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三种经验概念。第一种形成于古代古典时期，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就时间长度而言，它是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第二种经验概念是十八、十九两个世纪的特征。尽管它是较为新近的概念，却是我们现在使用“经验主义”这个词时通常在脑海中浮现的概念。第三种是最新的动向，仍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在讨论它们的时候，大可忘掉一个个经验主义者，仅仅考虑各种经验概念。因为如果我们以“主义”开头，就会有陷入徒劳无功的论辩术的危险，正如多数关于“主义”的讨论那样；而各种经验主义背后的经验观念以及相关争论，至少都是解释同一个确定主题的不同尝试。
要理解希腊人关于经验的本质和局限的概念，从我们现在对“经验的”一词的使用中可以最容易、最直接地得出线索，比如我们说医学长期以来建立在纯粹的经验基础之上，医学的实践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者。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psychology ）中讲述的关于老式铁路列车司闸员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讲解。当火车停在站台上，车厢内满是从锅炉里冒出的烟尘时，乘客开始抱怨。司闸员回答：“只要火车一开动，就不会有烟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司闸员说：“它总是这样。”从希腊人的观点看经验和“经验的”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讲解。大量的天气预报，艺术和手工艺依赖的大量信息，部分医药、锻造、木工、制鞋，等等，都是经验知识的实例。从反面说，虽然“经验”提供的信息是相当可靠的，即对实践功利或行动目的是可靠的，但它并不涉及或依赖任何关于事件的原因或理由的洞见。如果我们从总体上勾画希腊哲学家对经验的论述，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本质的东西。它指过去积累的信息，不仅仅是个人的过去，而且是社会的过去。它通过语言传递，甚至通过各种手工艺师的关系来传递，就此而言，这种信息浓缩为必然的概括。它们告诉人们如何做某种事情，比如建造一个房屋、制作一个雕像、领导一支军队，或者在一定的情境下预期发生什么事情。
在柏拉图那里，经验开始成为一个贬义词，这种贬义在哲学的古典时期始终伴随着它。我认为，这种贬义观点的理由是相当明显的。这种知识与另一种知识相对比而言，处于不利的位置，后一种知识依赖我们关于为什么某事发生的洞见，或者说，依赖我们对事情的理由或原因的理解，因为总的说来，在早期思想中，“事情的理由”和“事情的原因”基本上是同义的。如果你知道为什么 一件事情发生，那么，你就理解了它，你就把握了它发生的理由。所以，经验和经验知识与科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科学意味着理解或者理性的领会。柏拉图拿几何学家系统、理性地建立起来的知识，与木匠可能使用的概括作对比来阐明这种区别。经验具有习俗的一切局限。的确，整个经验概念与习惯和习俗即使不相等，也有紧密的联系。它是过去的集体记忆或储蓄，就像司闸员所说的“不会有烟了，因为它总是这样”。过去反复出现的事件留下某种确定的预期：事情将继续这样发生。所以，经验不能产生科学那样受人尊敬的知识，而只能产生意见；尽管意见有时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说这是巧合，因为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正确。
亚里士多德对经验的本质以及在哲学中它被给予较低地位的原因有更系统的论述。众所周知，对他来说，经验不是感觉也不是知觉，而是关于事物积累的、实践的、有组织的信息。它产生于过去经验的积累，从过去经验中筛选成功因素，剔除不成功因素。
亚里士多德持有梯级知识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终归是从柏拉图那里得来的——一个梯级系列：首先是感觉，然后是把感觉组织起来的知觉。现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甚至在感觉中也有形式，即使在知觉中，我们也可以把握形式，而不单是质料或材料，因为我们可以把握性质、特性、特征。知道椅子，就是知道某种结构，它定义一整类对象；知觉到某个东西是椅子，就是把握到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只要行得通就是普遍的。接下来就是想象。它保留了形式因素，即结构因素，却忽略了质料。我们的想象，即我们的再生想象或记忆，虽然没有把握纯粹的形式，但与直接感官知觉相比，它对形式的把握更少地陷入感觉和质料之中。有一种潜意识心理机制，与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一样，具有生物学的成分。通过这种机制，形象得以保持并或多或少地相互融合，那些相似的形象相互加强。因此，我们获得了一类 事物这样的观念 ，虽然这是非科学的观念，却依然是一种 观念。它是经验的分类或概括，这就是经验。
首先是感觉，然后是知觉，再然后是再生的记忆或再生的想象，后来是这些形象在经验中的巩固或者组织。伴随着这种一般观念，还有某种一般的行动趋向，它指向某种结果形式，即习惯。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积累过程通过语言，通过教育，在艺术和手艺中继续进行；它不仅仅贯穿个人的一生，而且代代相传。因此，标准的行动方式，标准化的信念、预期、材料和技术聚合体，构成了经验。
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多的是整个经验），经验都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即为我们提供一个得到巩固的、净化过的过去经验的结果，它在形式上使那些经验可以为将来的行动所用。但是，如同在柏拉图那里，经验与科学、理解或领悟形成对照，后者依赖理性。事实上，这种对照定义了理性：凡是为我们提供完全没有质料的纯形式的东西，就是理性，就是经院派和早期现代哲学中的纯粹理智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经验概念的主要修改，是阐述了理性理解是从经验开始逐级上升而后出现的。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存在某些东西，经验知识是关于它们的唯一可能的知识。在对象和事件没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地方，在偶然性因素进入的地方，经验知识是我们能够获得的唯一知识，尽管它不是组成科学的明证性知识。因此，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事务中并不存在普遍性和必然性；并且，就像亚里士多德常说的那样，关于某个主题，一个人有学养的标志是：他所期待的观念的精确性并不高于该主题本身允许的程度。
我或许应该顺便指出一点，尽管这可能与我的主题并不严格相关，但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我看来，这比很多受到强调的区别更加重要。柏拉图充分意识到，政治和社会事务不由理性支配，不具有理性的和必然的形式。但是对他而言，问题的大部分是考虑在什么条件下，道德和政治可以真正地成为科学，社会立法问题由理性支配。因此，他的《理想国》是一种尝试，至少理想地描绘在什么条件下政治和道德真正成为有理性的事务。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样的抱负。我不会说他很愿意让畜生去讲道德和政治，但是他愿意把它们留给概率和意见，留给某种程度的猜测，尤其是留给精明专家的直觉。理性的或科学的控制留给纯理论或纯理智的事务。因此，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在实践事务——包括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和理论之间作出的区分更为明晰。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重视经验。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心理学上说，理性的功能只是从感觉开始的一系列逐级上升步骤的结果。对他而言，不存在原初的、分离的、独立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必须经历经验阶段，所以即使是一个科学家，在处理明证的和理性的事情时，也需要一个经验阶段的准备，这是他自己的发展和教育的问题。理性的洞察对经验的依赖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认识论的。这是一个生物学问题，有人可能认为是个人履历和教育问题。达到某种高度与爬梯子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而是由于事情如此构成；在某种条件下，我们不爬梯子就不能到达某个特定的地方。
我想强调一点，它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到了，但它对于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必需的，即希腊人不像现代人那样把认知或理智与行动分离开来。在现代思想中，主要是通过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这种分离才流行起来。只要能做到，康德不把所有合并在一起的东西分离开来是不会满足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希腊人试图从一个中得出另一个；而是说，他们总是成对地看待它们，因此不同的活动阶段与理智认识的不同阶段之间有直接的、密切的对应。感觉与欲望之间的联系比它与知识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中是相当基本的。如果我们从味觉和嗅觉开始，它们与饥饿这种欲望之间的联系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即使在视觉和听觉这些更高级的感觉中，这类感觉也在本质上是与欲望相联系的生物活动的官能。你可能会记得柏拉图描述的一个故事，他以道德的观点描写了一个人的欲望，这个人的体面感使他不去看一个（动物）尸体，但他最终还是睁开眼睛并且说：“在那儿，吃个饱吧。”换句话说，一种需要被满足的饥饿感由眼睛表达出来，就像可以由味觉和嗅觉表达一样。想象作为记忆对应于某种特定的行动路线，与某种经验形式的再生形象联系在一起。习俗和习惯与经验知识的实践或行动部分相对应或相关联。最后，带有对完美形式、理念和理想的审美满足的观赏，在柏拉图那里是纯粹直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自成一体的理性活动。与观赏相对应的是纯粹理性的具有神性本质的活动，即理论 （theoria ）。
我要求大家注意这一点，理由是：尤其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经验通常限于指那种一般叫作“实践”的活动。我们说，“这是实践的”，“这是一个注重实践的人”，是指那种适合于取得某些非常有限的功利的活动——功利而不是更高的价值。最高的活动是纯理智活动，因此，它必须与每一种实践活动区分开来。后来的哲学继承了这种对“经验”的轻视，认为“经验”与较低级的实践行动相联系；与之对比，纯理性活动具有更高的价值。
经验因此被等同于关于物质的有限的功利的行动，并且与科学相对立。由于经验是限于有限功利意义上的“实践”，经验不可能上升到凡俗事物之上。手艺人是经验的典范，他依赖工具和材料；因此，他的活动决不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高雅的。但是，理论活动是在理性范围内由理性进行的，因而完全无需外来的帮助。甚至道德和政治活动也是实践的，因为它要求他人的合作，不像纯粹思想那样是自足的。
于是，古典哲学认为经验有三大局限，存在着经验知识（严格地说，是信念和意见而不是知识）与科学的对立，存在着实践的局限性和依赖性与理性思想的自由特征之间的对立。经验的这两个缺点还有形而上学基础：感觉和身体行动仅限于现象界，而理性就其固有本性来说近于最终实在。于是，这三重对比意味着经验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受轻视，还在道德上受轻视：两种活动在价值上有区别，一种活动限于身体物理事物，源于需要和获取暂时的功利；另一种活动飞升到理想的和永恒的价值。道德上的贬低渲染了前两个方面，并赋予它们人性的价值。
即使后来思想对经验概念作了大力改造，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仍然受到老式的批评。即使再多的经验，也不能建立普遍的必然真理。它不能超越一般的东西，亦即通常的和惯例的东西。实在被看作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显示为使事物必然是其所是的本质，而经验“知识”则限于变化的、偶然的东西。例如，数学是自然科学中唯一真正科学的因素，超出了经验的能力。虽然在社会道德和政治领域里，亚里士多德满足于经验结论，因为他认为它们属于概率的王国，但随着基督教的到来，把道德建立在绝对真理之上的要求出现了。因此，在这个领域，经验主义也开始变得可疑，因为它不能提供普遍的必然真理。
在很多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经验的论述从正面说，是一种诚实的经验报告。因为在新实验科学产生前，古代和中世纪拥有的那种经验就是以上描述的那种经验。没有任何技术使经验观察和预期的理性控制得以实现。就我看到的而言，人们无法预期这种技术可以产生，人们无法看到理性思想如何得到经验的推动，从而经验能够孕育新真理并检验由经验生出的信念。经验和理性理想之间的鸿沟，似乎是固定的、不可逾越的。经验在数量上可能增长，但是它无法改变它的性质。
简而言之，上述关于经验的论述是当时文化条件下的正确陈述。那个时期的哲学犯下一个错误，以为某个特定文化状态的含义是永恒的——这是哲学家和其他人都很容易犯的错误。倘若那个时期的经验是一切可能经验和将来经验的尺度，我不知道如何回击这种关于经验本性的观念。但是，有一个要点应该被牢记（当前时期的哲学家没有理由忽视这一点），即后来的发展表明，经验可以在它自身内纳入理性控制。
谈第二个典型的经验概念时，我将来一个突然的大跳跃，谈论约翰·洛克阐述的观念；由于时间不够，我将跃过他之前的思想家们重要的前期观念。然而，我不由自主地要说到罗杰·培根（roger bacon）和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独特之处，是他们（对经验）的评价有一个彻底的转变。正如我们看到的，古典哲学把经验等同于由习俗和加固的记忆得来的信念和技能，认为它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过去的奴役。思想家们开始把事情颠倒过来。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理性真理，感染了陈词滥调和盲目接受权威的毛病。相比之下，“经验”表示某种鲜活的、人身的东西，而“理性”指示一些论断和教条，其威力来自习俗和传统。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种转变伴随着另一种同样彻底的变化。古典思想颂扬共相，认为个体只有作为共相的器官才是有效的。在洛克之前的几个世纪，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即认为前人所说的普遍的、客观的东西是外加给人的沉重负担，并把个人当作自由的落脚点和一切理智与政治进步的源泉。这种双重的评价逆转是文化发生变化的迹象，也许比技术性的经验概念中的任何因素都更加重要。
约翰·洛克把这种新精神发扬光大，他把经验定义为本质上由观察组成的东西，这种观点意味着经验是与自然直接的、第一手的、人身的接触。这时候，观察通过感觉来进行。于是，如果观察是对有效知识的起源的检验，在物理问题上，只有通过感觉产生的“观念”才可信任。他对观察的信任，是他对天赋观念产生敌意的根源。如果仔细阅读他对天赋观念的驳斥，就会看到他的驳斥不是技术性的。按照他对那个时期的解释，天赋观念成了无根据的传统和任意妄为的权威的大堡垒。根据定义，天赋观念不受批评和检验。说一个特定的“原则”是天赋的，你会自动地使它免受批判的考察。
洛克认为，大部分所谓的天赋观念，特别是在道德领域，事实上都是幼年从祖父母或保姆那里得来的。的确，在那么幼小的岁月，人们不记得它们的起源了，于是便以为它们一直在头脑中，一开始就植入心灵之中。洛克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先天的东西的反驳，是对强加的和第二手东西的反驳。他谈到过度地依赖不加批评地阅读书本的做法时，重申了他的动机。其精神就是蒙田（montaigne）和其他“现代人”的精神。我们要理解他强调观察和感觉的做法，就必须记得他的矛头指向同时代的思想倾向中的哪些方面，这对于所有哲学家的许多事情是一样的。他强调的精神，是我们称作启蒙运动精神的一部分——这场首先在神学中、然后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的运动叫作“理性主义”——这些转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诸多文化变革用明确的词语表达了出来。
在洛克的思想里，感觉和观察的特征是它们的强迫性，因而这也是经验的特征。它们被强加给我们，不论我们喜不喜欢；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就会不由自主地接受某些“简单观念”。这种意志和意见的强迫是它们有效性的基本保证——至少是我们的体格允许的唯一保证。强迫可以防止胡思乱想和约定信念的偶然性。与这种不可逃避的力量相对比，由我们构造并贴上“理性”标签的那些观念是我们自己的构造物，因而是可疑的，除非我们可以用“经验”——也就是观察——来检查它们。因为，根据洛克的观点，观察是自然而不是我们心灵做出的事情。因此，他强调白板说和印象接受的被动性。
洛克坚持古典传统，他认为经验不能提供普遍知识，并得出结论：没有关于自然现象的精确科学，只有足够让我们过生活的概率。安置在我们心里的理解力的蜡烛足够明亮地照耀着我们脚下的道路。另一方面，他认为伦理学和数学是真正的科学，虽然它们以从观察得出的观念为出发点，但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 是由我们控制的，是由心灵产生的，因此无需与任何外在的“原型”相符合。它们是自己的模型和来源，因此可以成为经验的规则；它们自身就是模式，而无需服从其他的模式。换句话说，洛克本人并不像有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与感觉主义者同类的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认识到关系对于真正的科学知识而言是必要的，把它们看作“理解的工艺”，尽管关系项来源于观察。
在洛克观点的展开中，下一步是把关系和要素还原成感觉的形式。快乐和痛苦被当作感觉的种类；根据洛克的18世纪法国追随者的观点，注意、欲望和意志都可以从感觉的合适联想中得出。在洛克本人看来，联想是一种力，通过这种力，事物之间客观的或“自然”的联系被非自然的联想所取代——例如，有时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的韵律。在那些把自己的观念写成一个广博的逻辑系统的人看来，联想是把感觉即经验的要素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可能的纽带。
在英国，詹姆斯·密尔和他的信徒们全心全意地接纳了这样建立起来的系统。这个系统如此的广博，如此得到热烈拥护，以至于它的流行使很多本该更有学识的人认为，唯独联想论的感觉主义有权享有经验哲学的名誉。其中一些人尽管抵制这种哲学，却似乎极端地认为它是实际经验的恰当解释。实际上，康德本人就把它当作对经验中经验的东西的恰当描述。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经验要成为融贯的、有认知作用的东西，就必须由先天的因素来补充。
这种感觉哲学，就其总体格局来说，变成了心理学，并在一个时期被誉为真正“科学的”。正如桑塔亚那所说，从它对大量常识信念的冲击来说，它是一种恶毒的心理学。但是，从这种哲学与当时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说，我们必须看到，它的恶意针对的是各式各样有影响的迷信的独断论和任意的政治权威，因为它自己的意图既不指向科学也不指向常识。就科学而言，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摆脱这些力量的压迫之后，科学将繁荣发展并成为支配生活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这群经验论者的确是“理性主义者”并具有激进的特点。
他们的哲学意图就是成为并且也被用作批评的工具，以图打破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教会和政治制度。它使用洛克的标准，要求所有的制度都通过自然作用于我们，从而产生起源于经验的凭证，却忘了根据他们的哲学结论 ，“自然”在法庭上不再有一席之地。然而，我们回头看看，很显然，自然和经验相联系作为有效性的唯一保证，存在着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使感觉论的经验主义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批评和瓦解的工具，远远超过作为它的逻辑结论的怀疑主义。作为一种武器，如下事实加强了它的威力：它把属于自然秩序观念的力量与鲜活的、无阻碍的个人经验的力量结合起来了。
从正面来看，这种经验哲学被用来彰显教育的重要性，或者用爱尔维修（helvétius）的话来说，教育的万能。与观察的强迫性相联系，洛克坚持心灵的被动性和接受性。如果心灵中没有空白，世界不可能在心灵上打上准确的印记。法国思想家从这种被动的、空白的心灵观点开始，实际上断言说（至少有几个极端分子这么说），通过控制心灵的印象、感觉和观察，特别是通过控制那些与快乐和痛苦一起形成的联想，你可以建立任何你希望的心灵类型或者性格类型，不好的制度和所有的定律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们腐蚀心灵。它们把幸福和成功与错误的事情联系起来。恰当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把快乐的感觉与对社会有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痛苦的感觉与对社会有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教育的责任是促进这种（联想）行动——边沁不仅在教育问题上，而且在立法和司法程序上，都采纳了这种观点。
因此，从肯定的方面来看，不论是否实现，经验主义是一种理想。它与18世纪的进步观念和人性可无限完善的远景的展现相联系，只要清除了不好的政治制度和教会制度产生的腐蚀，教育和理性就会获得机会。
18世纪和19世纪初，尽管在洛克那里对典型的经验主义有一个确定的理智基础，但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社会学说，这个学说的着重点是它可以被用作武器。由于所有历史都强调这个方面，我将略过休谟给早期的经验学说定下的怀疑论方向。它表明，随着洛克的简单观念的辩证发展，其结果是关于外部世界和自我存在的彻底怀疑论。休谟对经验论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使习惯和习俗的概念及其重要性重新得到重视。当然，那个时期的生物学和生理学水平还不能使他说明习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习惯仍然是一个简单的神秘联结，但他的确引入了联结原则和组织原则，尽管是从后门引入的，这个原则消解了洛克的“简单观念”的后果。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这场经验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批判的、否定的方面。作为传统学说的一种溶剂，它的威力远远大于它在建构方面给予的推动力。当总体文化形势提出正面建设性取向和推动力的要求时，就出现了建立一种新型哲学的文化机遇。
因此，19世纪的德国哲学应运而生。它从康德开始，经过德国哲学整个浪漫时期和新浪漫时期，后来在80和90年代的英国得到采纳，并在各个大学（从前是经验哲学或者修正后的经验哲学的中心）成为主导的思想模式。那里需要某种保障，以避免经验主义破坏性、消溶性的倾向走向极端。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表明那种哲学如果不经检查而放任自流，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提到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论的反应，是因为它对某些经验学派的成员影响非常强烈，比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当然，他在一个最严格的经验主义者团体里，由他的父亲詹姆斯·密尔培养长大。但是，通过个人的经验，通过那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通过一些直接的影响，特别是科尔律治和沃兹华思的影响，他察觉到历史上经验主义的缺点，并感到需要某种东西为生活和行动提供一个更稳定、更有建设性的基础。他使用各种办法来获得这个基础，而又在根本上不放弃他的经验主义。也许，他最有特色的办法是发明了一些牢不可破的联想。最使他困扰的是：如果一些联想可以建立一个正面的行动，它也可以被破坏，只剩下一个没有任何方向的人。所以他发现（我认为更像是发明）了一种机制以建立不会被打破的联想，这些联想如此稳固，以至于可以为必然普遍原则的所有实践目的服务。
然而，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里，比他的心理学实验——从逻辑上说，心理学实验是变化不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对逻辑的兴趣。关于经验，他把中心注意力从经验的心理学的表达转移到科学方法问题上。密尔在逻辑上的兴趣，主要归因于他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兴趣，这是一个很容易确定的事实。他真正的问题是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方法如何用于考虑政治和经济事务，从而使这些事情脱离单纯的观念和偏见的领地。
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密尔的逻辑本身是一个不融贯的混合体，其中有从感觉联想得出的心理学前提，有对科学方法和科学步骤本身的真正兴趣。我认为，我可以相当公允地说（尽管我不认为这个陈述可以得到证明），间接而非直接地，这种变化有一个相当确定的结果：它是第三种经验概念的一个前奏和促进因素，这个概念使我们进入近期和当前。至少在我们为了简便起见不考虑数学的条件下，自然科学依赖于经验，这是一个事实，或者说，看起来像一个事实。同时，如果经验是感觉联想论者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不可能产生科学，这是无可辩驳的。因此，某个地方存在着错误，要么自然科学对经验的依赖没有热衷这个话题的人所说的那种密切，要么经验不同于古典概念和18世纪概念所做的分析，是另外一种东西。
此外，自然科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感觉主义者不能说明这个特征，也不能使这个特征成为可能，这个特征就是实验。因为所有的实验都涉及有控制的活动，它们受观念引导，受思想引导。例如，当前的物理学涉及极为精细、复杂的思想图式，是感觉或任何观察都鞭长莫及的。因此，事实看起来似乎是：那些在科学实验和组织中充当理论和假说的观念既不是感觉的摹本，也不是由过去的经验和观察指明的，它们具有自由的、想象的性质。这是任何直接感觉或观察都不具有的。
现在，沿着这种思路，我们至少可以推导出威廉·詹姆斯哲学的一个方面，即有效性不是一个起源问题，也不是一个前件问题，而是一个后承问题。人们通常认为，这个与所有实用主义的哲学相联系的陈述，仅仅针对以前的理性主义。它更直接的攻击对象是以前的经验主义。例如，密尔沿袭经验主义传统，他非常明确地说，有效性的所有证明或明证都是前件问题，观念就是由前件构造出来的。我认为，詹姆斯整个哲学的核心观点是：观念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的起源，而在于它们被用来引导新观察和新实验时产生什么结果。我认为，他的《心理学》的一些章节，特别是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比他的《实用主义》讲座更好地论述了这个观点。因此，至少有一个因素产生了新经验概念和新型经验主义，不论我们把这个因素归入两种以前的历史体系中的哪一种，都不能理解它。这是哲学史面临的一个困难。哲学史趋向于阻碍独创性，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培养一种心灵习性，让它相信每一个观念都必须按照某个先前存在的系统来解释或理解。很明显，一个好观念，我指一个真正重要的观念，包含着背离先前形成的体系，而且评价它的标准必须由它的批评者和获得该观念的人共同制定出来。
实验习惯、向前看、向将来看，以及将观念投入使用等思想的普及，使经验概念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另一个因素是老式的内省心理学的衰落和一种有客观基础、本质上是生物学基础的心理学的发展。举个例子说，如果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看待感觉，就不可能得到与旧分析心理学提供的相同的感觉概念。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具体节点上，我们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从生理学角度来说，感觉显然是行为机制的一部分，与运动器官有直接的联系。感觉导致运动模式的刺激并保持下去，除非训练形成的联结开始起作用，在那种情况下，它们成为有意识的感觉或感觉性质。换句话说，它们必定与行为模式的确定相关，例如通过某些路径建立内在关系，这些路径通往从未有过的行动模式。
在思想史上，第三种关于经验的观点多少还处于萌芽状态，它仍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但是，我试图提请大家注意两种倾向，或者说两个主题，它们对于发展经验的新型解释、从而对于发展一种新型的经验主义是很有影响的：一种是在由结果进行证实和验证的过程中的科学实践，尤其是观念、假说和实验的使用；另一种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学路线，它产生于客观地看待事物，从生物学观点而不是内省分析的观点看待事物。
（熊文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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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51页。
[2] 首次发表于《观念史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5年，第3卷，第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