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解放军凌厉进攻和国民党统治区反蒋斗争的双重打击下，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蒋介石集团狐鼠哀鸣。为了进行垂死挣扎，蒋介石下令召开“行宪国大”，替自己“黄袍加身”，并加紧经济控制，但仍不能挽回江河日下的颓势。1949年初，他们在美国的策动下发动“和平攻势”，不久即宣告破产。同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迅速解放了国民党首都南京，正式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解放全国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国民党政府选举“总统”的闹剧与财政经济的崩溃

美国对于腐败无能的蒋介石集团日益感到不满，策划起用新的代理人以替代已失去利用价值的旧工具。这种动向使蒋介石深感不安。为了粉饰独裁统治，取悦于主子并欺骗人民，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标榜“宪政时代”的开始。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所谓“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中心议题就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出席这次“国大”的代表，装模作样地从全国普选中产生，但老百姓对这种选举根本不感兴趣，而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则为争选票而激烈争吵，互揭隐私，甚至大打出手，最后竟演出了“双包案”，双方都说自己是合法的“国大代表”。因此到了“国大”开张之时，有的大闹会场，有的实行绝食，有的把棺材抬到会场门口宣布“定期自杀”……

4月19日，举行总统选举。事前，蒋介石就声言：“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居正奉命陪同“竞选”。选举结果，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末代总统。

在副总统的选举中，李宗仁与孙科展开了激烈争夺。这是美国打算“换马”，而正处在将换而未换时节的一种矛盾状态。蒋介石不愿意让桂系取得中央大权，竭力支持孙科。李宗仁则凭借美国支持而信心十足。为了压迫李宗仁，蒋介石暗示另一竞选人程潜退出竞选，以便把蒋介石所能掌握的选票集中到孙科身上。李宗仁闻讯，以退为进，宣布退出竞选。这使孙科处境尴尬，不得不也表示退出竞选。“国民大会”已无法继续进行。蒋介石这才慌了手脚，派人说服程、李、孙三人继续参加竞选。丑戏收场，选举继续，经过四轮投票，李宗仁以多数票当选为副总统。

闹腾了一个多月的“行宪国大”，是国民党末日来临前夕的“回光返照”。正如新华社1948年5月23日社论所指出：“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一年所追逐的最后一出戏已经演过了。但是这出戏是演得那样难堪，以致人们不知他们是在作喜事还是在出丧。”

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表明了国民政府的结束和“总统府”的开锣。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终于走上了总崩溃的绝境。

国民党政府为了继续反革命内战，一再增加军事费用，军事开支竟占全部预算的80％以上。财政赤字直线上升，1948年高达900亿元，其中6月份财政收入只敷支出的5％。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乞灵于印钞机器，滥发钞票。结果造成了举世罕见的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的飞涨。截至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额已达6636946亿元，比1937年6月增发了47万余倍。物价的上涨比通货发行额增长的速度更快。上海从1948年1月至8月19日，物价上涨了56倍，8月份物价同1937年1至6月份平均物价比较，上涨了500万至1100万倍。北平元宵每只1万元，南京油条每根五六千元以上，沈阳鸡蛋每只30万元，上海一杓开水2000元。法币的价值已经贬低到自身的纸张费和印刷费以下，已成为废纸。

国民党政府为了苟延残喘，“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于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的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其主要内容是：（1）以金圆为本位币，发行金圆券，发行总额不超过20亿元。限在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全国各地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等。这就是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为了推行这一“改革”，蒋介石在上海、天津、广州及西南、西北等地设置管理区，委派了经济管制督导大员。

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实际上是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一场公开的大掠夺。这种掠夺是凭借着最野蛮的暴力手段进行的。遭此洗劫者，不只是劳动人民，也包括一般的工商业者，他们被迫拿出黄金、白银、外汇去兑换金圆券。截至1948年10月底，中央银行搜括到手的民间金银外汇价值2亿美元。国民党当局还强制民族工商业者按照“限价”抛售货物，支持金圆券。在上海，他们曾经用武力劫持工商界著名人士，拘捕了纸业、杂粮油饼业、糖业等公会理事长作人质，迫使工商业者就范。他们还组织了2万多人的“经济戡建大队”检查仓库，除军政要人的财产外，发现一般工商业者存货即一概没收。这些歹徒带着手枪，闯入工厂、商店、仓库、住宅，以检查为名，大肆抢掠。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暴力“限价”并没有能够控制住物价。金圆券如同法币一样毫无信用，人们都想尽快把它脱手。10月初从上海开始，各大城市都发生了抢购货物风潮。上海商店中的布匹、百货被抢购一空，天津货架“十架九空”，北平粮店则早已“十室十空”。而“限价”的结果，又使各种贸易纷纷转入黑市，商店无货可卖，工厂停工待料，物价暴涨之势越发不可收拾。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只得在11月10日取消“限价”，接着又自动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销20亿元的发行限额，结果，金圆券发行额增长和贬值的速度反而大大超越了法币崩溃时的速度。金圆券最初发行量为9亿，取消限额后，11月为33．94亿元，1949年1月为208．22亿元，5月猛增到679458亿。仅仅9个多月就增加了75495倍。国民党货币与美元的比价，1949年4月同上年8月相比，贬值了4万倍。物价上涨的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1949年5月同1948年8月相比，物价指数上涨了6441361倍，米价上涨了900万倍。1949年5月同1937年6月相比，国民党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而同期物价指数上涨了36807．6亿倍，米价上涨了476018亿倍。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衰败到了极点，人民生活贫困到了极点。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原煤产量只有3243万吨，发电量只有43亿度，棉纱只有180万件。工业总产值同1936年相比，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了30％。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200多亿斤，比1936年少24．6％；棉花总产量只有889万担，比1936年少47．6％。工人大量失业，至全国解放前夕，城市失业人数超过400万。不仅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生活不下去，一般的公教人员也度日艰难。成都小学教师每工作1小时所得工资平均为4000元，而当时一封平信邮资要5000元，一碗茶要8000元至12000元。

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体系的总崩溃，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国民党“和平”攻势的破产

当1948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已确定无疑，这一点，全世界的舆论，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但是反动派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 1949年1月到4月，蒋介石、李宗仁在美国政府的指使协助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企图保存残余的反动势力，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1948年11月9日，即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四天，蒋介石写信给刚刚连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要求美国政府迅速增加援助，并发表一篇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作战的“坚定的声明”，“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杜鲁门在复信中仅表示“正竭尽一切可能加速运送物资”，却拒绝发表新的声明。于是蒋介石又派宋美龄亲赴美国求援，结果也碰了一鼻子灰。

这时，美国与桂系的倒蒋活动日益公开化。桂系头面人物之一白崇禧抢先打出了“和谈”的旗号。1948年12月24、30日，他两次致电蒋介石，提出“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及这两省的参议会也先后提出停战言和主张。程、张等均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引退”。

历史上曾多次运用以退为进战术，通过下野而渡过难关的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表示对个人进退“绝不萦怀”，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条件则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等。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当月14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声明提出了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的声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22日，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号召而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其他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和平欺骗，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主张。

其间，蒋介石曾于1月8日照会美、英、法、苏，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也遭到拒绝。

21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京党政高级官员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并发表文告，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27日，李宗仁正式致电毛泽东，表示“贵方所提出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 3月23日，何应钦在孙科辞职后组阁，任行政院长。次日，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李蒸（后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正式组成和谈代表团。

蒋介石下野，只是辞去了总统职务，依然是国民党总裁，他安插在各方面的嫡系，都唯他的意旨是从，因而仍然握有极大的实权。他下野后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那里设有7座电台，可随意指挥。小小的溪口镇一时成了国民党实际上的指挥中心、发号施令的大本营。

桂、蒋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反对中国革命的根本立场基本相同。李宗仁口头上表示愿以中共“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目的只是利用人民要求和平的心理，抬高自己的名声，作为同蒋介石作斗争的政治资本；同时阻止革命继续前进，同共产党“划江而治”。由于实权仍操纵在蒋介石手中，因此李在大政方针上还须听命于蒋，他执行了蒋在溪口提出的“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主”的方针。李在派出和谈代表团的同时，召集军事会议，加强长江防御，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准备将驻在新疆的10万部队东调，以抵抗解放军西进；积极争取美援以装备桂系部队等。张治中应李宗仁电邀于2月20日到达南京后，3月初就特地跑到溪口向蒋介石“请求指示”。和谈代表团出发之前，南京政府先后召集四次会议，研究谈判的“原则性限度”，并写成腹案作为同中共谈判的依据。这个“腹案”共9项，其内容包括“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同意重订宪法，但国民党方面“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双方军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双方保留军队数字另作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产生联合政府，国民党方面“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双方在正式谈判前就地停战等。 张治中在动身赴北平谈判前再次去溪口，请示蒋介石对这一“腹案”的意见。

当李宗仁宣布愿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时，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耐心，并准备采取宽容的政策。2月，中共通知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后增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并由广播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依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日期到达北平。2日起双方代表开始交换意见，毛泽东逐个单独会见了南京代表。南京代表提出对战犯问题从宽处理、人民解放军不可渡江等要求。4月12日，谈判正式开始，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代表对此提出修正意见。中共代表团作了许多让步，采纳了他们提出的40多条意见中的半数以上。如最敏感的惩办战犯问题，修改为“一切战犯，不论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真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备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但拒绝了南京代表提出的“就地停战”，“划江而治”等要求，明确表示，人民解放军是一定要渡江的。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南京代表团，并限其于20日前作出答复。南京代表团在研究了协定之后表示接受，派代表黄绍、顾问屈武于16日飞返南京请示签字问题。中共代表团还特意关照，考虑到李宗仁的处境，如他认为在南京签字有所不便，可到北平来签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愿望和对战败者的通情达理态度。然而李宗仁并不想断然割断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一面向蒋介石请示，一面向中国共产党节外生枝地提出了订立临时停战协定的要求。20日晚，南京政府电复，竟要中国共产党对协定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表明他们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是发起渡江战役，向江南进军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

国民党政府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一面又加紧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加强长江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蒋介石把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召至溪口谋划长江防务。当时国民党还有220万兵力，其正规军有100多万。他们决定把剩余的正规军之大部40个军约70万人布防于宜昌至上海1800多公里的长江一线。并以九江为界，将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集团25个军约45万人，主要配置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线；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15个军约25万人，主要配置于湖北宜昌至湖口一线。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和空军主力（飞机近300架），分别配置于武汉、南昌、上海等地。任命汤恩伯为江防总司令。

为了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领导渡江作战。以第二、三野战军全部26个军约100万人的兵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京沪杭地区，围歼汤恩伯集团于南京、镇江、芜湖之间的三角地带，前出浙赣路广大地区，并准备粉碎美国的武装入侵。另以第四野战军2个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津南下至武汉以北以东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三野战军渡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渡江战役总前委拟定了《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确定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以三野第八、十兵团8个军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间实施渡江；以三野第七、九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在裕溪口至枞阳间渡江。渡江后，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围歼芜湖、南京、镇江地区蒋军主力，并继续向杭州、上海方面进攻。以二野第三、四、五兵团9个军共35万人组成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间渡江，除以一部直出浙赣路外，主力迅速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南京任务。四野十二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遂于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空前壮阔的渡江作战开始了！

20日夜，三野中央突击集团首先在裕溪口至枞阳段起渡，拦腰斩断了敌人长江防线。东、西突击集团于21日夜同时在预定地段起渡，胜利向前推进。22日，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及各院、部、会逃往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蒋介石则于同日飞抵上海指挥军事。7月，国民党中央成立最高政治决策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蒋、李分任正、副主任，李宗仁提出“拟请蒋总统出国觅取外援” ，反对蒋介石重掌权柄。

23日，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正式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前进。东、中两个集团于4月底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南逃之敌5个军。接着，中集团一部于5月3日解放浙江省会杭州。东集团分路向东，完成了对淞沪地区之敌的三面包围。西集团向南疾进，5月6日解放浙赣铁路重镇衢州城，9日攻克义乌，从而切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防区。

这时，汤恩伯集团所属8个军20余万人麇集上海。蒋介石下令汤恩伯死守上海6个月至1年。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三野担负解放上海的任务，二野集结浙赣路休整，准备协同三野击退美国可能的干涉。5月12日，三野第九、十兵团发动淞沪围歼战。至22日，全部肃清了上海外围敌人，并向市区以北以东作两翼包围。蒋介石和汤恩伯眼看大势已去，急忙将其嫡系部队撤上军舰准备逃跑，剩下的部队交由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指挥。23日晚，解放军分路向市区发动总攻。为保护上海人民和城市，人民解放军不使用炮兵与炸药，只用轻兵器作战，突入市中心区，同时两翼部队亦在吴淞口合拢，断敌海上逃路。刘昌义被迫率部起义。27日，战斗全部结束。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终于解放了我国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淞沪之敌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逃窜外，其余153000多人均被歼灭。

四野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渡江。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张轸率部起义。白崇禧仓皇南逃。16、17日，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相继解放。二野亦于17日解放九江。22日，解放江西省会南昌。整个渡江战役共歼敌40余万人。

在渡江作战的同时，华北野战军在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下，于4月24日解放太原，全歼守敌84000余人。5月1日，大同守敌接受和平改编。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一野于5月中旬向渭河地区进军。胡宗南率其主力西逃。20日，陕西省会西安解放。山东方面，青岛守敌于6月2日从海上南逃，全省除长山列岛外均告解放。

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

此时，国民党军残余力量还有约150万人，其中，白崇禧集团据守于湘、桂一带，胡宗南集团据守于川、滇、黔、康等省，余汉谋集团据守广东。国民党把最后挣扎的希望寄托于白、胡两军事集团。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三野以主力位于京沪杭地区，准备对付美国入侵，同时以有力兵团进军福建，完成解放华东大陆的任务；二野待沿海城市解放、美国出兵干涉可能性减少时，即进军西南，解放并经营川、黔、滇、康四省；四野及配属的二野陈赓兵团，歼灭中南地区残敌，解放中南全境，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一野完成解放西北五省任务；华北第二十兵团开赴秦皇岛、塘沽地区，防止美军登陆。根据敌人尽力避免与我作战的企图，中央军委还指示，解放军对残敌作战必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首先断敌逃路，以求全歼。

四野和二野陈赓兵团在中南地区发动强大攻势。7月，发动宜（昌）沙（市）和湘赣战役，得手后进逼长沙。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9、10月间，四野发起衡（阳）宝（庆）战役，歼白崇禧集团主力一部，余部逃窜广西。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国民党政府西逃重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率残部向西南逃窜。10月26日，粤军4万余人被歼于阳江地区。11月初，四野主力与二野陈赓兵团分三路发起广西战役，22日解放广西省会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12日攻占镇南关（今友谊关）。白崇禧余部17万余人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均被歼灭。至此，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以林彪、罗荣桓、邓子恢为第一、二、三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主持中南地区工作。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领导的一野，包括已改隶一野建制的原华北十八、十九兵团，进行了解放大西北的作战。7月在扶（风）（县）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4万余人。8月26日攻克兰州，歼灭马步芳集团主力4万余人。9月5日解放西宁，23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集团除一个军接受改编外全部被歼。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鲍尔汉在中共中央政策感召和张治中的影响下，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至此，西北全境解放。第十八兵团因追击胡宗南部而进入西南地区作战。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二、三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统一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11月1日，二野、一野第十八兵团和四野一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发起了进军西南的作战。南路，二野五兵团由湘西进入贵州，15日解放贵阳。二野第三兵团及四野一部挺进川东、川南、黔北，将敌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集团大部歼灭。30日重庆解放。国民党政府如丧家之犬又逃往成都。这时，北路一野第十八兵团亦已南下川北。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率部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解放军乘胜鲁进，至21日，将胡宗南集团和其他敌军数十万人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敌军十五、十六、十八、二十兵团起义。27日成都解放，蒋介石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及退至成都地区其他部队，除起义者和少数逃窜外均被歼灭。蒋介石集团凄然逃往台湾。

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下半年作战中，共歼敌175万余人。

总计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海南岛解放的4年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余人，其中俘虏458．6万人，毙伤171万余人，投诚63．3万人，起义84．7万人，接收改编29．3万人。全国已解放土地面积849．55万平方公里，已解放人口4．8253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阵亡26．38万人，负伤104．8万余人，被俘1．37万人，失踪19．6万余人，共损失兵力152万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蒋家王朝覆灭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件成熟了。

中国共产党早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就提议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新政协运动。同年9月，各民主党派代表和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妥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等地北上，经安东、大连分途进入东北解放区。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同协商，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达成协议。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新中国之早日实现。”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35人由东北到达北平。

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各人民团体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49年3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分别在北平召开，产生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委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立。5月，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此外，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议、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发起人会议、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也在7月间相继召开。各人民团体会议一致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等文件，选举了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了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共同纲领等任务。

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必然性，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论述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说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文章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它为建国的筹备工作指明了方向。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政协会议改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了各小组起草的各项文件。经共同商定，参加人民政协的代表名额为662人。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会议选举了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毛泽东为人民政协主席，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在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还通过了宣言和致中国人民解放军慰问电，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和碑文。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

当天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前，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周恩来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盛典开始，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他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进行了雄壮的阅兵式。入夜，灯火通明，礼花齐放，万众欢腾。“万岁”的声浪响彻960万平方公里的上空。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结束了长达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和屈辱。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无数先烈坐穿铁牢，捐命沙场，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是他们的鲜血所染成。从此，中国人民昂首挺胸作了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古老的中华民族又展开了历史的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