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诗经学大纲·诗义总论

古今言《诗》义者，最录其说如下：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

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师亥曰：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下）

庄周曰：《诗》以道志。（《庄子·天下》）

荀况曰：《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荀子·劝学篇》）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篇》）

贾谊曰：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新书·道德说》）

司马迁曰：《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诗》以达意。（《史记·太史公自序》）

左思曰：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三都赋序》）

陆机曰：诗缘情而绮靡。（《文赋》）

王通曰：《诗》以正性。（《中说·魏相篇》）《诗》者，民之情性也。（《中说·关朗篇》）

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中说·天地篇》）

孔颖达曰：《诗》者，歌咏欢乐也。（《礼记·孔子闲居》“诗亦至焉”疏）

郑樵曰：乐之本在诗，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声之本。（《通志·昆虫草木略序》。按《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第一百五十一卷，录《六经奥论》卷第三论诗诸篇，末附此序，曰《诗辨妄》，实误。）

朱熹曰：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因而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诗集传序》）

康按：三百篇在春秋之际，咸讽诵于人口，熟识其文，则能运其篇章，以达情志，使如己出。故列国使臣朝聘宴会，必赋诗以言志，以此辨其品德之隆污，志意之高下；或于言语之间，假为成语之用。（如《左氏·宣二年传》赵宣子语，《襄二十九年传》裨谌语之类是。）为后世“诗云”“子曰”引语之滥觞。读《左》、《国》之文而可知也。此时诗篇皆入乐为乐章，几无不可被之于弦歌者。合赋诗成语而言，则三百篇盖尽为乐歌兼及言语之用。故《史记》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见《孔子世家》。按孔子删《诗》，虽不可信，独此所云云，当不远于事实。观孔子正乐之事而可知也。）而《论语》载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则《诗》在春秋以前，其为用盖至广矣。逮战国以还，雅颂放绝，新声代兴。齐宣王之俗乐，魏文侯之新乐，骈衍并出，如风起云涌，不可复止。古乐简易，必待歌诗而举；新声繁赜，可以徒歌而行。于是三百篇乐《诗》之用废矣。春秋以后，朝聘宴会，妙尚辞令，不假前人赋诗言志，流风歇绝。三数儒生，抱残守阙，诵文说义，衍为《诗》学。汉兴，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朝廷更立之学官，而以义理训诂相授受，遂使声歌之音，湮灭无闻（参观《通志·乐略序》）。自是以还，注疏之学纷起，以精博之训诂，繁衍之改证，叠卷盈牍，广为篇章。徒以经师之言，上窥诗人之旨，《诗》学虽精，《诗》义则废矣。差幸篇章犹昔，得藉讽诵窥其本原，今就其《诗》义，类分如下：

一　记叙类　如《七月》、《东山》、《大明》、《绵》、《崧高》、《烝民》等是也。

二　抒情类　如《关雎》、《桃夭》、《柏舟》、《谷风》、《野有蔓草》、《溱洧》、《蒹葭》、《小弁》等是也。

三　状物类　如《君子偕老》、《硕人》、《小戎》等是也。

四　议论类　如《相鼠》、《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文王》、《板》、《荡》、《抑》等是也。

凡诸类分，略具梗概，但亦就其侧重者言之耳。有如《东山》，记叙而兼抒情者也；《七月》，记叙而兼状物者也；《崧高》、《烝民》，记叙而兼议论者也；《小戎》，状物而兼抒情者也。《正月》，议论而兼抒情者也；《十月之交》，议论而兼记叙者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又如《简兮》、《良耜》等篇（此类诗篇至众，今不一一具举），语无专主，弗能厕为何类，在读者审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