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本刊主編者的好意，邀我寫這樣題目的一篇文章，獻給開學後的青年學子們。不過這題目比較地沉悶，如果詳盡地寫下來，不是這刊物的篇幅所能容納；所以現在只能略簡地像常識似地向青年讀者們報告點中國現代學術某種部門研究的趨勢而已。
一切學術的研究是發展的，轉變的；一切學術的發展或轉變又都自有其社會的原因。所以研究一種學術，先要了解他的過去，又要把握着他的現在，而且還要探求他所以發展或所以轉變之社會的原因，對付一切學術都應該如此，對付中國舊有的學術更應該如此。因爲只有這樣，你才能够不抱住死骸或腐肉當作法寶，你才能接受這一社會的文化遺産而向前邁進，你才能了解你對於社會對於大衆所負的文化的偉大使命，不至於將學術當作個人的裝飾品，甚或當作出賣靈魂的契約！
不容否認的，鐵樣的史實呈示給我們，中國經典的本質，不僅是學術的，而且是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明顯地説，中國的經典，不僅可以當作學術的材料去研究；從兩漢以來，他發揮了宗教的作用；而且從兩漢以來，他盡量發揮了政治的作用。更明顯地説，中國的經典被君主和一班出賣靈魂的士大夫們當作政治的枷鍊或鞭子，恣意的殘酷的來蹂躪踏在他們腳下的大衆！
所以現在研究經典，至少應該負起兩種使命：一是積極的，將經典當作一種文化遺産，分部的甚至於分篇的探求他的真面目，估計他的新價值，使他合理的分屬於學術的各部門。舉例説吧，譬如《詩經》，應該先懂得從漢到清的各家家説，然後揚棄從漢到清的各家家説，而客觀的顯露他的本質，闡明他的内在的靈感和外形的技巧，合理的給他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重要的地位。研究經典的另一種使命，可稱爲消極的，就是探求中國經典學所以産生發展和演變之社會的原因，揭發他所含的宗教毒菌，暴露他在政治上的作用，將他從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所奴使的學者名流的手裏奪過來，洗刷去他外加的血污或内含的毒素，重新成爲一種文化遺産，呈獻給大衆！
這兩種研究工作，無論是所謂積極的或消極的，都是相當地艱苦的。他決不是標語式的宣傳或游擊式的争論所能成功的，他需要和研究其他學術同樣的堅定精神，一滴一滴整理，一步一步清算，然後一種一種享用。
其次，這兩種研究工作的路線，就表面上看似乎不同，但實質上是一致的。簡明地説，就是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經。所以中國經學研究的現階段，決不是以經來隸役史，如《漢書·藝文志》將史部的《史記》隸屬於經部的《春秋》；也不是以經和史對等地研究，如《隋書·經籍志》以來有所謂經部、史部之分。就是清末章學誠所叫出的“六經皆史”説，在我們現在研究的階級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爲我們不僅將經分隸於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張“六經皆史料”説。——諸位大概明白，“史”和“史料”是不同的；史料是客觀的社會的歷程所遺留下來的記録，而史是這些客觀的記録透過了史學家的主觀的作品！明瞭了這一點，那麽中國史學對經學的關係，不僅如成語所説，“附庸蔚爲大國”，而且實際上日在“侵食上國”了。明顯地説，中國經學研究的現階級是在不循情地消滅經學，是在用正確的史學來統一經學。要明白消滅經學，本不是破壞固有的文化，而只是剥去其經典的後加的污漬的外衣，將他當作純潔的文化體的一部分，注輸以新的血液而已。
站在或同情這樣的研究觀點的學人們，在近年來，漸漸的增多了，這是國内文化界比較可喜的現象。他們不是漢學家，也不是宋學家；不是經今文學派，也不是經古文學派，他們懂得舊有一切經學學派而能跳出舊有一切經學派的經典研究者；簡單地説，他們是超經學的經學學家。然而，站在或同情這研究觀點的是一事，站在這研究觀點而能將研究成績呈獻給社會的又是一事。説到研究成績，我們又立刻感到太寥落或太浮薄了！《左傳》的方言和文法的比較研究，讓瑞典的專門學者珂羅倔倫（bemhard karlgren）着了先鞭 [1] ；整個經學之産生和演變的叙述，讓日本後起的學人本田成之在東京出版 [2] ；這國内外學術研究空氣的對比，真使我們感到刺骨的慚愧。“××會”的寶貝們只會死抱着骸骨裝着鬼臉在跳舞，而還保留着人味的學人們又多在過着漂流的賣稿的或賣嘴的生活。青年讀者們，看到這文化界牛步化的現象，恐怕這經典研究的艱苦工作還要落在你們中最少一部分的人的雙肩上呢！
在上文，我曾説過，中國經學研究的現階段，是在用正確的史學來統一經學，這句話如果是正確的，那麽正確的史學在現代的中國真是萬分迫切的需要了！
原來，在中國史學的産生是相當地悠久的。我們雖不敢肯定説最近小屯所發現的甲骨文就是殷商的史録，我們雖不想附和梁任公的學説硬説《詩經》近似希臘的史詩，我們雖更不願襲用舊説承認檔案式的《尚書》是什麽“左史記言”的作品；但《春秋》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是一部殘缺的初期的歷史，因爲他不僅含有客觀的時間、空間、人事歷史的三大要素，而且無可否認的還含有史家的主觀的史觀。但是不幸得很，這部殘缺的初期的歷史竟被西漢的腐儒硬擁上經部的寶座。從這以後，史學家雖也曾繼續地挣扎着，圖謀史學的獨立；雖也曾創立什麽紀傳，編年和紀事本末諸體，擴大史學的領土；但終於受了中國社會本質的限制，不是低頭於學術上的權威的經典，就是屈膝於實際政治上的權威。恕我現在不在講述中國史學史，總之，中國的舊史，大體地説，他只看見了個人而没有看見了社會，他只看見了統治者而没有看見了大衆，他只看見了部分的政治而没有看見了整體的文化，他只看見了表面的静態而没有看見内在的動態。中國的史學只是長期停留在士大夫們上以輔賢君，下以統萬民的工具觀念裏。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清高宗的《御批通鑑輯覽》，便是十足地暴露了君主和純儒舞弄着史學做他們統治上的武器！
但是，歷史本身終究是變的，變是歷史的唯一的本質。從鴉片戰争以來，中國社會的本質起了突變，於是中國的史學也隨着内在的和外加的因素而起了突變。在現在，中國史學的權威的壓倒一切著作雖還没有誕生，甚至於正確的史學也還没有建立，然而中國現代的史學研究不同於往昔，中國現代的學人們對於正確的史學的需求的迫切，是無可否認的了！
放眼中國現代的史學界，大致可分爲二大派：一可稱爲“史料派”，注意於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可稱爲“史觀派”，根據舊的或新的史料，對於中國史的全部或某一部門加以考證，編纂與解釋。舉例地説，在史料派方面，如因仰韶遺物的發掘而探求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因小屯遺物的發掘而探求中國青銅器時代的文化，因西郵簡牘和敦煌石室遺物的發見而探求中國漢唐時代的文化，因西漢文字，遼碑、南明史料以及内閣檔案的發見而探求中國近世宋、元、明、清諸朝的史實，史料派學者工作的本身是煩瑣的、畸零的，而他的成績是可感謝的，因爲新的歷史的著作需要新的史料做他的柱石呢！不過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國現代社會所企求於史學界的是新的史學的建立與新的史籍的産生，而決不僅僅滿足於史料的零碎的獲得。
談到“史觀派”，在現代的中國那就派别紛歧，論争蠭起了；這在中國史學的演進歷程上，是必然的，與其説可以悲觀，毋寧説可以樂觀。這些史觀派又大别爲新舊兩派。舊派還脱離不了經學的覊絆，因經學學派本身的紛歧，這一派又可分别爲若干小派，但可總稱爲“儒教史觀派”；簡明的説，就是仍舊受了儒教傳統思想的支配，將中國社會客觀的歷程，加以改削或塗飾，硬嵌入儒教思想的範疇裏。新派，或因接受中國的舊有文化而前進了一步，或因接受外來的現代思想而大胆地應用。已經超越傳統的史觀，有所獨創，而和舊派相對立，這總可稱爲“超儒教史觀派”。這一派，在現在，又可分爲左右中三翼。右翼的可稱爲“記載考證派”，利用紙上的紀録與紙上的紀録相較而考證史實的真僞；中翼的可稱爲“遺物考證派”，利用地下的遺物與紙上的紀録相較而考證史實的真僞；左翼的可稱爲“史的一元論派”，接受西洋現代歷史哲學的一派理論，探求中國整個社會演變的軌轍及其所以演變之一元的因素。這左翼史學不僅以搜集、考證、編排史料爲盡了史學的職責，且進而嘗試解釋史實了。
過渡期的中國現代史學界的論争，或者會令青年們目爲之眩。然而，只要你了解中國史學的過去，了解中國史學的現狀，而且了解你自己的個性和胆識，那你就很容易在這紛擾的局勢下決定你應該努力的路線了！
原載《申報·每週增刊》第一卷三十六號（一九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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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tsochuan （《左傳真僞考》），陸侃如譯，新月書店出版。
[2] 《支那經學史考》，江俠庵譯，商務印書館出版，孫俍工譯，中華書局出版。按此書只能表示異國學者對於中國經學的見解，並不是成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