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四月至乙酉十
先生曰：自尧舜以前，载籍未具，世所有者，独伏牺所画八卦耳。当是之时，圣贤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系作之后，更秦历汉，以迄于今，其书至不可胜纪。人之所资以为学者，宜易于古，然其间千数百年，求一人如古之圣贤，卒不易得，何哉？岂道之所传，固不在于文字之多寡乎？夫尧、舜、禹、皋、陶皆称若稽古，非无待于学也，其学果何以乎？由是观之，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其用心必有在矣。学者不可不察之也。
观孔门弟子之徒，其事师虽至于流离困饿，滨于死而不去，非要誉而规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离困饿，且滨于死，有不足道者。学者知此，然后知学之不可巳矣。
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后射者可视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则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为准？
问：曾西不为管仲，而于子路则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巳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说是否？曰：
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使其见于施为，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则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则范我驰驱者也。若管仲，盖诡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盖不道管仲之事。
六经不言无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扬雄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尽性，记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养性，佛氏和顺于道德之意，盖有之，理于义则未也。
圣人以为寻常事者，庄周则夸言之。庄周之博，乃禅家呵佛骂祖之类是也。如逍遥游，养生主曲譬广喻，张大其说。论其要，则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而养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而巳。问：孔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谓极也。极犹屋之极，所处则至矣。下是为不及，上焉则为过。或者曰：高明所以处已，中庸所以处人，如此则是圣贤所以自待者常过，而以其所贱者事君亲也，而可乎？然则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犹所谓至也。
问：或曰：中所以立常，权所以尽变。不知权则不足以应物，知权则中有时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则一作即。知权，不知权是不知中也。曰：既谓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权焉。是中与权固异矣。曰：犹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则向之所谓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观之，盖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权，岂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约五寸而执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体殊，则所执者轻重不等矣。犹执五寸以为中，是无权也。盖五寸之执，长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则释五寸之约，唯轻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权以中行，中因权立。中庸之书不言权，其曰君子而时中，盖所谓权也。一连下段。
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也。利善之间，相去甚微，学者不可不知。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尢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巳，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
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尽，然后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处所差杪忽耳。见儒者之道分明，则佛在其下矣。今学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见吾道之大也。为佛者既不读儒书，或读之而不深究其义，为儒者又自小也。然则道何由明哉？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说者曰饮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则造次颠沛之际，遑遽急迫甚矣。欲不离仁，仁之道安在？且饮食必有祭，小人亦然，岂能仁乎？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长，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说者曰：君子之处其子与处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何择乎？诚如所言，是圣人犹有私意也。圣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长美恶，必求其对，所妻之先后未必同时，安在其厚于兄而薄于己耶。记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托以女子之终身。且圣人为子择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或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胜物而小之。曰：使圣人以胜物为心，是将自小，安能小物。圣人本无胜物之心，身之所处者高，则物自不得不下耳。
叶公以证父之攘羊为直，而孔子以为吾党之直者，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夫父子之真情，岂欲相暴其恶哉？行其真情，乃所谓直。反情以为直，则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为直，亦犹是也。
周礼，王燕则以膳夫为献主。说者曰：君臣之义，不可以燕废。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谓养君子之道也。礼，受爵于君前，则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群臣嘉宾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劳，是以犬马畜之矣。故以膳夫为献主，而主不自献酬焉，是乃所以为养君子之道，而𢊬人继粟，庖人继肉之义也。
周礼凡用皆会，唯王及后不会。说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职，蒙宰任之，王恣其费用，有司虽不会，蒙宰得以九式论于王矣。故王后不会，非荡然无以禁止之也，制之有蒙宰之义，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书之终秦誓，以见圣人之乐人悔过也。故凡过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过可也。今有杀人而被刑者，临刑而曰：吾惟杀人，以至此也。仁者于此亦必哀而舍之，曰：书之有秦、费二誓，以志帝王之诰命。于是绝故也。其大意则言有国者不可废誓。于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则如秦之罪己而不责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巳，不咎其过。其既悔而有过也，亦不当罪乎。圣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为是，而不问其改与不改，则改过者鲜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杀人至于被刑而自状其过，盖伤其死之不善也。使杀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崤之战不败，则秦自以为功矣。何以知之？以济河之师知之也。济河之师何义哉？
君子务本，言凡所务者，惟本而已。若仁之于孝悌，其本之一端耳。盖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后能为仁也。其曰为仁，与体仁者异矣。体仁则无本末之别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无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谓为仁。
问：子贡货殖诚如史迁之言否？曰：孔门所谓货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岂若商贾之为哉！曰：樊迟请学稼学圃，如何？曰：此亦非为利也。其所愿学，正许子并耕之意，而命之为小人者，盖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当务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先生尝夜梦人问王由足用为善，何以见语之？曰：齐王只是朴实，故足以为善。如好货、好色、好勇，与夫好世俗之乐，皆以直告而不隐于孟子，其朴实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谬为大言以欺人，是人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何善之能为！
狼跋之诗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谤，何其安闲而不迫也。学诗者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
孟子言说大人则藐之。至于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若孔子则无此矣。观乡党一篇，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礼曰：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敬长，为其近于亲也。故孔子谓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为具臣，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由求如是而巳乎？曰：弑父与君，言其大者，盖小者不能不从故也。若季氏旅太山，伐颛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巳。然则或许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从。但自弑父与君而下，或从一事，则不得为不从。若弑父与君，则决不从矣。进此一等，便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虽当乱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过。
事道与禄仕不同。常夷甫家贫，召入朝，神宗欲优厚之，令兼数局，如登闻鼓、染院之类，庶几俸给可赡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辞。及正叔以白衣擢为劝讲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职，则固辞。盖前日所以不仕者，为道也。则今日之仕湏，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后世。道学不明，君子之辞受取舍，人鲜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辞，人不以为非，而程公之辞，人亦不以为是。
王逢原才高识远，未必见道，观其所著，乃高论怨诽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为。
春秋昭如日星，但说者断以已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巳明，春秋不难知也。春秋始于隐，其说纷纷无定论。孟子有言：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据平王之崩，在隐公之三年也，则隐公即位实在平王之时。自幽王为犬戎所灭，而平王立于东迁，当是时，黍离降而为国风，则王者之诗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易于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辅、颊、舌，至于九四一爻，由一身观之，则心是也。独不言心，其说以谓有心以感物，则其应必狭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应。其繇辞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夫思皆缘其类而巳，不能周也。所谓朋从者，以类而应故也。故孔子系辞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夫心犹镜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来，则所鉴者广矣。若执镜随物以度其形，其照几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极过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则无思也。无思所以体道，有思所以应世，此为不知易之义也。易所谓无思者，以谓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于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巳。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
或曰：圣人所以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万世之法，然后圣人之道无弊。其所以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使三圣人者当孔子之时，皆足以为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汤至于文王之时，五百有余岁，其间贤圣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众，至其衰世尢有存者。使伊尹有弊，当时更世之，久上之为君，下之为臣，皆足以有为，独无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战国之际，又五百有余岁，文、武、周公之化不为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犹在，则周之圣人所谓一道德以同风。俗者，殆无补于世，而独俟一柳下惠耶？况孔子去柳下惠未远，若柳下惠能矫伯夷之清。使天下从之。其弊不应继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时。荷蒉荷𦰏接舆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则柳下惠之所为。是果何益乎。故为圣人救弊之说者。是亦不思而巳矣。夫伊尹固圣人之任者。然以为必于进，则不可也。汤三使往聘之，然后幡然以就汤，不然，将不从其聘耶？则伊尹之不必进可见。伯夷固圣人之清者，然以为必于退，则不可也。方其辟纣，居诸海滨，以待天下之清，闻西伯善养老者则归之，则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见。若柳下惠，孔子盖以谓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称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岂以同为和乎？由是观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无弊者，四人者相为终始，使三圣人当孔子之时，亦皆足以为孔子，此尢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谓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而巳。彼为任为清为和，一节之至于圣人者也，其可以为孔子乎。夫以三人为圣者，孟子发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释孟子之言，安得强为之说乎？虽然，此孟子之言也，学者于圣人，又当自有所见，自无所见，纵得孟子之旨，何与吾事？
问：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汤也，以三䀻之勤也；其就桀也，汤进之也。然则何为事桀？曰：既就汤，则当以汤之心为心。汤岂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巳而伐之也。人归之天命之耳。方其进伊尹以事桀也。盖欲其悔过迁善而巳。苟悔过迁善。则吾北面而臣之。固所愿也。若汤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为心也。以取天下为心。岂圣人之心哉？
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汤之世，就汤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则汤使之就，桀则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闻文王作，兴则归之，宜其就汤之聘。然而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盖有所不屑矣。然则其果相汤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为独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或曰：汤之伐桀也，众以为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而汤告以必往，是圣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圣之清者也。曰：非也。汤之伐桀，虽其众有不悦之言，惮劳而巳。若夏之人则不然，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汤虽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时，纣犹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犹以为君，则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贤人君子不为所杀，则或为囚奴，或去国。纣之在天下为一夫矣。故武王诛之。亦不得巳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观之，汤非乐为任，而文王非乐为清也，会逢其适而巳。
孟子与人君言，皆所以扩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论事，如论齐王之爱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论王之好乐，而使之与百姓同乐，论王之好货好色好勇，而陈周之先王之事。若使为人臣者论事每如此，而其君肯听，岂不能尧舜其君！
又曰：孟子对人君论事，句句未尝离仁，此所谓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离乎仁？曰：须是知一以贯之之理。曰：一以贯之，仁足以尽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学者，仁之体亦不曾体究得。
齐王顾鸿鴈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为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沼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唯孟子之言，常于毫发之间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际，不必一一中节，欲其皆中节，则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如孔孟虽在战国之时，其进必以正，以至终于不得行而死。是矣。顾今之世，独不如战国之时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术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谓之君子，岂有心不正者？当论其所行之是否尔。且以术行道，未免枉己，与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说秦楚，使之罢兵以息两国之争，其心未为过也。然孟子力抵之。盖君子之事君。其说不可惟利之从。苟惟利之从。则人君所见者利而巳。彼有轧吾谋者，其说又利于我，吾说必见屈矣。故不若与之谈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胜也。所谓道理之谈，孟子之仁义是也。王霸之佐，其义利之间乎。一毫为利，则不足为王矣。后世道学不明，人以颜子伯夷只作一节之士。若孟子之论，则是两人者。岂清修介洁者耶。如伯夷直许之以朝诸侯，一天下，颜子直许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钓于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渔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鹰扬之勇，非文王有独见之明，谁能知之？学者须体此意，然后进退隐显，各得其当。
或曰：德而巳矣，奚取于聪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聪明者，如此则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济务？故书称尧、舜、禹、汤、文、武，皆言其聪明，为是故也。
黄叔度学充其德，虽颜子可至矣。
一介之与万锺，若论利，则有多寡，若论义，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与，故能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自后世观之，则一介不以予人为太吝，一介不以取诸人为太洁。然君子之取予，适于义而巳。予之啬，取之微，虽若不足道矣，然苟害于义，又何多寡之间乎？孔子于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请；于原宪之贫，不许其辞，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称舜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此语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获于象也，则象喜，舜自喜，夫岂有伪乎？是之谓不藏怒，不宿怨。
问象日以杀舜为事，而舜终不为所杀，何也？曰：尧在上，天下岂容有杀兄者乎？此语自是万章所传之谬。据书所载，但云象傲而巳。观万章之言，傲何足以尽之？其言杀舜之时，尧巳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畎亩之中，象必不敢。但万章所问，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当时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据舜惟患不顺于父母，不谓其尽孝也。凯风之诗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孝子之事亲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为能，则失之矣。颜子所学，学舜而巳。盖舜于人伦无所不尽也。以为父子尽父子之道，以为君臣尽君臣之道，以为夫尽夫道，以为兄尽兄道。此孟子所谓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者也。孟子所忧，亦忧不如舜耳。人能以舜为心，其学不患不进，
问将顺其美。后世之说，或成阿谀，恐是引其君以当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谓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则非其情。以谓见牛未见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为，是谓将顺。又曰：详味此一章，可见古人事君之心。
韩信用兵在楚汉之间，则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无节制故也。如信之军修武，高祖即其卧内夺之印，易置诸将，信尚未知此与棘门霸上之军何异？但信用兵能以术驱人使自为战，当时亦无有以节制之兵当之者，故信数得以取胜也。王者之兵未尝以术胜人，然亦不可以计败后世。惟诸葛亮李靖为知兵。如诸葛亮巳死。司马仲达观其行营军垒。不觉叹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为得法制之意。而不务侥幸者也。古人未尝不知兵。如周官之法。虽坐作进退之末。莫不有节。若平时不学。一旦缓急。何以应敌。如此则学者于行师御众、战阵营垒之事，不可不讲。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为韩信所胜。成安君岂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为韩信所诈。如曰吾行仁义云耳，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虽不贵诈，亦人所不得而诈，然后为善。观战国用兵，中原之战也。若今之用兵御夷狄耳。力可以战则战。势利于守则守。来则拒之，去则勿追。则边鄙自然无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巳非理矣。其决胜必取而至于用狙诈也。又何足怪。若贤将必不以穷斗远讨为事。何用狙诈。盖夷狄之战与中原之战异。夷狄难与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兽待之可也。以禽兽待之，如前所为是矣。问：今之为将帅者，不必用狙诈，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诈之流。若无狙诈，如何使人？曰：君子无所往而不以诚，但至诚恻怛，则人自感动。曰：至诚恻怛可也。然今之置帅，朝除暮易。若以至诚为务，须是积久，上下相谙，其效方见。卒然施之，未必有补。曰：诚动于此，物应于彼，速于影响，岂必在久！如郭子仪守河阳，李光弼代之，一号令而金鼓旗帜为之精明，此特其号令各有体耳，推诚亦犹是也。正叔先生过范尧夫治所，谓尧夫曰：闻公有言，作帅当使三军爱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欤？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闻旧帅方卒，公始代之，便设筵张乐犒军，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军爱之如父母也。曰：当时自合打散设筵。张乐，却是错？曰：打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财食也。使其不得财食，则知新帅之所以不给赐财食者，为旧帅之亡也。夫旧帅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给赐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则不能使之观旧帅如父母，则必不能使之以我为父母矣。尧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远出，不闻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太祖尝曰：我以一缣易一胡人首，不过十万丐奴之众可尽。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获一劫盗，亦须以数十千赏之。若只使一缣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于厚赏也。观祖宗时，江南擅强，河东未服，两浙、川广尚守巢穴。方是时，所有财赋，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敛科配，盖不若今之悉也。其后祖宗削平僭乱，只用所有，不患乏财。使如今日厚赏，安能取天下？
陆宣公当扰攘之际，说其君未尝用数。观其奏议可见。欲论天下事。当以此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迁贬。唯杜门集古方书而巳。可谓知进退者。
吕晦叔真大人。其言简而意足。孙莘老尝言裕陵好问。且曰好问则裕。晦叔曰。好问而裕。不若听德而聪。人有非刘向强聒而不舍者。吕晦叔曰。刘向贵戚之卿。此语可谓忠厚。然向之眷眷于汉室而不忍去。则是也。至于上变论事。亦可谓不知命矣。
问以匹夫一日而见天子。天子问焉，尽所怀而陈之，则事必有窒碍者。不尽则为不忠。如何。曰：事亦须量深浅。孔子曰：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当以渐，而不可以浚，浚则凶矣。假如问人臣之忠邪，其亲信者谁欤？遽与之辨别是非，则有失身之悔。君子于此，但不可以忠为邪。以邪为忠，语言之间，故不无委曲也。至于论理则不然，如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则当言何必曰利。宣王问孟子卿不同，则当以正对，盖不直则道不见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谈道甚明，论议可听。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则其行事多与所言相戾，至有图王而实霸，行义而规利者。盖以其学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尝以心验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则曰吾所以为已而巳。是故心迹常判而为二。心迹既判而为二，故事事违其所学。人臣之事君，岂可佐以刑名之说。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无仁心，则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则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权，不可无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则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养其仁心。今也法不应诛，而人主必以特旨诛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争论，或为上所疑，则曰：臣之素行，似不至无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论事当问事之是非利害如何，岂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已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浅矣。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赃，不受赃，岂分外事乎？理财作人两事，其说非不善。然世儒所谓理财者，务为聚敛，而所谓作人者，起其奔竞好进之心而巳。易之言理财，诗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颁其兴积，说者曰：无问其欲否，槩与之也。故假此为青苗之法，当春则平颁，秋成则入之，又加息焉。以谓不取息，则舟车之费，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给无所从出，故不得不然，此为之辞耳。先生省耕敛而为之补助，以救民急而巳。方其出也，未尝望入，岂复求息？取其息而曰非以渔利也，其可乎？孟子论法，以谓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使民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货而益之，是为不善。今也无问其欲否而颁之，亦无问年之丰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则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吏官遂张乐集妓女，以来小民，此最为害教，而必为之辞曰与民同乐，岂不诬哉！夫诱引无知之民以渔其财，是在百姓为之，理亦当禁，而官吏为之，上下不以为怪，不知为政之过也。且民之有财，亦湏上之人与之爱惜，不与之爱惜而巧求暗取之，虽无鞭笞以强民，其所为有甚于鞭笞矣。余在潭州浏阳，方官散青苗时，凡酒肆食店与夫俳优戏剧之罔民财者，悉有以禁之，散钱巳然后令如故。官卖酒旧尝至是时亦必以妓乐随处张设，颇得民利，或以请不许，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县寺舍岁用有余，则以归官，赈民之穷饿者。余为浏阳日，方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饥踣于道者，随所在申县，县令寺舍饮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无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为恨。钱塘内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数，恣官官所为，至数年未已。伤财害民，莫此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兹固无嫌。其实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则过为奇技淫巧，以自献于上，与夫宫嫔之贵幸者，此弊尢不可言。使予守钱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数，付有司为之以进，庶几宦官不得容其奸。是虽于事未有大补，亦守臣安百姓节国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则有名矣。
或劝先生解经，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夫传而不习，以处已则不信，以待人则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劝正叔先生出易传示人者，正叔曰：独不望学之进乎？姑迟之，觉耄即传矣。盖已耄则学不复进故也。学不复进，若犹不可传，是其言不足以垂后矣。六经之义，验之于心而然，施之于行事而顺，然后为得；验之于心而不然，施之于行事而不顺，则非所谓经义。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谓博学者，特通历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尧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识之，以断后世所为之中否而去取焉，盖未能也。孟子之学，盖有以为不足学而不学者矣。若诸侯之礼是也，未有当学而不学者也。余观熙宁、元丰之君子，皆通晓世务，而所取以为证者，秦汉以下之事而已。故有为秦汉以上之说者，与之争辄不胜。若今之论事者，多以三代为言，其实未必晓。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与之剖析是非，有不战而自屈者。然此须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书，先王经世之务也，不可不讲。若有意于世湏，是事事明了，胸中无疑，方能济务。如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若非尝学来，安得生知？因论马周言事，每事须开人主一线路，终是不如魏证之正如谏太宗避暑事亲之道，甚善。然又曰：銮舆之出有日，不可遽止，愿示还期。若事非是，即从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谓月攘一鸡者，岂是以尧舜望其君乎？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当记之乎？或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当记之。曰：此语亦善，但人主好名，则可以此动之耳，未尽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故言行君子之枢机，不可不慎。纵使史官不记，而民之应违如此，虽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试教授宏辞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进士，使豪杰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谓舍此则仕进无路，故为不得巳之计，或是为贫，或欲缘是少试其才，既得官矣，又以侥求荣达，此何义哉？
龟山先生语录卷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