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的简略的回观——
转眼又到民国三十年，用古话来说，就是一世了。这一世的经历真比前些世代都重要而更繁多，教大家都感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着。这三十年的政治史，说起来也许会比任何时代都来得复杂。不过政治史只是记载事情发生后的结果，单从这面看是看不透的。我们历来的史家讲政必要连带地讲到俗，固为风俗是民族的理想与习尚的反影，若不明了这一层，对于政治的进展的观察智能见到皮相。民国一世的政治史，说来虽然教人头痛，但是已经有了好些的著作。在这期间，风俗习尚的变迁好像没有什么完备的记载，所以在这三十年度开始，我们对于过去二十九年的风尚不妨做一个概略的回观。自然这篇短文不是写风俗史，不过试要把那在政治背后的人民生活习尚叙述一二而已。
民国的产生是先天不足的。三十年前的人民对于革命的理想与目的多数还在睡里梦里，辛亥年（民国前一年，也是武昌起义的那一年）三月二十九的下午在广州发动的不朽的革命举动，我们当记得，有名字的革命家只牺牲了七十二人！拿全国人民的总数来与这数目一比，简直没法子列出一个好看的算式。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住在离总督衙门后不远的一所房子，满街的人在炸弹声响了不久之后，都嚷着‘革命党起事了’！大家争着关铺门，除招牌，甚至什么公馆、寓、第、宅、堂等等红纸门榜也都各自撕下，唯恐来不及。那晚上，大家关起大门，除掉天上的火光与零碎的枪声以外，一点也不见不闻。事平之后，回学堂去，问起来，大家都说没见过革命党，只有两三位住在学堂里的先生告诉我们说有两三个操外省口音，臂缠着白毛巾的青年曾躲在仪器室里。其中有一个人还劝人加入革命党，那位先生没答应他，他就鄙夷地说：‘蠢才，有便宜米你都不吃、……’他的理想只以为革命成功以后，人人都可以有便宜的粮食了，这种革命思想与古代的造反者所说的口号没有什么分别。自然那时有许多青年也读过民族革命的宣传品，但革命的建国方略始终为一般人所没梦想过，连革命党员中间也有许多是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着什么事情。不到六个月，武昌起义了。这举动似乎与广州革命不相干，但竟然成功了。人民的思想是毫无预备，只混混沌沌地站在革命的旗帜下，不到几个月，居然建立了中华民国，
民国成立以后，关于礼俗的改革，最显著的是剪辫，穿西服，用阳磨，废叩头等等。剪辫在民国前两三年，广州与香港已渐成为时髦，原因是澳美二洲的华侨和东西留学生回国的很多。他们都是短服（不一定是西装），剪发、革履，青年学生见了互相仿效，还有当时是军国民主义的教育，学生的制服就是军装。许多人不喜欢把辫子盘过胁下扣在胸前的第一颗褂扣上，都把它剪掉，或只留顶上一排头发，戴军帽时，把辫子盘起来，叫做‘半剪’。当时人管没辫子的人们叫做‘剪辫子’或‘有辫子’，稍微客气一点的、就叫他们的打扮做‘文明装’或‘金山文明装’，现在广州与香港的理发师还有些保留着所谓‘金山装’的名目的，在民国前三年，我已经是个‘剪辫子’，先父初见我光了头，穿起洋服，结了一条大红领带，虽没生气，却摇着头说，‘文明不能专在外表上讲。’
广东反正，我们全家搬到福建，寄寓在海澄一个朋友的乡间。那里的人见我们全家的男子，连先父也在内，都没有辫子，都说我们是‘革命仔’。乡下人有许多不愿意剪辫，因为依当地风俗，男子若不是当和尚或犯奸就不能把辫子去掉，他们对于革命运动虽然热烈地拥护，但要他们剪掉辫子却有点为难，所以有许多是被人硬剪掉的。有些要在剪掉之后放一串炮仗；有些还要祭过祖先才剪。所以不是有所爱于满洲人的装束，前者是杀晦气，后者是本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教训。你如问为什么剃头就不是‘毁伤’，他就说从前是奉旨及父母之命而行的，民国元年，南方沿海的都市有些有女革命军的组织，当时剪发的女子也不少，若不因为女革命军的声誉不好和军政当局的压抑，女子们剪发就不必等到民国十六年以后才成为流行的装扮了。当盛行女子剪发的时候，东三省有位某帅，参观学校，见某女教员剪发，便当她是共产党员，把她枪毙了。她也可以说是为服装而牺牲的不幸者，
讲到衣服的改变，如大礼服，小礼服之类，也许是因为当时当局诸明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的见解，没想到我们的纺织工业会因此而吃大亏。我们的布疋的宽度是不宜于裁西装的，结果非要买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单说输入的纽扣一样。若是翻翻民国元年以后海兰的黄皮书，就知道那数字在历年的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它如硬领、领带、小梳子、小镜子等等文明装的零件更可想而知了。女人装束在最初几年没有剧烈的变迁，当时留学东洋回国的女学生很多，因此日本式的头发，金边小眼镜，小绢伞，手提包，成为女子时髦的装饰。后来女学生的装束被旗袍占了势力，一时长的、短的、宽的、窄的，都以旗袍式为标准，裙子渐渐地没人穿了。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在上海以伴舞及演电影的职业女子掌握了女子时髦装束的威权，但全部是抄袭外国的，毫无本国风度，直到现在，除掉变态的旗袍以外，几乎辨别不出是中国装了，在服装上，我们的男女多半变了被他人装饰的人形衣架，看不出什么民族性来。
衣服直接影响到礼俗，最著的是婚礼。民国初年，男子在功令上必要改装，女子确实仍旧，因此在婚礼上就显出异样来。在福建乡间，我亲见过新郎穿的是戏台上的红生袍，戴的是满镶着小镜子的小生巾，因为依照功令，大体服与大体帽全是黑的，穿戴起来，有点丧气。间或有穿戴上的，也得披上红绸，在大高帽上插一金花，甚至在草帽上插花披红，真可谓不伦不类，不久，所谓‘文明婚礼’流行了。新娘是由凤冠霞帔改为披头纱和穿民国礼服。头纱在最初有披大红的，后来渐渐由桃红淡红到变为欧式的全白，以致守旧的太婆不愿意，有些说，‘看现在的新娘子，未死丈夫先带孝！’这种风气大概最初是由教会及上海的欧美留学生做起，后来渐渐传染各处。现在在各大都市。甚至礼饼之微也是西装了！什么与我们的礼俗不想干的扔破鞋、分婚糕、度蜜月，件件都学到了。还有，新兴的仪仗中间有军乐队，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吹打一气。如果新娘是曾在学校毕业的，那就更荣耀了，有时还可以在亲迎的那一天把文凭安置在彩亭里扛着满街游行。
至于丧礼，在这三十年来的变迁却与婚礼不同。从君主政策被推翻了之后，一切的荣典都排不到棺材前，孝子们异想天开，在仪仗里把□聊、祭幛、花圈等等，都给加上去了。讣告在从前是有一定规矩的，身份够不上用家人报丧的就不敢用某宅家人报丧的条子或登广告。但封建思想的遣毒不但还未除净，甚且变本加厉，随便一个小小官吏或稍有积蓄的商人的死丧，也可以自由地设立治丧处，讣告甚至可以印成几厚册，文字比帝制时代实录馆的实录的内容还要多。孝子也给父母送起□聊或祭幛来了。花圈是胡乱地送，不管死者信不信耶稣，有十字架表识的花圈每和陀罗尼经幛放在一起。出殡的仪仗是七乱八糟，讲不上严肃，也显不出哀悼，只可以说是排场热闹而已。穿孝也近乎欧化，除掉乡下人还用旧礼或缠一点白以外，都市人多用黑纱绕臂，有时连什么徽识也没有。三年之丧再也没能维持下去了。
说到称谓，在民国初年，无论是谁，男的都称先生，女的都称女士，后来老爷、大人、夫人、太太、小姐等等旧称呼也渐渐随着帝制复活起来。帝制翻不成，封建时代的称呼反与洋封建的称呼互相翻译，在太太们中间，又自分等第，什么‘夫人’‘太太’都依着丈夫的地位而异其称呼，男方面，什么‘先生’，什么‘君’，什么‘博士’，‘硕士’也做成了阶级的分别，这都是封建意识的未被铲除，若长此发展下去，我们就得提防将来也许有‘爵爷’、‘陛下’等等称呼的流行。个人的名字用外国如约翰、威灵顿、安妮、莉莉、伊利沙伯之类越来越多，好像没有外国名字就不够文明似的。日常的称如‘密丝’、‘密丝打’、‘累得死’、‘尖头鳗’一类的外国货格外流行，听了有时可以使人犯了脑溢血的病。
一般嗜好，在这二十九年，也可以说有很大的变更。吃的东西，洋货输进来的越多。从礼品上可以看出芝古力糖店抢了海味铺不少的买卖，洋点心铺夺掉茶食店大宗的生意。冰淇淋与汽水代替了豆腐花和酸梅汤。俄法大菜甚至有替代满汉全席的气概、赌博比三十年前更普遍化，麻雀牌的流行也同鸦片白面红丸等物一样，大有燎原之势，了得么！
历法的改变固然有许多好处，但农人的生活却非常不便，弄到都市的节令与乡间的互相脱节。都市的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一个耶稣诞期，洋货店可以卖出很多洋礼物，十之九是中国人买的，难道国人有十分之九是基督徒么？奴性的盲徒，替人家凑热闹，说来很可怜的。
最后讲到教育。这二十九年来因为教育方针屡次地转向，教育经费的屡受政治影响，以致中小学的教育基础极不稳固。自五四运动以后，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术的研究比较有点成绩，但中小学教育在大体上说来仍是一团糟。尤其是在都市的那班居心骗钱，借□□学的教育家所办的学校，学科不完备，教师资格的不够，且不用说，最坏的是巴结学生，发卖文凭，及其它种种违反教育原则的行为。那班人公然在国旗或宗教的徽帜底下摧残我青年人的身心。这种罪恶是二十九年来许多办学的人们应该□悔的。我从民国元年到到现在未尝离开粉笔生涯，见中小学教育的江河日下，不禁为中国前途捏了一把冷汗，从前是‘士农工商’，一入民国，我们就时常听见‘军政商学’，后来在‘军’上又加上个‘党’。从前是‘四民’，现在‘学’所居的地位是什么，我就不愿意多咀了。
此地的篇幅不容我多写，我不再往下说了，本来这篇文字是为祝民国三十年的，我所以把我们二十九年来的不满意处说些少出来，使大家反省一下我们的国民精神到底到了什么国去，这个我又不便往下再问，等大家放下报纸闭眼一想得了。民国算是入了壮年的阶段了。过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纵的程度比民国未产生以前更深，现在若想自力更生的话，必得努力去除从前种种愚昧，改革从前种种的过失，力戒懒惰与依赖，发动自己的能力与思想，要这样，新的国运才能日臻于光明，我们不能时刻希求人家时刻之援助，要记得我们是入了壮年时期，是三十岁了，更要记得援助我们的就可以操纵我们呀！若是一个人活到三十岁还要被人‘援助’，他真是一个‘不长进’的人。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健全的国家非得有这样的觉悟与愿望不可，愿大家在这第三十年的开始加倍地努力，这样，未来的种种都是有希望的，是生长的，是有幸福的。
（载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香港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