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人说话，最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和极坏的坏人作议论的材料。极好的好人是尧、舜、禹、汤；极坏的坏人是桀、纣、盗跖。所以战国时有一句成语，叫做“誉尧非桀”（这句话的本义原是誉尧舜而非桀纣，因为要句子短一点，便单举了尧、桀。实际上，誉舜非纣的要更多）。一个人天天给人家称誉，自然要好到三十三天的顶上去了。一个人天天给人家非薄，十八层地狱的末一层也就按定他跌进去了。这种过度的毁誉，说得太离奇时，即在没有历史观念的时代，也免不得引起听者的疑惑。所以尧、舜的誉有《韩非子》等怀疑，而桀、纣的毁也被子贡和荀子看出了破绽。
荀子道：
“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非相篇》《正论篇》）
说到“言恶必稽”，分明看出桀、纣负了种种恶事的责任，为无量数恶人当着代表。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推翻伪史。子贡便老实说破了，他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
这是说明纣的不善的声名都由于他所站的恶劣的地位而来，说得非常的对。因为普通人的心目中原是不看见个人而只看见地位的；老话所谓“牌子”，新语所谓“偶像”，都是这种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表现得最明白的证据，即是《汉书·古今人表》。《人表》上把人类分作九等，最上是圣人，最下是愚人，似乎是专依品性而定上下的。但一去细看，就可知道他们的上下原是根据于成败。如被秦始皇灭掉的六国之君，他们有什么劣迹？他们的被灭不过是所处的时势的不幸，然而一个个都放在下中和下下两等之中。秦始皇总可以说是一个无道之君了，但因为他成就帝业，必要保留得一点面子，也就放在中下。谚云，“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个观念能跳出的有几人呢！纣既不幸亡国，他的牌子天天被周朝人毁坏，他成为一个罪恶所归的偶像自然是无足怪的事了。春秋时横议之风尚未盛，而子贡已经说出这段的话，那么到了“寓言十九”的战国，纣的一身所受的“天下之恶”的多，更是当然的了。
从前人作史，每喜把古人传下的话整齐排比，成为总清账。这样做去，粗看确是很完备，但来源还没有弄明白，骤然结清，开的虚账也就混过去了。我们因为不甘心承认这些虚账，所以要检齐所有的文券，另立流水簿，加以审查，标出按日开进的虚账。现在就用了这个方法，把纣的故事试验一下。
我们若把《尚书》（除《伪古文》）中纣的罪恶聚集起来，结果，便可以看出他的最大的罪名是——酗酒。
关于这事的话，有《微子》的“我用沈酗于酒”“方兴沈酗于酒”，《酒诰》的“在今嗣王酣身，……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惟荒腆于酒”，《无逸》的“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其实酗酒是那时的风气，并不是纣的独特的罪恶，所以《酒诰》又说“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而武王对于妹土，竟命康叔“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我们只要看周朝用了死刑来禁酒，便可知道商人的喝酒正似现在人的吸鸦片，已经成了有普遍性的深入骨髓的病癖了。
其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关于这事的话，有《微子》的“吾家耄逊于荒”，“咈其耇长，旧有位人”，《牧誓》的“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召诰》的“厥终智藏瘝在”。
其三，是登用小人。
关于这事的话，有《微子》的“卿士师师非度”，《牧誓》的“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立政》的“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其四，是听信妇言。
这惟有《牧誓》的“惟妇言是用”一句话。
其五，是信有命在天。
这有《西伯戡黎》的“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酒诰》的“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多方》的“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
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有《牧誓》的“昏弃厥肆祀弗答”，《多士》的“罔顾于天显民祗”。
从以上六项看来，纣只是一个糊涂人，他贪喝了酒，忘记了政事，所以把他的国亡掉了。崔述云：
盖惟迷于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至忠直逆耳，谗人倖进。（《商考信录》）
他的罪状确是只有这一点。这都是庸人的愚昧，并没有奇怪的暴虐。何况这些话大都从周朝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他们自己初有天下，以新朝的资格，对于所灭的国君发出几句斥责的话，乃是极平常的事，而且是应该有的事。即使被灭的国君是一个圣人，这些笼统的斥责之言于例亦不可少，因为既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韩非子·外储说》云：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深池，罢苦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读了这种话，再去看《牧誓》《多士》诸篇，颇使得我们要骂纣而不忍。所以我们对于西周时纣的罪恶的传说，只须看作一种兴国对于亡国的循例之言。
东周时，初有学者阶级，也初有论议，他们本着“劝惩”之心来说话，把亡国的纣当作箭垛，朝着他放箭，他的罪状一定加增得不少。看子贡的评论，可见一斑。但不幸书缺有间，我们已无从知道了。只《论语》上有以下的一节：
微子去之。
箕子为之奴。
比干谏而死。
这三件事都可属于上边的第二项的。
在战国的书籍里，他的罪条骤然加增得很多，而且都是很具体的事实。列举如下：
抑沈比干。（按：此颇有投比干于水的意思，如王子庆忌于要离然者，故别列。）
赐封雷开。（以上二条见《楚辞》。）
糟丘。
酒池。
肉圃为格。
雕柱而桔诸侯。
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
戳涉者胫而视其髓。
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
脯鬼侯。
作为璇宫。
筑为倾宫。
剖孕妇而观其化。
杀比干而观其心。（按：《论语》但云“谏而死”，此云“观心”，故别列。）
任恶来。
言而不信，期而不当。（以上十四条见《吕氏春秋》。）
囚文王七年。（见《左传》。）
为象箸。
设炮烙。
翼侯炙。
作靡靡之乐。
为长夜之饮以失日。（以上五条见《韩非子》。）
熊蹯不熟而杀庖人。（见《御览》引《墨子》。）
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见《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
为玉床。（见《世本》。）
脯鄂侯。（见《战国策》。）
脯鬼侯以享诸侯。（见《逸周书》及《礼记》。按《吕氏春秋》但云“脯”，此云“脯以享诸侯”，故别列。）
到了西汉，他的罪恶的条款因年代的更久远而积叠得更丰富了。现在把已见战国人称引的删去，把剩余的列举于下：
距谏、饰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作北里之舞。
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
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大最（聚）乐戏于沙丘。
使男女倮相逐于酒池肉林之间。
废商容。（以上九条见《史记》。）
作梏数千，梏诸侯之不谄己者。（见《新书》。按：这条当即由《吕览》的“桔诸侯”而来，惟高诱注《吕览》，谓“雕画高柱，施桔槔于其端，举诸侯而上下之”，则与此不可并作一事。）
燎焚天下之财。
燔生人。（按：《淮南》以此语与“为炮烙，铸金柱”等语并列，似与炮烙非一事。）
铸金柱。
析才士之胫。（按：此不云“涉者”，故别列。）
热斗。（高诱注：“庖人进羹于纣，热；以为恶，以热斗杀之”，与《墨子》所云不同。）
听崇侯虎、屈商之言而拘文王于羑里。
宫中成市。（以上七条见《淮南子》。）
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见《新序》。）
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见《列女传》。）
谀臣左强教为象廊，将至于天。
壮士斩其胻。（胻，脚胫也。按：此与“析才士之胫”差同，但“壮”与“才”又不同。）
杀周太子历。（以上三条见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
又有虽非新添而对于旧有之说加以较详的摹写的，有《列女传》上说妲己的话：
“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剖心而观之。”
这是把作炮烙与剖比干的两项罪名令妲己分担了。
到了东汉，似乎没有新添的罪条。但《论衡》上引着一段话，却把“长夜之饮以失日”的一件故事用二百四十倍的显微镜放大了：
纣沉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长夜之饮，忘其甲子。车行酒，马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
东晋时《伪古文尚书》出来，又为他添上了三条：
焚炙忠良。（按：焚炙之忠良未知为谁，故不与炮烙条合。）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那时皇甫谧做了一部通史，名唤《帝王世纪》。他是造伪史很有名的人，所以他集合了前人的旧说，更加上自己的幻想，综合而成为一整篇的纣的罪状书。（这与司马迁集合战国、秦、汉时人的纣恶说而成为一整篇是一样的。）《帝王世纪》一书虽失传，但这些文字还被引于《太平御览》及《尚书疏》等书，可以覆按。现在把他所说的话能够增加我们的异闻的写在下面：
造倾宫，作琼室瑶台，饰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宫百，其小宫七十三处。
宫中九市。（按：《淮南子》但言成市，此云九市，故别列。）
六月发民猎于西山。
天下大风雨，飘牛马，坏屋树，天火烧其宫，两日并尽。或鬼哭，或山鸣。纣不惧，愈慢神。
杀人以食虎。
欲重刑，乃先为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举，辄烂手。（按：此条当即《淮南子》的“热斗”。但据高诱注文则热斗事系出偶然，而此则有意的定此刑罚，为异。）
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
诛邢侯。（按：一说邢侯即鄂侯。）
剖比干妻以视其胎。
文王之长子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在皇甫谧的前后作纣的罪状的说明的，有以下二条：
（一）斮胫的说明——老人晨将渡水，而沉吟难济。纣问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晨寒也。”纣乃于此斮胫而视髓。（见《水经注》。）
（二）夏猎的说明——纣以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禽。民谏曰：“今六月……地务长养，……君践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后必无福。”纣以为妖言，诛之。后数月，天暴风雨，发屋折树。（见《金匮》。）
自晋代以后，他有没有再添出什么罪状，我可不知道了。这或者因为纣的暴虐说到这等地步，已经充类至尽，再也不能加上去，或者因为学者的历史观念高了一点，知道耳朵里听来的传说不能作为信史，不肯写在纸本上，二者均不可知。但学者方面即是如此，民众的传说总不会因他们的不肯写在纸本上而终止其发展性的，它依然是这样地发展。结果就成了现在在下等社会中很有势力的《封神榜》一书，又把这些人事经过神话化了。
我写这篇，希望大家把它当作《徐文长故事》一类书看，知道古代的史实完全无异于现代的传说：天下的暴虐归于纣与天下的尖刻归于徐文长是一样的，纣和桀的相像与徐文长和杨状元的相像也是一样的。这一点意思非常浅显，所举的证据也是甚明白，想来读者必不至于索解不得。倘有笃志信古之士一定要说古书无一字无来历，古人的话不可轻于怀疑，那么，我们先要请问以下的几条：
（一）纣造的台的高度，应照《新序》说是“一千尺”呢？还是应照《帝王世纪》说是“一千丈”呢？
（二）斮胫的人，应照《水经注》说是“老者”呢？或应照《淮南子》说是“才士”呢？还是应照《补史记》说是“壮士”呢？
（三）所剖的孕妇，应照《吕氏春秋》说是一个平常人呢？还是应照《帝王世纪》说是比干之妻呢？
（四）给文王吃的人肉羹，应照《吕氏春秋》说是梅伯的呢？还是应照《帝王世纪》说是伯邑考的呢？
（五）《补史记》说纣杀的“周太子历”，这是何人？
这些问题都请考实了告知我们。否则我们在这样参差牴牾的古史中，便是要信也苦于无从信起了。
十三，十一，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