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讨厌上海，我的生活，却靠了在上海发表文字，要离开上海，而又不能离得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于是我临时选择了个中止地点——南京。南京除了到上海很近，到故乡也很近，而尤其可以住下的，是朋友很多。

我在南京住下两三个月，除了写稿子，只是和朋友谈天。而我对于南京，又有个不好的印象。在很早以前，欧美人士就预算出来了，一九三六年，将是世界大战年。当时德意日军事力量的疯狂发展，正吻合了这些预言。以南京首都 所在，人才荟萃，对于这个说法，应该有所感觉。可是南京士大夫阶级，很能保持“六朝金粉”的作风，看他们的憩嬉无事，不亚于上海，我又想走，但我向哪里去呢？国内找不着桃花源，而我又需要生活，正徘徊踌躇着，老友张友鸾君鼓励我在南京办一张小型报。不过他比我还穷，钱是拿不出来的，只能出力。这时，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原来的打算，是想在南京近郊买点儿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乡下，钱是够了的，就因为我对南京已不感觉兴趣，这计划没有实现。这时据友鸾的计划，在南京出一张小型报，一切印刷条件在内，开办费只需三千多元，我尽可拿得出来。我原来还是有点儿考虑，经友鸾多方的敦促，我见猎心喜就答应了。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读者在报上或尚可看到《南京人报》消息，就是那家报，不过胜利 以后，我为了和陈铭德先生北上办《新民报》北平版，我以最大的牺牲报答八年抗战的友谊，把《南京人报》让给友鸾去办了。现在的《南京人报》与我无关，附带一笔。

办《南京人报》，犹如我写《啼笑因缘》一样，震撼了一部分人士。这报在不足一百万人口的南京市，出版第一日，就销到一万五千份。我当然卖老命，张友鸾君和全部同人（我们那个报，叫伙计报，根本没有老板），没有一个人不使出了吃乳的力气。我那时的思想，虽还达不到“新闻从业负有其报的程度”，可是全社的人，多少分一点儿钱，我却是白尽义务，依然靠卖稿为生。我并不是那样见利不取的人，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做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不过“予”的数目很可笑罢了。除了印刷部是照其他报社一律待遇，总编辑才拿四十元一月的薪水，副社长支薪一百元，还编一个副刊，又写一篇小说。普通编采人员，月支二十元。请问，我怎忍心要钱？但这点与同人共甘苦的精神，把《南京人报》办得如火如荼，让许多人红眼。我并非卖瓜的说瓜甜，我这点经验，觉得还值得介绍出来，可见穷办报也未尝办不好。

我在《南京人报》，除了管理社务，自编一个副刊，叫《南华经》。自写两篇小说，一篇叫《鼓角声中》，写着受日本人威胁的北平。一部就是近乎武侠小说的《中原豪侠传》。我写这篇武侠小说，不讳言是生意经。但我对武侠小说的见解，已如前文，所以这篇《中原豪侠传》，更写得近乎事实。而是以辛亥革命前夕河南王天纵的故事做影子，并请刘亢先生每日插一幅图。出乎意料，这篇小说比《鼓角声中》还叫座，我倒是聊可自慰的。除了这些，我每日还自写许多散文和一篇故事新闻，所以每日直到夜深三时才回家。我这种苦干，博得许多朋友帮忙。例如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兄，无条件地给我写社论。一度盛世强兄在北平和我打长途电话，也是义务。而张萍庐兄编了一年的《戏剧》，只拿了一个多月稿费，令我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