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今古文名稱的對峙，自西漢末年時候纔發生的。據經古文學家的話：自從秦始皇聽李斯之言，實行焚書坑儒的政策之後，孔子所編纂的六經頗多殘缺散佚；而當時的民間卻頗有將書籍偷埋在牆壁間的。（這些話，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詳下）漢興，設立五經博士官；博士們所用的經書的本子，是用漢時當時的隸書寫的；隸書在漢時，好像我們現在用的楷書；所以所謂今文，就是用現代的文字書寫的意思。到了後來，那散在民間、藏在牆壁間的古書漸漸發現。這些書是用漢以前的文字寫的，所謂古籀文字，所以叫做古文；古文就是用古代的文字書寫的意思。照這樣説，經今古文不過是書籍的版本的不同——一種是用今文寫的，一種是用古文寫的——本是很普通而簡單的事。其實不然；他們的不同，不僅在於所書寫的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書籍有不同，書籍中的意義有大不同；因之，學統不同，宗派不同，對於古代的制度以及人物的批評各各不同；而且對於經書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觀念。你想，在中國數千年來封建社會的學術思想上握絶大威權的經典與孔子，而他們的見解完全異樣；在經學家、史學家以及對於國故有興趣的人們看起來，這的確不是一個小問題呢！現在先將西漢今文十四博士和西漢末所發現的古文經傳表列於下，以清眉目。
1古文經、傳的備記，都採自劉歆、班固、許慎諸人的話；這些話，在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詳可參考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中《漢書藝文志辨僞》、《漢書儒林傳辨僞》諸篇。
2慶氏《禮》本今文學，據《後漢書·儒林傳》，未立於學官，所以不在十四博士之内；但亦有人據《漢書·藝文志》去《易》的京氏而代以慶氏的。
續表
1《春秋穀梁傳》，宣帝甘露間始立爲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内。《穀梁》之爲今文，古無異辭，但近人有斥爲古文者，詳可參考崔適《春秋復始》卷一。
二 經今古文異同示例
叙述到經今古文的異同，假使稍微詳密點，可以成爲數百萬言的專著，決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容納；所以現在只好去掉煩瑣的，而將較爲重要而稍有興趣的略舉一兩以示例。現在我們就以六經的次第示例罷。
六經的次第，在對於經學没有興趣的人，總以爲是無大關係的；其實這在經今古文學家卻是一個大問題。今文家的次第是：（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古文家是：（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他們除在爲行文便利而偶爾顛倒外，決不是隨便亂寫的。現在將今古文的證據列下：
一、今文
（1）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2）《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3）《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4）《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案《樂》本無經，故從缺）
（5）《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案缺《易》）
（6）《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案缺《易》）
（7）《禮記·經解》“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案《樂》《易》次序偶亂）
（8）《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9）《莊子·徐無鬼》篇“横説之則有《詩》、《書》、《禮》、《樂》。”
（10）《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11）《論語》“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12）《論語》“《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二、古文
（1）《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且《書》先《尚書古文經》，次今文之《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禮》先《禮古經》，次今文之后氏、戴氏《經》十七篇；《春秋》先《春秋古經》十二篇，次今文《經》十一卷；又先《左氏傳》，次今文之《公羊傳》、《穀梁傳》。
（2）《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第，亦是先《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春秋》，與《史記·儒林傳》全異。（按樂本無經，故從缺）
今古文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是有意義的；引申些説，説這是表示他們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也可以的。所謂意義是什麽呢？就是：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産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家卻是按六經内容程度的淺深。古文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犧畫的，所以《易》列在第一；《書經》中最早的篇章是《堯典》，較伏犧爲晚，所以列在第二；《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較堯、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禮》、《樂》，他們以爲是周公作的，在商之後，所以列在第四、第五；《春秋》是魯史，經過孔子的删改，所以列在末了。但是我們進一層研究，古文家爲什麽以時代的早晚排列呢？這就不能不説到他們對於孔子的觀念了。他們以爲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謂六經皆史説——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聖人，他不過將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傳授給後人而已。簡言之，就是他們視孔子爲一史學家。將孔子視爲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不是將他抑與司馬遷輩同流嗎？不是太蔑視他老夫子嗎？不然，他們有他們的理由。他們以爲民族的存亡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民族所以能歷數千年而不致滅亡，實在因爲她有詳密而不絶的史乘的緣故；而古代史乘的“繼往開來”者當首推孔子。章炳麟《國故論衡·原經篇》“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絶者數矣；然搰者不敢毁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綱維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於輿臺之分。……此可爲流涕長澘者也。然則……《春秋》之況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幬持，豈虚譽哉！” [2] 這段話確能將這理由發揮得很明晰。
至於今文家呢？他們是反對這種説法的。他們以爲孔子決不僅僅是一個古代文化保存者！如果孔子是這樣地規模狹小的史學家，則決不成其爲“素王”的孔子了。六經大部分是孔子作的；這裏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這是孔子“託古改制”的手段。六經的文字是糟粕、是軀殼；他的微言大義，是别有所在的。孟子稱《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我們對於六經，應該注重在義，不能過於重視事與文。如果孔子僅僅是個史學家，他應該作了一部詳密巨帙的《春秋》，爲什麽這樣地簡略，如後人所斥的“斷爛朝報”呢？而孟子又爲什麽將這樣“斷爛朝報”的東西，比功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呢？總結一句話：今文家是視孔子爲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所以他們對於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孔子的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領悟，所以列在最後，可以説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又《詩》、《書》是符號（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道德）的陶冶；所以《詩》、《書》列在先，《禮》、《樂》又列在其次。總之，（1）《詩》、《書》，（2）《禮》、《樂》，（3）《易》、《春秋》，他們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淺而定。（禮是意志的訓練，樂是情感的陶冶；禮是由外而内的教育，樂是由内而外的教育；禮、樂在儒家的教育思想與社會思想上很有重大的意味，須另文討論）《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六經）者，七十有二人。”這就是説：孔子的生徒肄業於普通科的有三千人，而卒業於專門科的僅只七十二人而已。
僅論及區區的六經的次第一事，而今古文的含義的不同已是這樣地巨大，則其餘可想而知了。現將今古文學的同異擇最要的表列於下：
三 經今古文的争論
在西漢哀、平以前（紀元前六年至紀元後五年），立於學官的五經，全是今文；當時古文經傳未出，今古文的名稱也未成立，自無所謂争論；雖然據現存的古代史籍上的記載——如班固《漢書》——説當時古文經傳已經在民間傳授。那大膽的、系統的提出各種的古文經傳，如《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等，要求建立於學官，以與今文十四博士相争衡的，實始於劉歆。自從劉歆這樣地提出抗議之後，——指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今古文的壁壘然後森嚴，今古文的旗幟然後鲜明，而今古文的争論也就從西漢末年一直延到東漢末年，竟達二百餘年之久（東漢亡於紀元二一九年）。直到鄭玄徧注羣經，混糅今古文的家法，這種熱烈的争辯纔暫行休止；而這件經學上的大公案，也終於各操一辭，不得最後的判決與結果而罷。現在據史籍上顯明的記載，終漢之世，這種争論，撮其最重要的，大約有四次：第一次是劉歆（古）與太常博士們（今）之争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第二次是韓歆、陳元（古）與范升（今）之争立《費氏易》及《左氏春秋》，第三次是賈逵（古）與李育（今），第四次是鄭玄（古）與何休（今）之争論《公羊》及《左氏》的優劣。現在依次叙述於下。但於此須附帶地聲明的有兩點：一、現有史籍上關於争論的材料，每詳於古文而略於今文；這或者因爲古文學大盛以後，今文學攻難的論迹多被删滅的緣故。二、他們的争論，就史籍的文字上觀察，很少説到古文學中心的、重要的一部書——《周官》（即《周禮》）。據賈公彦序《周禮》興廢，説這部書自劉歆校理秘書，纔行叙録，而當時衆儒斥以爲非，後漢今文學大家何休也斥爲六國陰謀之書，則當時必定有一番關於這部書的争辯，不過現在争辯的痕迹與證據多不大可考了。這或者因爲這部書的内容、文字及出處不大足取信於人，所以古文學家不敢求立於學官以自弱其論證，也未可知。
第一次的争論 劉歆要求建立古文經傳於學官，究竟是什麽居心，是什麽動機，現代今古文學家的推論，絶對的不同。據古文學家的話，劉歆憫古籍的殘缺，所以羅網散佚，使儒家的經傳漸臻完備，實在是孔學的功臣；章炳麟《檢論·訂孔上》説：“孔子没，名實足以抗者，漢之鎦歆”（鎦即劉字），則竟將孔劉並稱了。但據今文學家的話，則劉歆僞造羣經，思篡孔統，預爲新莽攘竊漢室的工具，實在是孔學的罪魁；康有爲稱古文經爲僞經，稱古文學爲新學（新莽之學），則今文學派的態度又顯然若揭。我們現在姑且不要作動機論者的信徒，而僅就事實上加以叙述。“劉歆，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校領秘書” [3] ，據説看見許多的古文經傳；到哀帝建平時，“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他在消極方面，竭力攻擊今文經傳是殘缺的東西，而殘缺的原因由於秦始皇焚書及禁挾書的緣故。在積極方面，他又竭力宣傳古文經傳的可靠：他或者可以添補現有經傳的殘缺，如《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逸禮》較高堂生所傳的《禮經》（即《儀禮》）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或者可以校補現有經傳的脱簡，如以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脱去無咎悔亡；以《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今文尚書》，知《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或者較現有經傳爲信確，如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恐怕孔子的口授的褒貶因弟子異言而作，較《公羊》、《穀梁》經孔子弟子再三傳授而後筆於書的實爲信而有徵。當時“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博士們的意見，在史籍上不能詳細考見；但據歆書，説博士們“以《尚書》、《禮》 [4] 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又反覆説明古文經傳的出處及其可靠，説“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可想見博士們當時一定一方面竭力自衞的説今文經傳是完備的，一方面竭力攻擊古文經傳是僞託的。劉歆這封信措辭很激烈，（書長不録，詳請參考《漢書》劉歆本傳）“諸儒皆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责，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歆懼誅，求出補吏。”於是這次争論終於這樣地無結果而罷。但直到劉歆佐王莽篡漢、封爵嘉信公的時候，故左將軍公孫禄還説：“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毁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可見當時古文派對於劉歆的惡感仍然不淺呢！
第二次的争論 東漢光武帝建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升）可前平説。升起對曰：《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争。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即《史記》）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詔以天下博士。”“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疏文空疏，從略。）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争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於是第二次的争論也終於似有結果而無結果而罷。但這一次的争論，依皈古文學的人漸漸增多，操有權威的帝王也漸漸傾向古文，而争論的對象，又漸漸由《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而轉移至《左氏》，這很可見東西漢學術風氣的漸變，與古文學漸興的現象。
二次以後的争論 二次以後的争論是零碎的，而且不十分熱烈的，現在併在一氣叙述。章帝“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帝善逵说，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指《公羊》、《穀梁》）者，逵於是具條奏之，（奏文以圖讖附會《左氏》，以媚時主，頗淺鄙，故從略）逵又數爲帝言《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同時今文家“李育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到東漢桓、靈間，今文學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當時“鄭玄乃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我們於《後漢書》上尋覓今文學家，著名的寥寥可數；而古文學家則鄭衆、杜林、桓譚、賈逵、馬融輩，盡皆聲名籍籍；今古文學盛替之迹，幾乎成爲東西漢一切政治學術異同特點之一了。現將上文所述表列於下，以清眉目。
1何休卒於靈帝光和五年，當紀元一八二年。
四 經今古文的混淆
經今古文的熱烈的争論幾達二百年，爲什麽到後來漸漸地熄滅，連所謂今古文經傳的區别也全不明瞭呢？這不能不歸罪（或歸功）於鄭玄（康成）與王肅。東、西漢的儒者，他們對於經今古文的信仰雖各持一端；但是他們都非常注重“家法”。所以今文學家守今文學的門户，古文學家守古文學的門户；今文學家斥古文學家爲“顛倒五經、變亂師法”，古文學家斥今文學家爲“專己守殘、黨同妒真”。（雖然今文學家也自分門户，如《詩》分爲齊、魯、韓三家，《尚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等，然對於古文學，則合取攻勢）我們只要看杜林、鄭衆、賈逵、馬融注《左傳》、《周禮》不用今文説，何休注《公羊》不用《周禮》説，許慎作《五經異義》，分今文説、古文説，便可了然了。但到了鄭玄，他混亂一切古今文的家法，而自創一家之言。據本傳“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今）、《公羊春秋》（今）、《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古）、《禮記》（今）、《左氏春秋》（古）、《韓詩》（今）、《古文尚書》（古）。”則鄭氏擇師，已含“博學飫聞”之意，不拘拘於家法了。又據本傳，“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可見他學成之後，徧注羣經。其著作種類之多，在兩漢幾首屈一指；而其内容，則都兼採今古文。如箋《诗》，以毛本爲主，而又時違毛義，兼採三家；於是鄭《詩箋》行而今文齊、魯、韓三家《詩》廢。注《尚書》用古文，而又和馬融不同，或馬從古而鄭從今，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於是鄭《書注》行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廢。注《儀禮》，也兼用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内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内疊出今文；於是鄭《禮注》行而今文大、小戴《禮》廢。在鄭氏的本意，或以爲今古文相攻擊如仇讎，是經學的不幸現象；爲息事寧人計，於是恃其博學，參互各説，以成其一家之言；所以雖以古文學爲宗，也兼採今文學。而當時學者，一則苦於今古文家法的繁瑣，一則震於鄭氏經術的洽博，所以翕然宗從。但這樣一來，鄭學盛行，而古今文的家法淆然混亂了。
在鄭學盛行之後數十年内，曾發生有反鄭學運動；這種運動的開始者是王肅。如果當時他們反對鄭學，以他的混淆今古文家法爲焦點；不但可以得到勝利，而且還能使今古文的家法復活。不料王肅計不出此，乃與鄭學蹈於同一的弊病，於是今古文家法不僅絶無復活的希望，而且汩亂愈甚。按王肅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今文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今文伏生十七傳弟子。肅又好賈逵、馬融的古文學，所以他的經術和鄭玄一樣，也是博學今古文者。他的反對鄭學，完全出於個人的好惡，所以或以今文説駁鄭的古文説，或以古文説駁鄭的今文説。而且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以爲反鄭專著之《聖證論》的根據。其後肅學雖能藉外孫據爲帝王的權威（肅女適司馬昭，晉武帝炎是他的外孫），將他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和他的父朗的《易傳》立於學官，使鄭學受一打擊，然而今古文的家法從此更無人過問，而所謂當時儒者也只曉得齗齗於鄭王之争了。
今文學的衰替，固然由於今古文家法的混淆；但實在還有一種外加的有力的原因 [5] ，即當時社會秩序太不安寧，致使專門學術的傳授漸漸斷絶的緣故。漢末黄巾、董卓之亂，三國鼎立紛争之局，和西晉外族蹂躪之苦，綿延幾達百五十年（黄巾起於靈帝中平元年，當紀元一八四年；西晉亡於愍帝建興四年，當紀元三一六年）；當時學者流離失所，經籍滅裂焚毁，人民救死惟恐不暇，那能説得到古籍的保存與發揚呢！據史籍記載，《齊詩》魏時已亡；永嘉（三一一）之亂，《易》亡施氏、梁邱，《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詩》、《韓詩》，孟氏《易》、京氏《易》無傳人；《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寖衰，雖存若亡。到東晉元帝設立博士，《易》王氏（弼），《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僞孔安國），《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預）、服氏（虔），《論語》、《孝經》鄭氏。所謂西漢今文十四博士，已無一存，而今文學也澌滅殆盡了。
五 經今文學的復興
今文學的衰替，初由於鄭玄、王肅的混淆“家法”，次由於漢末西晉社會的擾亂 [6] 。延至隋、唐，僅有所謂“注疏之学”；再延至宋、明，僅有所謂“理學”；雖也有所謂“道問學”“尊德性”之争，但經傳終成了哲學家立論的工具；所謂今文經，所謂“家法”，久已成爲學術史上的陳舊名詞了。不料延至晚清，因社會的趨勢與學者的努力，久成化石的今文學竟居然復活，而且佔據學術界的重要地位，幾有當者披靡之勢，這不能不令吾人驚異了。
有清一代學術的變遷，梁啓超謂一言以蔽之，“以復古爲解放”。這話實在很確當 [7] ；不過我以爲清儒復古，其解放是消極的自然結果，其積極的目的在“求真”。清初學術界承晚明王學（王守仁）極盛之後，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於是顧炎武等起而矯之，大唱“舍經學無理學”之説。那時漢學初萌芽，大抵以宋學爲根柢，而不分門户，各取所長，可以説是漢、宋兼采之學，也可以説自明復於宋而漸及於漢唐。這是第一期。乾隆以後，惠棟、戴震等輩出，爲“經學而治經學”之風大昌。説經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於是家誦許（慎）、鄭（玄），而羣薄程、朱。這可以説是專門漢學，也可以説是自宋復於東漢。這是第二期。嘉慶、道光以後，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诗》宗三家而斥毛氏，《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而去古文，《禮》宗《儀禮》而毁《周官》，《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春秋》宗《公羊》而排《左氏》，西漢十四博士之説至是復明。這可以説是西漢今文學的復興，也可以説是自東漢復於西漢。這是第三期。光緒末年，康有爲作《孔子改制考》，説先秦諸子都是“託古改制”，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於是諸子學大興，其影響直及於現代之古史研究者——如友人顧頡剛君 [8] 。這可以説自西漢復於周秦，也可以説是超經傳之諸子的研究。這是第四期。
依上文所述，可見清代今文學的復興，是當時學術界之自然的趨勢，其發生是溯時代以復古之必然的結果。然此外還有一外加的有力的原因，足以促今文學的復興——一如今文學衰替之含有外因——即道咸以來的政治社會狀態和漢學全盛時期（即第二期）絶對不同的緣故 [9] 。乾、嘉之間，一方面社會的秩序比較安寧，使學者可以專心研究；一方面朝廷因異族之故 [10] ，時時横施權威，使學者不敢作“經世”之想；所以當時學者羣趨於“與世無競”之漢學研究。章炳麟《檢論·清儒篇》所謂“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説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這幾句話，很能説明清代第二時期漢學興盛的原因。但一到了道光、咸豐以後，情勢完全不同了。内則有太平天國之亂，使滿廷的權威漸漸衰替；外則自“鴉片戰争”以後，外族的壓迫與日俱增。當時智識階級的秀出者，懼陸沉之有日，覺斯民之待拯；所以一方面對於當時學者齗齗於訓詁名物之末而致其不滿，一方面震於《公羊》中“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假借經學以爲昌言救世的護身符。這固然不能武斷的説晚清今文學家都是如此，但我們只要看龔自珍、康有爲假借經義譏切時政的態度，便瞭若觀火了！
清代今文學復興的出發點是《春秋公羊傳》；這是不足怪的，因爲當時所謂十三經中，惟有何休的《公羊解詁》是今文家言。至於復興今文學的首倡者，當推莊存與。他和戴震同時，但治學的塗徑完全和震不同。他著《春秋正辭》一書，不講漢學家所窮究的訓詁、名物，而專講所謂“微言大義”，可以説是清代今文學的第一部著作。但他個人並不是絶對的今文學者，他於這部書之外，還著有《周官記》、《周官説》、《毛詩説》等關於古文經傳的書（均見《味經齋遺書》）。到了他的弟子宋翔鳳、劉逢禄，今文學才漸漸的成立。宋喜附會，雜採讖緯，實不足稱。至於劉，則專主董仲舒、李育之説，作《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簡稱《公羊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左氏春秋考證》等書。《公羊釋例》一書，應用漢學家治學的方法——即近人所謂近於科學的方法 [11] ——有例證，有系統，有斷案，在清代一切著作中也可算是出色者。所以以章炳麟之信從古文，亦推許他，説是“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其辭義温厚，能使覽者説繹”。這可想見他的價值了。莊、宋、劉都是常州人，當時稱爲常州學派，以别所謂吴派（惠棟）、皖派（戴震）。但後來這派學説漸漸得人信從，所以不一定限於常州人，如仁和的龔自珍、邵懿辰，德清的戴望（均浙籍），邵陽的魏源（湘籍），都是這派中的著名者。龔是漢學家段玉裁的外孫，富有天才。他雖没有關於今文學之專門的著作，但喜引用《公羊》義例，以批評朝政，詆排專制。不過他終是才勝於學，喜博嗜奇，所以一方治《公羊》，一方又襲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説，以自陷於古文家言。魏源與龔很相得，喜言經世，後不遇，乃轉而治經。他曾著《詩古微》，攻擊《毛傳》及大、小《序》，而專主齊、魯、韓三家；又著《書古微》，説不僅閻若璩所攻擊的古文《尚書》孔傳是僞造，就是東漢馬融、鄭玄的古文《尚書》也不是孔安國的真説。同時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説《儀禮》十七篇並非殘缺，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全是劉歆僞造。戴望又引《公羊》義例以注《論語》，於是今文學的範圍更逐漸推廣。總之，自魏書出而《詩》、《書》始復於西漢，自邵書出而《禮》始復於西漢，於今文學的復興不能謂無功績；章炳麟斥魏爲“不知師法略例，又不識字”，斥邵爲“倒植” [12] ，實在不免有阿其所好之嫌。但當時對於今文學的復興，還有一有力的援軍：即當時輯佚之風很盛，關於西漢今文博士的遺説，考輯頗備；如馮登府的《三家詩異文疏證》、迮鶴壽的《齊詩翼氏學》、陳壽祺的《三家詩遺説考》及其子喬樅的《今文尚書經説考》、《尚書歐陽夏侯遺説考》、《詩經四家異文考》、《齊詩翼氏學疏證》等書，都可以與今文學者以有力的援助。不過這些學者僅僅考證今古文學的不同，並非有力主今文而排古文，所以我們不稱爲今文學者。延至光緒間，善化皮錫瑞著《五經通論》及《經學歷史》等書，以授初學者，也偏主今文。又湘潭王闓運以今文義徧注羣經；但王以文學著，經學造就實不足稱。他的弟子廖平（廖前數年尚任成都高師教授）承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其中以《今古學考》一書爲最有系統。廖爲人蓋敏於學而怯於膽，初持古文爲周公、今文爲孔子之説，繼進而主張今文爲孔子的真學、古文爲劉歆的僞品，都不失爲今文學家之言；但後來受張之洞的賄逼，竟言今文是小説，古文是大統，以自相矛盾。近著《孔經哲學發微》（中華書局出版），極附會荒唐之能事，真不知是在説什麽話了。那時襲廖的舊説而成爲集清代今文學的大成者，是南海康有爲。康初從同縣朱次琦學。朱治經，雜糅漢宋、古今，不講家法；所以康早歲好《周禮》，嘗著《政學通議》一書。其後見廖書，因盡棄舊説，專致力於今文學，先著《新學僞經考》一書，——説古文經傳是劉歆僞造，所以稱爲僞經；古文學是新莽時之學，不是漢學，所以稱爲新學。在這部書出世以前的今文學著作，大抵是部分的、片段的；到這部書，然後綱羅一切，對於古文學下根本的攻擊；大意是説：一、西漢經學無所謂古文，一切古文都是劉歆僞造。二、秦始皇焚書，六經並未受災，西漢今文十四博士的傳本並無殘缺。三、篆隸之説不足信，孔子時所用字體就是秦漢時通行篆書，就是字體説，也無所謂古今文。四、劉歆想遮掩作僞的痕迹，所以校中秘書時，對於一切古書多加淆亂。五、劉歆作僞的動機，是想佐莽篡漢，所以崇奉周公而毁滅孔子的微言大義。六、古文學所以流傳，是因爲東漢的“通學”者及鄭玄的混淆家法。繼著《孔子改制考》一書，説先秦諸子都是託古改制，所以六經是孔子所作以宣傳的書册，堯舜是孔子所託的理想社會。這部書是康著《大同書》之歷史的初步著作，其性質實是超今文學的，不過内容仍然是由《公羊》中“通三統”“張三世”“受命改制”等義演繹而來。依康著《大同書》中所描寫的理想社會，簡直是無治主義者的理想；但康迷失於三世（據亂世、小康世、大同世）之説，以現世爲據亂世，所以力主君主立憲，以實現其小康世的理想；又感於舊君的私恩，復一變而爲復辟論者。以極左的急進的思想家，經過兩次的“右轉走”，遂一變而爲極右的復辟論者；我們於此，不能不感到應用學術思想之應該萬分慎重了。康現在爲國人所不齒，但在學術史方面，除他的武斷外，實在自有他的立足點。康弟子梁啓超近著《清代學術概論》，自稱爲今文學派之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其實梁對於今文學没有專門的著作，其對於國内思想界的貢獻另有所在，實在不能稱爲今文學者。至於近時純粹的今文學者，除廖、康外，不能不推北大教授吴興崔適。崔繼康《僞經考》的研究，著《春秋復始》，説《穀梁》也是古文；又著《史記探原》，説《史記》是今文學，其所以雜有古文説，全是劉歆的羼亂，以爲他自己主張古文經傳的根據。此外近人如顧頡剛、胡適，其學術思想，實也受有今文學的影響；但他們受他方面學術的影響較多，也不能稱爲今文學者 [13] 。於此須附帶聲明的，就是：清代的今文學者，他們在大體上對於排斥古文而信從今文一點是相同的；至於細節上，他們排斥古文至若何程度，信從今文至若何程度，那就各不相同；但我們爲篇幅所限，只得從略了。又次，清代的復興的今文學已不是西漢的原始的今文學，我們只要以齊《詩》誣妄的五際説與康有爲的孔子託古改制説一比較，便可知學術思想相去的遼遠了。
六 經今古文學與其他學術的關係
如果經今古文的異同，只是經學上無聊的争辯，好像他們之争辯聖人是否“無父感天而生”一樣，那末，我們實在不合算枉費精力與時間這樣絮絮地去叙述；無奈這種異同的争辯，不僅僅是經學上自身的問題或文化史上已死的陳迹，而竟與中國其他學術有重要而密切的關係。——假使我們還承認中國其他學術尚有研究的價值，而不想把他丢在毛厠裏 [14] 。依我的私見，他與其他學術的關係，較爲顯著的，大約有四：一、古代學術思想的研究，二、古代史的研究，三、史學的研究，四、文字學的研究。
一、今古文學與古代學術思想的研究 我們研究先秦的學術思想，無論你是宗信儒家或排毁儒家，都不能不承認孔子在當時或後世是具有相當的權威，而當加以精密的研究；但經今古文兩派對於孔子的觀念就是絶對的不同，我們究竟何所適從呢？無論你在情感方面，對於孔子尊爲素王，宗爲先師，抑或斥爲頭腦不清之古代思想家；但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什麽呢？最近有些學者主張研究孔子，用一種超經傳的方法，即捨棄一切今古文的争論，而由《論語》等稍爲可靠的書籍入手；但我以爲今古文學家或者可作爲我們研究的初步的助手；我們的目的，固然是超經傳的，但爲方法上的便利計，對於今古文説，絶對不能取“得魚忘筌”的手段嗎？這些都是在研究古代學術思想的方法上成問題的。我個人是比較傾向今文的，我覺得近代今文學家固然有許多地方不免過於武斷、誇大、誣妄，如有些學者們所譏刺；但他們給孔子以歷史上的一個哲學家的地位，比較古文學家僅視孔子爲一個古代文化保存者的史學家，的確高明得多。并且他們説孔子託古改制，表面上是尊崇儒術，而實際夷與先秦諸子同列，比之古文學家尊崇古代實際政治家的周公而以孔子爲他的承繼者，實較有貢獻，而能爲我們研究先秦學術思想史上去一障蔽。現代有些學者們，大談其古代思想，而先不明瞭今古文的派别；或於古文學本無深切的研究與信仰，而故意立異，欲與治今文者相抗争，如南京某大學國學系的幾位教授們；在淺鄙的私意，都覺得不大妥當；但這也不過就我個人治學的嗜好而略抒所見而已。
二、今古文學與古代史的研究 今文學與一切學術關係最大而最密切的，當首推古代史的研究。本來治中國歷史的人有兩種相反的觀念：一種以爲中國古代的文化在堯、舜或堯、舜以前已經十分燦爛，以後不僅無進步，而且自春秋、戰國以來每況愈下。這派姑名爲舊派，他們以“黄金時代”，在古代已經實現過，所以略帶有悲觀的、復古的色彩。一種以爲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期，不在孔子所叙述的堯、舜，而在諸子争鳴的春秋、戰國時候，以後雖受專制政體的影響而没有長足的進步，但今後努力奮振，不見得没有相當的希望。這派姑名爲新派，他們相信人類一切社會都是漸漸進化，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比較的帶有樂觀的、革新的色彩。我敢武斷地説一句，這兩派觀念的不同，實在受經學上今古文的影響。前一派——舊派——一如古文學家，相信孔子所描寫的堯舜時期的文明是真實的，相信《周禮》是周公治平天下之已實行或預計的制度。而後一派——新派——則採取今文學家的態度，以爲古籍上堯、舜時期文化的描寫完全是孔子“託古改制”的宣傳手段，和老、莊之託於太古，許行之託於神農，墨翟之託於夏禹，是一樣的把戲；至於《周禮》，至早也是戰國時候的理想的作品，決不是什麽周公的東西。他們更由此進一步而推翻古代一切相傳的史實。顧頡剛説：“古代的史實完全無異於現代的傳説：天下的暴虐歸於紂與天下的尖刻歸於徐文長是一樣的。紂和桀的相像與徐文長和楊狀元的相像是一樣的。” [15] 胡適説：“包公身上推着許多有主名或無主名的奇案，正如黄帝周公身上推着許多大發明大制作一樣。李宸妃故事的變遷沿革也就同堯舜、桀紂等等古史傳説的變遷沿革一樣，也就同井田、禪讓等等古史傳説的變遷沿革一樣。” [16] 這可見他們態度的急進了。但是，我們要知道，新史學家的顧、胡的學説，實在是今文學家而爲現社會所不齒的康有爲的諸子託古改制説之進一步的討論；所以無論贊成或反對他們，都須於今古文學有相當的明晰的解悟 [17] 。以上所述，還是説今古文學與治古代史的根本觀念的關係；至於論及古代的史實，如制度等等，那今古文學的關係與異同更其複雜而繁瑣了。——雖然有些學者對於這些異同以“三代制度不同”一句浮滑的話了之。現在僅就制度中之較重要者，表列於下，以明古代史實傳説的不同，並以明治古代史者之不能捨棄經今古文學的研究。
續表
三、今古文學與史學的研究 中國史籍不能不算豐富，但討論或研究史籍的史學則異常不發達。就我們所知，較有系統而有價值的，當首推唐劉知幾的《史通》和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校讐通義》。劉氏作《六家》、《申左》諸篇，於《左氏春秋》、《漢書》，則加以褒許；於司馬遷《史記》，則時施譏評。章氏則大唱其“六經皆史”説，而竭力崇奉劉歆、班固。這二人，如果用今古文學的觀點去觀察，可以説都帶有極重的古文學的氣息；因爲我們假使採取今文學的主張，則結論恰恰和他們相反。今文學以为《左氏春秋》不僅不是傳孔子的《春秋》，如《公羊傳》、《穀梁傳》等之得稱爲《春秋左氏傳》；而且是劉歆羼撮僞託之作，其價值還遠在《國語》之下。那末，劉氏稱《左氏春秋》謂“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的話，完全不能同意了。至於班固，他本生在古文學盛行的東漢，而又是一個康有爲所稱爲“通學”者，他的《漢書》大部分仍龔古文學創始者劉歆的舊文或主張。如《漢書》中的《藝文志》，幾乎完全抄襲劉氏的《七略》，在章氏的《校讎通義·宗劉》諸篇崇奉甚力，但康有爲《僞經考》則特作《藝文志辨僞》上下二篇，謂《藝文志》六藝略之罪凡五：顛倒六經的次序，其罪一；以僞古經列於孔子今文經之上，其罪二；盛稱僞作的經傳，而詆斥當時博士之學，其罪三；提倡訓詁形聲之學，以滅没孔子的微言大義，其罪四；奪孔子之學與教以上託於文王、周公，其罪五。自然，經學與史學的觀點不盡相同，但史以信實爲第一義，現在《漢書》既時有掩護作僞的嫌疑，則劉氏所稱“言皆精練，事甚該密”的話又不可信了。《史記》一書，學者毁譽不同。劉氏斥謂“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但今文學家則以爲司馬遷生在僞經未出之前，又習聞今文學大家楊何、董仲舒之説 [18] 。所以其説多與今文學符合，其中如五帝、夏、殷、周《本紀》，周公、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儒林《列傳》，《太史公自序》諸篇，於經學及史學上都是具有威權的著作。至書中雜亂的語句，如《自序》中“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中“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等，則係劉歆故意竄亂，以爲顛倒五經的佐證。總之，就今文學家的觀點，則《史記》是信史，《左傳》是僞品，《漢書》是掩僞之書。中國的史學研究本不發達，而以今文學的眼光去研究史學的，除崔適的《史記探原》外，還没有其他有系統的著作。我們信從今文學或允許用今文學的觀念去治史學，固然還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但今文學和史學之不能絶無關係，那我們就無法否認了。
四、今古文學與文字學的研究 清代學術的正統派是“漢學”，而“漢學”的中心學科是文字學，我們如果説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字學以清代爲最發達，決不是一句武斷的話。但是一到晚清今文學復興之後，文字學卻受一種消極的影響。清代今文學的復興，是所謂“復東漢於西漢”，或“革鄭、許而崇博士”的運動，所以他們對於當時正統派的中心學科——文字學，施以猛烈的攻擊。他們以爲：第一，文字學不過是治經的一種工具，如終身窮究訓詁形聲，那就決不能得到孔子寄託於六經中的微言大義，這無異於成語所謂“買櫝還珠”。第二，漢代倡道文字學之最力者是劉歆，而劉歆所以倡道訓詁、形聲之學，實有掩護僞造的“古文”的嫌疑。第三，文字學者所認爲最有權威的書籍，在訓詁方面是《爾雅》，在形義方面是《説文》；但《爾雅》多與《毛詩》、《周禮》合，《説文》也多襲古文學言，都不足憑信。第四，文字學者所視爲金科玉律的“六書説”和“古文篆隸之分”，都是僞造或信奉古文學者的搗鬼，實在毫無根據。現在依次略述大意如下：廖平《知聖篇》説：“惠、戴挺出，獨標漢幟，收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學，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爲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丈。諸家勘校，可稱古書忠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飽藜藿。”這種攻擊文字學的話，不免近於武斷，且易發生極大的流弊，如戴震所譏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 [19] 但是對於沉溺於聲音、訓詁的研究而抛棄其他一切學術思想的學者，實在是一個當頭棒喝。康有爲《僞經考》説：“小學者，文史之餘業，訓詁之末技，豈與六經大道並哉！六藝之末而附以小學……此劉歆提倡訓詁，抑亂聖道，僞作古文之深意也。”又説：“歆既徧僞羣經，又欲以訓詁證之……自此經學遂變爲訓詁一派，破碎支離，則歆作俑也。” [20] 他并且列舉若干證據，以證實劉歆的罪狀。這些罪狀，固然還待考核；而劉歆之能否這樣地不憚煩與能否有這樣的精力，也都有待於討究；但治文字學者決不能就憤憤地斥爲讕言。《爾雅》一書，相傳为周公作，其誣妄不言可知。孫星衍在《爾雅釋地四篇後叙》説“《爾雅》所紀則皆《周官》之事”，陳啓源《毛詩稽古編》考《爾雅》與《毛傳》多同，所以康有爲説：“《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若其訓詁，全爲《毛詩》；……時訓三家，以弄狡獪。”至許慎《説文》，自段玉裁《注》行世後，如日中天，幾爲初學必讀之書；但許氏實東漢古文學大家，《説文序》説：“其稱《易》費氏、 [21] 《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説文》爲古文學的附庸，實很顯著。所以康有爲於《僞經考》中特附《説文序糾繆》一文，斥許慎爲劉歆的功臣，説“歆僞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僞字之光大，則賴許慎之力。……篡孔子之聖統，慎之罪亦何可末減哉！”且《説文》中所謂六書，所謂古文，所謂篆、隸之分，在康氏都以爲不可考信。六書説僅見於《周官》保氏，而不見於他書；《左傳》有“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的話，適足證古文經傳的相同；其後漢儒言六書，惟有许慎《説文》及鄭玄《周官注》，而博士們則絶無談及；凡此，都不能不啓今文學者的懷疑。康氏對於六書説的本身，許爲條理甚備；但因爲劉歆“僞託於經，則不得不惡而辯之。”至於古文的不足信，第一不合於文字由繁而簡的原理；桂馥謂“小篆於籀文則多減，於古文則多增”；則小篆於籀，其理順而可信；籀於古文，其理逆而可疑。第二，古文出於孔子壁中，而壁中得書的事，今文學者就根本不信，而斥爲劉歆僞託的初步。第三，新莽居攝時，重定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古文奇字，則劉歆更有借莽勢以行僞古學的嫌疑。至區分篆、隸之不足信，第一，篆、隸不過用筆圓長方折的不同，一如真書、行書的微異，並不是字體的殊異。第一，文字的變遷，是風氣的漸移，不關人事的改作；如真書興於魏晉，但無人能指爲誰作，所以杜邈造隸書的話決不可信。第三，《漢書·藝文志》謂“隸書施之於徒隸”，陳千秋説“劉歆僞撰古文，欲黜今學，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也的確有相當的理由。總之，今文學者並不反對文字學的研究，但現今的文字學都局促於古文學説之中，實有改造的必要。這或者可以與治文字學者以一種解放的勇氣，似乎決不能憤慨地就斥今文家言爲鹵莽滅裂吧！
七 經今文學在學術思想上的價值
國内學者對於經今古文的態度，大抵不出四派：一派不明瞭經學有所謂今古文的異同，一派堅守今文，一派專治古文，最近一派又有超今古文而研究孔子或古代史的趨勢。第一派不明學術塗徑，可以置而不論。第三第四兩派所以不滿意於今文學，大抵以爲西漢今文學，如齊《詩》五際六情之説，聖人感天無父之争，以及董仲舒取蛙祈雨之術，直同原人思想，或類方士術數，的確不配稱爲學術思想；至於清代的今文學者，則斥古經不免武斷，信緯書實近誣妄，而各人對於今文學的見解，亦復各執一辭。這種批評的話，都是頗中肯綮；并且我也不是專治今文學者，實無用其辯論或掩護。不過我們平心而論，清代今文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也自有其相當的價值與功績，未可一概抹殺。就普通的影響説，在消極方面，能發揚懷疑的精神；在積極方面，能鼓勵創造的勇氣。就實際的結果説，在消極方面，使孔子與先秦諸子平列；在積極方面，使中國學術，於考證學理學之外，另闢一新境地。
學術發達之有待於懷疑精神，自不待言；清代學術界自胡渭的《易圖明辨》，對於宋儒假託於羲、文、周、孔的《易》學，詆爲誣妄，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對於晉人僞託於孔安國的孔壁古經，證爲贗品，已啓懷疑經典的緒端。到今文學者，於《詩》則斥《毛傳》，於《書》則斥古文《尚書》，於《禮》則斥《周官》，於《易》則斥費氏，於《春秋》則斥《左傳》，舉千餘年來學士大夫所奉爲聖經賢傳而不敢稍加誹議的東西，而大聲狂呼，斥爲劉歆僞造，以爲佐莽篡漢的工具；則其懷疑的精神，在中國歷來的學術界，實少其匹。在我們現在，即如某君之呼孔子爲孔二，也不足諡爲勇者；但在數十年前，孔子經傳還握有絶大權威而含有宗教性的時候，居然有人斥其中一部分是僞造，其膽識不能不令我們有相當的欽佩。這比如在共和政體之下指斥君主專制 [22] ，毫不爲奇；而在獨夫恣睢時代，鮑敬言倡無君，唐甄言抑尊，則不能不稱爲急進的思想家了。我們只要看廖平受威逼而變説，康有爲著《僞經考》而被焚禁，則大可看見當時今文學者爲提倡懷疑精神而被壓迫了。至於所謂鼓勵創造的勇氣，是指今文學者能揭出孔子的創造精神以相號召而言。本來孔子學術思想的真面目，我們到現在還没有完全的真切的了解，雖然我們崇奉孔子爲先聖或先師已經有二千餘年之久。梁啓超説：“寖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 [23] 這話頗能痛快地指斥中國數千年來學術冒牌失真的弊病。所以清代今文學者所描寫的孔子，是否能得到孔子的真象，還是疑問；不過他們特别提出孔子的創造的改革的而帶有熱情的精神，比較董、何的專己守殘之學，馬、鄭的經傳注疏之學，韓、歐的文章格調之學，程、朱、陸、王的個己修養之學，顧、戴的名物考證之學，的確不能説不稍高一籌。他們説孔子決不是一個老學究式的古代文化保存者；他熱情的主張救世，堅決的主張改革；他想依其力之所及以創造新社會，他想藉其學之所就以建設新學派；他栖栖遑遑席不暇煖，無非是救當時陷於水深火熱的人類；他孜孜矻矻著述六經，也無非是救當時或後世的陷於水深火熱的人類。我們讀《論語》“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話，的確使我們不能不從内心敬仰這個熱情的救世者。總之，經學上自有清代的今文學，然後孔子纔脱離迂緩的、頑固的、瑣屑的氣味，而與我們以偉大的熱情的印象。使孔子思想從瀰漫的死氣裏，一變而含有新鮮的生命，這不能不感謝今文學者的功績。
至於今文學發生後的結果，在消極方面，使孔子與先秦諸子平列，在積極方面，於考證學、理學之外另闢一新境地，這都不是今文學者所預計或及料的。本來今文學者研究經傳，研究孔子學術，還是仍襲漢武罷斥百家、尊崇儒教的傳統的荒謬的思想，還是視孔子與先秦諸子絶對不同；但自康有爲作《孔子改制考》，説孔子著經是託古改制、諸子著書也是託古改制，孔子之贊許堯、舜、文王，無異於老、莊之稱譽太古，許行之稱譽神農，墨翟之稱譽夏禹，都是一種宣傳的手段。在康的本意，是説明孔子創教，以尊崇孔子；但結果，孔子的六經與莊生的寓言相等，孔子的手段並不比諸子高明，於是孔子的地位與經典的尊嚴發生摇動；而儒家不過周秦諸子中的一派的思想，自然會順勢而起。加之當時考證學發達，經史之外，旁及諸子，於是諸子學漸漸興盛，不似往昔的被抑。我們現在對於古代學術，所以能從孔學中解放出來而自由研究，固然是時勢的變異，但今文學者不無促成的微功。至對於中國學術界另闢一新境地，則殊明顯。因爲中國學術大體不出兩派：一派是東西漢及清中葉的考證學，專門在名物、訓詁上用功夫；一派是宋明及清初的理學，專門在心性、理氣上去鑽研。到了清末的今文學者，他們不在文字上着力，也不在修養上的着力，而專門着眼於社會制度的改革。這派的研究，在漢學家或斥爲“無稽不信”，在宋學家或詆爲“本末倒置”；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今文學者是於漢宋學之外另樹一新學派，另闢一新境地呢！
八 經今文學的重要書籍
一 《僞經考》 [24] 康有爲 萬木草堂刊本、鉛印本
二 《孔子改制考》康有爲 萬木草堂刊本、鉛印本
三 《今古學考》廖平《四益館經學叢書》本、《適園叢書》本
四 《知聖篇》廖平《四益館經學叢書》本
五 《經話》廖平《四益館經學叢書》本
六 《五經通論》皮錫瑞 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七 《經學歷史》皮錫瑞 原刻本、羣益書局鉛印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八 《史記探原》崔適 木刻本、北平大學鉛印本
以上通論
一 《魯詩故》《古經解彙函》本
二 《齊詩傳》《古經解彙函》本、《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齊詩翼氏學》迮鶴壽《續清經解》本
四 《齊詩翼氏學疏證》陳喬樅《續清經解》本
五 《韓詩故》《古經解彙函》本
六 《韓詩説》《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七 《韓詩内傳》《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八 《韓詩外傳》版本甚多，《古經解彙函》本可閲
九 《薛君韓詩章句》《古經解彙函》本、《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十 《詩考》王應麟《玉海》本
十一 《重訂三家詩拾遺》范家相著、葉鈞重訂《嶺南遺書》本
十二 《三家詩補遺》阮元《觀古堂彙刻書》本
十三 《三家詩補注》丁晏《清經解》本
十四 《三家詩異文疏證》馮登府《清經解》本
十五 《三家詩遺説考》陳壽祺、陳喬樅《續清經解》本
十六 《詩四家異文考》陳喬樅《續清經解》本
十七 《詩四家異文考補》江瀚《晨風閣叢書》本
十八 《三家詩義疏》王先謙 原刻本
十九 《詩古微》魏源 原刻本、《續清經解》本
以上《詩》
一 《尚書大傳》《古經解彙函》本
二 《尚書歐陽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尚書大夏侯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四 《尚書小夏侯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五 《今文尚書經説考》陳喬樅《續清經解》本
六 《尚書歐陽夏侯遺説考》陳喬樅《續清經解》本
七 《書古微》魏源 原刻本、《續清經解》本
以上《書》
一 《禮經通論》邵懿辰《續清經解》本、國學扶輪社鉛印單行本
以上《禮》
一 《周易施氏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二 《周易孟氏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周易梁丘氏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四 《周易京氏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25]
以上《易》
一 《公羊嚴氏春秋》《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二 《春秋公羊嚴氏記》《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三 《春秋繁露》董仲舒 版本頗多，《古經解彙函》本可閲
四 《春秋董氏學》康有爲 萬木草堂刊本
五 《公羊何氏釋例》劉逢禄《清經解》本
六 《公羊何氏解詁箋》劉逢禄《清經解》本
七 《左氏春秋考證》劉逢禄《清經解》本
八 《春秋復始》崔適 北平大學鉛印本
以上《春秋》
一 《齊論語》《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二 《論語述何》劉逢禄《清經解》本
三 《論語注》戴望《南菁學院叢書》本
以上《論語》
以上所舉的，都是研究經今文學的重要書籍；因爲手頭書籍的缺乏和時間的過於匆逼，所以決不敢自謂完備。開列大批的書目，在最近的刊物，似乎成了最可厭的時髦的事，不學如余，實不敢而且不願自附後塵；不過在本文中指示初學者，這實在是一條捷徑，所以終於不自主地著筆了 [26] 。我並不以爲青年可寶貴的時間太多，可作爲的事太少，一定要他們在這故紙堆中鑽研；我不過指示在近代視爲最無聊的這樣一件經學上的公案 [27] ，已經費了古今無數學者的精神與光陰而已。如果少數的學子們，以好玩的態度，願意在這裏面嘗點異味，那也不用使若何的大勁 [28] ，能够披閲康有爲的《僞經考》、廖平的《今古學考》、王先謙的《三家詩義疏》、劉逢禄的《公羊何氏釋例》諸書，也就可以了。此外章炳麟《檢論·清儒篇》和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都有談到清代今文學興盛的史迹 [29] ，也可以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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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十年代作者曾將本書重新修訂，195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一是從俗改易文言及成語，如“實少其匹”改爲“很少可比”之類；一是觀點向馬克思主義改變，如加“封建社會”等字樣及强調經濟社會原因的根本性；一是删除了與胡適、顧頡剛一派的關聯。重要改動詳見以下各條“編者註”。——編者註
[2] 《太炎别録印度中興之望》及《答鐵錚》二文中也有此意。
[3] 本段文中凡用引用符號“”的，多是依録或删録《前後漢書》原文。
[4] 禮字依康有爲説增。
[5] “還有一種外加的有力的原因”被改爲“還有一個基本的原因”。——編者註。
[6] “初由於”被改爲“一由於”，“次由於”被改爲“更由於”。——編者註
[7] “實在很確當”被改爲“有相當理由”。——編者註
[8] “如友人顧頡剛君”被删掉。——編者註
[9] “一外加而有力的原因”被改爲“一個基本原因”。“外因”也改成“基因”。——編者註
[10] 後一個“一方面”被改爲“更重要的”。——編者註
[11] “即近人所謂近於科學的方法”一句被删掉。——編者註
[12] 均見《檢論·清儒》。
[13] “此外近人”一句被删除。——編者註。
[14] “丟在茅廁裏”被改爲“全盤西化的怪論”。——編者註
[15] 見《語絲》第二期《古史雜論》一。顧又有論夏禹非實有其人，而含有神話性質，見《努力》附刊之《讀書雜誌》。
[16] 見《現代評論》第一卷第十四十五期《貍猫换太子故事的演變》。
[17] “顧頡剛”以下至此皆被删除。——編者註
[18] 《史記·太史公自序》言遷父談“習《易》於楊何”，又有“余嘗聞董生曰”的話。
[19] 見《東原集》與某書。
[20] 均見《僞經考·漢書藝文志辯僞》下。
[21] 費氏原書作孟氏，依章炳麟及康有爲説改。見《檢論·清儒》及《僞經考》卷九《説文序糾繆》。
[22] “共和政體”被改爲“民主政體”。——編者註
[23] 見《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四引壬寅年《新民叢報》。
[24] 《僞經考》後改爲《新學僞經考》。——編者註
[25] 後增“五、《京氏易传》，学津讨源本、津逮秘书本”。——編者註
[26] “開列大批的書目”至此皆被删除。——編者註
[27] “指示在近代”被改爲“提出在現代”。——編者註
[28] “以好玩的態度”到“那也不用如何的大勁”改爲“願意在這裏面得點史料”。——編者註
[29] “興盛”被改爲“盛衰”。——編者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