完善的（抽象的）。当两者之中有一个完善的时候，它就会促使另一个达到完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召唤来指出任何说教式的道德（pedagogical morals），但是我挡不住诱惑。如果所说属实，显而易见的是，要从它的起源、发展和恰当的关系中引出感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引领不成熟的学生从感知达到概念。明确地指出过程的基本原理不是必须的，或说不需要告诉孩子一切事情的原因。相反，过早地确定知觉的注意力放在这些关系上，反倒会阻碍对它们的领会。我们应当让对象如其自身那样存在；让各种关系运用其中；让意识依据其中的原理而活动；以此确保以后理解概念有足够的空间。教师的工作主要限于以一种纯化的方式把上述观念传达给孩子，这种形式要求孩子必须经历被包括在概念中的建构性的过程。这种过程本身以后在反思中会变成一个对象。这个过程首先被运用在意识中，然后这种变为自觉的过程将会成为一种一般的心理学方法。

（邵强进马明译）

* * *

[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3卷，第117—120页。

[2] 本文首次发表于《公共学校》（public-school ），第11期（1891年11月），第128—130页。作者生前未曾重印。

有情感地思考 [1] [2]

哲学和心理学的传统理论让我们习惯于把一方面是生理的和有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中较高级的文化表现形式截然分开。这种分隔概括在心智和身体之间所作的惯常划分中。这些理论还让我们习惯于把在科学中达到顶峰的逻辑的、严格意义上的理智的运作，支配诗歌、音乐和较小程度上的造型艺术的情感的和想象的过程，与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引发工业、商业和政治事务的实践行为之间，严格地划分开来。换言之，思想、情绪或情感和意志彼此已被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了。这些划分的结果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它们的专业方面是哲学的特殊关切。但是，当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割裂开来，把生活肢解得支离破碎，把兴趣分门别类时，就会遭遇这些问题。科学是为了科学的缘故，艺术是为了艺术，商业通常是为了赚钱的事情，政治移交给了专业的政治家，运动的专业化，等等，其间很少为生活留下空间。这种生活是为了生活本身，一种全面的、丰富的和自由的生活。

就总体上的生物学功能，尤其是神经系统功能而言的一些基本概括上的新近进步，已经使明确地理解从较低级的功能到较高级的功能的连续发展成为可能。非常有趣的是：生理的运作和科学与艺术中深层的文化之间固定屏障的破除，已经把科学、艺术和实践活动彼此割裂开的基础连根铲除了。很早就有关于经验和心智生活统一的模棱两可的讨论了，这意味着知识、情感和意志都是相同能量的表现，等等；但现在，我们手里有了使这种讨论明朗化和具有意义的手段。

其中包含各种各样生理学的细节，很自然地还没有充分地加以组织，也没有时间消化它们并获取最终的结果。无论如何，作者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即使他是专家，这里也不是阐发它们的合适的地方。但是，它们某些最终的结果是容易理解的，它们对艺术以及艺术与正常生活过程的联系有着确定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推理的领域开始。它长期被认为由纯粹的理智所先行占领，被认为除了偶然情况以外，完全是和情感、欲望分隔开来的，是和我们借以作出对周围世界必要的实践调适的运动器官和习惯分隔开来的。但是，最近，里格纳诺（rignano）先生从生物学基础出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对我们最高的心智能力即推理能力的分析，把我们引向了如下观点，即推理完全是由我们心智的两种基本的和原始的活动，也就是理智的和情感的活动相互作用构成的。前者在于简单和记忆性地唤起过去的知觉和意象，后者表现为我们的心智对某个要实现的、推理本身也指向它的目的的倾向或渴望。” [3]

一句孤立的引用，当然不可能展现出这些观点的全部力量。但这里在“情感性”的理念下概括出来的，是有机体有某些基本的需要，如果不借助于改变周围环境的活动，就不可能满足它们；当有机体和它所处的环境的“平衡”以任何方式被打破时，它的需要就会以持续存在的不安的、渴求的和想望的活动表现自身，直到这样引发的行为带来有机体与其环境关系的新的整合。那么，思考落入了这个原则的范围内，这一点已经展现出来；推理是促成有机体和生活条件之间新的关系的一般功能的一个阶段，而且像其他阶段一样，受需要、欲望和逐步满足的控制。

里格纳诺称另一阶段为“理智的”。但上下文表明，这里的基本原则是实践调适的原则。过去的经验得以保留，以便当需要利用它们来实现基于我们的情感本质的需要所设定的新目的时，援引它们和安排它们。但是，记忆不是理智的。这是有机体的修正，是改变性情、态度和习惯的事情。通过确立和周围环境的一种新关系来满足需要时思考由以获取它的材料的“素材”，在可以被称为习惯的东西中（对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作些引申）被发现；也即，因先前的经验而融入我们的行为和做事方式中的变化。因此，思想的材料全部来自过去；但它的目的和方向在于未来，发展一种新的环境作为维持一种新的和更加充分完整的自我的条件。

虽然论证过于专业了，以至于当前还不能详述；但结果已经表明，传统上在较低级的生理功能和较高级的文化功能之间所留下的巨大鸿沟，首先是由于把有机体和环境割裂开来，没有看到它和环境融合的必然性；其次是由于忽视了需要在创造目的或要实现的结果中的作用。因此，当“目的”得到承认后，唤起某种更高级的和独立的力量来解释它们，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目的和情感性与渴望和欲望的联系深深地植根于有机体，而且在经验中不断地被扩展和提炼。欲望、兴趣实现了在传统理论中要援引纯粹的理智来实现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欲望和更加多样和灵活的习惯打造了更加精致的思想轨道；最后，产生了逻辑体系和谐的、一致的和综合的结构。

这样，推理和科学明显地离艺术更近了。满足需要必须改变周围的环境。在推理中，这个事实表现为实验的必要性。在造型艺术中，这是常识。艺术也明确地承认在科学中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所发现的东西，承认情感在重塑自然条件时发挥的控制，承认想象在欲望的影响下，把世界重塑为一个更加有序的居所时的作用。当所谓的非理性因素被发现在产生逻辑体系中一致关系和秩序时发挥很大的作用时，它们应该在艺术的结构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可以质疑：是否任何现存的科学体系，或许除了数学体系以外，在完整性、精致和范围上与艺术的结构相媲美，虽然后者更容易和更广泛地被理解，而且是更加普遍的和直接的满足的来源。只有在认识到科学的和艺术的体系体现了生命和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同样的基本原则，而且两者都满足了同样的基本需要时，这些事实才是可以说明的。很可能有这样的时刻，即那时连贯的逻辑体系和诗歌、音乐与造型艺术中的艺术结构之间的差别，被普遍地认识到是技术上的和专业上的而非根深蒂固的。

过去，我们曾经不得不主要依靠短语来解释艺术结构的产生。它们被用来指称天才或灵感或创造性的想象。当代对于无意识和种族无意识的诉求换汤不换药，不过是改了名字而已。大写字母开头拼写一个词，以及在它前面加上定冠词，就好像它是一种独特的力量，这没有给我们带来比从前拥有更多的光明。然而，无意识的活动是现实，而且新的生物学正在使下面这一点变得清晰：这样的有机体活动就像为了实现充分的满足去重塑自然对象一样的那类活动，而且被重塑的对象以已知属于艺术作品的特征为标志。

地点和时间、韵律、对称、和谐、调移，悬念和解决、情节、高潮和与此相对的下移、强调和间隔、行动和延迟、统一作为“完整的一块”，以及数不胜数的许多种类，是在所有的艺术生产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满足不同媒介需要的手段。这些仅仅是当环境和基本的有机体的需要和谐一致时，自然地刻画对象的特征。另一方面，它解释了观众和听众在面对艺术作品时如此紧密地和强烈地“产生共鸣”这一事实。通过它们的手段，原来深层的习惯或有机体根深蒂固的“记忆”得以释放出来；但这些过去的习惯以新的方式被采用，它们适应了一个更加充分的、完整的世界，从而其自身实现了新的整合。这就是艺术解放性的、扩展性的力量。

同样的考虑，解释了一种新风格的艺术作品必须培养它们自己的观众。首先主要是经历了与最容易唤起的表面习惯的大量不和谐。但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包含有机体中相关的变化。因此，他们的视觉和听觉逐渐变得适应了。实际上，有机体在产生一件艺术作品的充分的知觉时，被改造和重组了。因此，后者的恰当的效果逐渐被认识到。这样，起初被蔑视为不合常规的东西，融入了艺术成就史中前后相继的位置。

在《绘画的艺术》（the art in painting ）中，巴恩斯（barnes）先生已经表明，有创造力的形式是所有的有创造力的手段的整合。在绘画的例子中，这些是颜色、线条、光线和空间。借助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设计：设计，即光谱、表面质量、三维立体图，以及空间间隔——关于对象的“空间”，不管是上下的、侧面的还是前后的。而且，巴恩斯先生表明，正是在实现它自身所采纳的每一种设计元素时，有创造力的手段的整合的种类和程度，以及每一种与其他类型的手段的整合的种类和程度，构成了绘画中的价值的客观标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图画中的这种整合，意味着在整个系列的有机体的反应中，产生了一种相关的整合；眼睛的活动引起了类似的肌肉运动，它反过来，不仅和眼睛的活动协调起来，而且支持着眼睛的活动，而这又激起对光线和颜色进一步的经验，等等。而且，如在感觉和运动行为的每一个充分的统一中那样，处在内脏、循环和呼吸功能后台的因素，同样协调一致地被唤醒并发挥作用。换言之，对象中的整合在有机体活动中允许并实现了一种对应的整合。因此，独特的幸福，兴奋之中的恬静，平和之中的生机，这些都是审美愉悦的典型特征。

有缺陷的价值当然可以通过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元素中的某一个可能是有缺陷的；因此，没有为其他元素的运作提供充分的支持，并且作为反应，出现了对应的生机的缺乏，甚至感到受挫和困惑。或者，更加可能发生在图画中的是：按照惯例，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声誉，某些因素被过分地强调了——以至于尽管暂时抓住了视线，留下了印象，而最终的反应是偏颇的和片面的。这对某些没有被其他的活动所滋养和加强的有机体的活动，提出了令人疲乏的要求。

因此，说巴恩斯先生第一次详细地阐释了绘画中客观的价值标准，这一表达迟早会使观众的审美反应在心理学、甚至是生理学方面的分析成为可能，以至于对绘画作品的欣赏不再是私人的、绝对的品味和武断的事情。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

通过利用同一个对具体手段整合的概念，巴恩斯先生同样第一次向我们指明了就绘画自身而言的现代绘画的历史发展的线索。在较早的时期，整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外在于绘画自身的手段，例如通过宗教和先前的（学术的）传统中相关的题材，或者通过不适当地依赖光线、形状和空间位置之间人们熟悉的联系来实现的。艺术史表现出借助为绘画作品所独有的元素即色彩来获取塑性造型的多样性和关系的倾向。例如，线条不再是僵硬的和泾渭分明的划分（在这个例子中，它们或多或少是非整合性的），而且由颜色-质量的微妙交融所决定；经过仔细地考察，两者被发现彼此融合在一起了。类似地，光线和形状长期以来基于日常实践中的联系而被采用，给人以坚固的印象。但是，根据颜色本身而对他们的经验作进一步的区分和整合的艺术家们，实验性地通过颜色的变化和并置来表达三维关系。因此，颜色被用来建立起结构上的坚固，以及在同一个对象中的变化。画家也学会了不依赖与外在的经验的联系——这经常导致过分地强调某个特征，即光线或线条，像描绘夸张的肌肉的姿势时那样——而是通过利用形式彼此之间的联系，连同空间的间隔（可以借助作为手段的颜色来实现这个目的）产生行为和运动。这种更微妙、更完整的整合，通常包含对熟悉的形式的变形和歪曲——也就是说，与在绘画领域之外形成的联想相冲突——这个事实解释了它们起初受到蔑视性批评的这一事实。但是，最终一种新的有机体的联想被建立起来，在纯粹的审美经验以及变形——从日常实践的角度看——的基础上形成，不再引起麻烦和令人厌恶了。它们变成了真正的和直接的审美把握中的要素。

从分析图画的角度看，对于任何熟悉巴恩斯先生著作的人来说，这些评论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重复提到它们，仅仅因为巴恩斯先生的分析，首先是如此彻底地与基本的生物学概念的当前倾向相一致；其次是它有可能把这些生物学的概念应用到艺术结构和审美批评的整个领域中。然后，使得打破科学的和理智的系统与艺术系统之间的传统分隔成为可能，而且可能有助于把整合的原则用于文化中那些在我们当前的生活中被隔绝开来的要素的关系中——应用于科学、艺术、工业和商业、宗教、体育运动和道德等方面。日益变得明显的是：除非能够实现某种整合，否则，所有领域的专业化增长所带来的、一直在加剧的孤立和对立，终究将给我们的文明带来困扰。特别地体现在绘画中的艺术及其明智的欣赏本身就是一种整合性的经验，这是如反映在《绘画的艺术》中的巴恩斯基金会工作的经久不衰的意义。因为要让绘画成为教育手段，就必须宣称：图画真正的明智的实现，不仅是对如此这般的绘画中发现的专业化要素的整合，而且是对完全和谐的经验本质的深刻和持久的体验，以至于为所有其他的经验设定了一个标准，或形成了一种习惯。换言之，当绘画作品被带出专业化的壁龛时，它们成了教育经验的基础。它抵消了使我们当前的生活如此混乱和虚无的那些顽固的专业化、区隔性的划分，以及严格的分隔导致令人困扰的倾向。

（王巧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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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84—89页。

[2] 首次发表于《巴恩斯基金会期刊》，第2期（1926年4月），第3—9页。

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节选）

1.什么是思维 [1]

1.思维的不同意义

最好的思维方式

任何人都不能准确地向别人说明应当怎样去思维，这正如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应当怎样呼吸，以及自己的血液循环的情景一样。可是，人们思维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却能够被说明，思维的一般特征能够被描述。某些思维方式与另一些思维方式相比，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好呢，也可以提出一些理由来。那些懂得什么是较好的思维方式，并且知道为什么这些思维方式比较好的人，只要愿意，他就可改变他个人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思维变得更有成效。这就是说，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他们就能把事情办得好些；而按照其他的心理活动方式去办事，就不能取得同样好的效果。本书所论及的思维的较好方式叫做反思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这种思维乃是对某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严肃的、持续不断的深思。然而，在讨论这一主题之前，首先要简短地说明其他的一些心理过程，有时我们把这些心理过程命名为思想（thought ）。

“意识流”

在我们完全清醒着的时候，或者，有时甚至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有些事情仍萦回脑际。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梦境”。我们也会有白日梦、幻想、呈现海市蜃楼，甚至更为杂乱无章的意识流等现象。这种遍布于我们头脑中不能控制的观念过程，有时也被我们称做“思想”。它是无意识的和不受控制的。许多儿童试图知道他们究竟能否“停止思想”，就是说，试图使头脑里的心理活动停止下来，但是欲罢而不能。我们醒着时的生活有许多是消磨在稀里糊涂的心思、漫无目的的回想、欢快而无稽的期望、倏忽即逝的模糊印象等等前后并无关联的细微琐事之中的。大多数人乐于承认这种状况，实际上，这种状况比人们承认的还要多。因此，如果有人说他能够把他“呆呆地在想什么”表述出来，那么，你最好不要对他抱多大期望：他表述不出什么来；他只能觉察出碰巧出现的“心中的闪念”，而这种“闪念”过后，几乎不能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反思性思维是连续性的

有个故事说到，一个在智慧上声望较低的人想在他所在的新英格兰镇竞选市政委员，他对人们发表演说：“我听说你们不相信我有足够的知识去从政。我希望你们理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思索着这样那样的事情。”照这种说法，即使最笨的傻瓜也算能思维了。反思性思维同心中随意奔流的各种事情一样，是由一系列被思考的事情组成的；但是，反思性思维不同于那种仅仅是偶尔发生的“这样那样”的偶然事件的不规则的连续。反思性的思维不仅包含连续的观念，而且包含它的结果——一种连续的次第，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前者正当的结果，受前者的制约，或者说，后者参照前者。反思性思维各个连续的部分相因而生，相辅而成；它们之间来往有序，而非混杂共存。从某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每一步骤，用术语表示，便是思想的一个“词 ”。每个词都为下一个词留下了可资利用的成分。事件的连续流动构成思想的一系列链条。任何反思性思维都有一些确定的成分，它们连结在一起，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持续不断地运动。

思维通常限于不直接感知的事物

思维的第二种含义，即它所涉及的事物不是感觉到的或直接感知的，它并没有看见、听到、触摸、闻嗅和品尝那些事物。我们问一位讲故事的人，他是否看到过发生的那些事，他也许会回答说：“没有看到，我只是想象那些事。”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构，而不同于观察到的、实际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最为重要的是：想象中的偶然事件和一系列事件中的某些事件是具有某种连续性的，它们首尾一贯，被一条连续的线索贯穿起来，处于千变万化的幻想之流和有意识地导出深思熟虑的结论之间。儿童们信口讲来的幻想故事，其内部的一致性是参差不等的，有些是互相断开的，有些则是联结一体的；当它们联结在一起时，便类似于反思性思维了，实际上，它们通常是头脑的逻辑能力的表现。通常，想象的活动总是出现在严密的思维之前，并为严密的思维作好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或观念是关于某种事物的心理上的印象，而不是实际的存在；思维则是这类印象的连续。

反思性思维旨在求得结论

对比来讲，反思性思维不只是通过头脑中一系列令人惬意的虚构故事和种种景象而得到欢快，除此之外，反思性思维还自有其目的。上述一系列的景象必须导向某种境地；它必须得出一种结论，该结论在想象之外能够得到证实。一个关于巨人的故事，本身可能是有趣味的，而反思性思维的结论却要求说明这个巨人生活在大地上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需要在一系列的想象之外做出某些说明，使之成为事实确凿、理由充分的结论。通常所谓的“把它思索出个头绪来 ”，也许能最好地表达这种对比的成分。这句话的意思表明，通过专心思考，把一团乱麻似的思绪弄得顺理成章，把含混不明的思绪弄得一清二楚。这里便有一个要求达到的目的，而这目的就控制着相继出现的种种观念。

思维实际上是信念的同义语

思维的第三重含义，即它实际上等同于信念。“我想明天将冷起来了”，或“我想匈牙利比南斯拉夫要大”，等于说“我相信什么什么”。我们说“人们总是想世界上的大地是平坦的”，这显然是指我们的前人拥有这种信念。关于思维的这种含义，比前面提到的两种含义要狭窄些。信念是超于某物之外而对该事物的价值作出的测定。它对事物、原则或定律的性质作出一些断定。这意味着指定状态的事物和定律或被采纳，或被拒绝。信念对某种事物作出适当的判断，至少是默认。信念的重要性无需多加强调。信念包含那些我们并不确定的知识，然而却确信不疑地去做的事情；也包含那些我们现时认为是真实的知识，而在将来可能出现疑问的事情——正如同过去许多曾被认为是确定的知识，现在却变成了不过只是一种看法或者竟是错误的。

单纯就思维等同于信念作为一个单纯的事实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也不能表明信念有无根据。两个人都说，“我相信大地是球形的”。可是当有人提出质疑时，其中一个人几乎不能提出或根本拿不出这种说法的证据来，因为他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他接受这种观念，只是因为这种观念是流行的说法，他本人并未调查事实，并未亲身参与建立这种信念。这种“思想”是无意识地产生的。人们偶然地得到它，但不知道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思想是从隐蔽的源泉，通过不被人们觉察的渠道潜入头脑，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思想库中的一部分。传统、指导、模仿——所有这些或是依据某些形式的权威，或是依据我们本身的利益，或是符合一种强烈的情绪，这些都是形成这种思想的原因。这类思想不过是偏见而已，它们不是经由观察、收集和检验证据等人类思维活动而得出的结论，而是凭空而下的断语。即使它们碰巧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对具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反思性思维激励人们去探索

现在，我们再次用对比的方式来研究本书中所提及的特殊种类的思维——反思性思维。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意义的思维可能对于心智是有害的，因为它分散对真实世界的注意，可能浪费时光。一方面，如果适当地运用这类思维，人们可能得到真正的欢乐，并且可能成为进行必要的再创造的资料。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能获得真理：它们本身并不能展示让人们接受、坚持和愿意作为行动依据的东西。它们可能包含一种情绪的信仰，但却不含有理智的和实际的信仰。另一方面，信念却明确地包含理智的和实际的信仰，并且迟早必然会要求我们去调查研究，找出它们所依据的理由。把一片云朵想象成一条鲸鱼或一匹骆驼，这只是一种“幻想”，并不会使人得出要骑这些骆驼或用鲸鱼炼油的结论。可是，当哥伦布把大地“想”成球形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相信大地是这样的”，他和他的同伴由此萌生出一系列其他的信念，并做出相应的行动：坚信沿此航线可以抵达印度，坚信船只在大西洋中向西远航会出现什么结局；他们认为，正是将大地视为平面的思想，使人们作出不可能环球航行的结论，使人们把大地限制在欧洲人已经熟知的一小块文明的地区，如此等等。

人们早先认为大地是平面的这种信念，还是有某些证据的，其依据的是人们在视野的限度内所能看到的现象。但是，对这种证据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察，没有经过本应加以重视的其他证据的检验，也没有探寻新的证据。这种信念基于人们的惰性、惯性和传统，而缺乏探究的勇气和精力。稍后的人们认为大地是球形的，这一信念植根于细心的和广泛的研究，植根于有目的的、领域广阔的观察，植根于结论的推导，即考察不同的假设，看哪一个同信念相符合。这种信念同第一种思维含义的区别在于，它是种种观念井然有序的连接；它同第二种思维含义的区别在于，它有受控制的目的和结局；它同思维的第三种含义的区别在于，它有个人的考察、检定和探究。

哥伦布之所以能够提出他的新思想，正是由于他并非不加怀疑地接受传统的理论，而是富有怀疑和探索的精神。长久以来习惯上认为最确定无疑的事物，他也敢于怀疑；人们认为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他相信其可能发生。他就是这样不断地思考着，直到他得到他能够确信或不能相信的证据为止。即使他的结论最终导向错误，也与先前他所反对的观念不同，因为这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求得的。对于任何信念或假设性的知识，按照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导出的结论，进行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就形成了反思性思维。上述的三种思维都可能引起反思性思维；但反思性思维一旦开始，它便具有自觉的和有意的努力，在证据和合理性的坚实基础上形成信念。

2.思维的核心因素

对于某些观察不到的事物的暗示

然而，上面概述的各种思维作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如果各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不是彼此混杂一起的，那么，获得正确的思维习惯的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到目前为止，为了清晰明了，我们考察了每种思维极端的实例。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基本的思维状态，即处于周密检验的证据和单纯的飘忽不定的想象之间的状态。一个人在温暖的天气下散步，起初，他观察到天空是晴朗的，但是，由于他原先一直想着别的事情，现在突然注意到天气变得比较凉了。于是他想到，可能要下雨了；仰望天空，他看到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就加快了脚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究竟什么是思想呢？走路的动作和对冷的感知，都不是思想。走路是一种活动的趋向，看到乌云和感知到冷是动作的其他一些模式。可是，天将要下雨这种可能性，乃是某种“暗示 ”（suggested ）。走路的人感觉到凉，首先，他想到了云；继而，他看到和观察到云；再后，他想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暴风雨。这种暗示的可能性是一种观念，这便是思想了。如果他相信这种暗示具有真正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思想就属于知识的范围，并且要求反思性的思考。

当一个人看到云，于是想起人的形象和面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同上述的情境是同样的。在这两种情境（信念和想象）中，都包含着注视或觉察到一件事实，由此引出某种别的未观察到的事物，尽管其未被观察到，但却由已观察到的事物引起心中的联想。正如我们所说，一件事情提醒我们想到另一件事情。然而，这两种情境除了上述相一致的情形外，还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并不相信云所暗示的脸就是人脸；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其可能成为一种事实。因而，这就不是反思性思维。与此相反，下雨的威胁对我们来说，却具有真正的可能性——这同观察到云是具有同样性质的事实。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认为云就意味着脸或预示着脸，这仅仅是一种假想；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冷时，那却有可能意味着要下雨了。在第一种情境中，我们看见一种事物，偶然地想起别的事物；在第二种情境中，我们考虑的是看到的事物和暗示的事物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其可能性和性质。被看到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就成了被暗示事物的信念的根据或基础，因而它便具有证据的性质。

指示的功能

一种事物指示（signifies）或预示（indicates）另外一种事物，这种功能引导我们去思考一种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另一种事物的根据，这便是所有的反思性思维或具有鉴别性智慧思维的核心因素。研究者借指示和提示这些词语想起各种情境，就能体察到这些词语所提示的各种真实的事件。这些词语的同义词还有：指示、显示、预示、预测、表示、代表、暗指（implies）。 [2] 我们还说，一个事物预兆另一个事物，是另一事物的预示，或是它的征兆，或是它的启示，或者（假如两者之间的联结不是十分明显）它给另一事物提供了线索、迹象或提示。一个事物表示、意味着另一个事物，单就此而言，它同反思性思维并不是一回事。当我们开始探寻任何特殊提示的可能性及其价值时，当我们试图检验它的价值并查明什么条件能保证现有资料真正地引出预想的观念、获得合理的证据而被人承认时，反思性思维便开始进行了。

反思性思维是把信念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

如此说来，反思性思维的含义在于：某事物的可信或不可信不是因为它本身的缘故，而是通过能作为证明、证据、证物、证件、依据等其他事物来体现的，就是说，是通过作为信念的根据来体现的。有时，雨是实际感觉到或直接体验到的；有时，我们通过草和树的表面痕迹推断出下雨了，或者说，通过空气的湿度以及晴雨表的状态来推断将会下雨。有时，我们不经过任何中介而直接看到一个人（或假想我们看到了人）；有时，我们却不能十分肯定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探究一些同时出现的征兆、提示或符号，从而使我们相信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根据这一探究的作用，可将思维定义为：现有的事物暗示了别的事物或真理，从而引导出信念；此信念以事物本身之间的实在关系为依据，即以暗示的事物和被暗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为依据。一片云朵可以暗示一只仓鼠或一条鲸鱼，这种暗示并不意味着云团是仓鼠或鲸鱼，因为人们看到的事物和暗示的事物本身之间没有联系或联结。灰烬不仅仅暗示先前曾燃烧着火，而且证明曾经存在着火，因为灰烬是由燃烧而形成的。如果真的是灰烬，那就只有燃烧才能形成。这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联结，是实际事物的联结。这种联结使一种事物引出某种其他事物的信念具有根据、理由和证据。

3.反思性思维的各种形态

我们可进而申述，反思性思维和一般所谓的思想具有显著的不同，它包括了，（1）引起思维的怀疑、踌躇、困惑和心智上的困难等状态，和（2）寻找、搜索和探究的活动，求得解决疑难、处理困惑的实际办法。

不确定性和探究的重要性

在我们列举的事实中，冷气温的冲击引起了信念的混乱和犹豫不决，至少在短暂的时间内是如此。因为这种现象是突如其来而未曾料到的，所以这种冲击和干扰需要加以说明、鉴别和评判。把气温的突然变化说成是一个问题，听来似乎有些勉强和武断；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扩大问题这个词的含义，使它无所不包，不论多么轻微和平凡的困惑和挑战，只要它引起信念的疑难，那么，便是真实的问题。一种突然变化的体验，也包含在内。

抬头、举目、瞭望天空这些动作，乃是为回答天气突然变凉而提出的问题，以求认识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刚一提出时是疑惑的，然而，它暗示了云朵。抬头注视的动作，就是寻求所暗示的解释是否有道理。把几乎是自动的注视的动作说成是研究或探索的行动，似乎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一次地愿意扩大心智作用的概念，使之包括那些琐细的和日常的事物，也包括那些专门技术性的和高深莫测的事物，那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把注视的动作说成是探究了。因为这个动作的目的在于使心智获得一些事实，使人们能够在证据的基础上求得结论。如果注视的动作是深思熟虑的，这一动作的完成就能得到支持一种信念的客观的根据，那么，它便可以作为含有反思性思维的探究的基本方式的范例了。

再举另一个平凡然而并不十分琐细的事例来阐明这个观点。一个在不熟悉的地区旅行的人，走到道路的分岔口处。他没有确切的知识去辨别，于是停下来犹豫不决：究竟走哪一条路才对呢？他的疑难怎样才能解决呢？只有从下述两种办法中任选其一；或者盲目、武断地选择一条路径，碰碰运气；或者寻求根据，导出结论，分辨哪条路是正确的。若试图用思维来决定这件事，那就要凭记忆或进一步的观察，或者既靠记忆又靠观察来探究其他的一切事实。这位困惑的旅行者必须仔细检查他面前的事物，并且必须绞尽脑汁地回忆。他将寻找支持他的信念的证据，以判断哪条路对他是适合的——他的证据将对一种暗示作出估价。他可以爬上一棵树，可以先顺这一方向走走，然后再向另一方向走走，看看在哪种情况下可以找到标志、线索和迹象。他所需要的是具有路标或地图性质的某种东西，他的反思性思维的目的是发现适合他的目标的各种事实。

综上所述，思维开始于可称之为模棱两可的交叉路口的状态；它于进退两难中任选其中之一。如果我们的行动顺畅无阻地从一事物进行到另一事物，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如天马行空，那便不需要反思性思维。可是，当我们树立一种信念而遇到困难或障碍时，便需要暂时停顿一下；在暂停和不确定的状态中（我们可用爬树来比喻），寻找某个立足点去审视补充的事实，以便寻找某些证据，从而判定这些事实彼此之间的关系。

思维受目的的控制

在整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中，居于持续的和主导地位的因素是解决疑惑的需要。如果没有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或需要克服的困难，则暗示的过程必为胡思乱想；这样，我们只能有所谓的第一种思维。如果连续的暗示单纯是被情绪所控制，与单一的情景或故事相吻合，那么，我们便只有第二种思维。但是，如果要解答一个问题，处理一种疑惑，那便要树立起一个目标，并且使观念沿着一定的渠道流动。每一个暗示的结论都要由它所依据的目标来检验，由与它具有的问题是否相关来检验。这种要把疑难搞清楚的需要，也支配着已经着手的探究的性质。一位旅行者，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找到通往某一特定的城市的途径，而如果他的目的又是想找到一条风景最优美的小路，那么便要寻找另外的标志，并在另外的基础上检验他的设想。问题的性质决定思维的目的，而思维的目的则控制思维的过程。

4.本章要点

简要地说，思维起源于某种疑惑、混淆或怀疑。思维不同于自发的燃烧，思维的发生也不是依据“普遍的原则”，而是由某种特定的事物诱发并产生。笼统地要求一个儿童（或成人）进行思维，而不管他自己的经验中某种使他困惑和难以平静的困难的存在，就像建议他抓住自己的鞋把自己的身体提起来一样，是徒劳无益的。

困难提出以后，接下来便要提出某种暗示——制订某种尝试问题的特性，考虑对问题作出某种解释。现已拥有的资料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它们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暗示。那么，暗示又从何而来呢？显然，它靠人们以往的经验和可供自由使用的相关知识的储备。如果没有某些类似的经验，那么，疑难终究是疑难。即使儿童（或成人）有了问题，若事先不具备某些类似情境的经验，要想促使其思维，也是全然徒劳的。

然而，有了疑难的状态，也有了先前的经验，能够产生一些联想，思维还未必就是反思性的。因为人们可能对所得的观念没有加以充分的批判：他可能匆匆忙忙地得出结论，而没有对结论的根据作出衡量；他可能放弃或过分削减了研究、探索的行动；他可能由于心智的怠惰、麻痹，只采用了第一次出现的“答案”或解决办法，而不肯耐心地寻求某种更为稳妥的方案。只有心甘情愿地忍受疑难的困惑，不辞劳苦地进行探究，他才可能有反思性的思维。有许多人，既不能承受判断时的困惑，又不愿作出理智的研究，就想要尽快地获得结论。他们养成了过分独断的或教条式的思想习惯，也许认为对某种情境发生怀疑乃是心智能力低劣的表现。对此加以检验研究，反思性思维同拙劣的思维是绝不相同的。我们要想富有真正的思想，就必须愿意坚持和延续疑虑的状态，以便促进彻底的探究。这样，如果没有足以下判断的理由，就不轻易地接受任何信念或作出断然的结论。

2.为什么必须以反思性思维作为教育的目的 [3]

思维的价值

它使合理的行动具有自觉的目的

我们全都承认，至少在口头上承认，思维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思维能力被看作把人同低等动物区别开来的机能。但是，思维怎么重要，思维为什么重要，我们通常的理解是含糊不清的。因此，确切地说明反思性思维的价值，是有益的。首先，它使我们从单纯冲动和一成不变的行动中解脱出来。从正面来说，思维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使之具有预见性，并按照目的去计划行动，或者说，我们在行动之前便明确了行动的目的。其次，它能够使我们的行动具有深思熟虑和自觉的方式，以便达到未来的目的，或者说，指挥我们去行动，以便达到现在看来还是遥远的目标。我们心中想到了行动的不同方式可能导致的结果，就能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思维把单纯意欲的、盲目的和冲动的行动转变为智慧的行动。就我们所知，一只凶猛的野兽费力地从后面冲过来，它的动作是依据某些当时的外界刺激而引起的生理状态。一个能够思维的人，其行动取决于对长远的考虑，或者取决于多年之后才能达到的结果。例如一个年轻人为了将来的生计而去接受专业教育，即是如此。

举例来说，没有思维活动的动物，当受到淋雨的威胁时，也会钻到洞里去，这是因为它的机体受到某些直接的刺激。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觉察到未来可能要下雨的某些特定的事实，就会按照对未来的预测而采取行动。播种、耕种和收获谷物，都是有意图的行动。只有人类才会有这些行动，因为人类知道服从经验中直接感知到的种种因素，知道这些因素所暗示和预示的价值。哲学家们说过许多“自然之书”、“自然之语言”等名言。是的，已有事物成为未见事物的象征，自然界发出的声音可以被人们理解，就在于思维的作用。对于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实物是事物以往的记录。例如，化石使我们知道地球远古的历史，并能预示地球的未来；又如，从天体目前的位置，可以预测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的日食。莎士比亚的名句——“树林中有动听的旋律，溪中流水是大好的文章”，正是表明了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可以给客观事物增添机能。只有当周围的事物对我们具有意义，当我们以特定方式使用这些事物并可表明达到的结果时，我们对这种事物才可能作出自觉的、深思熟虑的控制。

它可能作出有系统的准备和发明

人们也运用思维建立和编制人造的符号，以便预先想到结果，以及为达到某种结果或避免某种结果而采取种种方式。前面提到的思维的特点，表明了野蛮人和野兽的不同；这里提到的思维的特点，表明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不同。一个曾经在河里乘船出过事故的野蛮人，可能会注意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预示着未来危险的信号。但是，文明人却有意制作这种符号，他预先设置显著的、警戒船只失事的浮标，建造灯塔，使人们可以看到可能发生事故的迹象。野蛮人观测天象，凭其干练的技巧；文明人则修建气象台，人工收集气象情况，并且在种种迹象出现以前公布信息，而不借助其他的方法。一个野蛮人能通过辨别某种不明显的标记，熟练地觅路穿越荒野；文明人却建造公路，向大家提供要走的路。野蛮人由学习探测火的标记而得知火的存在，并且发明了取火的方法；文明人却发现了可以燃烧的瓦斯和油，发明了电灯、火炉、熔炉以及中心供暖装置，等等。文明的文化特质是：深思熟虑地建立标志和记录，以免遗忘；在生活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和突发事件出现之前，深思熟虑地建造一些装置，以便在意外突发事件临近时能够提前觉察，并把它们的性质记录下来，以预防那些不利事件，至少可保护自己免遭其害，并且取得更多的回报和大量的收益。各种形式的人造装置，都是有意地变更自然的性质而加以设计的，使之同自然状态相比，更好地揭示那些隐蔽的、不完善的和遥远的事物。

它使事物的意义更加充实

最后，思维赋予有形的事物和对象非常不同的地位和价值，而没有反思性思维能力的人则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文字，对于那些不知道语言符号的人来说，只是黑白相间的古怪的胡抹乱画；而对那些知道文字是其他事物符号的人来说，这些符号堆集在一起代表着某些观念或事物。一些事物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它们不只是感官的刺激物，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认识不到它们之所以赋有意义，是由于已见过的事物暗示了未见的事物，而这种暗示又为后来继起的经验所证实。如果我们在黑暗中被某种东西绊着，我们可能作出反应，想办法避免被撞伤，或者由于没有看出它是什么特殊的对象（object ），因而被它绊倒了。我们对许多刺激物几乎都作出自动的反应，它们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它们不是特定的对象。对象比事物（thing ）包含更多的意义，对象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事物。

我们作出的这种区分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读者如果回想他认为奇异的事物和事件，把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这些事物和事件的看法两相对比，或者把关于一种事物或事件在过去的认识与以后的理智认识两相对比，那么，这种区分便一清二楚了。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平常人来说，水这种特殊的物体仅意味着是可以洗涤或饮用的某种东西；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水却是两种化学元素的化合物，这两种元素本身不是液体而是气体，或者水是不能饮用的某种东西，因为它有招致伤寒病的危险。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起初，事物仅是颜色、光亮和声音的组合；当事物变成可能的而现在还未成为实际经验的事物的符号时，这些事物对儿童才有童义。对于一个有学识的科学家来说，普通事物所拥有的意义是更为广阔的：一块石头不仅仅是一块石头，而是一种含有特定矿物质的石头，它来自一种特殊的地层，等等；这块石头告诉人们几百万年以前发生的某些事情，并有助于人们描绘地球的历史图景。

控制的和充实的价值

上面提到的前两种价值，是属于实际的；它们使控制能力有所增加。刚刚提到的这种价值使事物的意义更加充实，而与控制能力并无关联——天空中的某种特定事件难以躲避，正如我们知道了日食，并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知道了过去我们不曾知道的意义。当某些事件发生时，我们可能不需要去作任何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以前思考过，那么，这种思维的结果就成为使事物加深意义的基础。训练思维能力的巨大价值在于：原先经过思维充分检验而获得的意义，有可能毫无限制地应用于生活中的种种对象和事件，因而，在人类生活中，意义的不断增长是没有限制的。今天，一个儿童可能对某些事物的意义有所了解，而这些意义对托勒密和哥白尼来说，却是含而未露的。儿童之所以能了解，是因为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反思性的研究成果。

密尔在下面的这段话中综述了思维能力的各种价值：

推论一直被人们视为生活中的伟大事务。每个人每日、每时、每刻都需要确定他没有直接观察到的事实：这不是出于增加他的知识存储的一般目的，而是因为事实本身对他的兴趣或他的职业具有重要性。地方行政长官、军事指挥员、航海家、医生、农学家的职责，仅仅是对证据加以判断，并根据判断采取相应的行动。……根据他们做得好或不好，也就知道他们在各自的职业中是否恪尽职守。这是要用心从事而永不终止的唯一的职业。 [4]

训练思维的两个理由

以上提到的三种价值累积起来，形成了真正人类的理性的生活与受感觉和欲望支配的其他动物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区别。这种价值远远超过由生活需要所引起的某种狭窄的范围，然而，这种价值本身却不能自动地成为现实。思维需要细心而周到的教育的指导，才能充分地实现其机能。不仅如此，思维还可能沿着错误的途径，导引出虚假的和有害的信念。思维系统的训练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担心思维有缺乏发展的危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担心思维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比密尔更早的作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曾论述过思维对生活的重要性以及思维训练的必要性，认为思维训练能实现思维最好的可能性而避免其最坏的可能性。他说过如下的话：

任何人从事任何事项，都依据某种看法作为行动的理由；不论他运用哪种“官能”（faculties），他所具有的理解力（不论好坏）都不断地引导他；所有的活动能力，不论真伪，都受这种看法的指导。……我们注意到，寺庙里的神像对大多数人经常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人们心目中的观念和意象才是不断控制他们的无敌的力量，人们普遍地顺从这股力量。因此，应当高度关切的仍是“理解”，要引导理智正确地研究知识，作出判断。 [5]

思维的力量使我们摆脱对本能、欲望和惯例的奴性屈从，然而也给我们带来谬见和错误的机会和可能性。它把人类提升到其他动物之上，同时对人类开启了失败的可能性，而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不会陷入这种可能性。

3.推理和检验的案例 [6]

我们已经在以前的章节中对反思性思维的性质作了解释。我们举出了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需要用教育的手段方法去保证反思性思维的发展，并且考虑到内在的各种素质、困难和教育纪律的将来的目的——形成训练有素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我们从学生的课堂作业中选取一些简单的真正思维的例子，并作一些说明。

1.反思性活动的例证

我们已经再三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唤起并指导了反思性的思考。与现有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相关的实际需要，可以引发并指导思考。我们从一个这类的例子开始。我们还注意到，好奇心是强大的内在动力，因此第二个例子也来自该领域。最后，在科学科目中经过训练的思维会产生由智力问题引起的质询，我们的第三个例子也是这种类型的。

实际考虑的事例

前几天，我前往第16大街，看见了一个时钟。我看到它的指针指着12点20分。这使我想起1点钟在第124大街有个约会。我这样来推理：因为我坐地面车辆去要花1个小时，如果原路返回则晚大约20分钟。如果乘地铁快车，可以节省20分钟。但是，附近有地铁站吗？如果没有，有可能找地铁站时花去20多分钟。然后，我想到高架电车，因为我看到两个区之间有这样一条线路。但是，车站在哪里呢？要是车站和我所在的这条街有好几个街区的距离，那么，我不但没有赢得时间，反而更费时间了。于是，我又想到，乘坐地铁要比高架电车更快一些；此外，我想起乘地铁去第124大街的那个地方，要比乘高架电车更近一些，这样会节省时间。最终，我选择了地铁，而且在1点钟以前到达了目的地。

反思一个观察的事例

我每天过河所乘坐的那艘渡船，从上层甲板几乎水平地伸出一根长长的白色杆子，它的顶部有一个镀金球。我第一次看到它时，联想到一根旗杆；它的颜色、形状和镀金球与这种想法是一致的，这些理由似乎证明我的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这根杆子几乎是水平横向的，而旗杆通常不是这样的位置；其次，那里没有用来挂旗帜的滑轮、环或绳索；最后，在其他地方还有另外两根直立的旗杆。这样看来，这根杆子似乎不是用来挂旗子的。

然后，我试着想象这样一根杆子所有可能的用途，并考虑这些用途中最合适的一种：（a）它可能是装饰品。但因为所有渡船，即使是拖轮，也有这样类似的杆子，因此这一假设被否认了。（b）它可能是无线电报机的电线杆。但是，同样的考虑，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此外，这种电线杆的位置更自然地应该在船的最高处，即在驾驶室顶部。（c）它的用途可能是指示船前进的方向。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我发现这根杆子要比驾驶室低一些，这样驾驶员很容易看到它。此外，它的尖端要比底部高得多，这样从驾驶员的位置似乎就可以看到船前部以外很远的地方。此外，驾驶员接近船的前部，他就需要某种对船的航向的引导。拖船也需要有这样用途的杆子。这个假设要比其他假设有更多的可能性，因而我接受了它。于是，我形成这样一个结论，即树立这根杆子的用途就是向驾驶员表明船所指向的方向，从而使他正确地掌舵。

一个涉及实验的反思事例

在热肥皂水中洗平底玻璃杯，把杯子口朝下放在一个盘子上，泡沫似乎在杯子口外面，然后就跑进去了。这是为什么呢？泡沫的出现表明有空气，我注意到空气一定是从杯子里面出来的。我又看到，盘子上的肥皂水阻止了空气逃离，除非空气可能在肥皂泡中。但是，为什么空气会离开杯子呢？并没有什么东西进入杯子迫使空气出来。它一定膨胀了：它通过加热或减压或通过二者而膨胀。杯子从热肥皂水中取出来以后，空气还会变热吗？显然，泡沫里的空气不会变热。如果被加热的空气是原因，那么把杯子肥皂水转移到盘子时一定有冷空气进入。我多取几个杯子来检验这一点，看看这个假设是不是真的。我摇晃一些杯子从而确定里面有残留空气。我取出一些杯子，使它们口朝下，从而阻止冷空气进入。前一种情况下，杯子外面似乎有泡沫；而后一种情况下，杯子外面则没有泡沫。我的推论一定是正确的。来自外面的空气受到杯子的加热一定会膨胀，所以泡沫在杯子外面出现。

但是，为什么泡沫又会进到杯子里面呢？热胀，又遇冷收缩。杯子凉了，杯子中的空气也凉了。杯中的张力消除了，因此泡沫就在里面出现。为了确定这一点，我在这个杯子上放一块冰来试验，而泡沫仍然在外面形成。很快就反过来了，泡沫往杯子里面移动。

这三种事例构成了一系列

以上三个事例由简到繁，形成了一个系列。第一个例子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思维并不复杂。最后一个例子则比较复杂。如若没有一点科学思维，就不会想到这些问题而且想出其答案。第二个例子是思维的一种自然转变，它的材料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思维者也不需要有什么专业经历。然而这一问题与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问题是间接想到的，因为他对此产生了某种理论性的和无偏见的兴趣。

在下文中，我们将会谈论从比较实际和直接的感触引发抽象思维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谈各类思维中通常共有的元素。

接下来，我们将对以上三例的共同性作一个分析性的说明。我们将说明：第一，在理智行动中占中心位置的推论作用的性质；第二，在所有场合下，思维的目的和结果是把含糊和困惑的情境转变为确定的情境。

2.对未知的推理

没有思维就没有推理

在各种反思活动中，一个人都会碰到一种特定的、现时的情境，由此出发，他要达到或推断现时尚不存在的某种另外的事物。这也就是以他现已掌握的事实为基础，求得尚未存在的观念的过程。现实的事物传导或引导心智以便求得这种观念，并且最终把某种另外的事物接受下来。在第一个例子中，那个人考虑到预定的约会地点和时间这些事实，作出推论，找出了最佳的行程路线；而他的约会是未来的事情，最初，如何践约是未确定的。在第二个例子中，那个人根据观察和记忆的事实，推论杆子可能的用途。在第三个例子中，根据特定的情境下出现的水泡和可靠的物理学事实及物理学原理知识，推断以前不知道的特殊事情的道理或原因；即是说，玻璃杯外边形成泡沫，泡沫又向玻璃杯里边移动的道理或原因。

推理包含跳跃

每一个推理仅仅因为它超越了确定和已知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通过观察或对先验知识的回忆而得到的，所以才包含了从未知到已知的跳跃。它包含的跳跃，超出给定的和已经建立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 [7] 推理是经由或通过由所见所闻引起的暗示而出现的。现在，虽然暗示会进入脑海，但是发生何种暗示首先取决于个人经验。这反过来又依赖于同时代文化的一般状态。例如，暗示不容易发生在野蛮人的脑海中。其次，暗示取决于人自己的偏好、欲望、利益，甚至他当前的情绪状态。暗示的必然性是思维之前的活泼力量，如果它是合理的，或者没有明显与事实矛盾，那么接受它的自然倾向就会表明控制暗示的必要性，这形成要被相信的推理的基础。

证明就是检验

这种先于信念而且代表信念对推理的控制，就构成了证明。证明一个事物，首先意味着要检验它。受命参加婚宴的客人原谅了自己，因为他必须证明自己的牛。为了证明一个规则，免责条例曾说过，他们提供的实例如此极端——考验最严厉的样式的适用性；如果规则能够通过这样的检验，就没有理由进一步怀疑规则。直到事情已被尝试——用通常的话来说“尝试尽”——我们就知道了它的真正价值。直到那时之前，规则可能是借口或虚张声势。但在检验或力量审查中，已经取胜的东西是有凭据的；它被认可，因为它已经被证明。它的价值清晰地显示了出来，即已经得到证明。因此，它是支持推理的。一般而言，推理作用是一种无价之宝，仅仅这一事实还不能保证也不能帮助说明任何特殊推理的正确性。任何推理都可能走入歧途；正如我们所见，已有的影响随时煽动它出错。重要的是，每一个推理都是经过检验的推理；或（因为通常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区分依赖于经过检验的证据的信念和不依赖于经过检验的证据的信念，并且因此提防被证明合理的信念或赞同的种类和程度。

两种检验

所有三个事例体现了检验操作的存在，它把否则会变为松散思考的内容变为了反思性活动。经过考察，我们发现，检验有两种。被暗示的推理在思考中被检验，从而看出暗示的不同元素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暗示性推论在思考中被测试。在一个推理被接受之后，被暗示的推理也被行动检验，从而看到参与思考的推论是否在事实中出现。第二种证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引用的第一个事例中找到，通过推理得出结论：使用地铁，就能让那个人按时到达他约会的地点。他通过行动尝试或检验他的想法，结果证实了想法，因为推理得出的东西实际上通过了检验。

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有当人想象自己在驾驶员使用杆子的情况下绕过那个地方，通过行动来检验才会发生。对连贯性或一致性的检验，很明显在证据中。旗杆、装饰品、无线电报机的电线杆的暗示都被否定了，因为一旦进行反思，就知道它们不符合观察到的事实的一些元素。它们被放弃了，因为它们没能与这些要素相符合。相反，杆子是用来表明船所移动的方向，这个想法被发现与若干重要元素相符合，比如，（a）需要驾驶员，（b）杆子的高度，（c）杆底和顶端的相对位置。

两种检验在第三个事例中都被采用。达到结论后，它作用于进一步的实验中，不仅在想象中被采用，而且在事实中被采用。一些冰放置在玻璃杯中，如果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泡沫就应该像它们应该表现的那样来表现。因此，它被弄明白、被确定、被证实。其他检验行为，通过使用不同的方法从水里拿出玻璃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对于思维中一致性的检验是这样出现的：反思膨胀的性质及其与加热的关系，并且考虑被观察到的现象是否符合从这条原则必然得出的事实。显然，同时使用两种证明被提出的推理的方法，要比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更好。然而，这两种方法并非在种类方面不同。在思维中检验一致性，涉及在想象中行动。另一种方式公开了被想象的行动。真的推理首先被定义为牵涉达到被暗示的结论的跳跃，其次被定义为尝试这种暗示从而确定它符合情景的要求。反思活动的原始模式是通过这样的情况来设定的：做某件事的要求是十分紧迫的，用做完的结果来检验思维的价值。随着求知欲的发展，与公开行动的联系就变成次要的和偶然的。即使只是想象，它仍然存在。

3.思维从怀疑的情境到确定的情境

它源于直接经历的情境

通过对几个事例的考察表明，在每种情况下，思维产生于直接经历的情境。人们不只是泛泛地思考，想法也不会凭空出现。在一个事例中，一个人正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忙着，又被提醒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个约会。在第二个事例中，一个人在一艘正行驶着的渡船上，思考这艘船的建造情况。在第三个事例中，一个先前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在洗杯子。在每个事例中，每种情景的本质都如同它实际上被经历、引起探究并引发反思。

对于这些特别的事例来说，这个事实并无特别之处。到你自己的经验中去，你找不到思维凭空而起的事例。一连串思想会使你远离出发点，你很难回到思维由之产生的某种在先的东西中去；但是，追究线索，你将发现某种直接经历过的情境，某种经历过的、做过的、享受过的或者忍受过的情境，而绝不只是单纯想出来的。这种原始情境的特点引起反思。反思不仅产生于它，而且回归于它。它的目的和结果是由产生它的情境所决定的。

在学校中，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思维活动最常见的原因，也许是在学校中不存在这种性质的被经历的情境，它能唤起像校外情境所能唤起的思维活动。教师对小学生做数学题时的失误感到困惑，在含有小数的乘法运算中，小数点的位置要正确。数字是对的，数值全错了。例如，一个学生说是320.16美元，另一个学生说是32.016美元，第三个学生说是3201.6美元。这种结果表明，学生们能够正确地计算，但没有思考。如果学生经过思考，他就不会任意地改变对数值的理解。因此，教师派学生到木材厂购买木板，以便在学校的手工作业车间中使用；他事先同商人约定，让学生们自己计算购买物的价值。结果，数字运算与教科书所示的相同，根本不会产生小数点位置放错的错误。这种情境本身引导学生们去思维，并控制他们对价值的理解。把教科书上的问题与木材厂实际购物的需要这两种情境作一对比，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情境对于引起和指导思维的必要性。

思维趋向确定的情境

以上三个事例的考察也可以表明，每种情境都是不确定的、困惑的、麻烦的，它向人们提出有待解决的困难和未确定的疑问。它表明，在各个场合中，反思性思维的功能引起新的情境，在新的情境中，困难解决了，混乱排除了，麻烦消除了，问题得到了答案。当一种情况安定了，决定了，有秩序了，清楚了，那么，任何特殊的思维过程自然地也就结束了；等到新的麻烦或可疑情境发生时，就再引出反思性思维。

因而，反思性思维的功能是把经验含糊的、可疑的、矛盾的、某种失调的情境转变为清楚的、有条理的、安定的以及和谐的情境。

一个命题里表述性的结论并不是最后的结论，而是形成最后结论的钥匙。例如，第一个人得出结论——“到达第124街的最佳方式是乘地铁”，可这个结论只是达到最后结论的钥匙；就是说，乘地铁的最终目的是要遵守约定。思维是把初期引起困惑的情境发展为最后的、令人满意的情境的手段。在其他两个事例中，也能容易地作出同样的分析。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过，形式“逻辑”的最大困难是它的开始和结尾都仅是命题，而命题中却没有两种实际的生活情境，即一种是怀疑或困难，另一种是最后期望得到的结果。这两种情境凭靠反思性思维，才能产生出来。

怎样确定已经发生过的推论是不是真正的推论呢？最好的方法是看其结果能不能把困惑的、混乱的和不一致的情境，转换成清楚的、有秩序的和令人满意的情境。不完全的和无成效的思维，其结论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它对个人的和即时的经验却没有什么影响。充满活力的推论，则经常使思维着的人在他经验到的领域内，获得某些不同的认识，因为某些事物变得明确了，并且作了有秩序的安排。简而言之，真正的思维必然以认识到新的价值而告终。

4.反思性思维的分析 [8]

1.事实和观念

当一个人处于困难或疑惑的情境时，他可以从许多方法中选取一种方法。他可以躲避困难或疑惑，放弃引起困惑的活动而另外去做别的事。他可能沉迷于想入非非，想象自己有势力或有钱财；或者有某些其他的办法，使他能够解决这种困难。最后，他可能面对这种情境，毅然地进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开始进行反思性思维。

反省包含着观察

当一个人开始进行反思性思维时，便需要从观察开始，以便审査鉴定种种情境。有些观察是直接通过感官进行的；另外一些是回忆自己的或别人以往的观察。前面提到的预定约会的人，用眼睛注视他现在的位置，回忆在1点钟时他将到达的那个地方，并且回想他熟悉的、他现在所处地区和将要去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工具。这样，他对要处理的情境的性质，尽可能地有了明白的和准确的认识。有些情境是障碍物，其他一些情境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材料。不论这些情境是他直接感觉到的还是记忆的，它们都是事实。这些事实明明摆在那里，非要加以考虑对付不可。像所有的事实一样，它们都很顽固。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事实令人不快，便想用幻术去摆脱它们。希望这些事实不存在，或者希望这些事实不是眼前这种样子，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按它们本来的面目去应付它们，因而必须充分运用观察和回忆，以防漏掉重要的事实，或把重要的事实搞错。在良好的思维习惯形成之前，面对要处理的情境去发现事实，是要花费力气的。因为人的心智讨厌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所以便不去留心那些特殊的、令人烦恼的事实。

反省包含着暗示

当我们去应付由种种事实组成的情境时，关于可能的行动方法的暗示也就随之出现了。在我们举出的事例中， [9] 那个人想到地面车辆、高架电车和地铁，这些可供选择的暗示彼此竞争。通过比较，他判断出哪种方法是最好的，最适合于解决他的问题。这种比较是间接进行的。当那个人想到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他又犹豫起来，举棋不定，于是又回到那些事实上面。既然他现在有了一种看法，那么，这种看法引导他去从事新的观察和反思，并且仔细审查已经作出的观察，以便检验暗示的价值。如果他不运用暗示去指导新的观察，也就不能作出慎重的判断，那么，他就会立即接受现时的任何暗示；如果这样，他就不会有真正的反思性思维。新看到的事实可能会引起新的暗示（在任何复杂的情境中，新的事实必然会引起新的暗示），这些新的暗示就成为进一步研究种种情境的线索。这种审査的结果，检验并改正了所提出的推论，或者暗示出一种新的推论。被观察到的事实和暗示的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二者之间不断地交互影响，不断地暗示应付情境的方法，这种过程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得出一种解决方法。这种方法适合情境中的所有条件，而与现在已看到的任何事实并无违反之处。 [10]

在反省中，资料和观念是相关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用专门术语来表达，观察到的事实称为资料（data ）。资料是用来解释、说明和阐述的材料；或者，在思虑的情况下，用这些材料来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对于观察到的种种困难提出种种解决的暗示，称为资料。资料（事实）和观念（可能解决问题的暗示）在所有的反省活动中，形成两个不可缺少的、彼此相关的因素。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和保持，分别依靠观察和推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对以前观察到的类似情况的反思，也算作观察。推论超越了实际观察到的事实，超越了已经发现的事实，它仔细检查现时实际存在的事实。因此，推论是指可能的，而不是指真实的事物。推论的进行，靠的是预测、假设、猜想、想象。所有的预见、预言、计划等等与推理和沉思一样，其特点都是从真实的推移到可能的。因此，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推论需要双重的检验：第一，观念的形成过程，或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要不断地由现时实际观察到的种种情境来核查；第二，观念形成之后，要由行动来核查，如果可能的话，就由想象来核查。行动结果进一步核实、修改或否定已得到的观念。

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假如你在尝试开发一条新的道路，当道路平坦时，你什么也不想，因为你已经形成了习惯，能应付平坦的路。忽然，你发现路上有一条小沟。你想你一定能跳过去（此为假设和计划；但是为了牢靠些，你得用眼睛仔细查看，此为观察）；你发现小沟相当宽，而且小沟的另一边是滑溜溜的（此为事实和资料；这时你就要想，在这条小沟的别处是否有比较窄的地方呢（此为观念）？你顺着小沟上下寻找（观察），希望有比较窄的地方（用观察来检验观念）。你没有发现任何好的地方，于是制订一个新的计划。当你正在制订新计划时，你发现了一根木头（又是事实）。你寻思，能否把木头拖到小沟上边，横跨过去，架成一个小桥（又是观念）。你判断这个观念有试验的价值，于是把木头架在小沟上，从木头上走了过去。用明显的行动检验和进一步证实观念。

如果情境更为复杂，当然，思维也就更加周密。你可以设想—个情境，如做一个木筏，建造一座浮桥，或制作一个独木舟。这些最终都要在脑中形成观念，并必须以推论加以验证，于是进入行动（事实）的种种情境，即进入实际。不论是简单的或复杂的，也不论是实际的困难处境或是科学的、哲学的问题，都经常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释和应付的种种情境；为了应付情境或解释、说明种种现象而设计的观念。

例如推测日食和月食，一方面需要关于地球、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及其运行的大量由观察得到的事实；另一方面，需要用来预测和解释包括广泛的数学计算在内的种种观念。在哲学问题中，种种事实或资料也许是遥远的，不能通过感官的观察而直接得到证明。但是，或许有关科学的、道德的、艺术的或以往思想者的结论可以作为资料，并用以进行核实。再者，心智又有沉思的作用，它可以引导寻求另外更多的材料，这些材料既可发展作为观念的理论，又可检验观念的价值。事实成为资料，必须用来暗示或检验某些观念，用来找出克服困难的某些方法，否则，单纯的事实或资料便是一堆死东西。观念必须用来指导新的观察，用来对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否则，单纯的观念就是凭空的推测、空想和梦幻。最后，观念必须由实际材料和另外原有的观念来审查。许多诗歌、小说或戏剧的观念具有巨大的资料价值，但却不是知识的资源。然而，即使观念对当下的现实没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但当新的事实出现时，这种观念却能付诸应用。因此，这种观念也具有理智的价值。

2.反思性活动的基本功能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资料用以分析反思性思维的全部活动。在前面，我们看到每个思维的两个极限：思维开始于困惑的、困难的或混乱的情境；思维结束于清晰的、一致的、确定的情境，前一种情境可称为前反思性的情境，它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反思性思维要回答的问题。后一种情境中，怀疑消除了；这是反省后的情境，它的结果是控制直接经验，获得满足和愉快。反思性思维就是在这两种情境之中进行的。

反思性思维的五个阶段或五个方面

思维处在这两种情境之间，有如下的几种状态，它们是：（1）暗示，在暗示中，心智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2）使感觉到的（直接经验到的）疑难或困惑理智化，成为有待解决的难题和必须寻求答案的问题；（3）以一个接一个的暗示作为导向意见，或称假设，在收集事实资料中开始并指导观察及其他工作；（4）对一种概念或假设从理智上加以认真的推敲（推理是推论的一部分，而不是推论的全部）；（5）通过外显的或想象的行动来检验假设。

我们现在逐个地说明这五个阶段或五种功能。

第一阶段：暗示

一个人做事要持续地做，以取得进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就是说，要明显、公开。令人不安和困惑的情境暂时阻止了这种直接的行动。然而，继续的倾向依然存在。它改变方式，采取观念或暗示的形式。当发现自己陷入绝境时，关于怎样做的观念就代替了直接的行动。这是替代性的、预期的行动方式，是一种戏剧的彩排。如果只存在一种暗示，我们会毫无疑问地马上接受这种暗示。但是，若有两种或更多的暗示，它们彼此互相冲突，形成含糊不定的状态，就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方才举的例子中，第一个暗示是从沟上跳过去，但是种种感知到的情况抑制了那个暗示，转而引出别的观念。

某些直接行动的抑制，必然会形成犹豫和拖延的状态，这对思维来说是必要的。思维好像是行为转向到自身方面，检查它们自己的目的、情境、资源和助力，以及困难和阻碍，等等。

第二阶段：理智化

我们已经指出，就思维而言，认为它起源于现成的问题，起源于凭空捏造的问题或起因于真空之中，这种看法是虚假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指定的作业。本来就没有一种情境与起初问题一齐出现，然而，也没有问题能够离开情境而自行提出。当出现困难的、困惑的、难堪的情境时，困难究竟在哪里？它似乎遍及整个情境之中，整个情境都受其影响。如果我们知道困难是什么、困难在哪里，那么，反思性思维便比较容易进行了。俗话说得好，题目出得规范，答案就有了一半。事实上，我们知道，问题恰好是与寻求答案同时发生的。问题和答案完全是在同一时间呈现出来。在这之前，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或多或少有些含糊不清，没有把握。

一种暗示行不通时，我们就要重新检查所面对的种种情境。我们感到忧虑不安，心理活动失常，在观察情境和对象的基础上渐渐地有了某种程度的固定化问题。单是那条小沟，并不构成什么困难，小沟的宽度和沟对岸的滑溜才构成了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困难的性质便被确定了；它就不再是令人烦恼不安的事，而是某种理智化的真正的问题。前面例子中提到的那个想按时实现原定约会的人，突然遇到了困难，马上出现了一个暗示，即如何节省时间到达有一定距离的约会地点。但是，为了使这一暗示能富有成效地实现，他得寻找交通工具。为了寻找交通工具，他又得注意到现在的位置以及从这里到车站的距离、现在的时间以及他这样做需要多少时间。这样困难之所在就比较清楚地找到了：即需要走多少路程，需要多少时间走完这段路程。

“问题”这个词总是显得过于郑重，而不能表述在较小的反省的场合下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任何反省活动中，都有把整个情境中起初仅仅表现为感性的因素加以理智化的过程。这种转化，可以使情境中的困难和行动的障碍更加明确起来。

第三阶段：导向性观念、假设

第一个暗示是自发出现的，它自动地出现于人们的心头，即突然出现，就像人们所说的“掠过心头”。第一个暗示的出现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控制，它来自来，去自去，如此而已。第一暗示的出现也不含有什么理智的性质。理智成分在于：它作为一种观念出现之后，我们用它做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用它。正因为如上所述的状态，才有可能对暗示加以控制。我们对困难越有明确的认识，就越能得到实际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较好观念。事实或资料能向我们提出问题，对问题的洞察和理解能够改正、改变或扩展原来发生的暗示。这种喑示就变成确定的推测，或者用专门术语来说，这种暗示就称为假设。

医生诊断病人或机械师检查一架不能正常运转的机器，在以上场合中，肯定是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毛病。如果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便不知道如何补救。一个未经训练的人很可能胡乱猜想——暗示——并且胡乱地采取行动，希望碰巧有好的运气把事情搞好。某些以前发生过效力的药物或邻居介绍的药物，都被拿来试一下。或者，那个人对着机器，手忙脚乱，这里敲敲，那里戳戳，想碰巧使机器运转起来。训练有素的人则绝不会这样做。他熟悉有机体或机器的结构，精细地观察，运用医师和专门技师一般拥有的种种方法和技术，找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已经作出的判断支配着解决问题的观念。但是，如果情况异常混乱不清，那么，医师或机械师就不能因为有了某种合适的补救方法的暗示，就不再去进一步思考。他们的行动是试探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他把暗示当作一种主导的观念、一种工作的假设，根据这个暗示，进行更多的观察，搜集更多的事实，看一看是否有了假设的、要求的新的材料。他作出推论，如果这种疾病是伤寒，那么，一定会出现特定的征兆；他便格外注意，看是否正好出现了那些情况。这样一来，第一个和第二个活动都被控制了，问题的性质就变得更充分更明白了，暗示的种种情况也更具有可能性了。暗示被检验过了，如果可能，暗示就变成合乎标准的可能性了。

第四阶段：（狭义的）推理

观察的对象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观察到的事实，既控制暗示、观念和假设的形成，又检验它们作为解决方法具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如我们所说的，观念产生于我们的头脑中，产生于我们的心智中。它们不仅在头脑中产生，而且具有很大的发展能力。特定的、丰富的暗示产生于经验之中，产生于有丰富知识的心智之中，心智可以对暗示认真思索，使得产生的结果与心智开始时的观念十分不同。

例如，上一章第三个事例中， [11] 关于热的观念与那个人已经知道的关于物质遇热膨胀的原理联系起来，并且与物质遇冷收缩的倾向联系起来了，所以，膨胀的观念能够用来作为一种解释的观念；而如果只有一个热的观念，就没有任何效能。热是由观察情境直接得到的暗示；水的热是可感觉到的。但是，只有头脑中先前有了关于热力知识的人，才能推论出热意味着膨胀，把膨胀的观念作为一种有效的假设。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存在着一长串的推理，一个观念被引导到另一个原先已得到检验的相关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连续展开的推理，要依靠人们头脑中已经具备的知识积累。这不仅依靠从事探究的人先前的经验和所受的专门的教育，同时要依靠当时、当地科学文化的状态。推理有助于知识的扩大；同时，推理依靠我们已有的知识，依靠知识传播的便利程度，以及使知识成为公共的、公开的资源的程度。

现在的医生凭借自己的知识，并根据疾病所暗示的症状，可以作出某种推断，而这在大约30年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另一个方面，由于临床设备和应用技术的改善，医生也能对症状作出更进一步的观察。

推理对于暗示性的解决办法，以及对于原有困难所作的更直接、更广泛的观察，具有同样的影响。经过更周密的考查，第一次形成的暗示便不能被人们接受。乍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推测，当其结果被仔细推敲之后，往往发现是不合适的，甚至是荒谬的。例如，长杆作为一种标志杆，只是在其意义被搞清后，才能判断出它对于当前的情况具有特殊的适用性。有些最初看来像是遥远的和不着边际的暗示，经过仔细推敲往往转变为恰当的和有效的暗示。通过推理，一个观念得到了发展，这有助于提出一些可作为中介的或居间的成分，把起初表面上似乎彼此矛盾的元素连接在一起，指引心智从一种推论到另外的相反的推论。

数学是典型的推理。数学是推理活动的典型例子，它可以说明观念间彼此的相互作用，而不需要凭靠感觉的观察。在几何学中，我们从少数简单的概念（如线、角、平行线，以及几条线相交形成的平面等等）出发，也从确定它们性质的少数原理出发，从而得知：平行线与一条直线相交形成的对应角相等，一条线与另一条线垂直相交形成两个直角；把这些观念联合起来，我们就容易确定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再继续把已经证明的定理的意义加以推论，整个平面图形的意义最终就搞清了。运用代数符号建立一系列方程式和其他数学算法甚至能提供更为显著的范例，表明建立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能取得的成就。

经过一系列科学的观察和试验所提出的假设，一旦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其观念几乎可以转用到任何领域，使我们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问题。许多自然科学的成就，就是依靠数学观念推导出来的。数量形式的测量不单存在于科学知识领域内，而且存在于应用特殊类型的数学的表述中；这种表述可借助推理来发展其他更为有成就的形式——一个值得考虑的事实是：许多教育测量只是采取数量的形式，因而难以作出科学的论断。

第五阶段：用行动检验假设

最后一个阶段是通过明显的行动对推测的观念加以检验，以便得出实验性的证实或验证。推论表明，如果这种观念被学被接受了，那么，跟着就会出现特定的结果；而结论则是假设性的或有条件的。如果我们看到理论上所需要的全部情境都存在，而任何相反的特性又都不存在，那么，就几乎会不可抗拒地去相信，去接受。有时，直接的观察也能提供证明，前面举的船上长杆的事例就是如此。在另外的情况下，就要求经过试验，例如杯子与水泡的事例就是如此。这就是说，精心布置符合观念或假设要求的种种情境，从而审视这种观念在理论上说明的结果在实际上是否发生。如果试验的结果与理论的或推论的结果一致，如果有理由相信只有这种情境才能产生这种结果，那么，这种认识便强而有力，从而导致一种结论——至少可以说，如果没有相反的事实表明要修正这个结论，那么，这结果就是确定无疑的。

当然，取得一种证明往往不是这么顺畅的。有时，试验结果表明，要想得到证明还缺少坚实的证据。这种观念最终被否决了。但是，这种失败并不是单纯的失败。失败也是一种教训，对具有反思性思维习惯的人有很大的益处。真正善于思维的人，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和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是完全相等的。因为失败可向思维的人指明它的症结所在，指明他由于盲目的偶然性而不能迖到目的，以及他应当作哪些进一步的观察。失败也向他提出，他的假设应该作出什么修正。这种失败或者使他发现新的问题，或者使他正在处理的问题得以确定和澄清。对于经过训练的思维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从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益更好的了。对于一个不习惯思维的人，那是一些令人烦恼、沮丧的事情，或使他们用试探性方法进行新的无目的之尝试的事情；但对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说，却正好是一些刺激和指导。

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

我们已经指出，这五个阶段、终端或思维的功能，并不是按一定的次序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相反，在真正的思维中，每个阶段都有助于一种暗示的形成，并促使这个暗示变成主要的观念或成为指导性的假设。它有助于明确问题究竟在何处，问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种观念的每一次改进，都可引导新的观察，产生新的事实或资料，使心智更准确地判断已有事实的现实意义。精心地提出假设，并不一定要等到问题确定之后，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一些假设。正如我们看到的，任何明显的检验并不一定要到最后阶段才进行，可以依照出现的结果，引导新的观察，作出新的暗示。

然而，在实际行动中，进行推论和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在行动中采取的实际做法比在后者中更为重要。一个天文学家或者一个化学家，他们完成某种行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检验和发展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在实际中，其主要的结果是超出知识范围之外的。思维的伟大价值之一是：它能延缓采取不可弥补的行动，就是说，那是些一经做出便不能取消的行动。因而，甚至在道德的和其他的实际事务中，有头脑的人总是把他的外部行动尽可能当作试验性的。这就是说，虽然他不能撤回他的行动，无法避免这一行动造成的后果；但是，他细心体察这种结果，以及非理智性的后果对他有何教训。他把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当作一个问题，从中寻找造成后果的可能的原因，特别是由于自己的习惯和愿望所造成的原因。

总之，我们指出反思性思维的五个阶段，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是反思性思维不可缺少的几个特质。实际上，有的阶段可以两个合并起来，有的阶段可以匆匆略过，而谋求结论的重担也可能主要放在单一的阶段上，使得这一阶段看来似乎是发展不匀称的。在这里，不可能建立一些固定的规则。怎样处理，完全凭个人理智的机巧和敏感性。然而，一旦事情出现错误，一个明智的做法是：重新查找所有的方法，找到不明智的决定是什么，看看失策之处在哪里。

每一阶段均可展开

在复杂的情况下，五个阶段中的某些阶段，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们内部又包含着某几个小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哪些较小的功能被当作一个部分或被列为独特的一段，都是随意的。关于数字“五”，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例如，在实际的思考过程中，其目的是要决定做什么，它可能要很好地仔细检查支配其行动的愿望和动机，就是说，不去追问那些能最好地满足自己愿望的结果和手段，而是反过来查问其愿望表现的方式。这种探求是当作一个独立的问题而自成一个阶段，还是当作原来问题中的一个附加的阶段，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与未来和过去的关联

再有，反思性思维包括对未来的探查、预见、预测或预言，这应当列为第六个形态或阶段。事实上，每个理智的暗示或观念都是对某些可能的未来的经验作出的预测，而最后的解决是确定未来的趋向。它既是对某种已实现的事物的记录，又是对未来行动方法的规定。它有助于形成持久的行为习惯。例如，当一个医生为患者诊断时，他通常要对疾病未来的可能发展作出一种预见。他的治疗不仅验证或否定关于疾病的观念或假设，而且治疗的结果也影响他对病人未来的治疗。在某些情况下，对未来的参照是相当重要的，需要做特殊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成为一种附加的独特的阶段。例如，某些天文观测队的研究活动，他们观测日食，其直接的意图可能是取得验证爱因斯坦理论的材料；而这种理论本身相当重要，对这种理论的认可或驳斥，对物理科学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意义。这种考虑，在科学家的头脑中，恰恰是最为重要的。

在反思性思维中，对过去的参照是同样重要的。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暗示都凭靠过去的经验，暗示不可能凭空而起。但是，有时我们的暗示走到前头，而不中止回顾原来已有的经验；但另些时候，我们又都自觉地仔细回顾过去的经验，把它作为检验暗示价值过程的一部分。

例如，一个人要投资房地产。那么，他将回忆起以前这种投资的不幸遭遇。他将把先前的情况同现时的情况逐一对比，看一看两种情况相似的程度和相异的程度。检查过去的情况，可能成为思维中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然而，参照过去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得出结论。我们早先曾指出，最后的观察对于保证从实际结果和它所依据的逻辑前提中得出最后公式的重要意义。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到， [12] 这不仅是检验过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几乎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所必备的。组织知识的能力，大体上就是习惯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检查以往的事实和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说，要得到结论。这种作用包含在检验阶段中。但是，它对学生态度的影响相当重要，应当时时加以强调，也可将此单独算作一个特定的功能或阶段。

5.理解：观念与意义 [13]

1.作为暗示和假设的观念

倘若我们看到某种活动着的事物，意外地听到一种声音，嗅到一种异常的气味，便要问：那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发现了它们的意义：一只松鼠在跑动，两个人在交谈，火药在爆炸；这时，我们便可以说，我们理解了。所谓理解，就是把握住事物的意义。在理解之前，如果我们有好奇心，遇到困难，感到迷惑，就必然有探究的行动；理解之后，我们至少在理智上比较稳定了。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有时意义只是暗示的；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悬而未决的可能性，而不把它当作一种现实的东西。这时，意义便是一种观念了。观念处于确实的理解和心智的混乱迷茫二者中间。当一种意义被有条件地接受，以便运用和试验时，这种意义便是一个观念、一个假设。当一种意义被肯定地釆纳了，那么，某个对象或事件也就被理解了。

观念是判断的因素和解释的工具

和判断不同，观念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形成判断的一个单位因素。我们可以把完全的反思性思维与一篇文章作个对比；判断就好比是文章结构中的一个句子，而观念则好比是句子中的一个词。我们已经说过，观念是推论中的必要成分。当意义没有得到肯定和被人相信时，明确的推论可能要延缓和停留在发展与检验的过程中。而且，在推论中，观念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引导观察，控制资料的搜集和检查。没有一种起指导作用的观念，事实就像一盘散沙；它们不能形成理智的整体。因此，在讨论观念时，我们并不引出一个新的问题，而是像讨论判断一样，仔细考察思维整体中的因素。

让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这里有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在活动，我们就会提出疑问：那东西是什么？即是说，那模糊不清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挥动手臂，一个朋友向我们挥手致意，这些暗示都是可能的；如果马上接受其中一个暗示，就抑制了判断。但是，如果我们仅是把暗示当作一种假定、一种可能性，那么，它就变成一种观念了。观念有下列两个特点：（a）单纯作为一种暗示，它是一种推测、一种猜想，或者在更庄重的场合下，我们称之为一种“假设”或一种“理论”。就是说，这是一种可能的但却又存在疑问的释义模式。（b）虽然存有疑问，但它还是有任务——指导探索和检查。如果那个模糊不清的东西是一个朋友在招手示意，那么，通过细心观察就能看出某些别的特点。如果是一个人赶着难驾驭的牲口，那么，也能发现一些别的特点。我们可以看一看，是否可以发现那些特点。如果只把观念看作疑问，那就不能进行探究。如果只把观念看成是必然的事，那也会阻碍探究。如果把观念看作存有疑问的可能性，那么，它就给探究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一个立场和一种方法。

如果不把观念当作研究事实、解决问题的工具，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观念。希望学生理解“大地是球形”的观念，和教给学生球形这一事实是不相同的。让学生看或者让学生去回想一个皮球或一架地球仪，并且告诉学生：大地就像这东西而且一样是圆形的；然后，让学生日复一日地复述这句话，直到在学生的头脑中把大地的形状和皮球的形状重合为止。但是，学生并不因此就取得了大地是球形的观念；学生至多可以有某种球形的意向，最终不过是与皮球的意象比拟而得到大地的意象。要理解“地圆”这种观念，学生首先必须从观察到的事实中，看清某些困惑不解的特点，然后向学生暗示地圆的观念，作为理解这些现象的可能的解释。例如，船体在海上消失以后，仍然可以看到桅杆的顶部，以及在月食中地球投影的形状，等等。只有用这种方法去解释资料，使资料有更充实的意义，“地圆”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观念。生动的意象并不等于观念，而是一个短暂的模糊的意象。如果它能激励和指导对于事实的观察和对事实之间关系的理解，那么，它也就成为一种观念。

逻辑的观念就像参照一把锁而形成的钥匙。将一条梭鱼和一条可被其捕食的小鱼用玻璃隔开，梭鱼的头碰撞玻璃，直到搞得筋疲力尽，确信得不到食物为止。动物的学习都是通过实验性的方法，漫无目标地乱碰，如此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成功。人类的学习如果不在观念的基础上进行，也会如此，就如同最聪明的低级动物的胡乱行动一样。我们可用“monkey”这个词来形容这种行为。以观念自觉指导行动（即采用暗示的意义，以便用其进行试验），乃是唯一的选择。它既不是顽固倔强的蠢笨行为，又不必依靠代价很高的教师——以偶然性的实验去获得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形容智慧的字眼，暗示了暗含的观念和不可替换的活动——甚至往往带有道德不当的提示。比如这句话：爽快的、诚恳的人有时做事是直来直去的（这也含有蠢笨的意思）；聪明的人是灵巧的、精明的（不老实）、足智多谋的、精巧的、能干的、机灵的、有远见的，这些观念都含有另一层意思。 [14] 所谓观念，就是通过反思性思维避免或克服障碍的方法，否则，人们就只会使用盲目的力量。但是，若习惯性地使用观念，观念就可能失去它的理智的性质。当儿童初次认猫、狗、房子、弹珠、树、鞋或其他物体时，伴有某种程度的含混不清；此时具有直觉的、试验意义的观念就参与进来，作为辨别的方法。这样一来，按照通常的惯例，事物和意义便完全融合在一起，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观念了，而只有机械自动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相当熟悉的、已经认识的事物，即使没有观念的参与，也能出现在一种异常的关系中，并引起问题；为了理解这个事物，则又需要观念的参与。例如，一个人画一个房间，则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即两面墙壁和屋顶相交形成房间的角的观念，并把它表现在一个平面图上。一个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从玩具和器具中，实际上已经熟悉了方和圆的形状。但是，这些形状如果出现在一定的几何图形关系中，那么，儿童还得运用心智的力量去形成方和圆的观念。

观念是逻辑的工具，不是心理的混合物

一种观念的逻辑上的意义与心理学课本上常常提到的观念是很不相同的。逻辑上所说的观念，不是对一个客观事物薄弱的知觉作用，也不是许多感觉的混合物。比如说“椅子”，你不能从一把椅子的心理意象中了解到它的特殊意义。一个未经教化的人也许能够形成电线杆和电线的想象，一个普通人也许能够形成电线杆和电线的复杂的科学图解的想象。但是，除非那个未经教化的人对电报有某些了解，否则，他就没有关于电线杆和电线的概念，或者说，至少没有正确的概念。而对那个普通人来说，即使最确实的心理图解再生作用，使他能把它的种种性质一个接一个地列举出来，他仍然完全不能理解它的意义。事实上，在理智上说，一种观念不是由其结构规定的，而是由其功能和用途规定的；凡是在疑难的情境或疑而未决的争论中，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判断，并用预期的可能的解决办法进行推论而达到一个结论的，便是观念；此外，别无其他。所谓一种观念，就是因为它有使困惑得到澄清，或使残缺的片断调和在一起的作用，而不是因为它的心理的结构。

2.事物和意义

一般说来，一种观念在得到理解之后，它的作用便终止了，这样一个事件或事物便具有了意义。理解了的事物即是具有意义的事物，它既不同于存有疑问和仍未获得意义的观念，也不同于单纯的没有感觉到的物质的东西。我在黑暗中被某种东西绊倒了，而且受了伤，但不理解那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就此而言，它只是一件东西、一件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如果有一点亮光，又经调查研究，我得知，那件东西是一个凳子、一个煤斗或一根木柴棒。那么，它就是一种已知的对象、一种被理解了的事物和一种有意义的事物（这三种表述是同义词）。

理解就是掌握意义

如果一个人突然走进你的屋子，喊了一声“paper”，你对这个喊声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如果你不懂英语，这不过是一种起物理刺激作用的噪声。但这噪声不是一个理智的目标，它没有理智上的价值。它不过是刚刚说到的野性的东西。可是，第一，如果这喊声是通常送早报的伴随物，它就会有意义了，有理智的内容，你就会理解它。或者，第二，如果你在焦急地等待接收某份重要的文件，你可能会以为这喊声意味着宣布它的到来。第三，如果你懂英语，但是没有上下文从你的习惯和期待联想到它自身，那么，这个词有意义，而整个事件没有意义。于是，你感到困惑，并被促使去思考和搜寻对这种表面上无意义现象的某种解释。如果你找到某种东西说明这种行为，那么，它就得到了意义；你终于理解了它。作为理智的存在者，我们预先假定意义的存在，而意义不出现是反常现象。因此，如果那喊声原来只是一个人仅仅要告诉你人行道上有一片纸，或者，这片纸存在于宇宙的某个地方，那么，你就会认为他是一个疯子，或者你受到一个愚蠢的玩笑的愚弄。因此，把握一件事物、一个事件或一种情境的意义，就看它同其他事物的关系：注意到它是如何运作或发挥作用的，由此得到了什么结果，它能带来什么用处。相反，我们所谓的赤裸的事物，对我们没有意义的事物，就是没有掌握与其关系的东西。

因为所有的知识，包括所有的科学探究，都旨在把握事物和事件的意义——即理解它们，这一过程总是在于使事件摆脱其孤立性。探究一直进行，直到发现该事物是与某个更大整体相关的组成部分。因此，一块岩石，可以参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沉积地层来理解；天空中突然出现的一道光，在确认哈雷彗星回归时得以理解。假设这块岩石上有特殊标记。这些标记可能以纯粹审美的方式被看作好奇心，很可能引发探究；如果这样，所导致的探究会为达到目的而消除标记的明显孤立和无相互联系的特征。最终，这些标记被确定意味着冰河时期的擦痕。它们不再相互孤立。它们被带入与地球历史上一个时期的联系中，这一时期大量缓慢移动的冰川下降到现在气候温暖的地区，携带沙砾和岩石，形成地面并刮擦嵌入地面的其他岩石。

两种理解方式的相互作用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对意义的两种理解。当一个人懂英语时，他立即把握了“paper”的意义。然而，对那喊声的全部意义，他可能没有看到或理解。同样，一个人看到的物体是一块石头；关于它，没有隐秘，没有神秘，没有困惑，但是他不理解石头上面的条纹。这些条纹有某种意义，但这种意义是什么呢？在一种情况下，已知的事物和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一的；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事物和它的意义至少暂时是分开的。为了理解这个事物，就必须探索它的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理解是直接的、迅速的、立即的；在第二种情况下，理解是迂回的、迟缓的。

大多数语言都有两类词来表达这两种理解方式；一类表示对意义的直接理解或把握，另一类表示间接理解。这样，希腊文的和；拉丁文的noscere 和scire ；德文的kennen 和wissen ；法文的和savoir ；还有英文的acquainted with （了解）和know of or about （知道），都被认为是等价词。 [15] 我们的思维世界就由这两种交织而成。知道和知道某事大概是更准确的等价词；比较“我知道他”和“我知道他回家了”，前者简单地表达了一个事实；对于后者，可能需要并提供证据。在我们的理智生活中，包含着这两类理解之间的特别的相互作用。所有判断，所有反思的推论，都预先假设了某种缺乏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缺少意义。我们进行反思性思维，就是为了更完整和更充分地掌握实际情况的意义。然而，某种东西必然已经被理解，必然具备它已经掌握的某种意义，否则，思维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思维是为了把握意义，但尽管如此，随着知识的扩大，我们意识到了盲点和暗点；而在知识少的时候，这些盲点和暗点似乎一直是明显的和自然的。将一个科学家送入一个新地区，他就会发现许多他不理解的东西；而当地土著居民或村民，则完全清楚在这些直接显然的东西以外的任何意义。一些被带到大城市的印第安人，看到桥梁、空中吊车和电话时，反应迟钝，呆头呆脑；但看到工人爬上电线杆修理电线时，却十分着迷。意义的累积增加，使我们意识到新问题，而只有通过把新的困惑转化为已经熟悉和明白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或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知识持续不断的螺旋运动。

理智进步的节奏

我们在真正知识上取得的进步，总是一部分由于在以前被当作清楚的、显然的、不言而喻的事物中发现某些未被理解的东西，一部分由于用直接把握的意义作为工具来掌握含糊的、可疑的和令人困惑的意义。没有对象如此熟悉、如此显然、如此普通，以致它不会在一个新情境中出人意料地表现出问题，因而引起反思性思维来理解它。没有对象或原则如此奇怪、特殊或遥远，以至于只有当它的意义为人熟悉——一看见就不加反思地接受——人们才对它进行详细阐述。我们可以逐渐看见、感知、认识、把握、抓住和掌握原理、规律、抽象的真理，也就是直接理解它们的意义。如前所述，直接的理解称之为直接理解，而非直接的理解称之为间接理解，智力的进步就在于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有规律的循环运动。

3.事物获得意义的过程

与直接的理解相联系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直接认识到的意义的存储。我们如何学会把看到的东西看作一种情境的重要部分，或看作当然的具有特定的意义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在于对熟悉事物的知识已经习得的彻底性。思维固然能够改变已彻底完成了以致深深扎根在无意识的习惯中的东西，但它探究未探索的领域却更加容易。我们迅速而直接地了解椅子、桌子、书籍、树木、马、云、星星、雨；而在这些事物过去曾是单纯的未被感知的事物时，我们却难以认识它们，正如乔克托语（choctaw language）的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突然听到了它们。

模糊整体先于理解

詹姆斯先生有一段常常被人引用的话，他说：“婴儿一旦受到眼睛、耳朵、鼻子、皮肤和内脏的刺激，就感到乱糟糟、乱哄哄，一片混乱。” [16] 詹姆斯先生是在说，儿童把世界被当作一个整体。然而，这种描述同样适用于任何新事物打动成年人的方式，只要事物确实是新的和陌生的。对于传统的“猫在陌生的阁楼里”来说，所有东西都是模糊的和混淆的；并没有什么通常的标记来标明事物，从而使它们相互分开来。我们不懂的外语，听起来似乎总是发音吐字模模糊糊的，不能辨别，不清楚它们的单音节的声音。另一些例子，比如，农村人走在城市拥挤的大街上，没出过海的人到了海上，一个新手在一场复杂比赛中与高手竞争。把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安排到一个工厂里，一开始，那种工作对他来说，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混乱一团。俗话说，来访的外国人看另一个种族的所有陌生人都是一样的。对于一群羊，门外汉只会感到大小或颜色方面的差异，而牧羊人却对每只羊的特点了如指掌。模糊不清的东西和毫无章法的变化，标志着我们不理解的东西的特征。因此，获得事物的意义，或者（以另一种方式说）形成简单理解的习惯，就是把意义的（a）明确性或区别，以及（b）一致性、连贯性、恒常性或稳定性，引入含混或变化不定的事物之中。

实际的反应澄清了模糊

意义的明确性和融贯性主要是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的。儿童滚动一个物体，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圆；拍打它，就知道了它的弹性；举起它，就知道重量是它显著独特的因素。相应的调整不是通过感官，而是借助反应，成为一种对有别于引起不同反应性质的特征的印象。例如，儿童了解颜色的差别，通常十分缓慢。一些在成年人看来十分显眼因而不可能不注意到的差别，却很难被儿童认识到和回想起来。毫无疑问，儿童并非感觉到颜色都是一样的，但对于差异却没有理智的辨认。物体的红色、绿色或蓝色，并不引起一种足以专门突出或区别这种颜色特性的反应。然而，有一定特征的习惯反应却逐渐与一定的事物联系起来：白色成为小孩喜爱的牛奶和糖的标志；蓝色成为小孩喜欢穿的服装的标志，等等；而且，这些不同的反应有助于使颜色性质从那些埋没它们的事物中表现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不难把耙、锄、犁、铲和锹区别开来。它们各自均有与自己联系在一起的用途和功能。然而，我们可能很难分辨锯齿状与牙齿状、卵形与倒卵形的树叶形状和边缘之间的区别，或者很难区分高价酸和低价酸之间的差异。有一些差别，但是什么差别呢？或者我们知道差别是什么，但怎样一一指出它们的差别呢？事物形状、大小、颜色和结构方面的变化与特征和意义独特性的关系，比我们认为的要小得多；而事物的用途、目的和作用与特征和意义独特性的关系，比我们认为的要大得多。误导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形状、尺度、颜色等等的性质现在十分独特，以致我们看不到问题恰恰在于要说明它们最初获得自己明确性和显著性的方式。只要我们被动地处于物体之前，它们就不会从淹没它们的那一片含混模糊的东西中显露出来。声音的高低和强弱方面的差异，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觉；但是，只有当我们对它们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者做一些特殊的推理时，才能从理智上掌握并记住它们含混的区别。

绘画和语言中的例证

儿童的绘画进一步提供了对相同原理的例证。对于儿童来说，透视法并不存在，因为儿童的兴趣不在于绘画表象，而在于所表现的事物。而透视法对于前者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与事物自身的特征和价值没有关系。画出的房子有透视的墙壁，因为其中的房间、椅子、床和人是这个房子中意义重要的东西；烟囱总是在冒烟，否则，为什么要有一个烟囱呢？在圣诞节，长筒袜被画得几乎和房子一样大，甚至大得只好放到房子外面——无论如何，正是使用的价值尺度提供了它的性质的尺度。绘画是这些价值的提示，而不是对物理和感觉性质的公正记录。大多数学习绘画艺术的人所感到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习惯地使用和使用的结果已经被如此深入地融入事物的特征，以致实际上不可能随意地排除它们。

声音获得意义，就变成了词。这也许是最明显的例证，从中可以发现对纯感官刺激获得意义的明确性和恒定性的方式，并且为了辨认而使它们本身得到确定和相互联系起来。语言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现在有数百个甚至数千个词的意义与物理性质完全准确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可以被直接理解。就自然物体而言，譬如桌子、椅子、纽扣、树木、石头、山冈、花朵等等，它们在理智上的意义与物体的事实似乎是统一的，是本来就如此的；而就词的情况而言，事物和意义的连结要靠逐渐的、艰难的获得，才能比较容易地认识它们。自然物体的意义似乎是自发给予我们的，而不是通过主动探索而获得的。就词的意义而言，我们很容易看到，正是通过发出声音和注意由此产生的结果，通过聆听别人的声音和观察同时出现的活动，最终一个给定的声音变成了一种意义的稳定承载者。

意义与背景

就文字的意义而言，我们通过观察儿童的经验和我们自己学习法语或德语的经验，就可以知道，这类事情和声音一样，它们原先并没有什么意义，通过使用才获得了意义，而这种使用经常包含在背景之中。儿童学习理解和使用语言，其背景主要是事物和行动的关系。儿童把帽子同他出门时戴在头上的某种东西联想在一起；把抽屉同从桌子中拉出来的某种东西联想在一起，等等。就儿童而言，单独的词，由于它直接地存在于事物与行动的关系之中，其作用与成年人的整个句子一样。把原先已获有意义的其他词逐渐地运用到外部行动的关系之中，这样就能提供一个背景，使得在思维活动中，可以免除事物和行为的关系。只说出一个单独的字到说出整个句子，这标志着语言的明显的进步。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表示一个人在理智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这时，虽然事物并不出现在感官上，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活动，他却能通过事物的语言指号来进行思维。当他理解了别人做成的类似的组合时，他便有了无限地扩大其他方面狭窄的个人经验的新资源。当他学习阅读时，纸上任意的符号对他来说，也获得了意义；他具有了进一步扩充经验的手段，包括别人的经验以及在空间和时间上离他遥远的经验在内。

如同我们刚刚说过的，有些事物起初在我们的经验中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同声音一样，是通过在一定的关系中加以运用才获得了意义，通过给我们带来乐趣和有所帮助，才获得了意义，如食物、家具、服装等物品；或者是通过给我们带来伤害和痛苦，才获得了意义，如离火过近、被针刺痛、铁锤钉钉时敲打到手指上等等。这种种事实是不容易理解的。

例如，夜空中显现出来一点儿亮光，一般人单纯认为它是小亮光，而有辨别能力和渊博知识的天文学家却不同，天文学家认定它是行星、小行星、卫星或恒星，即某种其他星系中的太阳。每件事物都伴有其巨大的知识积累——距离、运动速率、化学成分以及厚厚的天文学著作中实际涉及的一切事物。从单纯的一点儿亮光，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物体，这种认识的变化说明了在我们理解或认识各种事物时获得意义的过程；也说明了获得理解能力（这种能力也是通过获得事物的意义取得的）的过程，也是由于语言和通过推理得到的对一系列意义 [17] 的详尽阐述才得到巨大的发展。后者的发展也依靠某种语言指号系统，而我们必须牢记：数学符号也是一种语言。

手段-结果关系及其在教育上的重要意义

概括来说，事物被用来作为手段去得到某种结果（或者作为防止发生不希望产生的结果的手段），或者，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结果而去寻求手段，这时，事物便取得了意义。这种手段-结果的关系是各种理解的中心和核心。对椅子、桌子、鞋、帽、食物等事物的理解，说明手段-结果的关系是从“手段”开始的。任何发明，都是从“后果”或寻求结果开始的手段-结果的关系。爱迪生由于电的应用，才想到制造光亮；于是，他必须去寻找制造光亮事物的条件和关系——即寻找手段。兰利和莱特兄弟俩设想出一种观念、一种希望达到的结果，即制造一部在空中飞翔的机器，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同样也要取得种种手段。一切日常的设计，都是如此。我们想到某些需要的或希望有的事物，便去寻找材料和方法，以得到这些事物。每当我们要解决这类问题，就要把这个事物放到手段-结果的关系中，使事物增加意义。例如，由于制造电灯，炭丝得到了新的意义；又如，汽油一度几乎是无用的副产品，当发明了内燃机之后，汽油便获得了新的意义。

这个原则在教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学校教育中，未能培养理解能力，未能得到这种最有价值的成果，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视了为取得结果而积极利用种种条件作为取得结果的手段，忽视了向学生提供引起学生发明、设计的活动，使他们能够完成设计的目的或寻求种种手段，达到某种预想的结果。各种常规的活动和外力强制的活动都不能发展理解能力，即使这些活动能够促进技能的进步，但却不能发展理解的能力。许多所谓的“问题”，实际上是指定的作业；仅仅在应用固定的原则和符号时，才能得到技术上的熟练。总之，要有预期的结果，并为此结果而去寻求实现的手段；或者提出种种事物（包括已经熟练使用的符号），在反思性思维的种种条件下，看其在使用中能有什么结果。只有这样，理解力的发展才是可能的。

人们总是认为，在记忆中把教材储存起来，并能按照要求再现出来，这便是理解。而我们的讨论得到的真正结果却是：只有理解，才是真正的学习。

6.理解：概念与定义 [18]

1.概念的本质

在前一章，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意义。我们建议，应当在本章给予第三方面更多、更充分的考虑。已经讨论过的两方面是：（1）作为可疑的意义，作为一个假设的可能性；简言之，作为思想（思想不是一个纯粹的复杂心理，但是一个对象或情况，具有一种被认为而非被接受的状态）。（2）意义作为事物和事件的性质，表明在联结中，事物怎样获得意义，意义最终与一件事物结成一体，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想要把事物与它的意义分割开来。

概念是已确定的意义

在有关意义的部分，我们指出了想法是传递的一个事实，后被用来作为观察和行动指南，可以确认，因此代表其自身获得一种公认的地位。后来被采用，不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是确定与保证作为一种工具的理解和对目前还含混不清的事情的解释。这些既定的被保护和授权的意义，就是概念。这些都是判断的意义，因为它们都是参考的标准。它们可能是作为“标准化的意义”的最佳描述。为人所熟知和了解的每一个普通名词，可以用于判断其他事情来表达概念。桌子、石头、日落、草、动物、月亮……在普通名词列表上的这些词，是固定的、可靠的，它们的意义本身便是概念。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物体，有人告诉我们，它是某个民族使用的一种床。正在讨论的事情，其意义已不再陌生；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已经被确定。

概念使我们能够概括

概念使我们能够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中概括、扩展和延续我们的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一般意义的“床”是指什么，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明什么种类（kind）以及什么类型（sort）的事情是独特的事情。它是简单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代表整个类或事物的集合，极大地节约了我们中间的努力。有时，我们当然对对象的特征尤其感兴趣，如它的独特性是什么以及是什么使其成为独特的。但概念使适合先前已知的大量情况的任何东西产生作用，让思想摆脱发现这东西是什么的禁锢。

概念规范我们的知识

概念使我们的知识标准化。概念能使事物未定形的方面确定下来，使事物变动的方面不再变动。如果我们任意改换磅的重量和尺的长度，那么，很明显，当我们使用磅和尺的时候，什么也测量不出来了。如果那样，我们说这块布是1.5码宽，或者说这一大堆糖是20磅重，那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参照的标准，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它都必须保持不变。概念的意义一经确定之后，在任何场合下，都应保持不变；有时，当人们讨论某一有争议的事情时，越争越乱，把参与讨论的人们搞糊涂了，这是因为，在他们争论的时候，无意中变换了自己所使用的名词的意义。反思性思维和新的发明确实能够改变旧有概念的意义，正如人们可以把测量由尺-镑制改为公制一样。然而，他们必须格外当心，牢记自己现在使用的是变换了的意义，否则，将会一塌糊涂。

当人们说他们彼此相互理解了，其含义是指他们对一些事情和问题，经过讨论后达成了一致。这一事实说明，标准化的、稳固的意义是人们进行有效联系的一个条件。有两个人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语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交流思想，因为他们在交谈中，提供了双方都公认的具有相同意义的手势、姿势。实际上，对于两个人来说，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同，他们都需要社会生活的共同意义，而且其生活的条件是使意义标准化的一个主要力量。当意义得到社会的公认后，个人就能保持自己思想的稳定，因为在思想中有一些东西本来就是稳定的。“椅子”的意义永远相同；还有“太阳”、“水”、“地球”，等等，也是如此。我们日常使用的所有名词，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及在其他的经验条件下，总是指同样的一些事物。

概念帮助我们认识未知的事物，使我们已经感知的尚不完备的知识得到补充

提到概念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一下，即概念或标准的意义是：（1）鉴别的工具；（2）补充的工具；（3）把一种事物纳入一种体系的工具。假设在太空中探测到迄今未见过的很小一点光，除非有意义的存储可以作为工具支持探究和推理，否则，这束光对于感官就仅仅保持它所是的东西，即仅仅是一点光。尽管它导致某种结果，但也可能仅仅是视神经的一种刺激。如果有了在先前经验中获得的意义存储，就可以借助适当的概念对这束光加以分析。它表明是一颗小行星或彗星，或是一个新形成的恒星，或是由于某种宇宙碰撞或蜕变而形成的星云。这些看法各自有特定的和与众不同的特征，于是人们进行详细而持久的探究来寻求它们。结果，我们会说：这点光就是一颗彗星。通过一种标准意义，它获得特征的识别和稳定性。这时，人们的认识就有了补充。彗星所有已知的性质都被加到这个特殊的事物上，即使尚未观察到它们。过去的天文学家所获知的关于彗星轨道和结构的知识，都变成用以解释这束光的有用资本。最后，这种彗星的意义自身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天文知识系统里的一个相关的部分。恒星、行星、卫星、星云、彗星、流星、尘埃等所有这些概念之间，都有一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当这一束光被识别为一颗彗星时，它立即被接受为这一浩瀚的知识王国中的正式成员。

达尔文曾讲过一个自己的小故事。年轻时，他告诉地质学家西季威克（sidgwick）说，他在一个砂砾矿中发现了一个热带贝壳。对此，西季威克说，一定是哪个人把它扔在那里的；接着又说，“但如果它真是深埋在那里的，就将是地质学最大的不幸，因为它会推翻我们知道的所有关于英国中部地区地表沉积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认为，地表沉积是冰河时期形成的。于是，达尔文接着说：“当时我感到非常吃惊，西季威克对于英国中部地区靠近地表的地方发现一个热带贝壳这一事实并不感到高兴。过去还没有什么事情使我完全认识到，科学就在于对众多事实进行分类，以便从它们当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这件事（当然，从任何科学分支中都能重复发现）表明，科学理论，包括所有概念的使用，其所涉及的系统化倾向变得明晰。

概念的教育意义

接下来，我们将指出，获得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即是说：意义是普遍的，因为它适合大量、多种多样的不同事例。尽管它们各不相同，意义对它们也是适用的。它们是稳定的、始终如一的，是自我同一的；它们是标准化的参照点。有了这个参照点，我们就能够在遇到奇异和未知的事物时找到方向。

儿童当然不能获得和使用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所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节课上，要发挥教育的作用，就应该引导获得一定数量的概念化的印象和观念。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化或理智化的观念，他们将不能获得知识去更好地理解新的经验。这便是教育上所说的积累的含义。一时的兴趣或许能起到一些吸引和激励的作用，但却不能弥补理智积累的不足。

然而，概念在教育上非常重要的作用曾使教学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前面提到的对逻辑的错误使用， [19] 其根源是相信可以把确定的、一般的意义或概念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将其作为现成的东西加以吸收，这样就能加快和提高获得知识的速度和效率。其结果，忽视了构成概念的基础条件，留给学生更多的只是一些文字符号的公式。所传授的概念距离学生的理解和经验太远，必定造成人为的混乱。

实验学校反对强迫学生接受难以理解的教材，然而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各种各样有价值的经验和实际的活动提供给学生，但是，他们不清楚这些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有教育的价值，而不是为了消遣取乐——也就是说，要有一种使经验达到相当确定的理智化。这种理智化就是指既确定又普遍的观念的积累。使教育具有理智性，和从经验中获取观念，这二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如果经验不能增加意义，不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不能确立未来的计划和行动方向，总而言之，不能成为一种观念，那么，这种经验还有什么用处呢？在教学方面，没有比真正概念的构成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了。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概念不是从现成对象中提取共同特征形成的

为了方便，我们从反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从某些流行的对概念形成的错误看法的性质说起。概念不是把很多具有特定意义且早被人们完全理解的事物拿来，将它们一个对一个、一点对一点地加以比较，直到排除相异的性质，保留这些事物所具有的核心。关于概念的由来，有时人们有这种说法，例如一个儿童刚开始看到的都是许多不同的、特殊的事物，比如说一些特殊的狗：他自己的小狗“菲多”，他邻居的小狗“卡罗”，他亲戚家的小狗“翠翠”。他面对所有这些不同的对象，分析这些对象许多不同的性质，比如说（a）颜色、（b）大小、（c）形状、（d）腿的数目、（e）毛的数量和性质、（f）饲料等等；然后去掉各条狗不同的性质（如颜色、大小、形状、毛），保留每条狗所具有的共同的性质，比如它们是四足动物，是驯养的动物。

概念源于经验

事实上，这个儿童是从他所看见、听到和与之玩耍的某一条狗的任何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开始的。他发现，他能把对一些特别的行为方式的期待，从对这个对象的一次经验延伸到随后的经验——甚至在这些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之前就期待它们。每当某一事物的刺激出现时，每当这个对象给予他任何理由时，他就容易采纳这种期望的态度。这样，他就可能把猫叫做小狗，或称马为大狗。但是，当他发现他所期待的特点和行为方式与实际不完全符合时，他就不得不从这种狗的意义抛弃一些特点，对比之下，其他一些特点被挑出来并得到强调。随着他把这种意义运用于其他动物，这种狗的意义就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他不是从许多现成的对象开始，从这些对象中，抽出一种共同的意义；他试着把来自其旧经验而有助于理解新经验的东西，运用于新经验；而且，由于这恒定假设和实验的过程被结果实现和反驳，他的概念就获得了明晰性。

概念因为使用而更加确定

如果认为儿童关于每条具体的狗的观念一开始就是清楚和确定的，他对自己的狗的各种独特的性质具有充分的知识，那么，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确切地说，只要儿童所知道的狗，只有“菲多”这一条（而且，更有甚者，他所知道的动物只有这一条狗），那么，他最初关于“菲多”这条狗的观念是含糊的、不固定的和犹豫不决的。通过观察家里的猫，他才辨别出猫、狗这两种动物之间的不同性质。随着与马、猪等其他动物的接触，他关于狗的确定特征就辨别得更加清楚了。所以，即使没有与其他的一些狗作更多的比较，一个关于狗的概念也就逐步建立起来了。只要他达到这个程度，即认识到他的“菲多”是一条狗而不是猫或马，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动物，那么，当他与其他动物接触的时候，就能以此作为参照点，对其他的动物加以归类和区分了。在整个过程中，他试图把经验中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观念应用于所有与狗相似的动物身上，凡是能够应用的，那就说明原来的观念也适用于与狗相似的动物；凡是不适合的，他就能认识到这些动物之间的区别。通过这些过程，他的观念就获得了整体性、稳定性和明晰性。一个概念就这样形成了。

概念因使用而具有普遍性

一个模糊的、或多或少尚未定型的观念，需要经过同样的过程才能获得普遍性。这就是说，概念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被使用，而并非因为它本身就含有普遍性的成分。不能把概念的起源归结为分析，认为在观念中有一种与概念非常相似的东西，它是通过详细考査许多个别事物之后，保留其中所有类似的因素，用这种因素构成概念。其实，并非如此；一旦人们了解了概念的意义，它就进而成为加深理解的手段，成为理解其他事物的工具。从而，随着意义的确定，它的内容也扩充了。概念的普遍性在于用来理解新的事物，而并非在于构成概念的那些成分。从众多的事物中搜集它的性质，得到的是一堆废渣，这种做法仅仅是堆积而已，只能得到一份目录清单或一个混合体，而不是一个一般的观念。任何在后来的实践中有助于理解其他经验的特性，由于其应用的价值，才能具有普遍性。

刚才我们说的意见，可以与早先提出的关于分析和综合的论述作一比较。 [20] 分析的结果是：使观念具有概念的稳固性和确定性，只是强调为解决某些未知事物提供一条线索。假如一个儿童远远地看见一个动物在摇尾巴，就辨认出那是条狗，那么，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特征现在清楚了——从对动物整体的、模糊的认识中分离出来了。这种分析和化学、生物学的科学工作者的分析不同，后者更注重为确认尽可能多的事物提供线索，他希望找到这类符号，使无论事物在特别异常的情况下，还是以一种模糊的隐蔽的形式存在，运用这种符号都能得到辨别。那种认为选择出来的性质其实在心里早已明确了，只是后来才和其他性质分离开来的观念，好比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一样，前后颠倒了。正是由于选择，才能提供证据和线索，辨明事物的特征，而没有作出选择之前，就不能辨别事物的特征。

如果说分析可以使意义明确，那么，综合则可以使观念得到扩充，具有普遍性。综合与分析是互相联系的，一旦任何性质被确认下来，并且赋予它自己特殊的意义，我们的思想就马上寻找可以运用这种意义的其他事例。在运用的过程中，原先意义分离的各种事物，成为在意义上融合、同化在一起的事物。这样一来，它们就属于同类的事物了。甚至一个儿童也是这样，一旦他掌握了一个字的意义，就试着找机会来使用它；如果他有圆柱体的概念，就会把它运用到火炉的铁管和树木等事物上面。这和牛顿在头脑中最初形成万有引力概念的过程，在原则上是没有差别的。从苹果落地的观念，他马上联想到月亮趋向于地球，然后又想到行星的运动和太阳的关系，想到海洋潮汐的变化，等等。这一观念运用的结果是：原先在一种场合下，已经被认识的、有明确含义的观念被应用到其他的事件上，应用到原先被认为彼此孤立的许多现象上，使其结合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换句话说，有了一个理解上的综合。

然而，就像刚才所说的，仅把综合的观念限制为像牛顿那样，对重要事例作出概括，那就非常错误了。相反，当任何人把一件事物的意义转移到以前似乎被认为是不同种类的事物上时，这就是综合。当一个男孩将水注入一只他认为是空的瓶子时，发出的声响使他联想到空气的存在和压力；当他理解到水的虹吸现象和船的行驶是被同样的事实联结在一起时，这就是综合。把不同的东西如云朵、草原、小溪、石头，同时纳入一幅图画，这也是综合。尽管铁、锡器、水银各不相同，但却把它们设想为同类事物，这也是综合。

3.意义的定义和组织

含糊性的有害影响

一个根本不能理解的人至少不会产生误解。但是，借助推论和解释、判断事物表示什么而获得知识的人，却总是面临曲解、误解、误会 ——有差错的理解——的危险。误解和错误的一种永久的根源是意义的不确定性。由于意义的模糊性，我们误解他人、事物和我们自己；由于歧义，我们歪曲和曲解意义。故意歪曲意义，可以被看成是胡说；错误的意义，如果是明显的，就可以被发现和避免。但是，含糊的意义过于凝结而不能提供分析的素材，过于稀软而不能为其他信念提供支持，难以对它们进行检验，也难以辨明其是非。含糊性掩盖了各种不同的意义无意识的混合，助长了用一种意义替换另一种意义的倾向，并且掩饰了没有任何精确意义的无知状态。这本是逻辑上的过失——产生最坏的理智结论的根源。完全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要降低它的程度和削弱它的能量，需要我们的真诚和努力。

意义的内涵与外延

为了清晰或明白，一种意义必须始终是分离的、单独的、独立的，也可以说是同质的。表示任何这样个别化的意义，在技术上称为内涵（intension ）。达到这样的意义单位（以及在达到时阐述它们）的过程，就是定义（definition ）。人、河、种子、诚实、首都、最高法庭这些词的内涵，就是专门而特别地附属于这些词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在这些词的定义中阐明的。

对意义独特性的检验，就是成功地划分一组事物的分界线。这组事物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其他组事物的意义，尤其是那些几乎传达类似意义的对象。河流的意义（或特征），必须能够用来表示罗纳河、莱茵河、密西西比河、哈得逊河、沃巴什河，尽管这些河流的地理位置不同、长度不同、水质不同；而且，河流的意义一定不能使人联想到海洋、池塘或溪水。意义的这种用途，即划分各种不同事物的界限并加以归类，就构成了意义的外延（extension ）。

正如定义表明内涵一样，划分（或相反的过程，分类）表明外延。内涵和外延，定义和划分，显然是相互关联的；用前面用过的语言来表示，内涵的意义是作为识别事物特征的原则；外延的意义是对被识别和区别的特殊事物的归类。作为外延，意义若是不指向某个对象或某类对象，就会是完全不着边际或不真实的；而对象如果不是在从它们联想到且始终以它们为例作说明的独特意义的基础上结合成群或类，那么，在理智上就会像在空中一样，是孤立的和独立的。

定义和划分合在一起，使我们拥有个别化的或明确的意义，而且还能说明这些意义所指的那群对象。它们代表对意义的固定和组织。任何一类经验的意义被搞得清清楚楚，以致能够作为划分其他相关经验的原则，于是在这种程度上，这类特殊的事物就变成一门科学了；也就是说，定义和分类是科学的标志，它使科学不同于许多没有联系的混杂的知识，也不同于使融贯性进入我们的经验而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在起作用的习惯。

定义的三种类型

定义有三类：指示的（denotative ）、说明的（expository ）和科学的（scientific ）。在这三类定义中，第一类和第三类在逻辑上是重要的，而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二类，其定义在社会和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1.指示的定义。一个盲人，绝不会对颜色和红色的意义有恰当的理解；一个有视觉能力的人，只有通过具有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从而注意其某些性质的事物，才能获得这种知识。这种通过唤起对事物的某种态度来确定意义的方法，可以称为指示的或陈述的（indication ）。它们需要所有感觉的性质——声音、味道、颜色——而且，同样需要所有情感的和道德的性质。诚实、同情、仇恨、恐惧的意义必须从个人的直接经验中表现出来，它们的意义才能被把握。教育改革家要改进语言训练和书本训练，通常采取的方式是诉诸个人的经验。无论个人在知识、在科学训练方面多么高明，他获得对一门新学科或一门旧学科的新进展的理解，必然总是通过那些直接地感受有争执的性质，或对其进行想象的行为。

2.说明的定义。给定直接的或以外延方法划分出来的意义存储，语言就成为一种可以建立富于想象的组合和变化的资源。对一种没有看见过的颜色，可以把它限定为介乎绿色和蓝色之间，从而给它一个定义；可以从猫科的已知成员中选择出一些性质，然后把这些性质与从其他对象中得出的尺寸和重量结合起来，以此来定义一只老虎（也就是说，使老虎的观念更明确）。举例说明具有说明定义的性质；字典中给出的对意义的说明，也具有说明定义的性质。接受人们更熟悉的意义并且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一个人所获得的意义存储就可以供他使用。但是，这些定义本身是间接的和约定的；因此存在一种危险，即不是激励人们根据个人经验去努力说明和证实这些定义，而是根据权威作为直接观察和实验的替代物来接受这些定义。

3.科学的定义。甚至通俗的定义也可以被用作对个别事物进行识别和分类的规则。但是，这样的识别和分类的目的主要是实践的和社会的，而不是理智的。把鲸当作鱼，并不妨碍捕鲸者的成功，也不阻碍在看见一头鲸时认出它来；相反，不把鲸看作鱼而看作哺乳动物，丝毫不损害这种实际结果，而且还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科学识别和分类的原则。通俗的定义选择某种相当明显的特征，作为区别事物的原则。科学的定义则选择原因、结果和产生的条件，作为它们独特的因素。通俗的定义所使用的特点，并不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事物具有普通意义和性质；它只能简单地阐明它有这些意义和性质这一事实。因果定义和产生定义确定一个事物的构造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它属于某一类对象。这些定义根据对象的产生方式来说明为什么它属于这个类或者具有共同特征。

例如，如果问一个富有经验的外行金属的含义，或者他怎么理解金属，他大概会借助（1）在辨认任何给定的金属和（2）在技艺中有用的性质来回答。在他的定义中，大概会包括平滑、坚硬、光泽，以及光亮、相对于体积的重量，因为当我们看见和触摸这些特定的事物时，这些特点使我们能够识别它们；大概还会包括能够锤打、拽拉而不断裂、加热则软而遇冷则硬、保持给定的形状和形式，以及抗压抗腐蚀这些有用的性质——无论如何，可锻造和可熔化这样的术语是一定要列举出来的。如今，科学的定义不使用这类特点，甚至也不补充说明它们，而是在另一种基础上确定意义。现在，关于金属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的：金属意谓任何与氧气结合起来而形成一种基础的化学元素，换言之，是与酸结合起来而形成盐的化合物。这一科学的定义不是基于直接感知的性质，也不是基于直接有用的性能，而是按照某些特定事物相互因果联系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指一种关系。正如化学概念越来越变成那些构成其他实体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的概念一样，物理概念越来越多地表达物质运动的关系；数学概念越来越多地表达从属（函数关系）和组合次序；生物概念越来越多地表达由各种环境的调整而影响的遗传变异关系，如此等等，整个科学领域都是这样。简言之，我们的概念在这样的程度上达到最明确的个别性和普遍性（或可适用性），即它们表明事物彼此之间如何相互依赖或相互影响，而不是以统计学的方式表达事物具有的性质。一个科学概念系统的理想是：在概念从任何事实和意义转变到任何其他事实和意义的过程中，要保持其连续性、自由性和灵活性；这一要求在如下程度上得到满足，即我们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把握使一些事物结合在一起的动态联系——一条使我们洞见产生或生长模式的原则，那么，系统的科学概念理想就实现了。

7.语言与思维训练 [21]

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

语言与思维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因此需要专门讨论。“逻辑”这个词来自逻各斯（λóγοs），一般意谓思维或理性；然而，“语词、语词、语词”只能意味着理智的贫乏、思维的虚假。学校教育用语言作为学习的主要工具（并且常常作为主要的教材）。然而，几百年来，教育改革家对学校中流行的语言的使用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语言对于思维是必要的（甚至等同于思维）这一信条，受到了语言歪曲和隐瞒思维这一论点的对抗。

对思维和语言关系的几种观点

关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一直有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它们是同一的；第二种认为，语词是思维的外表或衣服，它不是对思维而只是对传达思维才是必要的；第三种（我们在这里将坚持这种观点）认为，尽管语言并不是思维，但它对于思维活动及其交流是必要的。然而，当人们说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思维时，我们必须记住：语言包括的东西远远超出口头的语言和书写的语言。姿势、图片、纪念碑、视觉形象、手指运动——任何有意地作为一种指号（sign ）使用的东西，从逻辑上说，都是语言。说语言对于思维活动是必要的，即是说符号对传递意义来说是必要的。思维不与单纯的事物打交道，而与它们的意义，与关于它们的暗示打交道；而意义为了被理解，必须以可感觉的和特殊的存在物体现出来。如果没有意义，事物不过是盲目的刺激，或者是快乐和痛苦的偶然根源；而且，意义本身并不是有形的东西，它们必须依附在某种物理存在物上才能固定下来。专门用来固定和传达意义的存在物，即是符号（symbols ）。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推出房间，那么，他的这一动作不是指号。然而，如果这个人用他的手指着门，或者发出“走”这个声音，那么，他的行为就成为意义的载体：这是一个指号。就指号来说，我们毫不关心它们本身是什么，而关心它们表示和代表的所有东西。canis，hund，chien，dog 这四个词分别是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意思都是“狗”这个词；只要表达了外部事物的意义，用哪个词都无关紧要。

自然界的物体是其他事物和事件的指号。例如：云代表雨；一个脚印代表一个猎物或一个敌人；一块突出的岩石用来指示地表下的矿物。然而，自然指号的局限性很大。首先，物理的或直接的感官刺激很容易分散对所意谓或表示的东西的注意力。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向一只小猫或小狗指点一个食物对象时，只能使它专注于正在指物的手，而不会注意被指的东西。其次，在只存在自然指号的地方，我们主要听凭外部事件的摆布；为了得知其他某些事件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等待，直到自然事件自己表现出来。第三，由于自然指号最初并非有意作为指号，因而是笨拙的、庞杂的、不方便的、难以运用的。相反，符号则是出于传递意义的目的而引进和发明的，就像人为的工具和器具。

人为指号用于表达意义时的几个优点

因此，对任何高度发展的思维来说，人为的指号是必不可少的。语言正好满足这种要求。姿势、声音、书写或印刷形式都是严格的物理存在物，但是，它们朴素的价值有意地服从于它们获得的、作为意义表达物的价值。人为指号用于表达意义有这样三个优点：

首先，微弱的声音和细小的书写或印刷标记，它们的直接和可感觉的价值不大。因此，它们不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会影响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们的表现功能。

其次，它们的产生受到我们直接的控制，因此，它们可以在人们需要时产生出来。当我们能够构造“雨 ”这个词时，不必等待雨的某种自然前兆把我们的思想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我们不能制造云，但我们能够制造这种声音；而作为一种意义标志，这种声音像云那样很好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第三，任意的语言指号运用起来十分便利和容易，它们简洁、轻便、精巧。只要我们活着，就要呼吸，而且通过喉咙和嘴的肌肉变化而变更声音的量和质。这是简单、容易并可以无限控制的。身体姿势以及手和胳膊的姿势也可被用来作符号，但是与调整呼吸产生声音相比，它们是粗糙的，不好运用的。难怪口头言语被选作为有意的理智符号的主要材料。声音是精巧的、精练的、容易修改的，也是短暂的。诉诸眼睛，书写和印刷语词系统弥补了这一缺陷。书写的词不变（litera scripta manet ）。

记住意义和指号（或语言）的密切联系，我们就可以更详细地说明：（1）语言为特定意义做些什么；（2）语言为意义的组织做些什么。

语言选择、保存和应用特定的意义

在个别意义的情况中，一个词语指号（a）选择一种意义，即把它从含混不清的、变化不定的东西中分离出来（参见本卷第228页）；（b）保存、记录、存储这种意义；（c）在需要时应用它来理解别的东西。用一种混合的隐喻方式，把这些不同的职能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一个语言指号是一个围栏、一个标签、一个载体——集三者于一身。

（a）文字是一堵围墙。谁都体验过，对于一个朦胧含混的东西，获知了适合它的名字，就能够使它完全清晰和明朗。有的意义看上去几乎伸手可及，却又难以捉摸；它不凝聚成明确的形式；命定一个词，就是以某种方式（到底用什么方式，几乎是无法说明的）对意义加以限制，把它从虚空中抽象出来，使它成为一个依靠自身的实体。当爱默生（emerson）说，他更愿意知道表示一个事物的真正的名字，即诗人赋予的名字，而不愿意知道这事物本身时，他大概是想到语言的这种启发的功能。儿童在要求和获知自身周围每个东西的名字时所表现出来的乐趣说明，对于他们，意义正在变成具体的个体，因而他们与这些东西的交往正在从自然的水平转变为理智的水平。原始人赋予语词以魔力，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命名任何东西，就是给它一个称号；把它从纯物理现象提高到一种独特而持久的意义，从而使它获得尊严和荣誉。在原始传说中，知道一些人和事物的名字并且能够操纵这些名字，就是占有它们的尊严和价值，就是掌握它们。

（b）文字是一个标签。事物产生又消亡，或者我们产生又消亡，而且不管怎样，事物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与事物直接可感觉的关系是十分有限的。自然指号引起的意义联想，限于能直接接触或观察的场合。但是，由语言指号固定的意义却为未来的使用保存下来。即使没有表示某种意义的事物，也可以产生语词，从而使事物具有那种意义。由于理智生活依赖于对大量意义的占有，因而不会夸大语言作为一种保存意义的工具的重要性。当然，存储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无菌的；同样，即使语词保持住原样，也会有讹误，有意义的变化，这是每个生存的人都要为生存的权利付出的代价。

（c）文字是一种媒介。当一种意义被一个指号分离出来并且固定下来时，就可以在新的语境和情景中使用这种意义。这种转移和重新应用，是所有判断和推论的关键。一个人认识到某一片特定的云是某一场特定的暴风雨的先兆，如果他的认识到此为止，那么，这对他不会有什么益处。这样，他就不得不一遍一遍地重新学习，因为下一次的云和雨不同于上一次的云和雨。这样，任何理智的累积增长都不会出现。经验可以形成适应自然的习惯，但不会教人们任何东西，因为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利用旧经验来预料和调整新经验。能够用过去的东西来判断和推论新的和未知的东西，这意味着，尽管过去的东西已经消失，它的意义却以某种方式留存下来，以至于可以被用来确定新东西的特征。语言是我们巨大的运载工具：像易于操纵的载体，通过它们，把意义从与我们不再有关系的经验运送到那些尚模糊不清和无法确知的经验中去。

语言指号是组织意义的工具

在强调特定意义的指号的重要性时，我们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指号不仅划分出特定的或个别的意义的界限，而且是把种种意义按其彼此关系加以组织起来的工具。语词不仅仅是单个意义的名字或名称；它们还可以把意义相互联系、组织起来而形成句子。当我们说“那本书是字典”或“天空中那团模模糊糊的光是哈雷彗星”时，表达了一种逻辑联系——一种超出自然事物领域，进入种和属、事物和属性的逻辑范围的分类和定义的活动。命题、句子和判断的关系，与主要通过分析命题的各种不同类型而形成的独特的语词和意义或概念的关系相同；正如语词隐含句子一样，句子隐含它所适合的、连贯的、更大的篇章整体。正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语法表达一般心理的无意识的逻辑。构成思维效用资本的主要的理智分类，是由我们的母语为我们建立起来的。使用语言时，我们对于自己正在运用本民族的理智系统恰恰缺乏明确的意识，这表明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语言的逻辑分类和组合。

（马明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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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8卷，第85—93页。首次发表于1933年，为《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一书第1章。

[2] 暗指通常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原则或普遍真理产生关于其他真理的信念；其他的短语则通常用来指这样的情况，即一个事实或事件导致我们相信某个其他的事实或规律。

[3]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8卷，第94—98页。首次发表于1933年，为《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一书第2章。

[4] 密尔：《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 ），导论，第5节。

[5] 洛克：《理解能力指导散论》（the conduct of the understanding ），第1节。

[6]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8卷，第142—148页。首次发表于1933年，为《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一书第6章。

[7] 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8卷，第119页和第145页（均为边码，下同。——译者）。

[8]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8卷，第149—158页。首次发表于1933年，为《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一书第7章。

[9] 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8卷，第187页。

[10] 要检验和具体说明这种说法，应当参见第6章提出的三个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