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位印度的救国志士甘地，在前文已叙述过了他的精诚感人坚苦卓绝，在本文里要和诸君谈谈他的救国方案。诸君听见“救国方案”四字，也许以为是偏于理论的叙述，其实仍有非常可以使人感动的行为做陪衬，因为甘地是一个坚毅勇敢的实行者，并非徒作空论的人。

甘地的救国方案即所谓“不合作主义”（“non-co operation”）上文里所说的“非暴力的抵抗”，已略见端倪。他所谓不合作主义，决不是仅仅“逆来顺受”的意思，实含有凭藉不合作而抵抗的意思。所以他说：“我提倡不合作主义是要唤起勇敢，不合作主义其实就是等于自我牺牲的训练。”这种“自我牺牲”却是有目的的，不是一味的瞎退让的。目的何在？就是绝对不与暴虐的政府妥协，以此抵抗暴虐政府的制度之存在。再说得简明些，就是你要打我，随你的便；你要拘禁我，随你的便；乃至你要杀我，也随你的便，如此种种，加诸我身，我都是乐于承受，一点不用暴力来反抗，不过要我承认你的暴虐制度，要我和这种制度妥协，宁死不肯，虽受尽惨酷的苦楚不肯。这样说来，不合作主义不是“退却”，却是“进攻”；不是胆怯，却是义勇；不是苟存，却是奋斗。甘地自己就以身作则，屡次因提倡与政府不合作，被捉将官里去，受尽苦楚，他非但不怨怼，而且乐于承受；他的主义是自我的万般牺牲都愿受，惟至死不与压迫印度人民的政府妥协。所以当政府以拘捕恫吓他的消息传来之后，他非但不恐慌，而且欣然准备入狱，并且叮嘱他的信徒，如被逮捕，当无抵抗的受捕。他这样说：“法庭无论来传那一个，你们都要到，随便他们如何判罚，一点儿不必替自己辩护。如果宣判时是罚金或是入狱，任你自择，你要自择入狱；如果只不过罚金，你便不要付款，随他怎么办，……不避刑罚，欣然受苦，是我信徒个个应负的责任。”

甘地对于不合作主义的进行，有很详细的计划，他把进行的程序分作四步，依实际的需要而按序进行。第一步，印人得过英政府所颁的官衔和爵位的，一概归还拒绝。第二步，凡在政府各机关服务的印人，一概退出。在第三步，印人一概不再在军警中服务。到第四步，则全国不纳租税，非做到印度有自治的政府不止。他深信如以暴力来抵抗暴力，英政府可调出重兵来压制，印人无法抵抗；如用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来死拚，英政府虽有兵力，无可奈何。

这种运动开始之后，全国纷纷响应，不过因印度人民的程度不够，违背了一个基本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实行的时候最重要者在不暴动，而印人将实行第二步的时候，却因群众的激烈而在好几处暴动起来，杀死了几个警官。甘地觉国人还不能依他的主义进行，深自引咎，饿了五天以警戒自己。最初英政府因为他们非暴力的进行，一时无从干涉，只得观望，到一九二二年的春季，因各处暴动迭起，决计拘捕甘地，开庭审鞫。当时法官是一位叫做卜龙非尔（c. n.broomfield），甘地受审的时候，不肯辩护，自己对于暴动之事认负全责，听凭判罪。当时庭上只有法官和公家律师说了许多话。法官的意思，甘地既自承负责，即可立即宣判，那个公家律师却不肯就此结束，坚要详细审问，意欲多所牵连，以重甘地之罪。于是甘地才自动的立起来大演说一番，他先承认对于暴动应负全责，愿受公家律师所加的罪名，接下去这样说道：“我原来也是极力的要避免暴动。但是我不得不对下述的两条路中选择一条路走：我要末屈伏于我所视为害我国家的政府制度之下，要末冒险领率信我主义的民众向前干去。我知道我的国人有的时候要发狂。我对此点实深内疚。我现在亲身在此，愿受最严重的刑罚。我不要请求饶恕，也不要请求减刑，法律上既视为有意的罪犯，而在我自己则视为做一个国民最大的责任，我在此欣然愿受任何最严重的刑罚。”

他继续的这样说道：“我对于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我对任何官吏的个人，乃至英王的个人，都没有什么恶感。但是我对于残害印度的政府不妥协，是我道德上的责任……我有了这样的信心，倘再维护这个制度，便是罪恶……我无时不尽我的心力使我国人明白：凭藉暴力的不合作只不过增加罪恶而已；罪恶只有凭藉暴力以自存，所以要不维护罪恶，只有完全不藉暴力，所谓非暴力，是自愿的承受因与罪恶不合作而被加的刑罚。我因此亲身在此，欣然愿受最严重的刑罚……你法官所能有的途径只有下述的两者之一：如你觉得你所根据的法律是罪恶，承认我实在是无罪，你自己便应立即辞职，由此与罪恶脱离关系；如你以为你所主持的制度和所援用的法律是为印度国民谋幸福的，承认我的活动是有害于印度国民的幸福的，应即加我以最严厉的刑罚。”

甘地说完之后，法官立起宣判，他先说这件案子给他很为难的工作，因为他个人深知甘地心地之高尚，动机之纯洁……但他末后说：“……为执行我的职务，我不得不判定你六年监禁，不过有一言可相告者，如印度的状况能容许政府缩短监禁的期限，那末执行缩短，为我所深愿。”

后来甘地关了许多时候，因病重开释，以后他尽全力于提倡用手工纺织土布救国，于一九二五年的秋季，他组织全印度纺织总会，积极进行。他这个主张有很充足的理由，在我国也很有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