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与众多的近代史的书同名，我们把这本书称为《近代中国八十年》，也是标示出只写了近代的前八十年，五四以后的三十年仍未能豁然贯通。

自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问世三十余年来，国内出版的近代史（包括讲义）不下于二百数十种，近年又出了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两厚册和其他人的书，近代史读物已是够多的了。

我们何以不惮烦地还要编这本书，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要懂得昨天的中国，了解昨天的国情，特别是广大青年更需要知道今天的中国怎样由昨天的中国而来。所以，去今不远的近代史是一门必修课。如果说十亿多中国人中有上亿的人应学点近代史的话，那就需要大量近代史的书。过去的书虽多，但还不能满足当前广泛的需求量和适应不同层次的接受能力。所以，我们不顾谫陋，仍要撰写这本三十余万字的书，作为广大知识青年的备选读物。

近代中国激荡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表现为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又反映为一浪高一浪的新旧冲突，互相联结，曲折多态。曾经有多少豪杰志士站在斗争的前列，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奋不顾身地拼搏，他们的业绩激励着一代代人迈进。无疑，这是论述也是学习近代史的主线。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面是宽广的，所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社会生活等等，都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中，促进这些事物的新陈代谢，往往有赖于文化交流的触媒。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落后的，保守的，前进的路上障碍重重，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

拿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这个对立统一的课题来说，是从鸦片战争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开始了的。它之所以被誉为先进的中国人的活动，不仅因为“师夷”是为了摆脱被夷制的困境，而且因为它是在冲开祖祖辈辈的闭关保守局面，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广阔的世界去，这是极富时代意义的爱国精神。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清末出使或访问外国所写的日记和游记，编为《走向世界丛书》。这些书，虽然精华与糟粕互陈，但使人们重温前人远渡重洋和认识世界的辛酸历程，受到知识界的很大欢迎。因为它们曾经是近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突破点，是向世界寻求知识的可喜行动。这里且以日本最初遣使欧美一事例比。1871年，日本首次派赴美国的署理公使森有礼，在办理交涉事宜外，访察美国“立国兴学”的途辙，向美国各部长官、国会议员和大学校长发出照会，列举若干问题请他们回答，然后将复件一一译为日文，题曰《文学兴国策》。该书寄回日本印行，成为促进明治维新极有影响的书，甲午战后中国也有译本。而清朝在五年后，1876年派赴英、法的第一个使臣郭嵩焘，他写了《使西纪程》，备述彼邦的政教、技艺和民俗，寄回总理衙门付印，却遭到保守官僚们的攻击而毁版。从《文学兴国策》与《使西纪程》的不同遭遇，不难窥见十九世纪时中日两国的脚步在维新道路上的差距。

走向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近代中国迈出这一步，并把这一步向前推进，却是坎坷的。尽管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早先的中国人，大都是激于外国侵略，耻己之不如人，要把别人打痛了自己的东西学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在其开始，却很少不被误解，不被责难。其实，“师夷”除了“制夷”的要求外，还有一层，为使中国放眼世界，不要徒以“汉官威仪”自诩，而要看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有所借鉴，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落后状况。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关心国家前途的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对此说了许多话，写了许多文章和书，以启锢蔽。“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梁启超这两句诗就表现了这样的意境。在满坑满谷的封建士人歌颂的还是唐虞盛世，把穴居野处当作世外桃源的当时，人们走向世界，引进新事物，是要有一股勇气的。

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明确的论述。对西学的学习与否，在近代中国通常表现为新旧之争，有的是尖锐的封建与反封建的斗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虽然有革命与改良、新民主与旧民主之别，但其中贯串了新学和旧学之争，一个比一个深刻。此前的洋务运动，虽然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一部分人的作为，甚至是以新卫旧，但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他们同顽固派的若干争议，也不无微渺的新旧矛盾存乎其间。

在近代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早就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怎样适合中国的国情。它一直有两种令人懊恼的倾向：一种是迎合传统的中国国情，不敢放手汲取他国的长处，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惟恐蹈“以夷变夏”之嫌，前期的认识大都如此；另一种是不顾中国的国情和条件，把西方的东西盲目地移植过来，生吞活剥，奇形怪状，这种表现后期较多。前者是尚未脱落的封建型，后者则流为仰人鼻息的买办型。由于两者的困扰，以致长期不能把借鉴他国和走自己的道路摸索出来。在两种倾向中，前者给中国带来的迷惘更大，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也难免不受到它的牵制，这是因它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远不似后者的招摇过市，面目可憎。

近代中国的行程是曲折而畸形的，又总是冲破阴霾迎着困难而前进的。爱国和革新、革命始终是引导人们奋斗的旗帜，爱国的怒潮冲向帝国主义，革新、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主义。而革新、革命的思想武器又不能不借助于西方，尽管西方资产阶级那些东西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但它们曾经是先进的中国人奋斗的最佳武器，对封建势力反复作了较量，对帝国主义也不甘屈服。西方资产阶级早期的进步学说，并不为后来西方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服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倒是启发了民族的觉醒，成为反抗外来压迫者和国内腐朽势力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的文化所以连绵不坠者，因为它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也因为它有宽广的胸怀能纳众流而成其大。在近代，虽屡遭资本帝国主义的蚕食和分裂，但仍能屹立于世界，就是它能省察时代的趋势，借鉴西方，谋求革新，再接再厉地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就是这样开创自己历史的。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于阐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这是主线，应充分记述。而认识世界，寻求新的科学知识，探索新的理论，对革新社会、促进近代化的重要意义，许多爱国求实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应该得到历史的承认。历史证明，没有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不去钻研和推广文化科学知识，中国也很难前进而改变其“一穷二白”的面貌。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长时期内虽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不可否认，他们为衰败的中国社会增添了振奋国魂的活力，并从无数次挫败中，在五四运动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确切结论。这就是近代史八十年要向读者展示的脊梁和前景。

这本书限于篇幅，很难容纳更多的内容，只是就反帝反封建的主线作了点必要的延伸，使它尽可能触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在体例上有所变动，与流行的近代史的书略有不同。全书依次分列三十三题，题下有子目，每题可独立成篇，但又是前后衔接，首尾一贯的，改变了过去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十大事件各自分立的习惯格局，一依历史自身后浪推前浪的起伏进程记述，注意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链条和交错关系。不当和失误之处，请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陈旭麓

于沪西长风公园畔

198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