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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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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八”以后,东北整个沦陷,国人鉴于国土日蹙,就有开发西北、以资补救的想法。西北自唐宋以来,日渐荒芜,于今是大片地成了不毛之地。想用西北的土地,来补救东北所失生产,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西北无水,无森林,无矿产,无交通,一切都谈不上。但开发西北这个呼吁,究竟是不错的,便是东北没有沦陷,也该去开发。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想到西北去看看,以求得一个认识。我这时除了写作,没有固定的职业,倒是乐得趁机一行,于是我就赶写好了约一个月足够用的稿件,于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由北平到西北去。

我原来的计划,先到陕西,再到甘肃,由甘肃往新疆,回头经河套,由平绥路回平。预定的旅行日期是半年。我知道西北旅行,用不了多少钱,带了学校里一位工友,两个人共预备了一千五百元的川资。后来又打听得汇兑还十分方便,带多了钱,也不好,又减少了五百元。行程先是南下,坐平汉车到郑州。在郑州改坐陇海车到洛阳。本来由郑州可以直达潼关的,但这个历史名都,我总得看看。所以到洛阳游历了几天,才去潼关。当年,陇海路只通到潼关为止。在潼关住了几天,上了一趟华山,重回潼关,才坐汽车去西安。在西安住了将近半个月,然后坐汽车到兰州。在兰州的时候,我原是打算继续西行,因接到上海几封电报,劝我别去新疆。兰州朋友,也告诉我新疆的盛世才是不好惹的,去了不得回来,那可是个麻烦。而且由兰州到猩猩峡,猩猩峡到迪化 ,路途遥远,交通工具也有问题。这样,我只好在兰州徘徊着,最后,依然坐了便车回西安。

这一次旅行,虽然没有完全符合我的愿望,但是我拜访了我们祖先的发祥地。在历史上,在儿童时代所读的经书上,许多不可解的事,都给我解答了。我的游历,向来是不着重游山、玩水。因为山水是静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除了大遭难,很少有变迁。唐宋人看了那山水,作下一篇游记,可能现在去看,还是那样,你再写一遍,也不见得有什么新鲜。何况那里的山水名胜,也不断地有人记载。我的游历,是要看动的,看活的,看和国计民生有关系的。我写出来,当然也是如此。这种见解,也许因为我是新闻记者的关系,新闻记者是不写静的、死的事物的。

在我去西北的时候,陕甘的军政当局,颇为注意,以为我去干什么。虽然有人说我是找小说材料来的,但很难引起人家的相信。因为很不容易遇到这种傻人而发这种傻劲。这我得感谢布衣主席邵力子,他原和我认识。在潼关,我托县长给我通了个长途电话,邵先生就答应用省政府的便车接我。到了西安,邵先生因坠马受伤,病榻边一度谈话,他非常地了解我。他对人说,张恨水是个书生。大概他暗示着部下,给我一点儿礼貌就够了。此外是尽量给我创作上的便利,而绥靖主任杨虎城也就这样办了。

在西安几天之后,各方面全明白我真是来找材料的,大批的碑帖,大部头的县志书,纷纷用专人送给我。还有那社会上的热心人士,跑到旅馆里和我长谈,把民间疾苦向我和盘托出。其中有一位军官,愿意和我共坐一架战斗机去天水看看。坐战斗机这勇气我虽然还有,可是我考量我的身体恐怕不行,只好婉谢。然而这证明一个人若为他的工作而努力,而没有其他企图的话,是很能引起人家的共鸣的。因此,我由西安去兰州,就得着公路局的伟大帮助,和总工程师同坐一辆轿车而去。这轿车是宋子文留在西安的,其舒适自不待言。连我同行的那位工友,也沾着很大的光,坐了公路局的工程车。要不然,西北公路的初期交通,是有让人难于忍受的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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