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经济的组织与进展
古代经济的组织，以历史上的残影来推测，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部落社会或是氏族社会的经济组织，二为封建政治或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三为资产阶级或是小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不过讲到经济的组织，与生产的方法和生产的工具，都有很大的关系。生产的方法最早是渔猎，以次进为畜牧、农业、工商业。生产的工具，最早为石器，以次进而为铜器，为铁器。以上的分期，也都是一种大略的说法，绝不是某一时期过了，又才进为第二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与他一个时期同时并存，只能在这个中间分一个主要与不主要而已。中国古代的经济，在有史以前，大概都是一种渔猎生活，是一种天然自足的经济，还没有什么叫做生产。殷代的情形，就卜辞来看，有渔猎，有畜牧，也有农业，也有工商业。但是依近人的研究，殷代的生活，大致是以畜牧为主。因为当时的家畜，已经很发达。祭祀时候所用的“牲”，其种类已备有牛、羊、犬、豕，《殷墟书契考释》说：“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殷墟书契考释》卷下，第六十—六十二页。）以外还有用马和用鸡的痕迹，而一次用牲的数目，多至三百四百：
贞：鬯，御牛三百。（《殷墟书契前编》卷四第八页）
丁亥，卜□贞，昔日乙酉， 箙武御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口。（后编卷上第二十八页）
畜牧的繁盛，可以想见。并且那时为刍牧而发生的牧田很多：
土方牧我田十人。（《殷墟书契菁华》第六页）方牧我西鄙田。（同第二页）
方牧我示桑田七人五。（同上）
也可以证明那时是一种畜牧社会的生活。卜佃猎的，在卜辞里虽然很多，依上面这种情形来看，大概是沿袭从前游猎的遗习？这种田猎的习惯，在后来都仍然存在，《左传》里还可看见。农业还在初期，因为殷墟文字中的农字和藉字，都和初期农业社会所用的工具和方法相同。比如：
《本草纲目》卷十说：南方藤州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国人垦田以石为刀，长尺余。（《本草纲目》卷十，此据日本《史学杂志》第三十编第七号林泰辅《由支那古代石器玉器所见的汉民族》转引。）
《北史·东夷传》：琉球国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水灌，持一锸以石为刀，长尺余，阔数寸。（《北史》卷九十四，第十一页，光绪上海刻本。）
可见初期农业民族所用的工具，是石刀和石锸，所用的方法是火田法。殷墟的农字作或，也有作。农字所从的、，是古石字。所用的耕具，大概还是石器。藉字作，所持的大概就是石刀，或是石锸。农字从林，殷墟文字有“卜焚”的话，就是先选草木茂盛的地方，用火烧了来为田的火田法，这都是初期农业的现象。工业在石器时代就有，不过仅是土器、石器、骨器，殷代已经有了铜器，大致已经入了青铜器时期。商业也已经开始，因为他有用贝的痕迹。殷墟文字已经发现珧制的贝，又在殷金文中也有锡贝的文字。比如：
阳亥敦阳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休，用作父丁宝彝。（《愙斋集古录》卷七第八页）
伐□鼎丁卯，王令俎子会西方于相。惟反，王
赏伐□贝一朋，用作父乙鼎。（同卷六第五页）
用贝的来源，有人说是由于渔猎民族与畜牧民族的一种货物的交易。货贝是渔捞民族所有的财产，牛马是牧畜民族的一种家财，后来财宝一类的字都从贝，物件等字从牛，原来货和物同义。其后贝以比较轻便，渐渐用作交易上的价值公准。两个字的含义，虽各不同。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商业的起源，就在渔猎到畜牧一个交代时间发生。不过殷人用贝，至多不过十朋，不像《诗经》里说“锡我百朋”（《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之一，第十六页。），可知那时工商业，都还没有占到社会生活上的大势力。总之，殷代是一个由畜牧到农业的社会生活。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他们的经济组织。在完全是畜牧部落的时候，他们的经济组织，大概是公有制？就殷民族和土方、方（方就是国）互争牧田的情形来看，牧田大概还是一个部落所共有？
王固曰：之求其之来㛸竖，三至九日辛卯，允之来㛸自北，妻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菁华》第二页）
王固曰：之求其之来㛸，三至七日己巳，允之来㛸自西，友角告曰：方出牧我示桑田七人五。（同第一页）
㛸是王遣出的保护牧田的侦探，牧田大概是归部落公管。这个以前，我们叫他为部落社会的经济组织。至于殷人末期的农业社会，上面引的金文，已经有“锡贝三朋、臣三家”的话，似已有私有的财产？土地的分与，或也已渐转为国有。国有制是贵族政治的经济组织，周代完全是如此的。实际土地是王和贵族所有，工作的农民，只有使用土地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他所收获的东西，要拿一大部分供养坐食阶级的贵族。这种经济组织，和奴隶制是相伴而生。殷人已有奴隶，大概这种经济组织，已经开始了。周代是以农业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似乎用不着再说。但是也并不是没有畜牧，比如《小雅》的《无羊》说：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三十维物，尔牲则具。……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同，卷十一之二，第十二页。）
就是专门以牧畜为生。但是这是贵族的大人们所经营的私有产业，就是到了秦汉《史记·货殖列传》也还在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实际到现在，中国北方仍然大致是如此，不过不能和农业相比就是了。这个时代，土地的分配，是由王以一部分给他的诸侯，《鲁颂》所说“锡之土田，山川附庸”（《十三经注疏·诗经》卷二十之二，第五页。）便是。诸侯又给一部分与大夫，就是大夫的食邑。所以土地都是贵族所有，农人没有一种自由的生产。昭三年《左传》齐国的晏平仲说：
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同，《左传》卷四十二，第十页。）
晋之叔向也说：
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同，第十一页。）
农人在贵族政治下所受的压迫，也可想见。讲得最好的，是《小雅》的《甫田》。他前面说“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又说“我田既臧，农夫之庆”，又说：“曾孙不怒，农夫克敏”。可见农人实际，等于贵族的农奴。后面又说：“曾孙之稼，如茨如粱；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同，《诗经》卷十四之一，第一—十二页。）又可见农业的生产力，在当时似乎已有特别的增加？这一个问题，与铁器的发明，大有关系。铁字最早见于书籍，《禹贡》梁州所贡的“璆铁银镂，”（同，《尚书》卷六，第十九页。）但是《禹贡》已是战国以后人的作品。其次是《管子·海王》篇的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车辇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管子》卷二十二，第一页。）
但是《管子》一书，又是战国末年所作。再其次是《左传》晋国的赋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虽是战国中世的作品，这个铁的刑鼎，似乎不会很假？大概是春秋以前，确已有铁了。又据《国语》叙《管子》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国语》卷六，第九页。）有人说美金是钢铁，恶金是熟铁和钢铁的粗制品，（日本国史讲习会《考古学讲座》第六卷，第十三页。）这个说法，不大很确。大概与《海王》篇对照，恶金或者就是铁？铁的用为耕器，大致比较的早。其铸为兵器，则在战国时才偶有之。比如《墨子》的“铁砆”《荀子》的“铁釶”（《墨子间诂》卷十四，第四十四页。又《荀子》《集解》卷十，第七页。）《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铁鎛，奄观铚艾。”《良耜》也说：“伊纠其鎛斯赵以薅”（《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九之三，第十七页。又卷十九之四，第九页。）铁鎛铚，都是金属的农器。这种金属是否是铁，还不能定。《考工记》说：“段氏为鎛器。”又说：“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又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则镈当为金锡的合金。但他又说：“吴粤之剑。”（同，《周礼》卷三十九，第四—六页。）而后来之《吴越春秋》说：“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吴越春秋》卷四，第三页。四部丛刊本。）《越绝书》也说：“欧冶子、干将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第十一，第一页。汉魏丛书本》。）这虽是后来的传说，但他们都认吴越之剑为铁制。不过《荀子·强国》篇说：“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荀子集解》卷十一，第一页。）仍然认为金锡的合金。或者古来铁已有了，只是认为金锡的一种，在最早更止有一个金的名称。《周颂》的铁镈，或者已经是铁的农器亦未可定？不过《周颂》的时代，我疑为东周时祭祀之乐，就是果真铁已发明，也不会十分很早。《公刘》有“取厉取锻“（《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七之三，第十三页。）的话，似乎与段氏为镈器有关。但是《费誓》说：”锻乃戈矢，厉
乃甲兵。”（同，《尚书》卷二十，第七页。）锻与砺，仍然是相近似的物质，不能为发明铁器的证佐。我以为铁的发明在春秋以前，至早在东西周之际。这一个时期，因为铁的发明，农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生活渐渐趋于复杂，工商业因之发达，而贵族政治也就趋于崩坏，贫富阶级，因以开端。《小雅·大东》说：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同，《诗经》卷十三之一，第十页。）
这几句诗，很能表现贵贱阶级与贫富阶级交替时代的精神。《小雅·正月》说：“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同，卷十二之一，第十七页。）这是富人阶级已起来了的明证。这中间的枢纽，最重要的，还是工商业的发达。太史公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
这时候一部分狡猾的份子，都往工商业上走了。《郑风》上说的：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四之四，第九页。）
以及《陈风》上的：“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婆。”（同，卷七之一，第五页。）这一些时髦女子，差不多就是太史公说的：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
这都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因此而一般农人，也受了牵动，开始不承认贵族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大骂一般贵族说：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十三经注疏·诗经》卷五之三，第十一页。）
坐食阶级，已经渐渐不能立足。以后的土地所有权，便逐渐转移于人民之手。以后一直到战国，都是商人占势力，而人民大部都生活于此辈富商或是由富商变成的大地主的宇下。因为这种关系，社会上的经济权，一概操于资产阶级之手。我们可以叫他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这是古代经济变迁的大势。他与荀子的关系，以下再分段细说。
二、荀子思想与当时商业的关系
从春秋以来，社会经济因为商业的发达，完全集中于一般富商，或是由富商变成的大地主。昭十六年《左传》说：
（韩）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财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同，《左传》卷四十七，第十七—十九页。）
郑国的商人，大概就是从前征服的商民族，由周室分配给郑国的。例如定四年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之类。（同，卷五十四，第十五—十九页。）但是他们的时代，已经是宣、幽之际，地位比从前稍已不同。郑国是人口较密的地方，大概土地也不够分配，于是保护他们经商，不过他们有了政府的保护，又恰合了时代的潮流，发展更觉容易。大概郑国是商业首先发达的区域。到春秋中年，商人弦高已经在政治上建立功劳。其次是晋国。叔向已说：“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不贿。”（《国语》卷十四，第十一页。）皆可为商业逐渐发达之证，据太史公说：“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一页。）似齐国也早已就成为工商业的中心，虽然说是从太公以来就已发达的话，未必可信；但是春秋末年的陶朱公也是在山东的陶（定陶），三致千金。
《史记·货殖列传》：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同，第二页。）
又子贡也是“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后来至于“结驷连骑，……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同，右。）大概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是最早商业发达的地方。到战国以后，由商人变成的大地主的更多，比如“猗顿用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同，第三页。）吕不韦以阳翟大贾，至为天子的假父。（同，卷八十五，第一—三页。）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富商都已成为经济的中心。一般贫民，都沦没为富户的私奴。
《史记·货殖列传》：白圭，周人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又说：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同，卷一百二十九，第二页，又第八页。）
而奴隶至于变为家财的一部，所以太史公说：
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此亦比千乘之家。（同，第七页。）
大概这时候社会上有两种人是最有钱的。一种是由一个无赖，先夺取政权，而后致富的。比如苏秦、范雎一流的人物。中间也有一部分本是贵族，如孟尝、信陵四公子之徒。这就是太史公所谓“封君”，所谓“千乘之家”。再一种就是纯粹的大富商、大地主，太史公所谓“素封”，所谓“亦比千乘之家”的人物。这种富厚，都是由智力竞争而来。这种背影，与荀子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荀子讲政治，专从物质的分配出发，可以知道当时分配不均，是社会经济上一个重大问题，因此而引起生活的不安，争夺的剧烈，便从这里发生。这种现象，在春秋末年的孔子，已经觉悟。所以他说：
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十三经注疏·论语》卷十六，第一页。）
荀子对于这一点也已曾感觉。所以他说：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于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执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荀子集解》卷六，第一页。）
这就是说的一种知愚的竞争。他对于这种现象，感觉很不好，所以他又说：
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
争之祸矣。（同，右。）
因此他便想出一个“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大办法，要节制他们的自由竞争，使起他们各安本分。再看他说的“分”，是些什么？
一、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同，卷二，第十三页。）
二、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同，卷五，第二页。）
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同，卷六，第二页。）
大概共有五种标准：（一）贵贱，（二）贫富，（三）长幼，（四）知愚，（五）能不能。除长幼一种，是他的人道主张以外，贵贱和贫富，就是想维持我前面所说的“封君”和“素封”两种人物的权利。知愚能否，更是这种智力竞争的原动力。所以荀子实际并没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只想将就这种现象之中，略加以等级的限制，使有一种固定的性质，免除以后的竞争。所以他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同，右。）
实际是想假政治的力量，维持已有的经济组织。他的目的，仅在防止以后的争乱。所以他对于墨子的节用主义，以为不近于人情，没有得着当世的症结。
《富国》篇：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同，第五页。）
他这种经济思想，固然是近于一种保守主义的精神，却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荀子又是一个主张重农轻商的人。看他说：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与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同，第二页。）
又说：“工商众则国贫。”（同，第八页。）他是否已经明了这种经济组织的成立，是由于商业的关系？因为他在这方面讲得过少，我们还不敢十分决定。但是他已经感觉得这时候商业的过于发达，这是一种事实。凡是讲重农主义的人，都带有贱商的色采。孟子说：“征商自此贱大夫始矣。”（《十三经注疏·孟子》卷四下，第七页。）固然他是专门排斥重利的人，还不是一种社会的眼光，却也已经带有贱商的意味。后来一派法家，对于工商非常的排斥。
比如《商君书·农战》篇说：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君书》第三页。）
《韩非子·五蠹》篇也说：
（上略）……“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卷十九，第五页。）
都认工商为游食之民，所以后来秦汉都有贱商的法律。比如秦始皇的“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卷六，第九页。）《汉律》的“唯贾人与奴婢倍算”（《汉书》卷二，第二页。）都以商人与罪人奴隶为伍。这固然是后来的事情；但是这种贱商的趋向，是从战国发生，荀子已经受了影响。虽然他们是贱商，实际是表见商业的逐渐发达，使起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农业，受了一部分的摇动，这很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上经济的状况。荀子的分配论，和轻商的表示，都是这种潮流中间自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意识。
三、荀子思想与当时农民的生活
贵族政治下的农民生活，由我前面所叙的来看，其情形自然是很苦的。社会组织变更以后，农民的生活，应当比较的可以自由。但是因为商业发达的关系，人民生活比较从前繁华，而农人在经济上的势力，绝不能与商人相抗。于是一部分完全失败了的农民，自然的沦为富商或地主的私奴。正是太史公所说的：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
其情形恐怕比以前还不如了。以外大部的自由农民，虽然勉强支持，其所受的经济上的困难，也就可想。并且以外还有二种重大的痛苦：一是政府的苛敛。当时的政府，因为竞争的关系，费用加增，不能不多备点财赋，于是专在农业、商业上加税，以要求一时的胜利。从前周人对于农民的征税，大概是用一种“彻”法？《大雅·公刘》所谓“彻田为粮”，《崧高》说“彻申伯土田”，《江汉》说“彻我疆土。”（《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七之三，第十一页。又卷十八之三，第六页又卷十八之四，第十五页。）
《论语》：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同，《论语》卷十二，第四页。）
孟子也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同，《孟子》卷五上，第七页。）孟子所说夏殷之制，都不可信。大概是周代东方另外两种民族的制度？当时各国的制度，都不相同，便是明证。这几种制度的内容，说法很为复杂，这里不能多说。大致可认为什一的税制。这种制度，大概在春秋时候，已经废去。鲁国已经改行了一种什二制，这种税制改定，恐怕不仅鲁国为然？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梁任公先生说，是什一之外，另加了一种iandi tax。（《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九十四页。）《论语》说的什二，大概就是兼此而言。后来哀公十二年，又改行用田赋的制度，将一种属人的课税，也加入田亩税的中间，于是农民的负担更重。从前在贵族政治下的农民，虽然有一部分做了贵族的农奴，比如《大雅·瞻卬》所说：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八之五，第八页。）
便是因为他的农奴，被人所夺去而发表的怨诗。但是直接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似乎比较后来还较好些？差不多可以说是农民的生活，一时不如一时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贵族的食邑太多，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费用的激增，可以说是到了贵族政治的末路。但是到了春秋末年以后，贵族政治可以说是差不多结束了。农民的负担，在理应当减轻，在实事上不但是改轻没有希望，反而一步一步加重。我们看墨子说：
今天下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藉敛厚，民财不足，冻馁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间诂》卷六，第三页。）
孟子也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十三经注疏·孟子》卷十二，第六页。）可见当时的聚敛，是一种时髦的政策。怪不得孟子要责备邹穆公说：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同，卷二下，第九—十页。）
当时的儒家，早已觉得这种现象，所以孔子骂冉求说：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同，《论语》卷十一，第六页。）
有若也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卷十二，第四页。）这是儒家提倡的足民政策。荀子对于这方面，也极力的提倡，想以唤醒当时一班的时君。所以他说：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荀子集解》卷六，第八—九页。）
这一段讲得非常明白痛快，足以为当时一般政府的棒喝。他更骂着说：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
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同，第四页。）
我前面说过，这时候的加税，商业上也是一样。不过商人不会受损失，损失的仍然是一般需用货物的农民，这是普通的现象。这时候农民生活的困难，可以大概明白了。二是战争的影响。因为战争的激烈，人民的征发不时，就有产业，也不能耕作。所以墨子说：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间诂》卷五，第三页。）
尤其是《老子》书上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经》上，第十四页。）最为简明。人民处在战国的时代，其所受的损失和失业的痛苦，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孟子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十三经注疏·孟子》卷一上，第七页。）
其实当时一般农民，那里有这种生活的希望？荀子在这方面的意见，与孟子相同，所以他也说：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集解》卷五，第七页。）
在这种思想的反面，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实在情形。所以荀子认为“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乱，乱伤之也。”因为上面叙的这两种现象，荀子于是主张：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与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同，卷六，第二页。）
这也可说是就是荀子的生产论。荀子生产论的全部，虽然是“节用裕民”四个字：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 （同上）
实际他的节用，与墨子的节用不同，是一种分配之中，而兼含有消费节止的意味。纯粹的生产，就是裕民政策。所以他又说：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 （同，第四—五页。）
末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可注意的，就是孟子对齐宣王说：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计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十三经注疏·孟子》卷一下，第七页。）
他似乎是感着当时的土地都为富商和大地主所霸占，农民的土地不够生活，很有主张土地另行支配的色彩。荀子虽然主张定分，他所谓分似乎仅在消费方面，就是他所谓“节用以礼”的主张，并没有感觉农民土地不足生产的现象。这一点或者是由于战国末年户口的减少，比如长平一战，所坑的降卒就是四十万，（《史记》卷五，第十三—十四页。）其余十万、二十万的次数很不少，当时人口的减少，或者是一种事实。再不然就是因为他是承认这种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而又觉得土地的生产，可以人力培养，使之增加，所以对于这方面不甚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