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京，王夫三引我去见秦墨晒，这位老记者如今还健在。他先是给《时事新报》发电报，后来又当《申报》记者。秦表示很欢迎我，要我每天发四条新闻稿子，新闻来源他们那里有，决定每月给我十元月薪，如果稿子多，还可以外加。王夫三替我表示，我来北方是为了学习，目的不在钱。秦说：那就很好。于是先借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赶快寄还给芜湖那位借给我钱的桂家老伯。

我住在会馆里，每月房饭也要十多元，一切不用自己操心，自己可以用功，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全书》。每日从秦墨晒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阕。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

一天我在交过房、饭费后，只剩下一元现大洋了，这一块钱怎么花呢？恰巧这时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合上演，这当然是好戏，我花去了身上最后一块现大洋去饱了一下眼福耳福。有一个朋友方竟舟以前也在安徽报馆工作过，彼此熟识，一天他对我说：“你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响了，大概缺钱用了吧？有个朋友成舍我在《益世报》做事，想找一个人打下手，你去不去？”我好在下午和晚上没有事，很愿意兼个差事，就答应了。经他介绍我就认识了成舍我，成又给我介绍了经理杜竹萱。《益世报》是天主教办的报纸，所以杜说，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只要不违背天主教就行，此外随便说什么都可以。至于我的工资，规定是三十元一个月。

《益世报》当时在新华街南口，除了总编辑成舍我外，有吴范寰、盛世弼、管窥天和我几个编辑，还有两个校对，另有主笔一人，每天做一篇社论。社址有三进房屋，前面一排是营业所，有两个人收广告管财务。中进是排字房，有二十几位工人，还有两架平版机和一架小机器，两侧是堆纸的屋子。经理室、编辑部、厨房全在后进。新闻和副刊全在这里编。要说是每天出两张大报，这点房子真不算多，尤其是比起今天的报社来，就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当时其他的报，往往是只租一所小小的房子，门口挂一个木牌，就算报社了，其报纸大都是找印刷所代印的。

我在北京《益世报》大约干了一年，因为我在业余时间朗读英文，同院住的经理的新太太嫌吵，就把我调任天津《益世报》的驻京记者，每两天写一篇通讯，这样就离开北京《益世报》馆。到后期我的月薪加到七十元一月。

当秦墨晒作《申报》驻京记者时，他还兼着“远东通讯社”的事，每月送他六十元，他忙不过来，就约我分担一半。后来他又凑了个孙剑秋，办了个“世界通讯社”，约我做总编辑。我是个不会跑腿的人，通讯社的消息从哪里来呢？秦墨晒虽然答应我从他那里挖一点去，但是我想他还是从别人那里挖消息的，岂能让我再挖，我暂时只好答应。我先后住过王夫三的会馆和潜山会馆，这时就搬到通讯社里去住。

通讯社也就是供稿社。当年大凡一个人在政治上有点办法，就拿出几百元办个通讯社，此外每月还要二百多元经费。主办“世界通讯社”的经济后台老板是张弧——当年的财政总长。他究竟为办通讯社花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我当总编辑，每月支二十元，只够吃饭。每天的头条新闻却是煞费心思的，因此我在通讯社里始终抱一个五日京兆的意思。

后来成舍我和我们全部离开了《益世报》，成舍我混进了众议院当秘书。我辞了“世界通讯社”的工作，给《新闻报》《申报》写通讯，我的新闻来源也往往是去找成舍我想办法。他一度办了个“联合通讯社”，我又去帮他的忙。成和杨璠结了婚，家用大了，他又弄到了教育部秘书的职务。成舍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精力充沛，从新闻界跳入政界，在政界又兼办新闻。不久，他又办了一张《世界晚报》，让我包办副刊，我给这副刊起名叫《夜光》。我只支三十元月薪，样样都得自己来，编排、校对，初期外稿不多，自己要写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