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世纪——权威和统一

当西罗马帝国臣服于野蛮人的入侵时，基督教作为官方的宗教，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罗马的主教拥有至上的权力。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civitas dei）中，把上帝之城描述为优于在内乱和外敌中衰败的尘世之国。一千年中，教会确立并维持了对欧洲日益扩大的统治。罗马主教被视为基督的代言人。正如上帝是创造者和统治者，他的意志是律法，他的存在是完满的善，他的代言人有权要求所有人的服从。这并不是一个残酷或无理的统治者的律法——上帝是爱亦是正义。他的恩慈给人们带来了救赎。教会和它所进行的圣事，是这一恩慈到来的机制。它把新生儿带入它的关爱之中，使婚姻变得神圣，谴责他的错误，宽恕他的罪责，在弥留之际给予安慰并向虔诚者许诺有福的未来。教会包容了所有人——不仅仅是圣人。一些人，就像学校的新生，被认为没有他人成熟，但所有人都被视为在它的关爱之中。因此，教会被称为普遍的，不仅在于它统治所有的人，也在于它容纳所有的人于它的看护中。它象征着人类的统一，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造物和合法的臣民。

神职人员有等级之分，圣恩通过他们传递，从教皇到主教，从主教到主持圣礼的牧师。同样，成员应该服从牧师，牧师应该服从主教，而主教应该服从教皇，教皇则应该服从上帝。

教会试图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行使约束权力，此后，这两个领域逐渐摆脱了那时盛行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对于家庭而言，来自宗教团体的支持如此具有吸引力，因而即便在清教国家中，婚礼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由牧师所主持；为此目的，这些牧师成为市民政府的官员。

在政府领域，教会不得不反对部落首领和封建地主的暴乱。他们不仅时常在缺乏权威的情形下争吵，也把军事看作唯一属于男人的职业，把军事荣誉看作最高的荣耀。针对这类频发的好斗以及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教会一方面继承了呼吁和平的先知和基督的精神；另一方面继承了一个充满爱的社会的理想，在其中，上帝对其信徒的爱应当成为每一位兄弟姐妹之爱所效仿的榜样。它在各种会议上颁布了“上帝之和平”的教令，虽然没有完全禁止战争，但旨在限制它的残酷性和负担，通过驱逐团体的惩罚来禁止每一种针对教会建筑、神职人员、朝圣者、商人、女人和农民的私人战争或暴力。上帝的休战（treuga dei）最初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一上午，禁止私人打斗；到11世纪中叶，它扩展到从星期三的傍晚至星期一的上午，大多数地方也包括大斋节（lent）和耶稣降临节（advent）。它扩散到法国、意大利以及整个帝国。当达到它的极限时，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囊括在内。十字军展示了统一的目的（在此目的下，国王们听从指挥）和嫉妒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远征功亏一篑。

在经济领域，教会意在掌控过分的贪婪。它尤其谴责高利贷（usury），那时人们通常并不会借款投资。借方通常是个遭遇不幸的人，趁火打劫并不公平。贸易中的价格应当“公平”和合理，每一个产品都被认为有其内在的价值，因此通过交换货物和低买高卖牟利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消费应当由维持生命的自然目的和对他人需求的考虑来衡量。在有关富人的那些寓言中，财富对于灵魂而言是危险的。在早期几个世纪基督教神父看来，私人财产并不符合上帝最初的设想。圣安布罗斯（st.ambrose）说，上帝的意愿是：大地应当为所有人共同拥有，它应当把它的果实给所有人；是贪念造就了财产权。格拉提安（gratian）是12世纪教会法的编纂者，他从斯多亚—罗马的自然法思想中得出了相同的观点。根据自然法，所有的东西为所有人所共有——只有在习惯法或实在法中，才有这是我的或那是他人的——，向那些需要的人布施因而被一致认为是一种正义的行为，而不是仁慈。圣托马斯确实把作为获得和分发的权利的财产和为自己使用的权利区别开来，前者是合法的和必要的；而后者则不是，因为一个人必须把他的东西用作公用。

神职人员是有学问的阶层，这增加了他们的威望。他们能够阅读和写作。他们是希腊和罗马文化之遗产以及基督教的神圣书籍的保管者。

为了强化它的教令以及决心，教会主要依靠它在信仰时代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所获得的尊重和敬畏。针对较轻的罪行，它运用忏悔、训诫和悔罪等手段；对于较大的和严重的罪行，则逐出教会，这轻易不用。但重要的是，道德生活很显然是通过教会的引导来定义的——道德律也是上帝的律法。

§2.文艺复兴以及从改革到革命

这一阶段见证了民族主义以及世俗的和宗教的自由的兴起，中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壮大，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在其上定居，现代科学的诞生，绘画、音乐和诗歌艺术的繁荣。所有这些都影响了道德。它们放松了习俗和权威的约束，给予人们更大的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并赋予个人以更大的责任。它们拓展了生活。

1.很大程度上通过军事力量——通过铁与血——帝国中的领地和封地在善战的国王们的统治下，被巩固为许多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领先；德国和意大利直到19世纪，才达此地位。某些现在的道德价值和民族主义的恶，将在第三部分讨论。在此，我们只需要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增强了这类政府的主权，与教会和教皇坚持的欧洲的统一背道而驰。它脱离罗马的统治。亨利八世宣称自己为英国教会首领的行为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表达。它用爱国主义替代宗教，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或许对于道德最重要的影响，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及国家的统治者们所带来的结果，政治就是政治——而不是道德。马基雅维利认为，使意大利摆脱外部势力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有此意图的君王，为了获得和保存权力，无论他采取什么必要的政策或尺度，都将是公正的。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尽管他们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坦率。在美国，它如今依旧常被接受为政治党派实践中的一项原则。在欧洲，它被用在对战争的辩护上。

2.中产阶级——商人、自耕农、手工艺者——产生了，他们是争取公民和政治自由的领头人。在中世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可能进入神职并升至教会中的高位，但人口中的大多数则是这两个阶层的人——土地的拥有者和农奴。在英国，在《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指英国1085—1086年钦定土地调查清册）的时代，乡绅和神职人员是9300人；地主和自耕农是35000人；部分自由或非自由的农奴、农工是259000人；奴隶25000人。自由者和非自由者的比例是1∶6，而这六的部分相对于一而言，拥有更少的权利。在早期英国的法律中，有107段文字是用来区分不同阶层的。但在14和15世纪，用服务换取土地使用的方式转向了工资制，在14世纪中叶爆发的黑死病还有无数其他的改变最终使土地占有的封建制度崩溃，农奴获得自由。自由城市的增长，伴随着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增长和更大的权利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航海者所开辟的新的贸易路线，促进了作为港口的城市的繁荣。自由人被赋予权利，财富是对他们的权利的支持。在国会与斯图亚特王朝的抗争中，自耕农和伦敦是其主要的支持者；而农村地区则普遍支持国王。

与此同时，英国的法官们逐渐地从旧的地方和部落风俗中建立起一个王国的“共同法”。它最初无疑是建立在我们曾经谈到的阶级区别之上的，但由于它是“共同的”，后来变得越来越统一，不仅对王国所有的地方，而且对所有的人。它被认为是保护的力量，甚至反对国王本人的任意行为。到17世纪，公民权利得到了认可和界定；即便是推翻和处死国王，也被认为是一个合法的程序，对于维持英国人民的自由而言是必要的。

弥尔顿（milton）和洛克（locke）是自由强有力的维护者。他们利用古老的斯多亚—罗马的自然法的概念，以及基督教的天赋法律的观念。但为了运用这些观念来保卫自由，17和18世纪的人们把强调的重点从法律转向了权利。自然权利的学说成了个人不断增长的力量的象征，它和此前君王的神圣权利相对立。

“所有人都自然的生而自由。”弥尔顿写道。洛克主张：“为了正确理解政治权力且从根本上推演出它，我们必须考虑所有人自然所处的状态，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在自然法则的限度内，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地行动、处置他们的财产和身体；无须请求或依靠任何他人的意志。这也是一个平等的状态，所有的权力和司法都是相互的。”这些有关自然的自由和自然权利的学说，在卢梭那里得到了雄辩的刻画；在大胆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宣言中，它们向旧秩序发起了挑战。因为它们宣称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其合法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

这些权利的主张对道德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它使人们不再愿意接受任何不能通过理性和良心得到辩护的道德权威。

3.这一阶段重大的宗教事件是改革。中世纪教会所寻求的基督教的统一并没有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君王之间的残酷竞争，以及神学家之间的激烈辩论。除了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所推动的教会改革之外，另一个有关基督教和基督教团体的理论也兴起了。即便在最初，也存在着对于基督教精神的两种解读。天主教会认为，自己是神圣恩慈以及对一个有罪世界的救赎的代理人。它的圣事是这一恩慈降临的渠道。它想要把所有人从生到死带入关爱、指引、训诫和宽恕中。

另一方面，一些信徒更加珍视创始人的生活和教诲的私人和个人方面。登山宝训似乎并不支持等级和世俗的权力。这些信徒并不认为教会是包容所有人的，而认为教会应当由那些改宗的和真诚追寻上帝的人组成。这一充满爱的团体对他们而言，包括那些热爱上帝和彼此的人。他们与世界保持距离，不像僧侣的苦行，不是为了克制肉体，而是追求一种与由野心、财富或欲望主导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认为，圣餐这一圣事是虔诚的信徒的纪念而不是在弥撒中重新进行的牺牲。在中世纪，瓦尔多派（waldenses）宣布这样的信仰者自愿结社的观念；方济各派（franciscans）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精神鼓舞下，意在模仿基督，成为穷人的牧师，尽管他们依旧属于天主教会。在14世纪，威克里夫（wycliffe，1330—1384）派遣“贫穷的”或“简朴的”牧师向普通人传道，和其追随者一起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他抨击神职人员拥有财产的权利，反对教会组织的政治意涵，主张耶稣和首批信徒所设立的更为简单的模式。他不仅认为，圣书的权威高于教会，而且通过他的翻译认为，普通人也能检验其立场。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john huss）持有类似的观点。罗拉德教派（lollards）继承了威克里夫的传统。孟诺派（mennonites）、浸礼宗（baptists）、分离派（separatists）中的司寇比（scrooby）团体——他们作为“朝圣者”到了荷兰，随后到了普利茅斯、马萨诸塞——都认为教会是信仰者的聚合。贵格会（quakers）把内在的光视为权威。在所有这些团体中，对于教会规则的拒斥要求人们尽力对这一拒斥进行辩护，这一点比在路德派、加尔文派和清教徒这些改革团体中更为重要。起初，圣书的权威通常是上诉法庭。印刷术的发明，对于个人成为经文的解读者而言至关重要。对个人自身的信仰以及成为基督教团体中成员的自主选择得到了强调，它走向了道德反思和个人的责任。

所有这些持有异见的团体都在为自己寻求自由——为了他们认为真正的教导。很少有人认为，宽容或宗教的自由是可以允许的。浸礼会是宗教自由的先驱；在英国，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1667）以及《论宽容的四封信》（four letters on toleration）对其发展产生了最强大的影响。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把他自己在这一领域中的贡献与在公民、政治自由事业方面和教育方面的贡献联系在一起，在他自己所选的墓志铭上写着：“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4.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见证了从封建服务体系向货币支付体系的转变。这是朝向更伟大的经济解放的一步。向远东、新大陆的新贸易路线的开辟，增长了商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也增长了其他阶层的财富。当人们获得财富后，也就获得了权力。威尼斯、旧弗莱芒港口以及其他欧洲城市里的宫殿和豪宅，是这一新的权力的显现。它们也展示了把世俗生活的住所建造得优雅、美丽的兴趣，而在中世纪，工匠的技艺以及人力资源都用于建造大教堂，这些教堂如此完美地代表了沙特尔、兰斯、坎特伯雷以及林肯那些城市在初建时最受赞颂的建筑。

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关于国家生活中贸易地点及管理经济事务的方法的理论。经济自由的政策逐渐地形成，它自然地对应于公民和宗教的自由。在中世纪，贸易是受控制的。一些最初并没有纳入习惯法的风俗和标准，由有关商人的法庭所掌控。在一些情形下，同业公会要为诚实交易负责。“诚实的”这个词语在罗马指的是诚实可靠，它逐渐指称对良好的信仰以及贸易或财务往来的公平交易。社会试图设定一种道德标准，并且通过它控制商业和工业。它旨在通过某种方式找到合理的价格。在产品制造中，它可能有时是由手工业同行的意见决定的。在买者和卖者见面和议价的公开市场中，人们会信赖一种“通用的估价”以给出公平的价格。然而，最大的限制针对的是城镇里的粮食。或者，风俗会规定多少钱相当于先前对同类的或个人的劳动的支付。某种类型的规定，以高利贷法的形式沿用至今。

现代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在于消除一切由外在的道德标准所施加的约束，取而代之以一个自由交易、自由契约的系统。这是称作资本主义的复杂系统的一个方面，尽管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充分的发展。

为了防止过高或过低的价格，资本主义依赖于竞争以及普遍的供求原则。如果一个面包师要价太高，那么，别人就会开面包房，售价更低。如果一个债主要过高的利息，那么，人们就不会向他借钱或者转而向别人借。如果工资太低，工人就会到别处打工；如果工资太高，资本就无法找到利润从而不会雇佣劳力——理论上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并不会分析理论的道德价值；但需指出的是，只要这一理论假定保障公平交易和公正分配，那么它就假定自由协议双方是真正自由的。这意味着，它们几乎在同等的基础上。在手工劳动和小工业时代，也就是工业革命前，这是可靠的假定。

这一自由交易的理论与18世纪普遍流行的自然权利学说相呼应。有趣的巧合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出现在同一年，也就是1776年，这本书宣称要把商业和工业从过去时代的各种约束中解放出来。亚当·斯密继续说，他认为，尽管富人可能只追求自己的获利而不会顾及公共福祉，但他“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为普遍的善作出贡献”。如果这是对的，为何还需担心自私自利的利益追求的道德？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商业中不遵守道德原则。相反，商业产生出一些规则，对于维持商业关系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例如债务偿还、对所有合约的履行以及至少在某些方面对良好信念的持守。但是，资本主义道德问题的全部力量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完全发展出来。

说到工业，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的崛起——部分由手工劳动的工人们组成——改变了对手工劳动的态度。武士及其后代、绅士的阶级理想是反对手工劳动的。“军队”、法庭或教会是恰当的职业；打猎、捕鱼或运动是合适的消遣。这一观点多多少少与下述事实相关：在原始社会，劳动主要是由女人和奴隶完成的；男人的事情或“美德”在于战斗或统治。古代的文化强化了这一偏见。而另一方面，教会保持了劳动的尊严和道德价值。受到称赞的不仅是基督教创始人及其门徒（他们大部分属于社会的低等阶层），还有工作的内在道德价值。尤其是清教徒，他们对美国北部和西部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坚持工业并不是为了它的产品——他们在消费上相当节俭——而是表达了一种品格。懒散和“不求上进”并不只是低效的，而且是罪恶的。“不劳者，不得食”，这句话赞扬了这个阶级的理念。清教徒们比那些相信神圣选择学说的善良的加尔文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强调每一个人——并不仅仅是神职人员——都有一个“职责”，有一个角色，都在上帝对于世界的计划中。

劳动者为公共福利作贡献，而懒人则需要被抚养，这一观点是一种强化。随着中低等阶层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他们本身也是劳动者和贸易者这一事实增加了阶级动机。自然而然的是，劳动阶级应当把劳动看作“诚实的”（也就是可尊重的），尽管在更早的时候，“诚实的劳力”这样的组合会像“诚实的流氓”（villein）一样荒谬。在美国起作用的另一个影响是在新的国家中阶级区分的流动性。在边远地区受尊敬的人，是那些会打枪、伐树和种地的人。开拓边疆的影响主要是在工作的价值，以及对闲散的谴责方面。

5.文艺复兴带来了现代科学；18世纪见证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说中世纪没有探索，也没有理性的运用，这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旧世界的宗教和政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向城堡和教堂的建造者、法律和教条的确立者提出了挑战。大学曾是讨论的中心，在那里，聪明的头脑挑战着已接受的观念。像罗杰·培根（roger bacon）这样的人试图寻找自然的秘密，而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则为了维护信仰学习希腊哲学。但是，神学的兴趣限制了自由和对论题的选择。直到个人的扩张——在政治自由、艺术的运用、商业的发展方面——才使得一度在希腊人身上展现的纯粹理智上的兴趣苏醒。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新世界似乎展现在意大利人伽利略、法国人笛卡尔、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的面前。思维这一工具通过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证法而变得锋利；现在把它们用来分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吧！伽利略没有纯粹地观察自然，他运用实验的方法，用确定的问题拷问自然，因此为一步步朝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准备了道路。笛卡尔在数学中找到了一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之前从未被强调过。在他的解析几何中，那些曾经看起来十分神秘的物体的曲线轨迹被给予了简单的论述。莱布尼茨和牛顿在对力的分析中，把这一方法带向令人欢欣的结果。理性看起来能够发现和框定宇宙的规律——自然的“原则”。培根虽然在方法方面较少作出积极的贡献，但他提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东西。人类的心灵容易被某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来源所蒙蔽。如同欺骗人的图像或观念，部落里、洞穴中、市场上、剧院里的“偶像”——由于本能或习性、语言或传统——阻止了理性最好地发挥它的作用。需要不懈的努力，才能把心灵从这些偶像中解放出来。然而，这是能够做到的。让人们从形而上学和神学转向自然和生活；让他们追随理性而不是本能或偏见。“知识即力量。”借此，在自然的王国之上可能会出现“人的王国”。在他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中，培根预见了一个人类的社会，在其中，技能和发明以及政府都为人类的福祉作贡献。实验性的方法、数学的理性分析的力量以及为了人类的利益控制自然的可能性这三点，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理性和权威之间的冲突也和科学的进步并行。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把自己和教条及传统对立起来。宗教改革运动不是在形式上呼唤理性，权威之间的冲突激励人们对天主教和清教的主张进行理性思考。在18世纪，在广泛的宽容和普遍的理智增长的影响之下，理性和教条的冲突达到了顶峰。法国人称这段时期为“启蒙”（i’illumination）——由理性之光照亮生活和经验。德国人称之为“除蔽”，（aufkläerung，“the clearing up”），什么东西被除蔽了？首先是无知，它限制了人的力量并且使他因无知而恐惧；然后是迷信，也即被固有的习俗和情感神圣化了的无知；最后是教条，它们通常带着非理性的因素，并且试图通过权威而非真理的力量强加于人们的心灵之上。它也不只是有关理智批判的问题。伏尔泰意识到，教条通常带来残忍。无知意味着相信巫术和魔法。从文明降临开始，这阻碍了人们的进步并打压了过去无数最智慧的天才。是时候让原始信仰的残余永远地终结了；是时候让理性之光指引我们了。这一运动并不只是消极的。同样运用对“自然”的呼求，它曾在政治权利的发展中作为集结口号，这个运动的拥护者谈论上帝为指引人而赋予他的“自然之光”——“主的烛光被他设置在人的心中，人的呼吸或力量不可能使它全然消失。”一个自然和理性的宗教应当取代启示。

但是，18世纪在个人的理智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在于，人类的心灵开始意识到它自己在科学和行为的整个领域中所承担的角色。人开始向内观看。无论他把他的著作称作《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或者《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或者《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或者《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其目的在于研究人的经验。因为人突然想到，如果他比动物或野蛮人拥有更高等的知识，这大概是由于心灵的活动。看起来，人并不满足于“自然”，他进而建立了一个拥有制度和道德、科学和艺术的新的世界。这并不是本能或习惯的创造，也不是仅仅通过感官、情感或冲动所能解释的；它是我们称之为理性的更为积极的、普遍的和富有创造力的理智类型的产物。人能够在科学和行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他必须重新被认识。拥有政治权利、自由和责任的人，具有作为公民、君王和臣民的尊严。人通过观念而非蛮力指引和控制着他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他具有作为一名道德人、一个道德主权的尊严。他并不仅仅拥有自然所赋予的；他建立自己的目标，并且赋予它们以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康德看到了人类精神的最高尊严。

6.艺术和文学展现并辅助着个体性的不断成长。中世纪在为上帝服务的大教堂中，找到了对它的精神的合理表达；在教堂中，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向最高的权威致敬，并且在上帝之城中感受他们共同的归属。现代世界虽然没有表现恭敬和群体的艺术，但发展出许多艺术；它们展现了志向、各种兴趣、在冒险中的乐趣、迫切的激情，以及现代生活宽广的同情。十字军通过它们以及后来的商业与阿拉伯文明取得了联系，对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和艺术越来越熟悉，在开始时是有效的力量。文艺复兴，或世俗生活中兴趣和愉悦的重生，在意大利以绘画、雕塑和浪漫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英国，则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得以展现。在此之后，是低地国家和西班牙的绘画、法国的戏剧、德国的音乐。最后则是小说，一种盛行于整个现代社会尤其适合描绘个人特征的艺术手段。

艺术和文学表达方面的丰富发展，宣告了从中世纪所特有的对主题和手法的道德控制中的独立。文艺复兴领先于强大人格的肖像画。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是对清教的抵抗。狂飙突进运动不仅是对文学传统的反叛，而且是对那些被认为限制了个人的制度和风俗的抗争。

艺术和文学的另一个影响具有更为积极的性质。人道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增进有许多原因，但艺术表达推进了更大范围的同情。艺术传递着情感。戏剧和小说把我们带入他人的生活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男女英雄们主要来自上层阶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产阶级也引起了注意。伦勃朗（rembrandt）在老人或女人那里发现了富有特性的线条，而那肖像却没有显示所绘者究竟是王子或农民。委拉斯凯兹（velasquez）描绘的国王和酒鬼同样义无反顾、无所畏惧地追求品格。农民彭斯（burns）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到那时，天下姐妹、兄弟父老，

四海一家是同胞，不管怎么着。[1]

§3.革命以来

1.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政府的危机；工业革命导致了欧洲及美国普通人民生活更深远的改变。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把始于解放奴隶和中产阶级兴起的自由运动推向进一步的发展。英国已经在内战中和1688年形成了议会政府。他们在1832年进一步地推动了对选举权的滥用和扩展的改革。美国革命更加惊人的是：它对于自由的清晰宣言以及它所导致的一个新的国家的形成。法国革命比美国革命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它更为激进；它更深远地影响了欧洲人的观念，因为它离得更近。它回荡在那时的文学作品中。美国和法国革命都强调民主，不仅在于它的自由和自治方面，而且在于它所指涉的平等方面。它们强有力地推动了阶级间与生俱来的差异的消弭。用林肯的话说，美国“孕育于自由并且致力于‘所有人生而平等’”。法国人则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他们的座右铭。

在这些革命的持续进行中，民主的两个方面都成了普遍接受的政府理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社会生活的标准。詹姆斯·布赖斯（james，viscount bryce）子爵在他发表于1921年的《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一书中谈及在过去的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一百年前，在旧世界里，只有一个小点（一些瑞士行政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下；而到了1921年，“全世界有一百多个代表大会在为自治共同体立法”。不仅如此，在美国、加拿大和北欧，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而且，在布赖斯子爵看来，普遍态度的改变同样重要。“70年前——‘民主’一词引来厌恶或恐惧，而现在它是一个溢美之词。” 就对于权威的普遍态度而言，自治和平等的扩大对于道德有着根本的影响。当人们制定他们自己的法律时，并不愿意接受任何建立在一个统治阶级、长者、教会或学院的权威之上的道德标准或法律——除非它能够通过其他的检验为自身辩护。

在政治民主的系列进程中，随之而来的是扩大的教育机会。这激起了普遍的共鸣，因为它对于理智的选举是必要的，同时是每一个孩子应有的权利，他们应当分享普遍遗产的至少是最为基本的部分。教育使阅读新闻和参与讨论成为可能，它是使得反思性道德形成的另一个影响要素。

政治民主的增长以及教育机会的扩大，深化和扩展了道德意识。另一项政治发展也增加了它的复杂性。民族主义的力量增强了。文化传统、经济优势、对国力的骄傲、对其他国家的恐惧、大范围的军事武装、来自军人的压力、帝国强权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战争精神，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峰，并且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以及文明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引起如此痛苦的道德评价的冲突。第三部分将思考这些方面。

2.和美国与法国的革命不同，工业革命无法归到精确的年代。它始于水动力或蒸汽动力所驱动的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它依然在新的大规模生产设备方面继续进行，伴随着许多发明创造、新的自然力的发现和运用的活动。它的对应物是公司所有制和对工业的控制。银行和其他财政机构的扩展，帮助它掌握了大量的金钱和信用资源。它把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它夺去了家庭从前所有的许多功能。它把美国从一个有着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国家，变为由大量为雇主工作的男人、女人构成的国家。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美国，它使得对自然资源的迅速开采成为可能，也成就了一个联邦政府对这块广袤土地的治理。

通过改进了的交流和交通方式，它打破了语言、传统以及民族间的政治隔离的障碍，并且用另一种形式带来了中世纪教会所寻求的那种团结。它使美国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得以在政治上统一，今天这些地区的人们在晨报上阅读或在收音机里收听相同的新闻。它推动了政府中民主的进程，虽然也在工业中带回了专制。它导致人的价值体系的转变，以及制度的相对权力和威望的变化。在中世纪，是教会和上帝的荣耀；在15至18世纪，是国家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由；在革命之后，民主和财富则成了激动人心、为之奉献的主旋律。

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提及工业革命为今天和未来的道德问题带来的三个巨大影响，它们是新的阶级结盟、经济系统的独裁或寡头组织，以及所产生的巨大财富的分配不均。比这些更加细微和根本的是货品价值以及好的生活、成功和卓越含义的改变，这是由我们对于意想不到的自然资源倾力开发所带来的。第三部分将涉及这些问题。

3.这一时期，第三个影响道德及其问题的主要方面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开始形成，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经济学、政治学发展出了新的方法。物理科学的应用增加了舒适和奢侈，并且使得它们更普遍可享受。所有货品的生产急剧增长，这带来了公平分配的问题。但是，科学对于道德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科学探索的普遍精神和方法，尤其来自达尔文和斯宾塞提出的进化论理论，它在许多领域都用作方法。因为探索的普遍精神导致了对许多教条的质问；实验的方法不仅导致了知识的拓展，而且在它把推理和观察——追问自然——结合起来时，设置了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对真理的检验；进化的观念把任何特定时间或人群的道德放置在这样一个视角下，使得它们不再是绝对的，因为它把它们和其他的时代及民族进行了比较。

§4.当代道德观念的来源

我们对于道德事实的观念几乎都来自群体的关系或法律和宗教方面，这已经逐渐变得清晰。正如已经指出的，希腊的词语“ethical”，拉丁词“moral”，德语的sittlich，都表明了这一点——ethos 意味着“一个群体借以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用法、观念、标准和法则的总和”。[2]

一些特殊的道德词语直接来自群体关系。“善良的”（kind）人像自己的同胞那样行事。当统治或特权阶层和那些无家可归或出身低贱的人相比时，我们就会获得很多意指出身或在普遍价值上“高等”或“低等”的词语。这也可能并不是由于上层阶级内在的优越性，但它至少意味着上层阶级在形成语言和赞同标准上是最有发言权的。因此，“高贵的”（noble）和“文雅的”（gentle）在它们获得道德价值之前指的是出身；“义务”（duty）在现代用法中似乎主要是针对上等人的。许多表达道德否定的词语，对于阶级情感而言都非常重要。“懦夫”（caitiff）原指俘虏，意大利人用来表达道德败坏的词语“cattivo ”就是从这里来的。“流氓”（villain）原指封建农奴，“无赖”（blackguard）、“恶棍”（rascal）原指平民百姓。“knave”指下人，“卑微”（base）和“卑贱”（mean）与文雅和高贵相对。“lewd”指与神职人员相区别的俗人。

另一些观念反映出旧的族群认同，或者把它们与出身的观念联系起来。我们注意到希腊语里kalokagathia 的两个根源。“荣誉”（honor）和“诚实”（honesty）是族群所称赞的东西，而相反，希腊语和拉丁语里的“aischros ”和“turpe ”就像英语中的“可耻的”（disgraceful）或“丢人的”（shameful），是族群所嫌恶的。“德性”（virtue）是尚武时代所崇尚的男性的卓越品质，而希腊语中表达道德败坏的词语原意是指懦弱，我们的“恶棍”（scoundrel）一词可能有相似的起源。“坏”（bad）很可能原指虚弱的或是女人气的。经济出现在“价值”（merit）中，在我所挣得的东西里，同样出现在“义务”（duty）和“职责”（ought）中，有应得的或被亏欠的意思——尽管义务似乎如上所述，指向上等人。实践中的深谋远虑和技艺提供了“智慧”的概念，在希腊人那里，这是最高的德性，就像中世纪制度中重视的“审慎”（prudence）。经济的交换同样促成（如果不是创造的话）了价值判断以及形成某种有关更好和更坏的永久标准。柏拉图的著作和《新约》用几乎相同的话语来质疑：“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全世界却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有何益处？”[3]从艺术或实用技艺中可能产生出尺度、秩序、和谐的概念。思考道德生活的整个样式在于法律。“道德律”、“权威”、义务”、“责任”、“正义”、“正直”带来了控制群体的联想，以及更加明确组织起来的政府和法律的联想。最后，以上所提及的词语也具有宗教的印记，无数的道德概念来自其中或从宗教的用途中得到了它们具体的涵义。“灵魂”（soul）的概念造就了一种恒久的善的理念，而这种善在于个人的友谊而非感性的满足。“纯净”（purity）最初是一个有魔力的宗教概念，它象征着免受污染以及目的的单一性。“贞洁”（chastity）赋予植根于财产概念的美德以一种宗教的崇高。“邪恶的”（wicked）来自巫师。

我们的确有一些概念来自个人的一时经验或反思。我们从那些与令人厌恶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感受中产生了“污浊肮脏的”这样一些概念，而从那些适合眼睛或肌肉感官的类似的意象中则形成了“诚实的”（straightforward）、“正直的”（upright）、“稳重的”（steady）这些概念。我们从思维过程自身中则产生了“良心”（conscience）的概念，这个词语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是表示意识的一个普遍词语，它或许表达了道德最独特的特征。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的态度，不仅在形成目的时，也在用它赞成的标准衡量和评价行为时起作用。但很显然，至今伦理术语中的大多数来自广义的社会关系。

§5.用伦理体系来解读现代的趋势

很明显，如果伦理体系要解释个体在不同方面的现代发展，如果道德生活要具有权威，就必须找到道德生活权威的新基础，一方面必须公正地对待个体的个人兴趣，另一方面必须公正地对待他与同伴不断增多的接触，以及由于新阶级上升到考虑和关注民主的层面而增长的民主。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工作以及进化理论带来了思想方面的巨大变化。在此变化之前，形成了四个这样的理论体系：自私的体系、道德感理论、康德理论以及功利主义理论。

1.所谓自私的体系，是早期个人主义最简单的表述。它尤其体现在为了野心和劫掠而发生的战争中，或是在国家的权威下寻求对私人利益的保护。这一学说最为著名的鼓吹者是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他在1651年出版了著名的作品《利维坦，或公共财富的质料、形式和力量》（leviathan or the matter，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这时候，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和以查理一世被处死而告终的英国内战刚刚结束。“自我保存”在霍布斯看来是第一自然法则；所有的社会都是“为了利益或为了荣誉”。与罗马人和格劳修斯的自然法则不同，霍布斯只能看到每一个人运用任何他的能力以内的方法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以及一种审慎的自然法则。这使得他和他人联合起来，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护和平的权威或政权，它能够让遵守契约并远离战争和阴谋变得切实可行。从一种观点看，我们可以认为，它试图表明，即便我们抛开所有上帝的法则以及传统建立起来的标准，也必须为道德寻找一种新的标准，如果我们想要维持生活的话。如果我们排除其他的东西而深入自我保存这一终极事实，就会发现：我们必须为了保存自己而创造一个道德系统。

2.这个自私的系统，就其把人类的生活赤裸裸地还原为为了自我保存而进行的单纯斗争而言，似乎令人震惊。人性真的如此简单、如此自我吗？论述道德观念（moral sense）的作者们［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671—1713；哈奇生（hutcheson），1694—1747；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的答案是：不。除了保存自己之外，人还有其他的冲动：他有一种“群居本能”，从而使他寻求同伴的陪伴；他有善意的冲动和情感，而且他在慷慨的活动中满足这些时就感到快乐。此外，在观察他人的善意和慷慨的举动时，他也会感到高兴。他并不首先计算一种高贵和慷慨的行为能否为他人带来好处；他即刻就认同了它。他同情被帮助者；也同样理解慷慨者。因此，对于高贵、大方和正确的事情的认同，以及对于残忍、伤人、卑贱和错误事情的厌恶，是如此的强烈和直接，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们的来源称作一种“感觉”——一种道德感。即便人否认任何高于他的权威，他也无法摆脱他自己的感受。个体因而是道德的，因为他有这些道德感情作为自己本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康德理论的立足点在于人类本性的另一部分。康德相信，它和情感是同样基本的，但是却能更充分地说明道德所具有的权威。理论的创立者、来自格尼斯堡的康德（1724—1804）在1785年和1788年发表了他最为重要的伦理著作。对于政治生活、宗教以及知性领域里朝向自由的整个运动，康德深受感染。同时，他彻底地相信秩序和律法的必要性。道德的主要事实在他看来，是义务的呼声——“我应当”。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一事实以及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一方面，我们越多地思考道德的本质，就越多地看到它预设了某种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以及（针对自私的系统）某种将在人类生活中带来和谐的东西。道德感体系对于第一个要求具有较弱的解释力，因为反对者会说：“我没有像你所描述的那种情感，因此并不会感到有任何冲动去成为正义的或慷慨的。”自私的体系在第二个点上较弱，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那么结果就是自私的争夺和冲突而不是和谐。在此基础上唯一可以达到的约定，便是夫妻之间完全同意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控制和使生活和谐的道德和法律的来源，必须不在利益或情感中寻求，而是（像古代的斯多亚学派所说的）在理性中。这为我们解决统一权威和自由的问题提供了线索。因为在遵守理性法则时，人们并没有遵守一种外在的权威；而在遵守自己的法则。自治，也即给予自身的法则，就是自由。在这样的陈述中，康德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卢梭对于正义的政府之基础的描述，也即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意志而建立的政府。最后，康德给出了他对道德本质最好也最具影响力的解读，即每一个人本身都是目的，他具有内在的价值——“因此总是把你自己或是他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4.第四个体系，功利主义理论，像前两者一样，起源于英国。它包括18、19世纪的作者，但最著名的是边沁［bentham，1748—1832；《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9］；帕雷［paley，1743—1805；《道德和政治哲学》（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1785］；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论自由》（on liberty），1859；《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3］。功利主义者感兴趣的并不是为权威寻找新的基础，而是寻找对法律和制度的权威的现存观点进行检验的操作标准。他们感到，道德感很可能是任意的；人们对某些习惯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并且感到，这些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者怀疑“理性”，他们认为，人们很可能认为理性许可了这个或禁止了那个，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些偏见或旧习。他们因此怀疑所谓先验的方法，并且相信更为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是通过观察和经验找到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并不用情感或直觉来评价行为，而是评价其结果。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一现代发展的又一后果。他们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不顾一切地追求幸福。如果我们要找到人们实际上所重视的道德标准，并不能在天上找，而要在人们的幸福中找。但是，当我们把幸福作为标准时，必须是大多数人的幸福，“每个人都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反对上层阶级的特权，并且对所有人以及他们的状况给予民主式的同情。

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解读尺度、秩序和贵族的希腊社会的群体精神，正如自然法则解释了罗马帝国的基本精神，正如中世纪的教会宣称同时代的生活都臣服于神圣法则的权威并尊崇另一个世界的价值，上述四个体系解读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寻求在新的表达方式中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而又意识到指引它的发展、检验它的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兰德尔（j.h.randall），jr.，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还提到了这个时期的文学。

哲学史和伦理学史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材料。除了那些先前提到过的赫夫丁（höffding）著作之外，还提要提一下法尔肯贝格（falckenberg）和费希尔（fischer）的著作。具体如下：stephen，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nd the utilitarians；fichte，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age（in popular works，tr.by smith）；stein，die sociale frage im lichte der philosophie，1897；comte，positive philosophy，tr.by martineau，1875，book vi.；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1；e.troeltsch，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1913，eng.tr.，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by wyon，1931；merz，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1904；robertson，a short history of free thought，1899；bonar，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relations，1893；bury，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1913；schneider，the puritan mind，1930.

关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态度，参见：taylor，the mediaeval mind，1914；stawell and marvin，the making of the western mind，1923；grandgent，dante，1916；lecky，history of europeanmorals，3rd ed.，1877；adams，civiliz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1895；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1895；eicken，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mittelalterlichen weltanschauung，1887；burckhardt，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92；draper，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1876.

关于工业和社会方面，参见：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weber，the protestant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r.by parsons，1930；hall，religious background of americanculture，1930；ashley，english economic history，1888-1893；cunningham，western civilization inits economic aspects，1900，and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3rd ed.，1896-1903；hobs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1894；traill，social england，1894；rambaud，histoire de civilisation francaise，1897；held，zwei bücher zur socialen geschichte englands，1881；carlyle，past and presen t；ziegler，die geistigen und socialen ström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1901.

关于政治的和法律的发展，参见：hadley，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evolution of democraticgovernment，1903；pollock，the expansion of the common law，1904；ritchie，natural rights，1895，darwin and hegel，1893，ch.vii.；dicey，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5；bryce，modern democracies，1921.

关于文学方面，参见：brandes，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1905；francke，social forces in german literature，1896；carriere，die kunst im zusammenhang der culturentwickelung und die ideale der menschheit，3rd ed.，1877-1886；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1927-1931.

* * *

[1] 罗伯特·彭斯是苏格兰的民族诗人，他的诗歌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引述的诗句来自他的《无论如何人总是人》（a man's a man for a' that）一诗。——译者

[2] 萨姆纳：《民俗论》，第36页。

[3] 柏拉图的话，参见此书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