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上古史，说它长也真长。看传统的史书，从夏禹到现在有四千年，从黄帝到现在有五千年，从三皇到现在约有十万年，再前一点就是开辟天地的盘古氏了。照这样说，自从有了天地就有我们的历史记载，从此不曾断过，真是极大的光荣。可是我们翻开东周以前的书，其中只有称说夏、殷，夏以上就一字不提，这为什么呢？记孔子之言的《论语》、墨子之言的《墨子》、孟子之言的《孟子》，提到夏以前了，但也只有尧、舜。因此，儒家编集的《尚书》就托始于《尧典》。尧以前有无帝王，这问题是没人提起的。看孟子说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仿佛尧的时候还是洪荒初启，尧以前不能再有别的帝王，就使还有也是无从知道的了。但稍后于孟子的邹衍，他的历史说就从当时直序到黄帝，再推至窈窈冥冥的天地未生之际，可见他以为黄帝是尧、舜以前的帝王，历史记载的开头。这一变便使上古史换了一个新面目。司马迁作《史记》，列《五帝本纪》于《夏本纪》之前，而以黄帝为其魁首，黄帝的历史地位就益加巩固，直到如今不曾动摇。

但是为了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黄帝，他们的经典《尚书》也没有叙述到尧以前，所以黄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势力的。至于阴阳家、道家、神仙家、医家、历家……都常说起黄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个极伟大的偶像，由他开创了中国的全部文化。依我想，这完全是时代因缘的凑合。假使他的传说发生得早些，自会成了儒、墨二家崇拜的对象。假使尧、舜的传说发生得迟些，那么也就会变为“百家言不雅驯”的箭垛。这立言的诸子何尝像我们这样用功研究古史，他们只是拉了一个当时认为最古而且最有力的人作为自己的学说的保护者而已。黄帝是怎样一个人物，或只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者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传说普及于学术界是战国末年的事，其发展直到西汉，则是一个极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研究黄帝，切勿以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应当看做战国、秦、汉史，因为他的传说只是战国、秦、汉间的思想学术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间的文化。

老子，名聃，说是周朝的史官，作有《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他在学统中的地位正像黄帝在帝统中的地位一样高。大家说：他是孔子的老师，他是先秦诸子中的第一个，他是道家的开创者。因为作师的老子开创了道家，他的弟子孔子开创了儒家，所以一向公认道家在儒家之前。可是到了现在，我们从种种方面研究，都得到相反的结论：老子这个人必在孔子之后，《老子》这部书又在老子之后，老子不是道家的开创者，道家的成立又远后于儒家。这些结论的理由复杂得很；现在我们且不谈考据，先讲一讲孔子以来的学术界的情形。

学者们的思想不是顺着时代就是反着时代，孔子是反时代的一个人。他在世时候，旧式的社会组织已渐崩溃，他目睹“君不君、臣不臣”的样子非常生气，所以提倡“正名”和“礼治”，要维持旧制度，又改良旧制度。他造成了一个新学派（这学派后来唤做“儒家”），常把旧制度加上自己的理想来鼓吹和演习。他又因宗法组织将联带崩溃，所以提倡孝道，说父母生时应怎样的奉事，死了要怎样的丧葬，借着亲子的感情作维持它的工具。后来列国内外吞并愈烈，成年的打仗，残余的贵族又奢侈得厉害，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如何可以作迫切的救援，这一点就不是儒家所能负的使命。所以墨子起来，打破孔子的维持旧制度的政策，直接痛快，主张“兼爱”以毁灭宗法组织，主张“尚贤”以破坏世族专政。他不要什么带有贵族性的礼乐，只要一般平民都有饭吃，可以过他们的正当生活。他四面奔跑，劝止战争，简直只看见人民，忘记了自己。但不久出来一个杨朱，他对于救世问题又换了一种看法。他觉得世界之所以乱都由于心的外骛，一个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不幸大家要求尽量的满足，就激起了许多斗争。他以为人人肯不夺别人所有以利己，也不让别人夺去自己的所有，那时世界就太平了。他以为墨子固然一团好心，但只见别人而不见自己，这也算是骛外，和纵欲的人有同等的弊病，所以他主张保全自己的精神和形体，不受外物的引诱，拔一根毛去利天下人是不做的，把天下的东西来供一己的使用也是不取的。他的主义就称为“为我”。在那时，孔、墨、杨三派鼎足而峙：一派主张复古，一派主张舍身救世，一派主张舍世救身。

既已三派分立，叫后来的人何所适从呢？于是起来了一个孟子，他的生地极近孔子，早受了儒家古礼的熏陶；他遭逢的时势比墨子更坏，也感染了墨家救世的风气。他倡导一种主义，称之为“王政”，到新近称王的几个国家去，对国王说：“你们称王不是想统一天下吗？须知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行我所说的王政不可。”他的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想限制贵族的权利，使平民都有温饱的生活可过；又要使德行最好的人成为政治地位最高的人：这些意见都和墨子之说很相近。但一提到家族制度，则他完全承受孔子之说，维持父权，提倡厚葬和三年之丧，因此，他骂主张兼爱的墨子为“无父”。同时他因反对个人主义，也连带骂那主张独善其身的杨朱为“无君”（这个君不是说掌握大权的君主，只是泛指国家与社会，说杨朱不肯为人所用，不尽国民的责任而已）。我们可以说，孟子绝不是纯粹的孔子之徒，他乃是孔、墨两家的调和者。在孟子时，还有一个人是调和墨与杨的，叫做宋钘。他的学说有两方面：在外的是“禁攻寝兵”，在内的是“情欲寡浅”。这就是说，他用墨子之学做事业，用杨朱之学修身心。他要兼顾别人和自己，使之得到同样的满足。他说：“一个人所以和人斗争，只为受了别人的侮辱。但你自己的人格并不因为别人的侮辱而有损伤，所以你受的侮辱并不是你的真羞耻。而且一个人的欲望是本来不多的，只要你心有所主，不使外面的东西扰乱了你的心，增加了你的欲望，那么，你既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就不来侵犯你了。”这不能相容的三大派，有了他们二人的调和，居然渐渐地接近起来。

杨朱和宋妍都讨论到人性的本质、人和外物的关系、以及如何可保全自己的真性等问题。以战国时思想的解放，学术界进步的急速，这个趋势就使一班学者超出于实际的政治论而向哲学方面走去。他们要讨论宇宙的本体了，要讨论知识的真实性了，要讨论人生的究竟意义了。于是有的以清虚为目标，不愿立自己的主张，只想像镜子这样，照着万物。有的说，知识是靠不住的，而且也求不尽的，何必这样自寻苦恼呢，只消委心任运好了。他们看出一切的观念都只是相对的，所以有大小、高下、是非、寿夭等等差别；但实体是绝对的，没有差别的。他们唤这个绝对的实体为“道”；以为得道的人的心中就不存着这些差别，所以由他看来，万物都是一齐的。“道家”这个称谓就从这里来了。他们的话都说得非常玄妙，使人不全懂也没法驳。然而因为他们要得到这个最高的“道”，把人世间事看得很轻，社会的规律无形中都给打破，使得统治国家的人感到棘手。又因一般人民学会了他们的辩论法，死里说出活来，弄得任何事情都没有固定的是非可据，尤使统治者痛苦。所以到战国之末，激起了一个新学派，称为“法家”，专为统治者说话；他们主张遏灭私家之学，禁止游谈之士，平民都须专力农作，不得随便发议论。把这个意思讲得最清楚的是韩非的《五蠹》和《显学》，其后秦始皇的焚书灭学即是这个政策的实行。

说了一通战国学术界的大势，再回到老子身上。老子是主张柔弱和谦下的。他所以这样，并不是爱这样干，乃是因为用了这种手段可以达到胜过刚强者的目的。他以为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先要使对方不想欺侮。我柔弱了，好胜的人就不来和我生事了。如果对方决心要欺侮我，那么我就让他，他得其所欲也就完事了。但是他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定以为欺侮人是容易的，他将愈敢放开这手腕，终至碰到了一个比他更强横的敌人把他打倒而后已。所以，我的让他并非我的吃亏，只是骗他走上倒霉的第一步，依然是我的胜利。而且愈肯吃亏的愈能获得别人的同情，地位也就高起来。所以他说，事情往往是相反的：吃亏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亏。这种见解，我猜想是宋钘的“见侮不辱”的演进，是杨朱的“全生”学说的变相。如果猜得对，则老子应是宋钘的后辈，怪不得孔、墨、孟的书里全不曾把他提起，他如何做得孔子的老师！至于《老子》这书为什么说不是他做的，则因书中说“绝圣弃知”“绝学无忧”“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知多”等话完全是战国末年的思想；这时以前的圣知正是社会上所崇拜的，它不曾在民间生出流弊，没有弃绝的需要。而且战国时人每提到老子，只有说他主柔弱，没有说他想毁灭文化，可见这些话不是他固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他生于战国之末，可以把这些意思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呢？这因到了那时，他为孔子之师的传说已起来了，叫人错认了时代的人一定是过去的人，所以他不会生得太晚。因此，我们以为老子这人是战国中期的，《老子》这书是战国后期的。战国后期的人作的书为什么要托老子的名？大概因为这部书里采用他的话最多，所以就用他作代表了；或者作者并非有心托他而被后人误认了。

于是我们再来提出一个问题：老子为什么会成为孔子的老师？我以为这不是讹传的谣言，乃是有计划的宣传。老子这个学派大约当时有些势力，但起得后了，总敌不过儒家。他们想，如果自己的祖师能和儒家的祖师发生了师弟的关系，至少能耸动外人的视听，争得一点学术的领导权。于是他们造出一件故事，说孔子当年到周朝时曾向老子请教过，但他的道力不高，而且有些骄矜之气，便给老子痛骂了一顿。他知道自己的根柢差得多，羞惭得说不出话。回得家来，只有对老子仰慕赞叹。借了孔子的嘴来判定了老、孔的高下，显见他们的门徒之间也是这等比例，道家的身价就可提高。想不到他们这种宣传不但如了愿，竟至超过了预期，而使儒家承认为事实；又不但如此，而使儒家也增加了一段故事，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许多礼制，把老子也儒家化了。可怜的是《老子》里既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话，《礼记》中又有老聃答孔子问庙主、问葬礼的话，逼得他竟成了二重人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们这个工作成功了，索性再进一步，使出手段来拉拢黄帝。他们把本学派里的货色尽量向黄帝身上装，结果，装得黄帝也像了老子，而后道家里以老子为“太祖高皇帝”，黄帝为“肇祖原皇帝”，其学派的开创时代乃直顶到有史之始了。至于发踪指示的杨朱，早被一脚踢开，学术系统从此弄乱。《汉书·艺文志》所列道家著作，有《黄帝四经》《黄帝铭》等篇，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这就是黄帝与老子合作的成绩，而“黄、老”一名也从此打不破了！

《老子》这书中，主张君主应当清静无为，对于人民要使他们吃得饱饱的，不存什么野心，这和汉初承大乱之后与民休息的条件极相合，而且这书的文字简短有韵，容易记忆，所以就风行于世。曹参为齐王的相，那时天下初定，百姓流亡，听得胶西住了一位盖公，善治黄、老之言，就用厚币请了他来，把自己住的正房让给他，常去请教。一连做了九年，果然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汉相萧何死了，惠帝命他继任。他一切遵照萧何的原样；把好出风头的属员都免了职，换用了朴讷的人。他自己天天饮醇酒，不管事。有人想劝他做事，他等那人来时就请他喝酒，那人正想说话时又敬上一杯酒，直灌到醉了，那人终没有说话的机会。丞相府的后园靠近府吏的宿舍，他们常常饮酒，呼叫和歌唱的声浪闹得人不安静。有人讨厌了，请丞相去游园，以为他听得之后一定会喝止的；哪知他就在园中斟起杯子来，一样地呼叫和歌唱，竟同隔墙的吏人们相应答。惠帝看他不办什么，觉得奇怪，问他：“是不是因为我年轻，瞧不起呢？”他道：“请您想想，您比高帝怎样？我比萧何怎样？我们既都不及他们，只该遵守他们的规模。请您垂了裳、拱了手坐着罢！”

文帝即位之后，非常的俭朴。有一次他想造一个露台，唤匠人估计，说须百金。不料这一个微小的数目竟使这位皇帝吃了一惊，嚷道：“百金，这是十个中等人家的家产呵！”就不造了。这样的风度，固由于个人的生性，但汉初道家的势力正弥漫一世，说不定也是接受了黄、老的“寡欲”的遗训。他的皇后窦氏极好黄、老之言，叫他的儿子景帝和自己母家的人都须读《老子》。那时有一个《诗经》博士齐人辕固生瞧不起这书，批评了一句，她听了大怒，逼他到兽圈里去打野猪。景帝知道他危险，但又没法改变太后的命令，只得拣一把快刀给他。他进了圈子，用劲一刺，居然刺中了猪的心，应手倒了；太后才没奈何他。后来武帝即位，他喜欢铺张和他的祖父不同，好任儒生和他的祖母不同，于是这位窦太后又同自己的孙儿冲突起来了。当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赵绾等议立明堂以朝见诸侯，她心里已嫌其多事。想来她总有牵掣他们之处吧，所以到了第二年，赵绾奏请武帝不必向长乐宫（太后所居）奏事，希望免掉许多麻烦。给她知道了，立刻下个辣手，把丞相和太尉都免了职，赵绾也就死在狱里。在这种地方，都可见汉初的儒家远不及道家之得势。

道家的兴起，《老子》的盛行，固有许多原因，而汉初的时势实为其重要条件。自从春秋末年以后，为了消灭许多地方势力，推翻许多特权阶级，大规模的流血战争，人民捱受了二百五十年的苦难和牺牲，到这时天下初平，着实应该休息了。把黄、老之言作为休息的原理，本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的。所不幸的，只是这种柔弱和退让的思想竟致渗透一些人的骨子，作为有永久性的人生观，结果使得他们在长时期中减低了对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热力，逢到大事要把它化为小事、无事，逢到难事要以没办法为办法，听它自然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