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生活材料，是眼见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而不是我个人的生活。我个人的生活不会明显地反映到文字里去。但文字终究是生活的反映，人不经过某种生活，是不会写出某种文字的。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生活上的一种艰苦的锻炼，就不会知道人家吃苦是什么滋味，自己也就体谅不到吃苦。天下尽有在咖啡座上可以谈农人辛苦的人，但是不论怎样的谈下去，绝不能丝毫搔着痒处。我虽然没有历尽人世的艰辛，可是社会各阶层，我都有过亲切的接触，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在战前很不容易得着的茅屋生活，我就过了七年。自信，这种环境，比我读了许多书的教训还要深切有益。这对于写作，不但有莫大的帮助，就是对于为人，也有了莫大的指示。这一点，倒不宜抛弃的。我写的是写作生涯回忆，既涉及写作，而又是生涯的事，我也不妨写一点儿。

因抗战而入川的人，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四川，涌到了重庆，重庆的房子立刻就成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加之二十八年夏季的日机大轰炸，将重庆的房子炸去了十分之五六，让在重庆住鸽子笼的人，都纷纷地抢下了乡。乡下也是没有房子的，于是下乡的人，就以极少的价钱，建筑起国难房子来居住。这种国难房子，是用竹片夹着，黄泥涂砌，当了屋子的墙，将活木架着梁柱，把篾子扎了，在山上割些野草，盖着屋顶。七歪八倒，在野田里撑立起来，这就是避难之家了。这种房屋，重庆人叫着捆绑房子，讲的是全用竹篾捆扎，全屋不见一根铁钉。

我也有这样一所茅屋，但这茅屋不是我盖的，也不是我租的，是朋友送的。原来我住在一幢瓦房子里，有两间房，相当的干净，房东要发国难财，撵我们出去，要卖那房子。这房子后面有十间茅屋，除了出卖了四间，将六间租给了文艺协会。后来文协搬走了，房东是我的朋友，他让我搬了去，议定自修自住，不取房租。我也无须六间屋子之多，住了三间，又让了三间给一位穷教授，于是安居了好多年。除了我故乡那间老书房，这三间茅屋对我的写作生涯，是关系特深的。

在我的小品文集《山窗小品》里，对这茅屋是描写得很清楚的。简单言之，窗子外是走廊，走廊下是道干涸的山溪，上面架有木桥，直通走廊，木桥那头，是丛竹子。竹子后面，是赶集的石板路，石板路后面是大山。山上原来有树。而国民党的军队，来一回砍一回，砍来将柴卖给老百姓（我说这是一幕喜剧。我们窗子外的树，我们不敢动。人家砍了，还卖给我们拿了钱去，我们真是白痴呀）。这样山就光了。不过，下雨，溪里有洪水；出月，山上有虫声；下雾，眼前现出变幻的风景。这里还是很有趣的。当然，这里却不会引起高人隐士之风。第一，在这个溪两旁，全是受难的公教人员，穷的教员，穷到自己浇粪种菜。大家见面，成日地谈着活不下去。第二，村子里也有极少数的投机商人，对我们的生活，很是一种刺激。第三，隔了面前这座山，就是孔公馆。孔公馆建筑在一座高山上，绿树葱茏，石蹬上拔，环曲千级，四层立体式的洋楼，藏在一个树林的峰尖下。不说里面的布置，单是穿山的这一座防空洞，里面有无线电，有沙发，有电话，也就可知其阔绰了。这不过无数孔公馆之一，孔院长、孔夫人、孔二小姐，根本不来，只有几十个副官，在这里落寨为王，打家劫舍。这不但文艺人看了心里不平，所有的老百姓，都侧目而视。这一点，往往是引起了我写作的愤慨情绪的。我茅屋里夹壁上，自书了一副对联：

闭户自停千里足

隔山人起半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