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校念书的时候——也许是在进小学校之先——记得老爱走上离城市稍远的江边上去玩。因为在那里有的是清新的空气，浓绿的草场，和桑槐的并立排着既不知从何处始也不知在何处终的树影，而从树桠里望出去的长空，似乎总是一碧无底的。在这些青葱蓝碧的中间，记得还有许多喳喳唧唧和悠然长曳地沁的一声便踪影全无的飞鹰的绝叫声听得出来。置身入这些绿树浓荫的黄沙断岸中间，躺着，懒着，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那时候这清净的钱塘江上是并没有轮船的——和隔江的烟树青山，我总有大半日白日之梦好做。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

后来读到了般生（bjoernstjerne bjoernson——这位农民艺术家生于一八三二年，卒于一九一○年，是和伊孛生并立的一位北国的巨人）的农民小说，才知道挪威渔村里的青年，大半也是具有着这一种天性的。由这大自然的迷恋，必然地会发生出一种向空远的渴望（就是德国人的所谓sehnensucht nach der ferne），从这向空远的渴望中，又必然地会酝酿出一种远游之情（就是德国人的所谓wanderlust）来。想来想去，这三重要素，大约是不已地使我想拿起笔来写些东西的主要动机。因为对现实感到了不满，才想逃回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一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地要起来的，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的奴隶，而变作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eeternal pilgrim）。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这前后的内心的经验和外来的影响，曾在《沉沦》单行本的序文和《过去集》头上的一篇《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里写过一点，这里可以不再提起，且让我来谈谈以后的心情起伏与现在的噤若寒蝉的畏缩的由来。

流刑的判处期间总算满了，with a diploma 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后先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英国的一位讽世家所说的life is a prison without bar的这一句金言，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的。

然而这一个bastille的囚牢终于破裂了，许多同我一样，在一样的幽闭状态里的青年都狂奔出来了，霹雳一声，天下响应，于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可是反将过来，就是“青年倒霉！革命落空!”在囚牢里奔放出来的成千成万的青年，只空做了一场欢喜的恶梦，结果却和罗马帝制下的奴隶一点儿也没有差别，照色照样地被锁住了脚锁住了手，日日要往热日下去搬石头抬梁柱，说是神圣至尊，劳苦功高的这位augustus要营宫殿，造鹿台。命令一下，谁敢不遵，因为旁边站立在那里作监督的，一个个都是左执皮鞭右拿阔斧的狞凶的卫士。你搬石抬梁稍或迟缓一点，自然是轻则一鞭，重则一斧，谁还来向你讲理？在这一个出狱之后的苦役状态之下，我也竟垂垂老了，气力也没有了，喉咙也嘶哑了，动都动弹不得，哪里还能够伸一伸手，拿一拿笔！

沉默了这许多年，本来早就想不再干这种于世无补，于己无益的空勾当了，然而友人说定要我写一点关于创作生活的经验，我也落得在饿死之前，再作一次忏悔。好学一学歌德在垂死的时候所说的mehr licht!……mehr licht!（更要光明！更要光明！）“辛苦半生，聊复尔尔；未来一劫，如是云云。”这是我一位亲戚王老在今年元旦未死时写下的春联，摆在这里做一个尾巴，却正合适。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