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它的侵略扩大为全面灭亡中华民族的一场罪恶战争，同时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动员最广泛的反侵略战争从这里开始。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度合作，为全中国人民求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验。
“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6公里的宛平城西门外，横跨永定河东西两岸，是陆上出入京师的交通要道。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有诗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就是这里数度成为战场的写照。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发生经济危机。为了摆脱这一经济危机的袭击，德、意、日这些最富于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便加强对外侵略，并将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转入战备的道路，于是造成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日本政府在一个秘密文件中写道：“生产力之不足，生产设备之不足，原料之不足及蓄积资本之不足”，“凡此均需开始新的战争，俾有所补充”，“而国内不稳势力之高涨，罢工之狂澜，亦需发动内外举国之战争，以期平靖。” 为此日本竭力扩充军备，制订侵华政策，同时与欧洲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加紧勾结。1936年11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12月又签订意日协定，初步形成国际法西斯阵线。
卢沟桥事变前，北平几乎处于日伪的包围之中：从丰台到山海关沿线，驻扎着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一个旅团；北平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有伪军17000多人；北面与西北是日本豢养的李守信、王英的伪蒙军3万余人。卢沟桥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唯一要道。1937年春夏以来，日军不断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战略意见书中提出：从准备对苏战略看，首先应对南京进行有力一击，除去我背后威胁。此后，日军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愈加频繁，并多次几乎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7月7日夜10时，日军清水节郎中队实施夜间演习。将结束时，日军忽然提出仿佛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响，使一名日军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应允代为搜寻失踪日兵而拒绝日军入城搜索。交涉间，日军竟向宛平城发动进攻，继而炮轰卢沟桥。守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爆发。
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理问题，在日本陆军内部存在着“对华一击”和“着重对苏备战”两种对立的意见。这种分歧直接影响着近卫内阁对卢沟桥事变处理的方针，两派意见的消长决定着内阁政策的变化。9日，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暂不扩大事件和就地解决的方针，参谋长命令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就地解决事件。于是由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大佐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少佐于11日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订立了停战协定。然而就在同一天，在近卫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主张对华一击的意见占上风，决定向华北派出三个师团增援，同时发表声明，声称为了使中国方面道歉和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这充分表明日本政府准备打一场正式战争。16日，日本即调派10万陆军来华，17日，五相会议又决议动员侵华日军40万。
在日本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紧急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仍然是动摇不定。它曾向华北调动军队，并向日本提抗议，但又幻想能作为局部事件解决，因而表示愿以和平方法，按国际公法和条约接受斡旋，并指示冀察当局与日本谈判，企图实现局部的妥协。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亲日派大唱“战必大败，和必大乱”的亡国调，英美派则等候美国表态以决进退。7月17日，蒋介石在全国的舆论压力下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个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但同时他又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当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人以为危，我以为安。”依然抱着对日本的幻想。在这之后的几天内，蒋介石连续会见英美德法各国大使，要求各国进行调解。27日，日本从东北、朝鲜调来的三个师团到达，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国民党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的谈话中还说什么：“我方极度容忍，维护和平之苦衷，应为中外人士所共见。” 其实，中外人士所共见的恰是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义愤。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7月9日，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致电并推派代表慰问前线守军。各地报刊也都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吁，要求国民党政府下令紧急动员，进行抗日。
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二十九军的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屡挫日军的进攻。但是，国民党政府犹豫动摇，一面寄希望于列强的干预，一面不断指示宋哲元以双方同时撤兵为条件同日本谈判。直接肩负着冀察军政重任的宋哲元，把日军的大举进犯也看作是随时都可以解决的局部冲突，这种苟安心理，与蒋介石的寻求“外交方法”解决的侥幸心理十分吻合。因此，宋哲元与日本侵略者一次又一次进行无法满足日方要求的谈判，使日本利用谈判赢得时间，完成了总攻击的军事部署。到7月下旬，华北日军增兵达10万人，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26日，日军在攻占平津之间的战略要地廊坊的同时，向宋哲元发出撤兵的最后通牒，否则将采取“单独行动”。没等中国方面答复，日机于27日轮番轰炸南苑、西苑及永定河一线，并向平津大举进攻，而蒋介石虽下令抽调了四个师北上，却始终滞留在保定以南，并未投入战斗。二十九军孤军作战，伤亡惨重。激战至28日下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当天晚上，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在日军的进攻下弃守。沦陷后的平津，成为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的重要基地。
“八一三”淞沪抗战
平、津失陷前，日本就计划开辟东战场。他们认为要想以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的现状，仅仅惩罚华北的二十九军是没有效果的，最好派遣陆军五个师团控制上海和南京，使当今中国的中央势力屈服。平、津既陷，日本为迅速摧毁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使中国失去抵抗力，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就于8月13日，发动了对上海的大举进攻。
自“一·二八”事变签订《淞沪协定》后，中国军队便不能在市区驻扎，只留有两个团的保安队。长江的第一门户吴淞炮台也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炸毁而不允许修复。而日本方面，却在虹口设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杨浦、沪西两个日本纱厂区修建大量掩体，并控制了汇山码头为桥头堡。他们还在吴淞一带集结了两个舰队，大炮射程可达市区。因此日本要向上海发动进攻是很有利的。
7月24日，驻沪日本陆战队忽称一名日军“被绑失踪”，一面向上海市政府提起交涉，一面出动军队在街上擅自搜索。但是三天后中国政府在镇江查获了这名跳水自杀被救起的日军，送还日本领事馆。日本军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8月9日，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士兵驾车直冲虹桥机场。机场卫兵不得已开枪警告，在互射中，日军两人及中国保安队一人死亡。日本便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进攻。虹桥事件当晚，日军已作好战斗准备，拟于10日从闸北进攻上海市，由于各国驻沪领事的要求，日本允许将进攻时间推迟48小时，让各国侨民迁入租界。13日，日军向闸北开火，挑起了“八一三”淞沪战争。14日，日机轰炸杭州。15日，又轰炸中国首都南京。17日，日内阁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亦即公开承认扩大对华战争。“八一三”事变表明全国全面进入抗日战争。
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使日本和国民党及英美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蒋介石集团此时的态度较卢沟桥事变积极。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了抗战声明，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这表明国民党已放弃不抵抗政策。
淞沪一带自1935年起筑有一些局部性的国防工事，部队并根据蒋介石的手谕进行了攻坚训练。虹桥事件发生，上海成为战场已势所难免。蒋介石便密令张治中在苏州进行部署，并准备在江阴封锁长江。不料，这消息被汪精卫的主任秘书黄？泄露给日本人，日海军即命在江阴上游的军舰及汉口海军陆战队迅速东下，集中在黄浦江及虹口、杨树浦一带。8月11日夜，蒋介石命令在苏州、常熟、无锡的第八十八、八十七、三十六三个师和重炮兵两个团向上海推进，部队于12日各自进入阵地，张治中的司令部为便于就近指挥也到达南翔。
按照作战部署，原定14日由空军先轰炸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然后陆军开始攻击前进，但13日日军首先进攻，两军在前哨接触。14日，中国空军和日本木更津航空队在杭州笕桥上空展开空战，只派了少数轰炸机到上海轰炸日军。中国空军的飞机均购自美国，性能大大落后于日机，一与木更津航空队接触即被击溃，到日军登陆时，制空权已完全被军掌握。14日下午，八十七和八十八师开始攻击。八十七师一部关于夜间攻到汇山码头附近，拟夺取日军桥头堡。日军放火阻止前进，杨树浦的大火延烧了几天几夜。八十八、三十六师进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也没有进展。从15日起，中国方面陆续有部队增援到上海。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划为五个战区，上海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为冯玉祥后由蒋介石自兼，辖第八、九两个集团军，分由张发奎、张治中统率。
日本为了迅速占领上海，决定从国内增派两个师团，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8月23日，日军在吴淞和川沙登陆，向罗店、宝山等地进攻，宝山城守军姚子青营500余人，英勇迎击敌人，激战两昼夜全部为国殉职。9月13日以后，战事中心移到罗店、浏河、庙行、江湾一带，战况十分激烈。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长时期使战线胶着在上海四周，不易打开局面”。 9月底到10月初，日本又从国内派出五个大队和从华北抽调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增援上海，兵力增至10万人。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也调整了战场部署，增援来沪的军队不下70万人，约占全国军队的1／3，以张发奎率第八、第十两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朱绍良率第九、第二十一两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为左翼作战军。此外还有江防军，守卫长江各要塞。任务是“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采用的是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死守在炮火密集的战线上，以血肉之躯去抵抗敌人飞机大炮的进攻。尤其当战场转移到宝山吴淞一带后，地形开阔，有利于敌重人重火器发挥效力，敌人的军舰又可以直接以炮火支援陆上作战，以致中国军队伤亡惨重。9月3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军队退守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一带，这时，日军总兵力已增至20万人以上。10月，日军决定将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战场移至上海，并调用华北兵力参战，对中国军队展开了猛烈的进攻，25日，大场失守，中国军队撤到苏州河南岸，八十八师副团长谢晋元率300余壮士 ，扼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孤军奋战四昼夜，完成了掩护友军撤退任务后，才奉命撤离。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再一次大举增兵，以三个师团兵力组成第十军，于11月5日在杭州湾金山卫地区登陆，对上海进行远后方的迂回。这一战略行动使上海的胶着形势急转直下。
金山卫地区防务空虚，只有两个营又一个连守卫着漫长的海岸线。日军登陆后，守军虽奋勇杀敌，终因敌众我寡致敌长驱直入，占领松江，切断沪杭线，包抄上海。与此同时，北线日军猛攻南翔，京沪线亦将被切断，几十万中国军队有被困于上海孤岛的危险。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全军撤退。由于军队很多，退路有限，日军又以飞机、坦克及快速部队急速追击，撤退十分混乱，因此，江南的有利地形和既设国防工事都未利用。中国军队一路溃败到南京，中国的首都便暴露在日军面前。11月12日上海沦陷。
“八一三”淞沪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仍有着重要意义。它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它迫使敌人以5万多日军死伤的惨重代价和三个月时间才换得一座上海城。淞沪抗战为沿海工业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中国军队的顽强作战不但激励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美国政府派在上海的军事观察家，美国海军上校卡尔逊曾公正评价说，淞沪之战足以证明两点：“（一）中国已下决心为她的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战的能力；（二）日本的军队全部，自日俄战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后，被世人视为可怕的军队，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的地位。”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气焰更盛，分三路进犯南京。一路沿京沪铁路占苏州、无锡、镇江、向南京推进；一路由太湖以南的苏南丘陵地带向南京进攻；一路绕至皖南，从当涂渡长江，沿长江北岸直扑浦口，以切断南京向北的退路。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迁都重庆。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率军队15万留守。
12月5日，日军迫近南京近郊，立即发起攻击，中华门、光华门、水西门、通济门等南京各城门发生激战，城内到处起火。曾经向新闻界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当12日日军攻陷中华门时，只匆匆召开20分钟的师长以上将领会议，把油印的突围命令交付各部将领后竟自顾渡江逃遁。全城军民在混乱状态中撤退，城门口挤成一团，江面上士兵争渡，互相开枪，死伤极众。南京之战，中国军队损失10余万。13日，日本占领了南京，徒具人形的日本兵旋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部队进城后，拥挤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来不及疏散的难民群立即成了屠杀对象。毫无人性的日寇用机枪、步枪和手枪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人们射杀。顿时，两条马路和两旁的街巷尸体纵横，血肉狼藉。屠杀持续了两天，一直杀到马路上街巷内都没有人了，日寇又打开挹江门和和平门，把屠杀扩展到了城外。
长江岸边也聚集着大批来不及渡江逃走的难民。14日下午，日寇杀出挹江门，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处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疯狂屠杀难民，许多不愿死于敌弹的难民纷纷投江自尽，最后尚留在江岸上的则被日寇残暴地驱下江中活活淹死，顷刻之间，数万难民全部丧生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16日，日寇又把躲避在华侨招待所的5000多难民，分批绑起用大卡车运往下关屠戮，尸体全部被抛掷江中。这样的集体屠杀在燕子矶、观音门、紫金山、雨花台、汉西门外、上元门等地都进行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下关草鞋峡。18日夜，日军把从城里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饿死或被打死者外，全部以铅丝捆扎，驱赶到草鞋峡用机枪密集射杀，一些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遭乱刀砍戳，最后，日军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灭迹。
日寇的屠杀，使历史上以六朝金粉繁华著称的古城南京，浸泡在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鲜血之中，“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来污辱这个城市”。12月17日，日寇举行所谓“胜利入城式”，大刽子手、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南京。在松井的纵容下，屠杀又接着展开。12月下旬，日寇开始搜查抗日分子的“清街运动”，拖着长刀的日寇挨门逐户地搜查，凡是蓄陆军式短发的，手指甲剪得整齐的，牙齿刷得洁白的，会读报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有铁锈的，手掌有硬茧的，都被日寇认定非官即兵、非兵即抗日分子而加以逮捕和杀害。
大屠杀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个星期，被杀的我国同胞达35万人之多，它的残酷程度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正如当时在南京的一外侨所说：“凡是可能想象的任何事情，日军进城后，就毫无顾忌，毫无节制，一一实行。在这一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军的暴行。”日军对我国同胞除了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外，还用尽了其他种种残忍方法，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活埋、宫刑、剁肢、刺穿阴hu或肛门等等，日本报刊《东京日日新闻》的三名特派员还在1937年11月30日、12月6日和13日，三次报道了两名日军少尉进行令人发指的杀人比赛的“消息”。举凡杀人狂患者所能想象得出的最残酷的杀人方法，他们几乎都用遍了。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奸淫暴行同样是灭绝人性的。日寇无耻宣称，日本没有禁止奸淫的法律，“奸淫是日本军队所特许的” 。企图通过满足士兵的兽欲来巩固士气。在南京被占领后差不多两个月内，残酷无比的奸杀暴行，每天几乎要发生几百乃至上千件。远东国际法庭认定：“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 ，日寇的大小军官包括谷寿夫本人都参与了强奸暴行。这些兽兵连老妇、幼女、孕妇都不放过，奸后将其杀害。对于一些反抗拒奸的妇女，日寇的手段更为残忍，他们往往把拒奸的妇女钉在墙上，剖腹示众，或以尖木棍刺入妇女两腿中间，深深打入后将她们弃至街中。日寇在南京的强奸罪行是如此令人发指，因此，“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舆论中有时被称为“南京强奸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这支军队的反动本质决定的，就连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电中也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这架野兽机器可以说是在日本最高统治阶级的有意地默许和放纵下，高速度地和全火力地在南京开动了达六星期之久。这页血的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
国共合作，八路军奔赴山西前线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作了极大努力。从1937年2月中旬到9月下旬，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朱德先后与国民党方面的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宋子文、邵力子等人就合作抗日问题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六次正式谈判，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问题。在谈判中，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诚意，于7月15日将中共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只要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就表明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但由于国民党方面顽固地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甚竟至荒谬地提出要毛泽东、朱德离开军队或出国，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八一三”上海战事的爆发，危及了美英和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缓慢的国共谈判才加快了速度。8月中旬，国共进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改编命令。 25日，中共中央军委依照协议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陕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为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 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以红军第二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七、二十八军与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以红军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与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合编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全军共4万2千人。八路军并先后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香港、桂林、长沙、兰州、洛阳、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办事处。红军改编后坚持我军的独立性，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9月下旬国共两党举行了第六次谈判。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宣言披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际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诚。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战开始了新的局面，八路军各师在总部率领下由陕北驻地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当八路军东渡黄河向晋北前线开进的时候，日军正积极向蔚县、涞源、保定等地进兵，以图会攻山西。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确保晋北要地，将晋绥军和中央军一部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沿内长城布防，并企图在繁峙城东至砂河间地区与日军决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9月19日进至平型关东南山地集结。当时，实际担负平型关方面作战指挥全责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要求一一五师增援灵丘正面作战。但是，在灵丘正面担任防御的国民党军队于21日溃退至平型关外，一一五师决定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给进攻之敌以突然袭击和歼灭性打击；另以一部去接应国民党军八个团从西北向平型关出击；同时为牵制和打击敌人增援部队，又派出全部骑兵向灵丘方面出动。9月25日，进犯平型关的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的一支预备队和辎重队，进入平型关东北公路，被埋伏在两侧山地的一一五师分割包围，在历时一昼夜的战斗中，日军被歼1000多人，80余辆汽车被击毁。八路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平型关战斗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挫败了日军的锐气，破除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日军在平型关前进受阻，便兵分几路向我内长城防线进攻。9月28日，日军突破茹越口国民党军防守线，占领繁峙，使平型关的中国防线变得毫无意义，阎锡山下令从内长城撤退，山西局势急转直下。为保卫太原，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组织忻口会战。
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会战部署是：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居中央，朱德率第十八集团军居右翼，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为左翼，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为预备队。总兵力共8万人。会战开始后，八路军以主力向敌后展开。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切断通往张家口的运输线，并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等地；另一部在冀西收复了曲阳、唐县等地，进逼保定附近。一二〇师由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晋西北后，即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开展雁北游击战争，截击敌人交通线，阻击敌人后续部队。10月18日，该师一部在雁门关以南的黑石头伏击敌人汽车队，激战3小时，消灭日军500余人，焚毁汽车数十辆，并占领雁门关和太和岭，破坏敌人通往忻口的主要交通线。在忻口会战中，敌利用代县飞机场不断对中国军队进行空中攻击。这时，刚由陕西进入晋北前线的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于10月19日利用黑夜掩护，突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歼敌100多人，使忻口战场一连几天没有遇到敌机空袭，中国军队士气为之大振。八路军各师的频频出击，迫使日军以相当兵力回守后方，减弱了其正面进攻的力量，使忻口正面守军歼灭日军2万之众。
到10月下旬，日军沿正太路西进，进攻娘子关，威胁太原，第二战区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加入正太路方面的作战。一二九师立即向娘子关东南敌侧后挺进，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等地打击敌人，其中七亘村战斗击溃日军二十师团的辎重部队，缴获骡马300余匹，歼敌400多人。当日军正面突破娘子关后，八路军总部率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南进至正太路寿阳以南，和一二九师会合打击西进之敌，在广阳、昔阳等地予敌以重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后退。
八路军从出师到11月初，共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歼敌11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钳制了敌人，并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撤退，起了重大的战略掩护作用。11月9日，太原失陷以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台儿庄战役
南京沦陷以后，日军的作战企图是首先夺取津浦路和陇海路上的枢纽徐州，然后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略抗战中心武汉。1938年春，日军精锐板垣师团自青岛登陆后，向鲁南临沂城进犯；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攻陷兖州、邹县后继续南犯峄县。这两路敌军计划会师台儿庄后会同沿津浦线北上敌军合攻徐州。这时，徐州的形势十分紧张。为了保卫徐州，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20多个师共12万人组织徐州会战，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矶谷师团4万多人，并配有大小坦克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百余门，在飞机的助战下向徐州扑来。3月23日，日军千余人对战略据点台儿庄展开了猛烈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所部三个师的顽强抵抗。日军以重炮猛轰，每天落在国民党守军阵地的炮弹有六七千发之多。炮轰之后，以坦克为前导，日军步兵便有恃无恐步步向前推进。国民党守军既没有平射炮，又没有坦克，难以组织有力的反攻，但他们以血肉之躯与日军炮火和坦克搏斗，至死不退，日军猛攻了三昼夜才冲入台儿庄内。孙连仲部利用宅院墙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不断消灭敌人。从27日开始，出现了拉锯战。4月3日，日军使用催泪瓦斯弹，使中国守军大部失去了战斗力。日军使用重炮轰、飞机炸，整个阵地几乎被炸平，使中国守军难以支持，战斗极为艰苦。这时，汤恩伯军团奉命赶到，向台儿庄北面日军的侧背攻击，使台儿庄的日军陷入中国军队的反包围之中。
4月6日，李宗仁下令向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发动反击。身陷重围的矶谷师团慌了手脚，一面仓皇抵抗，一面向板垣师团求援。在台儿庄内展开了一场恶战。据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报道：中国军队“凭藉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 7日，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当晚突围，向北逃窜。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缴获步兵炮77门，战车40余辆，步枪1万余枝，轻重机枪931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但是，台儿庄战役仅仅是徐州会战的序幕，日军在台儿庄的局部失败，并没有改变它夺取徐州、进逼武汉的主要目标。相反，日军大本营通过台儿庄作战，发现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集中了40个师约40万人，认为这是决战的大好时机。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徐州的作战命令，并从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13个师团30余万人，分六路包围徐州。而国民党却陶醉在台儿庄的胜利中，并把这一胜利夸大为“中国的坦能堡战役” ，还说什么：下一步就是中日之间谁胜谁负的大决战。由于国民党对日军新的侵略行动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当日军在5月初发动对徐州的大规模进攻时，中国数十万军队只得仓促撤退，致使徐州于5月19日沦于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