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假如真理是个女人——，那么会怎样呢？所有哲人，只要他们是教条主义者，都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2]对他们的这种怀疑，难道是无中生有吗？他们那种骇人的一本正经，他们迄今在追求真理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笨拙的狂热，难道不都是些毫无灵巧和得体可言的手段？他们施展这些手段，为了赢得芳心，但毋庸置疑的是，她不肯就范：——如今只剩下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还站在那儿，空自悲切，黯然神伤。假若它们还真能站在那儿的话！因为已有嘲讽者断言，所有的教条主义已经倒下，一败涂地，甚至已经奄奄一息。老实说，完全有理由希望，哲学中所有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都不过是某种高高在上的幼稚和外行罢了，尽管它们显得庄严肃穆，断然决然。但也许，人们很快就会一再认识到，究竟需要什么才足以为那崇高宏伟、确凿不移、教条主义者们迄今一直在建造的哲学大厦奠下基石，——也许需要某种源自太古的民间迷信（比如对灵魂的迷信，这种对主体或自我的迷信[3]至今仍在恣意胡为），也许需要某种文字游戏，[12]需要来自语法的诱惑，或者需要将非常狭隘、极度个性、颇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事实[4]粗鲁地推而广之。但愿教条主义者们的哲学只是一项跨越千年的承诺，宛如早年的占星术，为它可能已经耗费了大量精力、金钱、眼力和耐心，超出了迄今为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付出：——它和它“超凡脱俗”的诉求，曾在亚洲和埃及造就了宏伟的建筑风格。[5]看起来，所有要在人类心中写下自己永恒追求的伟大事物，起初都不得不作为庞大骇人的怪物在世上游荡：这种怪物之一就是教条主义的哲学，比如亚洲的吠檀多学说[6]和欧洲的柏拉图主义[7]。面对此类怪物，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迄今所有错误中最恶劣、最顽固和最危险者，莫过于一个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也就是柏拉图杜撰了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而今日，这一错误已被克服，欧洲挣脱了这一梦魇，喘过气来至少能够享受比较有利于健康的——睡眠了，我们继承了在与这错误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所有力量，肩负着保持清醒的职责。如同柏拉图那样谈论精神和善，这当然意味着颠倒真理，意味着否认透视（das perspektivische），否定一切生命的基本条件；[8]是的，人们可以像医生一样发问：“古代最杰出的人物柏拉图身上的这种毛病从何而来？莫非是那邪恶的苏格拉底毒害了他？莫非苏格拉底真是个蛊惑青年的恶棍，饮鸩而死乃罪有应得？”[9]——然而，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说得明白点，对“民众”（volk）而言，反对千百年来基督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就是对“民众”而言的柏拉图主义[10]——已经在欧洲造就了一种人世间前所未有的华丽眩目的[13]精神张力：如今这弓已然张紧，可以去射最遥远的目标。当然，欧洲人可能将这种张力看作是困境；他们曾两度大张旗鼓地试图将这弓放松，一次是通过耶稣会[11]教义，第二次则是通过民主启蒙：——借助于新闻自由和读报自由，民主启蒙[12]或许真能使精神不再那么容易感到自己“窘困”了！（德国人发明了火药[13]——真了不起！可是他们又将它一笔勾销了——他们发明了报纸。）然而我们，既不是耶稣会教士，也不是民主主义者，甚至不足以当个德国人，我们这些欧洲好人、自由的、十分自由的思想者[14]——依然承受着全部的精神窘困，承受着精神之弓的全部张力！也许还有那支箭，还有那使命，谁知道呢？还有那目标……[15]
1885年6月于西尔斯—玛丽亚，上恩加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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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sa版注]参见第11卷，35[35]；38[3]
[2] ［pütz版注］真理是个女人……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从各方面来看，女人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无足轻重。她们很少以哲人的身份出现，几乎从来不是哲学讨论的听众，成为哲学话题的可能性几近于无。对女性的轻视源于二元论思想体系的悠久传统：即从根本上区别精神和自然，并由此引申出类似的划分——男性代表精神和理性的主宰，而女性则在本质上等同于自然，因而在所有理性面前位低一等。尽管尼采激烈批判这种哲学教条主义的形式，但他自己对女性的说法至少也很成问题。他把真理看作一个女人的假设，确实把长期受到忽视的女子推到寻求真理的舞台中央；究竟女人和真理间有何关联，却仍然是个深藏不露、未予说明、假象重重的谜。由此女人也成了真理的试金石，关于所谓女性本质的判断也可认为暴露了哲人们——包括尼采——自身。
[3] ［pütz版注］对主体和自我的迷信：尼采在此深刻地批判了近代的主体哲学及其尝试，即将关于主体和自我的观念视为所有认知努力基础的尝试。自从笛卡尔提出sum cogitans[我思故我在]以来，自觉，本质同偶然品质之间、原因和被解释者之间的可区分性，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明确关联性，凡此种种都与上述认知努力的基础挂钩。尼采的认识论透视主义和语言哲学与这些前提完全相悖，从而使得他对主体和自我观念的批判远比对内省的肤浅怀疑来得深入。在此基础上，20世纪的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得以发展，这些流派将有意识的主体仅仅视为各种关系交汇处的次要影响，不存在对关系的明确意识和主动介入。
[4] ［pütz版注］人性的，太人性的事实：指示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1878年第一卷出版；1880年《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出版）。在这些著作里，尼采抵制了形而上学及道德哲学宣扬的自由观念。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尼采继续抗争，他把主体从圣坛上拽了下来，不承认主体是自治原则、构造世界原则，不承认它能作为这种原则保证认知及认知形式的超时空体系。这样一来，他也就完全否认了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纯理论的基础的可能性。现在他更多地是追问教条思想大厦和伦理基本原则的前提，这些在他看来不过是意愿和幻想的表达，最终只是生存意志的升华。此类表达和升华，其实是受时代局限地将在世界上辨向定位的需求普遍化了：一种人性的，而且太人性的东西。
[5] ［pütz版注］占星术……宏伟的建筑风格：占星术一词由希腊语astron[星辰]和logos[学说]组成，意为星象学，直至4世纪为天文学的同义词。可能在公元前约3-2世纪，巴比伦人将星象的民间信仰和天文的准确观察联系起来，星象学由此得此发展。在巴比伦，祭司们用星象学解释未来。星象学从这里逐渐传播到波斯、印度、中国、希腊、埃及和罗马。通过一些希腊星象学家的系统化尝试，星象学呈现出一门科学的特征。整体性思维以及天神与地神之间关联，其宏伟也在建筑上得以体现，埃及、中美、南美以及亚洲的建筑都深受其影响。
[6] ［pütz版注］吠檀多学说：vedante[吠陀之大成]，原指《吠陀》（veda，印度语“知识”）总集末的《奥义书》（公元前800-600年，弟子在师傅身边“近坐”时方能得闻的秘密学说），以后指自认为是吠陀智慧之大成的婆罗门教哲学（参见第三章61节注释“婆罗门”）。与吠陀学说相反，吠檀多学说悲观地解释世界，认为世界是苦难深重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羯磨”，karma）。个体灵魂（atman）的解脱只有通过遁世和转向绝对者（“梵”，brahman）才能实现。
[7] ［pütz版注］柏拉图主义：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前428/427-前347）创立的“理念说”，但后来主要在“新柏拉图主义”（3-6世纪）中被普洛克洛斯（proklos）和普罗提诺（plotin）片面解释和拓展了。认为存在一个由永恒原型（理念）组成的真实世界，认为永恒原型乃是所有转瞬即逝的表象的基础，并在结构问题上体现出建立等级秩序的倾向，——所有这些，在尼采看来都属于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特征，简直就是哲学、神学甚至近代科学思想的基本模式。
[8] ［pütz版注］透视……基本条件：尼采试图根据哲学透视主义从不同的、不断变换的视角来观察和评价世界、艺术、道德乃至思想，这样就不会因为只从某个固定视角观察而使得生活整体产生失真或错位。尼采关于生命的概念参第九章258节注释“生命”。
[9] ［pütz版注］苏格拉底……罪有应得：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古希腊雅典哲人；他本人未留下任何文字，但从其弟子的、尤其是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对其形象和学说有所了解。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拥有，而是一种探寻，首先是一种对自身无知的批判意识。雅典人指控他“敬事新神”和“教唆青年”，判决他死刑。苏格拉底饮鸩而死。所谓“鸩”在此指代酒杯中的毒药，杯中饮品中掺有毒芹中提炼的致命物质。那份使得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无功而返的指控书是这样写的：“苏格拉底……有罪，因为他糟蹋青年人，拒绝城邦尊崇的神灵，而是接受其他新的精灵”（柏拉图，《申辩》24b-c）。参见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对这一指控的回应：“不受欢迎的门生（unerwünschte jünger）！——我该拿这两个年轻人怎么办！——一个和苏格拉底一样“败坏”年轻人的哲人愤愤不平地说——这些学生在我这儿不受欢迎。”（参见《快乐的科学》第1卷第32，“不受欢迎的门生”）“临终时的苏格拉底”是《快乐的科学》里的一个小标题（同上第3卷第340，“临终时的苏格拉底”）。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四，8，6）和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申辩》（34c-35b）以及《克力同》中都能看出：苏格拉底对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泰然处之。就在行刑的前一天，克力同还试图劝苏格拉底逃跑。监狱看守被买通了，在帖撒利有一处大庄园可供苏格拉底在流亡时使用。但苏格拉底毅然拒绝实施这一计划。内心独白（“苏格拉底不是医生……”）大概是他在法庭上的一段总结陈词：“我很清楚，死亡和放弃一切努力现在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是时候了，我们走吧，我走向死亡，你们走向生活。不过，我们中到底谁去做的事情更好，这除了神之外谁也不知道”（柏拉图《申辩》，41d-42a）。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是理论家的开山始祖，是他开创了批判的学术和乐观主义的理性信仰，是他开始破除神话作为生活的整体性。对这样的一个人，尼采一生都在无比激烈地口诛笔伐，然而，在对这位哲人的无情抨击中，也始终回荡着几分倾慕之情。尼采对苏格拉底形象的评价参见《悲剧的诞生》（第12节起）以及《偶像的黄昏》（“苏格拉底的问题”一节）。
[10] ［pütz版注］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尘世间无家可归的状态是人的基本体验，这点既是基督教学说也是柏拉图学说的标志。两种学说都从这种状态推断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人死后灵魂在那里觅得归宿。在基督教中，对永生的信仰和对一个仁慈的神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位神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尘世拯救众人。柏拉图主义则把灵魂得救和对永恒理念的持续观照联系起来。这只是哲人的特权，他在尘世生活中已以哲学思考即学习死亡的方式熟悉了这种观照。而其他灵魂在柏拉图的学说里将会重生，因为他们和尘世联系太过紧密。[ksa版注]原为：民众化的柏拉图主义dm
[11] ［pütz版注］耶稣会（societas jesu）：由罗耀拉（ignatius von loyola，1491-1556）1534年建立的教团，其目标除了终生不婚的苦行僧生活之外，在开始时还有在巴勒斯坦的布道活动。当这一目标被证明为不可行时，罗耀拉便将教团置于教皇的直接统辖之下，教皇于1540年批准了教团的请求：通过布道、祈祷、善行、牧灵和办学传播信仰。放弃教团服装和统一的合唱祷告，结合其成员广泛的流动性，注重对其成员的学术培训，如此一来，耶稣会就成了天主教会中一种新型的教团。在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中，这一教团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在传教和办学方面，耶稣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导致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经常反目、冲突不断，这也引发了对教团的禁令：尽管1814年教皇决定收回1773年颁布的取缔耶稣会令，但这一禁令在普鲁士“文化斗争”（1872-1878）中经俾斯麦1872年再度批准，在帝国范围内直到1917年保持有效。
[12] ［pütz版注］民主启蒙：尼采将宣扬民主的启蒙运动视为一个消极过程的暂时阶段，该过程抹杀出类拔萃的个体，以便实现人人平等的道德。尼采认为这一发展源于基督教的同情伦理，并在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中得以继续（参见第一章22节注释“社会主义的同情”和第五章202节注释“兄弟情幻想家……‘社会主义者’”）。
[13] ［pütz版注］德国人发明了火药：火药首先由中国人发明（8/9世纪），13世纪时为欧洲人所知。英国人认为，西方的火药发明家是方济各会成员、神学家和自然哲人培根（roger bacon，约1220-1292），他于1242年公布了生产火药的确切方法。德国人则认为，西方的火药发明家是施瓦茨（berthold schwarz），他是14世纪下半叶弗莱堡的一名修士。不过，火药枪炮自1326年起就在欧洲有据可查。
[14] ［pütz版注］十分自由的思想者：“自由精神”的极端化。和尼采许多其他概念一样，“自由精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附带含义：一方面，尼采以此指只是表面上思想解放者的代表，对“所有这些苍白的精神上的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非道德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怀疑者、低调者（优柔寡断者）、鲁莽草率者”身上的一种最后的错综复杂的理想主义、一种所谓自由精神的自我矛盾进行了指责：“这远非自由的精神：因为它们仍然相信真理……”（《道德的谱系》第三章24节）。相反，尼采提出了另一种甚至对真理信仰本身宣战的自由精神，他显然认为自己这位重估一切价值者就是这一精神目前唯一的代表：“我们不能轻视这一点：我们自己，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已经是‘重估一切价值’，是有血有肉地对一切有关‘真’‘伪’的旧概念宣战，并宣告胜利”（参见《敌基督者》第13节）。尼采通过极端化的手法，使这种类型的自由精神在概念上有别于上文批判的“被误称的‘自由精神（们）’”，同时指向对他自己、对他召唤的“未来的哲人”提出的广泛要求；这些未来的哲人“不会仅仅是自由精神，而是比这要来得更多、更高、更大，根本就是另一种东西，是不会被弄错和混淆的”（《善恶的彼岸》第二章44节）。
[15] [ksa版注]原为：比如，帕斯卡就感到精神窘困：这个近代最为深刻的人从他可怕的张力出发，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杀气腾腾的笑的方式，他以这种方式笑死了当年的耶稣会教士。也许他什么也不缺，就缺健康和十年寿命了——或者说得有道德一点，就缺南方的天空来代替波尔罗亚尔的云层，来笑死他自己的基督教了。——d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