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走过了109年，送走了“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沉沉黑夜，迎来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黎明曙光。这是一个承担着反帝反封建伟大使命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时期，它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五四运动前夕，一个崭新的社会力量——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崛起；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引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注意。五四运动促成了两者的结合，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则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
德国帝国主义曾在1898年3月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名，派兵在青岛登陆，强行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等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战败告终。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挨打受辱的中国，这次成了“战胜国”。人们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之中，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期待着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和高唱“保护弱小民族”“公平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能帮助中国“战胜恶魔，一雪国耻。” 然而，27个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会，只不过是英、美、法、日、意五国操纵的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等人，向和会提出了收回山东权利、取消日本二十一条、废除列强在华特权三项提案。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以北洋政府早在1918年9月《中日山东问题换文》的复文中有“欣然同意” 的表示，提出应由它来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英、法、意等国支持日本的意见，美国也对日本作了让步。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国在《凡尔赛条约》第156—158条中明文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放弃以与日本”。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到中国，人们对和会的期望转为不可遏抑的愤怒。陈独秀大声疾呼：“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李大钊在《五一节杂感》中明确指出：“直接行动”“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
北京大学学生首先行动起来。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北大以及各校学生代表慷慨陈词，发言者痛哭流涕，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将中指咬破，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北京各界人民原定在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召开救国大会并举行示威，此刻学生们群情激愤，再也不能等待了。他们一致决定：第二天上午发动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的部分学生也彻夜不眠，讨论如何实行“大暴动”，严惩曹汝霖、 章宗祥、 陆宗舆 三个亲日派卖国贼。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北高师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手执“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杀千刀的曹汝霖，还我青岛来”等标语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痛斥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章、陆。
会后，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直奔使馆区，但在东交民巷西口遭到武装巡捕拦阻。这对于愤恨已极的爱国青年犹如火上添油，学生们决定去找曹、章、陆算账。队伍赶到位于北京东城的曹汝霖住地——赵家楼胡同。在“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声中，北高师学生匡互生等首先翻墙而入，开启大门。据曹汝霖回忆：“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引者）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他虽知自卫之法，也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 烈焰冲天，人心大快，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这时，大批军警赶到现场，许德珩等32人被捕。
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5月5日，全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宣布总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但学生们在开始时还没有提出远大的政治目标，较多地把义愤集中于曹、章、陆三个卖国贼。5月18日，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作恶的并不是曹、章、陆，而是强盗世界，号召大家“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并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信誓。5月18日以后，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宣告总罢课，组织“十人团”“护鲁义务队”“国货维持会”等到马路、村镇、铁路沿线，向人民演讲祖国危急，国亡无日，朝鲜、越南和印度的亡国惨史，以及当亡国奴的痛苦。讲者“垂泪而道”，听者“掩面而泣”。
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北洋政府取缔学生爱国运动。于是北洋政府对学生采取了蛮横的镇压措施，破坏街头讲演，拘捕爱国学生，下令各校限期复课。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学生更强烈的爱国情绪。6月3日，北京学生1000多人涌上街头，进行大规模讲演。北洋政府派出大批军警，用刺刀、枪托、水龙进行暴力镇压，当场逮捕学生178名。第二天，学生加倍出动，上街演讲，又被军警抓走700多人。警察厅容纳不下，北大的法科、理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军警在四周架武器、设帐篷看守，并断绝被捕学生的食物供应。6月5日，北京出动了大中学生五六千人的宣传队伍，连警察厅门前也成了演讲地点。学生们带着行李，准备坐牢。北京学生联合会向各界庄严宣告：“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情操。
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各地学生都起来响应，使运动由北京迅速推向全国。
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在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是这一阶段运动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即只限于知识分子，而没有工人、市民参加，以致这场斗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不能给予反动政府以有力打击，不能迫使它接受人民的要求。
“六三”以后，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学生们受到严厉镇压的关键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以空前的政治大罢工投入战斗，成为运动的主力。
首先发动罢工的地区，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
从6月5日起的一周内，参加政治罢工的上海工人有六七万人，包括罢市店员在内，总人数达10万人以上。揭开罢工序幕的是日资纱厂工人。6月5日上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三、四、五厂5000多名工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撞破紧闭的大门，一齐罢工。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职工，以及杨树浦上海纱厂工人等也奋起斗争。罢工规模日益扩大，到了6月10日，铁路工人、海员、市政等部门的工人也参加罢工。那一天，机器停止转动，烟囱不再冒烟，电话呼唤不应，陆海交通断绝。一个外国记者写道：“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成千成万的苦力走出了他们熏黑了的工厂，到街道上来非常高兴地而且非常强烈地抗议着。”“抗议凡尔赛和会侵害中国的权利，抗议白人侵害中国的权利！”他惊呼：上海工人“六三”大罢工“震撼了这个城市的工业结构”，斗争“显然是政治性的”。 商界罢市，也是从6月5日开始的。广大店员同仇敌忾，宁愿牺牲职业，扣除薪水，也要坚持罢市，制止了部分店主的动摇和破坏。这样，就在6月5日，上海实现了“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它标志着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继上海工人“六三”政治大罢工之后，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也进行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天津、南京、济南、汉口、长沙、广州、九江等大中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都先后集会游行。据初步统计，这次运动涉及从江苏到四川，从黑龙江到云南的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的广泛斗争，给了北洋政府极沉重的打击。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职，被挽留；接着，教育总长傅增湘又挂冠出走。舆论认为现行政治制度是责任内阁制，对于国家的外交、内政方针，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在舆论压力下，国务总理钱能训不得不引咎辞职，全体阁员一并引退。内阁的这一场政潮，对于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产生了直接影响。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从斗争的直接目标考察，五四爱国运动是以人民胜利和反动派受挫而告终的。这个运动，突出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它给人民以振奋，而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是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了。
五四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成果。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千辛万苦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因与工农群众相脱离，以致多次奋斗，一再归于失败。直到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群众斗争立即表现出无坚不摧的伟力。正如上海学联在《告商工界同胞书》中所深切指出的：“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是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而实行之责，实在我商工界同胞。” 显然，通过亲身参与的革命实践，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拯救祖国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身上。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摒弃那种自以为“先知先觉”，以“救世主”自居的错误观念，“到工人中去”成为当时一部分青年的口号。知识分子走向工人阶级，两股巨流开始汇合，中国革命开了新生面！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在19世纪末和五四运动前的20年间，中国虽曾有过马克思学说的初始介绍，但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真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
1899年，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期刊《万国公报》，在一篇题为《大同学》的译文中，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称为“百工领袖”，并将马克思学说，视作“安民新学之一派”。 《大同学》一文宣传社会进化论，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介绍，但这篇文章是目前所知，国内中文书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至1903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说他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与“鼻祖”。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留学生，经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影响较大的有《浙江潮》《江苏》《译书汇篇》《民报》等刊物；《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等译著；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革命家列传》以及《天义报》刊登的《共产党宣言》若干章节译文等。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很幼稚，工人阶级队伍也很弱小，还不具备传播社会主义的必要的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人们还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有着较多幻想，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作为一种新的“学理”被引起注意。这种寂寞的状况，延续了将近20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路径。“另砌炉灶”，“另创一种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昂。“五四”后一年间出现的、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生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加上“五四”前已有的社团，共计约三四百个。这些团体大都有自己的刊物，其中有不少像《新青年》一样，以新冠首， 也有不少《每周评论》式的政论周报。 这些社团和刊物的显著特点，就是把宣传新思想同改造中国的斗争结合起来，竞相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新陈代谢的大变革时期。各种主义，各派学说，蜂拥而来，接踵而去。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征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然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早期新文化运动相比有很大不同。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而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俄国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初，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强调十月革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919年4月6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接着，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突出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引荐给中国人民。这一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被军阀政府视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遭到暴力摧残；而且受到来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竭力反对。胡适，就是最早打上门来的一个挂帅人物。
胡适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学于康奈耳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高足。1917年返国，任教于北大，因提倡文学改良，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成为早期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引进的实验主义哲学，片面强调主观经验的决定作用，宣扬“有用即是真理”，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否认科学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在美国，它只是一种“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但在反对封建礼教和奴性逻辑的启蒙运动中，却“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 成为资产阶级冲击宗教迷信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然而，实验主义在中国还没有施展自己的反封建能耐，便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6卷4号发表《实验主义》一文。5月初，杜威应胡适之请到中国，到处宣扬实验主义。7月，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外来进口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不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很危险”。主张“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谩骂“高谈社会主义”、提倡“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的论调，并非反对各种“外来的主义”，他所反对的只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在河北昌黎的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论调的危害性，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评胡适：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李大钊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札维主义的” ，明确表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胡适的进攻失败了，但是社会改良思潮并没有偃旗息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劳工神圣”口号的影响，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劳心与劳力对立的社会，却又还不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幻想通过改良的试验的办法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糅和在一起，于1919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也先后成立。他们设计了一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的模式，希望通过这种“平和的经济革命”，去改造社会。试验仅三四个月，有几百名青年参加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垮台了。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也陆续结束。实践证明，改良方法决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涌现了出来。青年毛泽东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7月，他们创办《湘江评论》，著文论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同时，组织和推动湖南人民的反军阀斗争。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次年4月赴上海，7月回长沙。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他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进行多次讨论。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毛泽东和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进行了关于建立共产党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在这个时期，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1920年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进一步发展。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列宁著作的一些中译本陆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也有了自己的讲坛。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桥梁，通过办工人刊物、工人夜校和补习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工人中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恐惧，他们以宣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对抗。趁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张东荪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罗素于1920年9月来到中国。他每到一地，便大讲中国不能“奴隶地模仿布尔什维克”，劝告中国人“暂不主张社会主义”，要先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二十年后才讲改革”。10月，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11月，张东荪鹦鹉学舌，抛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和将来》等文，宣称：“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 这些话出自原先曾鼓吹“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张东荪之口，就更加蛊惑视听。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和《再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等文，回击假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挑衅，并将批评文章连同张东荪的文章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1日）上，发动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落后的中国必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问题在于走什么道路。他们反对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 这场论战持续达一年多。后期，张东荪又搬出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顽抗。这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经组成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月刊、《先驱》等革命刊物对张东荪的观点给予了更有力的驳斥。
这场辩论明确了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假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也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如中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还有积极意义，实行社会主义条件尚未成熟等。这种“歪打正着”，促使早期共产主义者努力“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特别是“把他和中国的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
早期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也打响了。五四以前，无政府主义就以“最彻底的革命”的面目，赢得了渴望从封建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它提出的绝对自由、平等，反对一切约束、权威等主张，甚至侵入到工人之中。无政府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招牌，也被人称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但它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论战始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3月，《新青年》9卷4号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共产党》月刊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夺取政权》等文章。1922年1月出版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也积极投入了这场论战。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着重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重申了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和建立一个具有统一意志与严格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一再论辩，终因理屈词穷而以失败告终。一些已经混入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清除出去。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各派思潮中独树一帜的地位。
“两论相订，是非乃见”。马克思主义在争论中显示了自己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经过反对实用主义、反对假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朝气蓬勃地日益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六三”政治大罢工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继续前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迫切需要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顺应这一历史趋势，革命知识分子冲破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樊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之间架起了桥梁，从而引出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9月16日出狱。1920年初，陈独秀到武汉讲学，“卓识谠论，倾动人群” ，反动当局勒令“休止”，准备再次将他逮捕。2月，陈独秀扮作商人，由李大钊陪同，逃离北京南下。两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天津话别，相约在京沪两地筹建共产主义组织。
在北京，聚集在李大钊周围的青年学生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朱务善、张国焘等，于1920年3月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以《新青年》社为中心，陈独秀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编辑、记者和撰稿人，其中有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陈公培、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等。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马迈耶夫等人于1920年4月来到中国。当时，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不久，中国各阶层人民对苏俄表示了欢迎和感激之情。维经斯基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举行座谈、演讲，并与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表示赞同，介绍他去上海和陈独秀会见。
1920年7月19日，在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
10月，与陈独秀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等组成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11月底，北京小组吸收邓中夏、高尚德、罗章龙、何孟雄等，成立党的北京支部。
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会联系，指导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在武汉，董必武受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的委托，同陈潭秋、张国恩一起，酝酿成立党的组织。不久，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协助成立共产党支部。1920年秋的一天，在董必武寓所，正式成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
1920年12月，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一起到广州，帮助改组了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党组织，同谭平山、陈公博等重建了广州支部。
与此同时，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长沙建党。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影响下，1921年初，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民学会的核心实际上起了党的早期组织的作用。19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正式成立。
在上海参加建党活动的施存统和周佛海，于留学日本时组成“共产党日本小组”。
1921年2、3月间，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在巴黎入党，并与赵世炎等组成共产党巴黎小组。 巴黎小组积极联络在法、德、比利时等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勤工俭学生的革命团体，于1922年6月建立统一的青年团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中共旅欧支部正式成立。
以上海发起组为中心的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为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实际筹备工作。
首先，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国建党作思想准备。1920年8月以后，上海党组织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的理论刊物，又在同年11月7日出版了由李达主编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些刊物旗帜鲜明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大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际，译载和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宣传有关共产党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的基本知识，探讨“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 ，酝酿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此外，还将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作为党的外围宣传阵地。北京小组领导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专门建立一个名为“亢慕义斋”（即communism的谐音）的共产主义图书室，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和其他途径，搜集、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
其次，举办各类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努力培养党的干部。上海开办了“外国语学社”，广州创办了“宣传员学校”“俄语学校”，这些学校都以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骨干为主要任务。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由俞秀松担任书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党组织领导下成立后，向全国各地散发团的章程，推动各地建团工作。团组织团结和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成为党的预备学校。北京、长沙和济南的党组织的成员还在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励新学会等群众团体中积极开展工作。
再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上海、北京、广州、济南的党组织，编辑出版了《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劳动与妇女》《劳动者》《济南劳动》等刊物，以通俗的文字，向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宣传。工人群众将它们誉为“工人的喉舌”，踊跃向刊物投稿。各地党组织还直接派党员深入工人群众，在北京长辛店、上海小沙渡和武汉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识字班。在提高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专门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12月，改组成立了印刷工会。在北京，党通过劳动补习学校培养的积极分子，于1921年5月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这个工会被称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同时，经过工人运动的锻炼，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也逐渐转变为“言论和实行并进”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正式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正当陈独秀、李汉俊等酝酿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章，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的时候，1921年3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6月初，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可尔斯基同期抵沪，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出席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举行。一张长形餐桌四周，坐着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包惠僧。陈独秀、李大钊因事未能出席会议。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自的工作情况，并交流经验。经过两天休会之后，7月27日开始，大会连续三天集中讨论了由李达、董必武、张国焘起草的党纲和党的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7月30日晚，代表们准备听取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表决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开始不久，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从后门闯入会场，说是找人走错了地方。不速之客的出现，引起大家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离开会场不久，一批法国巡捕包围并搜查了会场。
事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进行。代表们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最后选举产生了由书记陈独秀、宣传主任李达、组织主任张国焘组成的党的中央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申明了党的政治主张，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废除资本私有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员个人必须接受党的组织指导，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指导；党内必须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党员必须忠诚、保密、严格遵守纪律。党纲还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做官、当议员，必须“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一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以主要篇幅论述了开展工人运动问题，提出了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方法和要求。
“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况，后来又经历了长期的白色恐怖，这两个文件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见到。现存俄文、英文译本，经两次转译，在文字上已不可能恢复原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把近代中国引上了新的航程。从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有了指路的灯塔；鸦片战争以来，艰巨而曲折的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核心。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党应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灌输于各工会”。决议还具体提出：“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以及小册子，临时传单等。”各种产业部门都应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学校最重要的方针是唤醒工人们的觉悟，并启发他们组织工会的需要。”
按照“一大”决议，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劳动周刊》。接着，北方、武汉、湖南、广州和山东，相继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或支部，出版了《工人周刊》（北京）、《劳动周报》（武汉）、《山东劳动周刊》（济南）等工人刊物，开办了一批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图书馆，用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春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上海各厂工人以至街头劳动人民，分送了印有《太平歌》的贺年片：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各地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方的长辛店、唐山、张家口等地，南方的上海、湖南、广州、武汉等地，都建立了党领导的工会，一些车间、场房建立了“十人团”的基层组织。此外，还做了大量工作来改造旧式工人团体（如各种行帮、行会、公所、秘密会社），揭露资产阶级或市侩、政客、流氓所把持的“招牌工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场罢工斗争，发生于上海英美烟厂。1921年7月20日，8000多工人因反对洋监工克扣工资而发生罢工。共产党组织派李启汉具体领导这场斗争。罢工工人发布宣言，提出撤换洋监工、增加工资、不得开除工人代表等8项交涉条件。党组织并从社会上募款支援罢工工人的生活。罢工坚持21天，于8月10日取得完全胜利。同年9月和12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指导粤汉铁路武长段机车处工人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斗争教育了工人，使一般工人都知道结成自己团体的好处。一遇资本家欺压时，大家就群策群力，进行抵制。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直接领导，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全国范围出现了长达13个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次工运高潮，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
香港中国海员受外国船主和封建“包工馆”制度的双重剥削。船主和包工头还动辄开除工人，以致在香港街头经常有万余失业海员痛苦挣扎。残酷的剥削，严重的压迫，十月革命的影响，欧美各国罢工风潮的耳濡目染，使香港海员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在海员积极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的宣传组织下，1921年3月，香港海员成立了自己的现代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从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海员工会连续3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工会介绍就业等要求，一无下文。海员工会决定组织罢工。1922年1月12日下午，所有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轮船一律停驶，进港各国轮船上的中国水手也纷纷罢工，风潮波及新加坡、暹罗、上海、汕头。1月，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使罢工总人数达3万以上。港英当局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强行摘去工会招牌，驱逐会员。香港工人成立了“全港同盟罢工办事处”。从2月28日起，邮政、银行、电车、轮渡、屠宰、面包、牛奶工人和仆役、厨司、轿夫、用人，一起加入罢工行列，人数激增至十几万。成千上万的工人步行返回广州。
3月4日，大批英国军警在沙田地区阻拦回省城的罢工工人，开枪打死工人6人，伤几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此后，罢工斗争更加激烈。罢工得到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声援和物质资助。港英当局不得不于3月6日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将工会招牌送还。3月8日，谈判达成协议，资方答应增加工资1成半至3成。香港和广州工人兴高采烈，笑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持续56天的香港海员罢工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它的胜利，推动了全国罢工高潮的到来。为了团结全国工人，迎接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1922年5月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来自全国12个城市的，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100多个工人团体的代表，聚集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得到大会承认。会议同意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向全国人民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此后，罢工斗争在各地展开，北方铁路工人走在斗争前列。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组织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与把持中国铁路的交通系集团的矛盾，通过私交将共产党员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介绍给直系所控制的交通部，取得了密查员身份，活跃在津浦、京绥、京汉、京奉、正太各线。他们免票乘车，通行无阻，表面上执行交通部的公务，实际上却担负着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运的使命。京汉铁路沿线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16个之多。从1922年8月至12月，京汉路长辛店、京奉路山海关、唐山，京绥路和正太路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先后举行罢工。
在铁路工人胜利的鼓舞下，10月23日爆发了开滦煤矿5万工人的大罢工。这是北方区工人规模空前的一次罢工。矿方调集英国武装和中国反动军警2000余人前往唐山。宁死不屈的工人卧轨截车，流血请愿，罢工坚持25天，在满足一部分条件后于11月16日复工。
这时，湘、鄂、沪、粤的工人运动，也同北方遥相呼应。7月汉阳钢铁厂，8月长江海员，9月粤汉路武长段、安源路矿和汉口扬子机械厂，10月长沙泥木工人、汉口英美烟厂、上海金银业，11月上海日华纱厂、英美烟厂，12月水口山铅锌矿以及长沙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汇成汹涌澎湃的怒潮。其中，湖南共产党组织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发动十多次罢工，大都取得胜利。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全国最坚强的工会，它胜利地领导了安源路矿罢工斗争。在1923年直系军阀的白色恐怖中，当各地工会被迫转入地下时，它是“硕果仅存”的“工人的世外桃源” 。
1922年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这一年，全国共建立工会100多个，会员达八九十万。 工人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种斗争，在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时，达到了最高潮。
如前所述，由于利用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到1922年底，京汉路已有16个站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人们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大会，成立统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然而，吴佩孚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用武力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工人们不畏强暴，高举红旗，冲破军警封锁，进入会场。在军乐声和“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欢呼声中，京汉铁路总工会庄严宣告成立。反动军警未能制止召开大会，便包围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捣毁总工会会所。为反抗军阀的镇压，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江岸办公。
1923年2月4日中午12时，京汉路全线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3万工人在3小时之内，实现了总同盟罢工。惊恐万状的直系军阀，分别在郑州、长辛店、江岸等地搜捕工会领袖，强迫工人复工。工人们一致回答：“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
2月7日，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吴佩孚向京汉铁路工人举起了屠刀。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出两营士兵包围江岸总工会，疯狂射击，当场打死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32人，伤200余人，捕数十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电线杆上，军阀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严词拒绝。刽子手向林祥谦连砍数刀，满身鲜血的林祥谦忍着剧痛大呼：“头可断，工不可上！”终被刽子手砍死。当晚，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也被军阀逮捕，并在2月15日英勇牺牲。与此同时，长辛店等京汉路沿线各站，都发生了屠杀工人的惨案。“二七”惨案牺牲的烈士，共计53人（其中江岸38人），受伤300余人，被捕入狱40余人，被开除和流亡在外的有1000多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50多个工会相继被查封，许多工人领袖被通缉。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持续一年多的工人运动高潮，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战斗威力和优秀品质，培养锻炼了一批党和工人运动的优秀干部，提高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二七”惨案的挫折和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工人阶级独立的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 。工人阶级必须广泛联合各种革命力量，才能打倒封建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