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日的早晨,我走过沈昆三先生的门口,他见了我,便说,“适之,昨晚上我同梦旦想来看你,我们想邀你逛庐山去。”我问何时去,昆三说,“明晚就行,船票都定好了,你去不去?”我问还有谁去,他说,“高梦旦,蒋竹庄,你和我。”
我想,要我自动地去逛庐山,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我在北京九年,没有游过长城,我常常笑我自己。任叔永常说:“当趁我们脚力尚健时,多游几处山水。”我想起了叔永的话,便联想到前十天我因脚上有一块红肿,竟有六天不能下楼。这双脚从来没有享过这样清福,现在该让他们松动松动了。
所以我便问昆三道:“我可以带我的儿子去吗?”他说:“带他到船上再补票。明天晚上,太古码头,吴淞船上再见。”
(十七,四,七)
船到九江,已一点一刻。
先到商务印书馆,经理王少峰先生替我们招呼,雇人力车到汽车公司。九江表面情形同我两年前所见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几处青天白日旗之外,看不出什么革命影响。路上见两个剪了发的女子,这是两年前没有的。
汽车到莲花洞,即由汽车公司中人替我们雇藤轿上山,经过斗笠树,踏水河,月弓堑,小天池等处,到牯岭。踏水河以上,山路很陡峻,很不易行。小天池为新辟地,几年前志摩,歆海都说此地很好,将来可以发展。我们今天不曾去看此地,但望见其一角而已。
到牯岭住的是胡金芳旅馆。主人胡君给我们计划三天的游玩路程如下:
八日(上午)御碑亭,仙人洞,大天池。(下午)五老峰,三叠泉,海会寺。
九日由海会寺到白鹿洞,万杉寺,秀峰寺,青玉峡,归宗寺,温泉。
十日由归宗寺到观音桥,金井,玉渊,栖贤寺,含鄱口,黄龙寺。
梦旦带有吴炜的《庐山志》(淮南李滢,歙州闵麟嗣大概是实际编辑人,书成于康熙七年),共十五卷,我借来翻看。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的工作。此书篇幅太多,编辑又没有条理,——二百多年前的路径是不能用作今日的游览程序的,——故匆匆翻读,很难得益处。
(十七,四,八)
七点起程。因《山志》太繁,又借得陈云章陈夏常合编的《庐山指南》(商务出版,十四年增订四版)作帮助。
将起程时,见轿夫玩江西纸牌,引起我的注意,故买了一副来查考,果有历史价值。此牌与福建牌,徽州牌,同出于马吊,源流分明。一万至九万皆有水浒人物画像。一吊至九吊,一文至九文,则都没有画像了。此二十七种各有四张,共百零八张。另有千万四张,枝花(一枝花葵庆)四张,“全无”(轿夫说,湖北人叫做“空文”,则与马吊更合)四张,此则今之中发白三种之祖。空文即“零”,故今为“白版”以上共百二十张。另有福,禄,寿,喜,财五种,各一张,则“花”也。共一百二十五张。
徽州牌有“枝花”五张,“喜”五张,“千万”五张,“王英”(矮脚虎)五张。
到御碑亭。亭在白鹿升仙台上(此据《旧志》。今则另有一“白鹿升仙台”,其实是捏造古迹也)。地势高耸,可望见天池及西北诸山。亭内有碑,刻明太祖的《周颠仙人传》全文。此文见《庐山志》二,页三十六——四十一,叙周颠事最详,说他在元末天下未乱时,到处说“告太平”,后来“深入匡庐,无知所之”。末又记赤脚僧代周颠及天眼尊者送药治太祖的病事。此传真是那位“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王世贞《游东林天池记》(《庐山志》二,页二十八)论此碑云:
颠圣凡不足论,天意似欲为明主一表征应,以服众志耳。
这句话说尽明太祖的欺人心事。自明以来,上流社会则受朱熹的理学的支配,中下社会则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制社会。
济颠和尚的传说似与周颠的神话有关。将来当考之。(小说《英烈传》说周颠故事甚详)
御碑亭下为佛手崖,更下为仙人洞,有道士住在此,奉的是吕祖,神龛俗气可厌。
由此往西,到天池寺。天池本在天池山顶,朱熹《山北纪行》所谓
天池寺在小峰绝顶,乃有小池,泉水不竭。(《志》二,页七)
是也。今之天池寺似非旧址,寺中亦有池水,寺极简陋,宋明诸人所游览咏叹的天池寺,今已不存片瓦。寺西有庐山老母亭,有乡间小土地庙那么大,时见乡下人来跪拜。遥望山岗上有新起塔基,人说是旧日的天池塔,《旧志》说是韩侂冑建的,毁于洪杨之乱,仅存五级;去年唐生智最得意时,毁去旧塔,出资重建新塔,仅成塔基,而唐已下野了。朱和尚假借周颠的鬼话,装点天池,遂使这一带成为鬼话中心。唐和尚(唐生智信佛教,在他势力所及的几省大倡佛教)也想装点天池,不幸鬼话未成立,而造塔的人已逃到海外。朱和尚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天池寺在明朝最受帝室礼敬,太祖在此建聚仙亭,祀周颠等,赐铜鼓象鼓;宣德时,恩礼犹未衰。王守仁于正德己卯擒宸濠,明年游天池,有诗三首,最有名。其中一首云:
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
公然又盗岩头云,却向人间作风雨。
又《文殊台夜观佛灯》一首云:
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
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此老此时颇有骄气,然他的气象颇可喜。今则天池已不成个东西,仅有赤脚乡下人来此跪拜庐山老母而已!
我们回到旅馆吃午饭,饭后起程往游山南。经过女儿城,大月山,恩德岭等处,山路极崎岖,山上新经野烧,无一草一木,使人厌倦。大月山以后,可望见五老峰之背,诸峰打成一片,形如大灵芝,又如大掌扇,耸向鄱阳湖的方面,远望去使人生一种被压迫而向前倾倒的感觉。平常图中所见五老峰皆其正面,气象较平易,远不如背景的雄浑逼人。
鄱阳湖也在望中,大孤山不很清楚,而鞋山一岛很分明,望远镜中可见岛上塔庙。湖水正浅,多淤地,气象殊不伟大。
梦旦带有测高器,测得山高度如下:
据此则大月山高五千零三十八英尺。陈氏《指南》说:
大月山计高四千六百尺,较汉阳峰仅低百六十尺。(页六十五)
不知是谁的错误。《指南》(页四十一)又说:
汉阳峰高出海面四千七百六十尺。
据牯岭测量原工程师john berkin说,他不曾实测过汉阳峰,陈氏所据不知是何材料。
途中看三叠泉瀑布,源出大月山,在五老峰的背面。这时正当水少的时候,三叠泉并不见如何出色。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在对山高处远望,不能尽见此瀑布的好处,也许是因为我曾几次看过尼格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但我看了此泉后,读王世懋,方以智诸人惊叹此瀑布的文字(《庐山志》九,页十七,又十九),终觉得他们的记载有点不实在。梦旦先生也说,此瀑大不如雁宕的瀑泉。
庐山多瀑布,但唐宋人所称赞的瀑布大都是山南的一些瀑布,尤其是香炉峰,双剑峰一带的瀑布。他们都不曾见三叠泉。方以智说:
阅张世南《纪闻》载水帘三叠以绍熙辛亥始见。(《志》九,页二十)
《庐山志》又引范礽云:
新瀑之胜,其见知人间始终于绍熙辛亥(一一九一)年。至绍定癸巳(一二三三),汤制干仲能品题之,以为不让谷帘,有诗寄张宗端曰:……鸿渐但知唐代水,涪翁不到绍熙年。从兹康谷宜居二,试问真岩老咏仙。(九,页二十一)
朱熹《送碧崖甘叔怀游庐阜》三首之二云:“直上新泉得雄观,便将杰句写长杠。”自跋云:“新泉近出,最名殊胜,非三峡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见,故诗中特言之。……”此可证三叠泉之发见在朱子离开南康以后。
过山入南康境,树木渐多,山花遍地,杜鹃尤盛开,景色绝异山北。将近海会寺时,万松青青,微风已作松涛。松山五老峰峥嵘高矗,气象浑穆伟大。一个下午的枯寂干热的心境,到此都扫尽了。
到海会寺过夜。海会寺不见于《旧志》,即古代的华严寺遗址,后(《指南》说,清康熙时)改为海会庵。光绪年间,有名僧至善住此,修葺增大,遂成此山五大丛林之一。(《指南》说,重建在癸卯。)
寺僧说寺中有高阁可望见鄱阳湖与五老峰,因天晚了,我们都没有上去。寺中藏有赵子昂写画的《法华经》,很有名,我们不很热心去看,寺僧也就不拿出来请我们看。我问他借看至善之徒普超用血写的《华严经》八十一卷全部。他拿出《普贤行愿品》来给我们看,并说普超还有血书《法华经》全部。《华严经》有康有为,梁启超两先生的题跋,梁跋很好。此外题跋者很多,有康白情的一首诗尚好,但后序中有俗气的话。
刺血写经是一种下流的求福心理。但我们试回想中古时代佛教信徒舍身焚身的疯狂心理,便知刺血写经已是中古宗教的末路了。庄严伟大的寺庙已仅存破屋草庵了,深山胜地的名刹已变作上海租界马路上的“下院”了,憨山莲池的中兴事业也只是空费了一番手足,终不能挽救已成的败局。佛教在中国只剩得一只饭碗,若干饭桶。中古宗教是过去的了。
寺中有康有为先生光绪己丑(一八八九)题赠至善诗的真迹,署名尚是“长素康祖诒”。书法比后来平易多了。至善临终遗命保存此诗卷,故康先生戊午(一九一八)重来游作诗很有感慨,有“旧墨笼纱只自哀”之语。后来他游温泉,买地十亩,交海会寺收管,以其租谷所入作为至善的香火灯油费。(温泉买地一节,是归宗寺僧告我的。)
(十七,四,九)
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们就出发,从海会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树木很多,雨后青翠可爱。满山满谷都是杜鹃花,有两种颜色,红的和轻紫的,后者更鲜艳可喜。去年过日本时,樱花已过,正值杜鹃花盛开,颜色种类很多,但多在公园及私人家宅中见之,不如今日满山满谷的气象更可爱。因作绝句记之:
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
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
到白鹿洞。书院旧址前清时用作江西高等农业学校,添有校舍,建筑简陋潦草,真不成个样子。农校已迁去,现设习林事务所。附近大松树都钉有木片,写明保存古松第几号。此地建筑虽极不堪,然洞外风景尚好。有小溪,浅水急流,铮淙可听,溪名贯道溪,上有石桥,即贯道桥,皆朱子起的名字。桥上望见洞后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树杪,藤花正盛开,艳丽可喜。
白鹿洞本无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开后山作洞,知府何浚凿石鹿置洞中。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南唐升元中(九三七——九四二)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徒,以李善道为洞主。宋初因置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为书院的四个祖宗。第二,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的规模。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到乾隆以后,朴学之风气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元明的书院祀程,朱,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王学衰后,书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书院在淳熙己亥(一一七九),他极看重此事,曾札上丞相说:
愿得比祠官例,为白鹿洞主,假之稍廪,使得终与诸生讲习其中,犹愈于崇奉异教香火,无事而食也。(《志》八,页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为道教宫观设祠官的制度,想从白鹿洞开一个儒门创例来抵制道教。他后来奏对孝宗,申说请赐书院额,并赐书的事,说:
今老佛之宫布满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势犹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置一区,附郭之县又不复有。盛衰多寡相悬如此!(同上,页三)
这都可见他当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从白鹿洞到万杉寺。古为庆云庵,为“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种杉树万株,天圣中赐名万杉。后禅学盛行,遂成“禅寺”。南宋张孝祥有诗云:
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着浮图。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志》五,页六十四,引桯史)
今所见杉树,粗仅如瘦腕,皆近年种的。有几株大樟树,其一为“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说“皆宋时物”,似无据。
从万杉寺西行约二三里到秀峰寺。吴氏《旧志》无秀峰寺,只有开先寺。毛德琦《庐山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书。我在海会寺买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统二年,民国四年补版。我的日记内注的卷页数,皆指此本)说:
康熙丁亥(一七〇七)寺僧超渊往淮迎驾,御书秀峰寺赐额,改今名。
开先寺起于南唐中主李景。李景年少好文学,读书于庐山,后来先主代杨氏而建国,李景为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庐山书堂,遂于其地立寺,因有开国之祥,故名为开先寺,以绍宗和尚主之。宋初赐名开先华藏,后有善暹,为禅门大师,有众数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黄山谷称“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转石于千仞之溪,无不如意。”行瑛发愿重新此寺。
开先之屋无虑四百楹,成于瑛世者十之六,穷壮极丽,迄九年乃即功。(黄庭坚《开先禅院修造记》,《志》五,页十六至十八)
此是开先极盛时。康熙间改名时,皇帝赐额,赐御书《心经》,其时“世之人无不知有秀峰”(郎廷极《秀峰寺记》,《志》五,页六至七),其时也可称是盛世。到了今日,当时所谓“穷壮极丽”的规模只剩败屋十几间,其余只是颓垣废址了。读书台上有康熙帝临米芾书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黄山谷书《七佛偈》,及王阳明正德庚辰(一五二〇)三月《纪功题名碑》,皆略有损坏。
寺中虽颓废令人感叹,然寺外风景则绝佳,为山南诸处的最好风景。寺址在鹤鸣峰下,其西为龟背峰,又西为黄石岩,又西为双剑峰,又西南为香炉峰,都嵚奇可喜。鹤鸣与龟背之间有马尾泉瀑布,双剑之左有瀑布水,两个瀑泉遥遥相对,平行齐下,下流入壑,汇合为一水,迸出山峡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峡奇景。水流出峡,入于龙潭。昆三与祖望先到青玉峡,徘徊不肯去,叫人来催我们去看。我同梦旦到了那边,也徘徊不肯离去。峡上石刻甚多,有米芾书“第一山”大字,今钩摹作寺门题榜。
徐凝诗“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即是咏瀑布水的。李白《瀑布泉》诗也是指此瀑。《旧志》载瀑布水的诗甚多,但总没有能使人满意的。
由秀峰往西约十二里,到归宗寺。我们在此午餐,时已下午三点多钟,饿的不得了。归宗寺为庐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归宗寺志》四卷,是民国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错误不少,然可供我们参考。
我们吃了饭,往游温泉。温泉在柴桑桥附近,离归宗寺约五六里,在一田沟里,雨后沟水浑浊,微见有两处起水泡,即是温泉。我们下手去试探,一处颇热,一处稍减。向农家买得三个鸡蛋,放在两处,约七八分钟,因天下雨了,取出鸡蛋,内里已温而未熟。田陇间有新碑,我去看,乃是星子县的告示,署民国十五年,中说,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买田十亩,立界碑为记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许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买的地横跨温泉的两岸。今地为康氏私产,而业归海会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见识作此事了。
此地离栗里不远,但雨已来了,我们要赶回归宗,不能去寻访陶渊明的故里了。道上见一石碑,有“柴桑桥”大字。《旧志》已说“渊明故居,今不知处”(四,页七)。桑乔疏说,去柴桑桥一里许有渊明的醉石(四,页六)。《旧志》又说,醉石谷中有五柳馆,归去来馆。归去来馆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侧。朱子为手书颜真卿《醉石诗》,并作长跋,皆刻石上,其年月为淳熙辛丑(一一八一)七月(四,页八)。此二馆今皆不存,醉石也不知去向了。庄百俞先生《庐山游记》说他曾访醉石,乡人皆不知,记之以告后来的游者。
今早轿上读《旧志》所载宋周必大《庐山后录》,其中说他访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无栗里也”(十四,页十八)。南宋时已如此,我们在七百年后更不易寻此地了,不如阙疑为上。《后录》有云:
尝记前人题诗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
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
惜乎不记其姓名。
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
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
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
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
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
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
这样腰肢我无有。”
晚上在归宗寺过夜。
归宗寺最多无稽的传说,试考订其最荒谬的几点,以例其余:
(一)传说归宗寺是王羲之解浔阳郡守后,舍宅为西域僧佛驮耶舍造的(《志》四,页二十四,引桑疏)。此说之谬,《归宗志》已辨之。《归宗志》说:
考《晋史》,佛陀耶舍于安帝义熙十年甲寅(四一四)始至庐山,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归宗寺则咸康六年(三四〇)所造也。前后相去六十余年。当知所请为达磨多罗,而耶舍实金轮开山,继主归宗耳。(《庐山志》四,页二十五引)
《归宗志》能指出王羲之不曾为佛驮耶舍造寺,是很对的。但他又说,羲之所请为达磨多罗,那又是极荒谬的杜撰典故。达磨多罗的《禅经》是庐山道场译出的,但达磨多罗从不曾到过中国。此可见羲之造寺之说,全出捏造。咸康六年之说亦无据。
(二)归宗寺有王羲之洗墨池。羲之造寺之说大概因此而起。宋荦《商丘漫语》已辨之,他说:
临池而池水墨者,谓因墨之多也。羲之虽善书,安能变地脉,易水色,使之久而犹黑哉?(《志》四,页二十六引)
知道了墨池之不可信,便知因此而起之羲之造寺说也不可信。
(三)归宗寺背后山上有金轮峰,峰上有舍利塔,庄百俞《游记》说:
金轮峰顶有铁塔,佛驮耶舍负铁于峰顶成之,以藏如来舍利。
这是最有趣的传说,其说始见于释庆宜的《复生松记略》,《毛志》(四,页三十一),始引之。庆宜大概是康熙时人。二三百年来,此说已牢不可破了。今试考其来源,指其荒谬:
(1)《旧志》引《神僧传》中的《佛驮耶舍传》,从无说他负铁造塔藏舍利的话,也无王羲之为他造寺的话。
(2)周必大《庐山录》云:
石镜溪上直紫霄峰,铁塔在焉。……(志十四,页十五)
又他的《庐山后录》云:
三将军正庙……自归宗登山,才里余。又其上八里,则紫霄峰,峰顶有铁浮图九级,藏舍利。远望如枯木,而晋梵僧耶舍亦有坟在其上。(《志》十四,页十八)
这是我们所得的最早记载。可见南宋时已有铁塔,但不名耶舍塔,其峰名紫霄峰(《庐山录》下文另有一个金轮峰)。其时已捏造出一座耶舍坟,用意在于坐实王羲之为耶舍造寺的传说,却不在与塔发生关系。
(3)元延祐己卯(一三一五)李洞有《庐山游记》,中说:
从报国寺杏坛间遥望白云紫霄诸峰,森犹紫笋,矗其巅耶舍塔,冠簪玉如。(十四,页三十五)
其时人已不知耶舍墓,而此塔遂叫做耶舍塔了。但其峰仍名紫霄峰。
(4)明嘉靖中桑乔作《庐山纪事》(自序在嘉靖辛酉,一五六一),即《旧志》所称“桑疏”,为后来《庐山志》的根据。他说:
耶舍塔山在般若峰东。……明正统中(约一四四〇),〔塔〕为雷所击摧折,惟一级存。
此时去正统不很远,其言可信。那时人已不知紫霄峰之名了,但称耶舍塔山。《旧志》因袭此说,故云:
峰从山腰拔起,峭丽如簪玉笋。然无名,以塔得名。(《志》四,页二十)
(5)此塔正统间被雷毁去之后,至万历间,僧修慈重修(《据《归宗寺志》)。《旧山志》不记此事,毛氏《续志》也不记此事,但有施闰章诗云,
铁塔孤飞峰顶烟。(《志》四,页三十七)
又王养正(死于清初)诗云,
塔耸金轮舍利藏。
皆可证明末清初塔已修好了。王养正诗说“塔耸金轮”,又可证晚明以后的人都误认塔所在之峰为金轮峰。其实金轮峰在归宗寺后,山并不高,《旧志》明说他“形如轮”(四,页二十五),与那“峭丽如簪玉笋”的耶舍塔山显然是两处。《旧志》卷首有地图(图五),归宗之上为金轮,再上为观音岩,再上为耶舍塔山,可以为证。但后人皆不知细考,《归宗寺志》(民国三年活字本)卷二也遂认此塔所在之山为金轮峰。陈氏《指南》,庄百俞《游记》皆沿其误。于是宋人所谓紫霄峰,一变而为耶舍塔山,再变而为金轮峰了。寺后之金轮峰从此高升两级,张冠李戴,直到如今。
(6)元人误称此塔为耶舍塔,以后遂有耶舍负铁上山顶造塔的谬说出来。庆宜作《复生松记略》,便直说
耶舍躬负铁于金轮峰顶为浮屠以藏如来舍利。
其时考证之学风渐起,故《归宗旧志》(《庐山志》所引)竟能证明耶舍与王羲之的年代相差六十余年(引见上文)。但这班和尚总不肯使耶舍完全脱离关系,故一面否认耶舍为归宗开山之祖,一面又扩大耶舍造塔的神话,于是有“金轮开山,继主归宗”(引见上文)的调和论。毛德琦续志说的更荒谬了:
耶舍尊者定中三见轮峰,乃奉佛舍利至匡庐,建塔于顶。(四,页二十)
于是耶舍之来竟专为造塔来了!
(7)此塔既是神僧负铁所造,自然历久不坏!于是世人皆不信此塔年代之晚。此塔全毁于正统间(见桑乔《纪事》),重修于万历间,再修于乾隆十四年,后来又毁了,至光绪三十一年,海会寺至善之徒碧莲募款重修,得方□□(我偶忘记其名)之助,雇用宁波工匠,用新法铸补。以上均见《归宗志》。此塔孤立山顶,最易触电,故屡次被毁,所谓“新法”大概有避电的设备。此塔今日能孤立矗天,云遮不住,雷打不伤,原来都出宁波工匠用科学新法之赐。但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都不肯研究历史,或仍认为耶舍负铁所造(如庄百俞《游记》),或称其“历久不圮”(《指南》页五十三)。此事是一个思想习惯的问题,故不可不辨正。
以上是我在船上记的,手头无书,仅据《旧志》所引材料,略加比较参证而已。我回上海后,参考各书,始知佛陀耶舍从不曾到过庐山,一切关于他的传说都可不攻而破了!
梁慧皎《高僧传》的《佛陀耶舍传》中说耶舍于秦弘始十二年(四一〇,即晋义熙六年),在长安译出《四分律》,《长阿含》等。至十五年(四一三)解座。
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金陵刻经处本,卷二,页十六)
这是很明白的记载。他是罽宾人,仍回到罽宾,走的是陆路,决没有绕道江南的必要。他既没有到过庐山,于是
(一)《归宗志》所谓“考《晋史》,佛陀耶舍于安帝熙十年甲寅始至庐山”,乃是妄说。晋书那有此事?《王羲之传》也不说他守江洲在何年。
(二)《神僧传》说他在“弘始元年译《四分律》并《长阿含》等经。……南至庐山,与释慧远会莲社”的话,也是妄说。弘始元年,鸠摩罗什还不曾到长安,何况耶舍?庐山结社的话全无根据。
(三)他既还外国,庐山那会有他的坟墓?
(四)他既不曾到庐山,那有王羲之为他造归宗寺之事?那有他“金轮开山,继主归宗”的事?那有负铁造舍利塔的事?
我于是更考佛陀耶舍到庐山之说起于何时。日本僧最澄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明年回日本,携有经典多种,他著有《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引《传法记》云:
达磨大师谓弟子佛陀耶舍云:“汝可往震旦国传法眼。”……耶舍奉师付嘱,便附舶来此土。……耶舍向庐山东林寺,其时远大师见耶舍来,遂请问……。后时耶舍无常。达磨大师知弟子无常,遂自泛船渡来此土。……(《传教大师全集》,卷二,页五一七)
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伦敦巴黎皆有唐写本,我有影印本)所记与此略同,但把“佛陀”“耶舍”误截作两个人!此种荒诞的传说起于当日禅宗和尚争法统的时期,其时捏造的统史不计其数,多没有历史的根据。如上引传法记的话,谬处显然,不待辩论。
此为耶舍到庐山之说之最早记载,其起原当在八世纪。后来的《东林十八高贤传》(北宋时始出现,称陈舜俞刊正,沙门怀悟详补)与《神僧传》都更是晚书,皆是删改《高僧传》,而加入到庐山入社一句。李龙眠画《莲社十八贤图》,李元中作记,晁补之续作图,又自作记,皆依此说,此说遂成真史迹了。
但后来这个传说又经过不少变迁,可以作故事演变的一个好例。起初耶舍与庐山的关系只在北山东林寺一带。故《庐山志》(十二上,页二)说:
分水岭之西,〔东林寺之北〕有耶舍塔。
桑乔《纪事》云:
耶舍塔,并塔院,西域僧佛驮耶舍建。并废。
后来山南佛寺大兴,也要拉几位神僧来撑场面,于是把耶舍的传说移到山南。于是有王羲之为耶舍造归宗寺的谬说,有耶舍坟的捏造,有耶舍定中三见金轮峰,遂奉舍利来造塔的传说,以至于耶舍负铁至山顶起塔的神话。久而久之,北山的耶舍塔毁,耶舍的传说也冷淡了,而南山的耶舍塔却屡毁屡造,耶舍的神话也遂至今不绝!
让我再进一步,研究耶舍神话的来历。佛驮耶舍的传说全是抄袭佛驮跋陀罗的故事的。庐山当日确有印度名僧佛驮跋陀罗,《高僧传》(卷二,页十七至二十一)道他在长安时,
语弟子云:“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异惑众。……大被谤黩。……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沙门释慧远久服风名,闻至欣喜。……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摈事。远乃请出禅数诸经。贤(佛驮跋陀罗,译言觉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停山岁余,复西适江陵。
他在庐山住了一年多,便到江陵,再移建业道场寺,译出《华严经》等。他死在元嘉六年(四二九),年七十一。
佛驮跋陀罗为《华严》译主,又曾译《禅经》,名誉极大,故神话最多。他和庐山不过一年的因缘,庐山却一定要借重他,故《十八高贤传》说他于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庐山北岭。”《庐山志》(十二上,页二)说:
东林寺之北为上方塔院,有舍利塔。
桑乔说:
舍利塔即上方塔,在平冈之巅。初西域佛驮跋陀罗尊者自其国持佛舍利五粒来 于此山。在东林之上,故曰上方。
南唐保大丙辰(周世宗显德三年,九五六)彭滨奉敕作《舍利塔记》(《志》十二,页二至四),中叙佛驮跋陀罗在长安时,……忽尔西望白众曰:“适见东国五舶俱来。”众皆责其虚诞,遂出之庐山。未久,五舶俱至,共服其灵通。即持佛舍利五粒,建塔于寺北上方。其后……以元嘉十七年乙亥(此与《高僧传》不合。乙亥为元嘉十二年,亦误)终于京师。……其舍利塔至开元十七年(七二九)……重建,又感舍利十四粒。……保大甲寅岁(九五四),奏上重修。……
元明之际,王祎有《庐山游记》云:
佛驮耶舍入庐山,常举铁如意示慧远,不悟,即拂衣去。(十二上,页十七)
明末但宗皋论此事云:
予考诸《灯录》,止载跋陀禅师拈起如意问生公,……恐误以跋陀为耶舍耳。(十二上,页四十二)
其实何止此一事?到庐山的是佛驮跋陀罗,而传说偏要硬拉佛驮耶舍。耶舍“定中三见轮峰”,即是抄跋陀的定中见印度五舶俱发。耶舍造塔藏舍利,即是抄跋陀造塔瘞舍利。故东林之耶舍塔即是抄东林之跋陀舍利塔,而归宗之耶舍舍利塔却又是抄东林之耶舍塔,其实都是后起的谬说,都没有历史的根据。
(十七,四,十四,补记。)
今夜又见游国恩君的莲社年月考(《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页二六五——二六八),游君责备梁任公先生“并《莲社传》亦未寓目。”其实《莲社传》(即《十八高贤传》乃是晚出的伪书,不足依据。
又记。
(十七,四,十)
从归宗寺出发,往东行,再过香炉双剑诸峰与马尾瀑水诸瀑。天气清明,与昨日阴雨中所见稍不同。
到观音桥。此桥本名三峡桥,即栖贤桥,观音桥是俗名。桥建于宋祥符时。桥长约八十尺,跨高岩,临深渊,建筑甚坚壮。桥下即宋人所谓“金井”,在桥下仰看桥身,始知其建筑工程深合建筑原理。桥石分七行,每行约二十余石,每石两头刻作榫头,互相衔接,渐湾作穹门,历九百年不坏。昆三是学工程的,见此也很赞叹。他说:“古时人已知道这样建筑可以经久,可惜他们不研究何以能经久之理。”桥下中行石上刻“维皇宋祥符七年岁次甲寅(一〇一四)二月丁巳朔,建桥,上愿皇帝万岁,法轮常转,雨顺风调,天下民安。谨题。”(字已有不清楚的,此据《旧志》。)又刻“福州僧智朗勾当造桥,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桥,江州匠陈智福,弟智汪,智洪。”这是当日的工程师,其姓名幸得保存,不可不记。(也据《旧志》六,页三十三)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势绝壮丽。苏东坡《三峡桥诗》写此处风景颇好,故抄其一部分:
吾闻泰山石,积日穿线溜。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深行九地底,险出三峡石。长输不尽溪,欲满无底窦。……空濛烟雨间,澒洞金石奏。弯弯飞桥出,潋潋半月彀。……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
我们又寻得小径,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离去。
由此更东北行,约二里,近栖贤寺,有“玉渊”,山势较开朗,而奔湍穿石,怒涛飞沫,气象不下乎“金井”。石上有南宋诗人张孝祥石刻“玉渊”二大字。英国人berkin对我说,十几年前,有一队英国游人过此地,步行过涧石上,其一人临流洗脚,余人偶回顾,忽不见此人,遍寻不得。大家猜为失脚卷入潭中,有一人会泅水,下潭试探,也不复出来了。余人走回牯岭,取得捞尸绳具,复至此地,至次日两尸始捞得。此处急流直下,入潭成旋涡,故最善泅水的也无能为力。现在潭上筑有很长的石栏,即是防此种意外的事的。
金井与玉渊皆是山南的奇景,气象不下于青玉峡。由玉渊稍往西,便是栖贤寺,也很衰落了。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诸寺,招待以此处为最好。我们在此午饭。
饭后启行回牯岭。过含鄱岭,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轿步行。岭上有石级,颇似徽州各岭。庄百俞《游记》说这些是民国七年柯凤巢,关鹤舫等集款修筑的,共长八千四百七十英尺。陈氏《指南》说有三千五百余级,长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一尺。我们不曾考订两说的得失。
岭上有息肩亭,再上为欢喜亭,石上刻有“欢喜亭”三字,又小字“顾贞观书”,大概是清初常州词人顾贞观。由此更上,到含鄱口,为此岭最高点,即南北山分水之岭。此地有张伯烈建的屋。含鄱岭上可望汉阳峰。鄱阳湖则全被白云遮了。
梦旦测得高度如下表:
归宗寺 五〇公尺
三峡桥 三九〇
栖贤寺 一六〇
(梦旦疑心此二处的高度有误。)
欢喜亭 七八〇
含鄱口 一二〇〇
《指南》说含鄱岭高三千六百尺,与此数相符。
过含鄱口下山,经俄租界,到黄龙寺。黄龙寺也是破庙,我们不愿在庙里坐,出门看寺外的三株大树,其一为金果树,叶似白果树,据berkin说,果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为柳杉,相传为西域来的“宝树”,真是山村和尚眼里的宝呵!我们试量其一株,周围共十八英尺。过大树为黄龙潭,是一处阴凉的溪濑。我坐石上洗脚,水寒冷使人战栗。
从此回牯岭,仍住胡金芳旅社。三日之游遂完了。牯岭此时还不到时候,故我们此时不去游览,只好留待将来。我们本想明天下山时绕道去游慧远的东林寺,但因怕船到在上午,故决计直下山到九江,东西二林留待将来了。
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庐山有许多古迹都很可疑,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陈氏《庐山指南》云:
查庐山即古之敷浅原。……今在紫霄岭上(山之北部)尚有石刻“敷浅原”三字,足以证此。(页一一二)
这里寥寥四十个字,便有许多错误。紫霄峰即是归宗寺后的高峰,即今日所谓金轮峰,考证见上文,并不在“山之北部”。康熙时李滢作《敷浅原辩》,引南康《旧志》说,
山南紫霄峰有“敷浅原”三大字,未详何时劖石。
这句话还有点存疑的态度。陈氏不知紫霄峰在何处,自然不曾见此三字。即使他见了这三字,也不能说这三字“足以证此”。一座山上刻着“飞来峰”三个大字,难道我们就相信此三字“足以证”此山真是飞来的了?又如御碑亭上,明太祖刻了近二千字的《周颠仙人传》,一个皇帝自己说的话,不但笔之于书,并且刻之于石:难道这二千字石刻就“足以证”仙人真有而“帝王自有真”了吗?
一千八百多年前,王充说的真好:
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对作篇》)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古人诗云:
无端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黄梨洲《题东湖樵者祠》诗云:
姓氏官名当世艳,一无凭据足千年。
这样无限的信心便是不可救药的懒病,便是思想的大仇敌。要医这个根本病,只有提倡一点怀疑的精神,一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
昨天(四月十九日)《民国日报》的《觉悟》里,有常乃惪先生的一篇文章,内中很有责备我的话。常先生说:
将一部《红楼梦》考证清楚,不过证明《红楼梦》是记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知道了《红楼梦》是曹氏的家乘,试问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有何大用处?……试问他(胡适之)的做《红楼梦》考证是“为什么?”
他又说:
《红楼梦》考证之类的作品是一种“玩物丧志”的小把戏;唱小丑打边鼓的人可以做这一类的工作,而像胡先生这样应该唱压轴戏的人,偏来做这种工作,就未免太不应该了。
常先生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这样大生气,他若读了我这篇《庐山游记》,见了我考据一个塔的几千字,他一定要气的胡子发抖了。(且慢,相别多年,常先生不知留了胡子没有,此句待下回见面时考证。)
但我要答复常先生的质问。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十七,四,二十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