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
实验主义是以极粗浅的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玄学，乘着哲学的贫困时代而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他是独立战争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产物，亦即这个阶级庞大的蒸蒸日上的权力意识和企业精神的一种表现。这个阶级在实践上，既不受一切封建残余的妨害，在理论上，又不受一切形而上学成见的羁绊，便把他的福音：‘无顾忌的蓄积’插入实际中。”据詹母士说：“我们的观念是‘工作的假设’，产生于对效果的信仰。但从‘对效果的信仰’到‘信仰的效果’观，只有一步路”，所以“他的实验主义——这种主义用真实不虚的美国无顾忌式的态度，表现于一切理论的问题中——流于神秘。因此宗教感情的满足，必定构成企业的一个部分，这里也是美国生活中最高技术经济发展和最大的宗教欺骗特别汇合的真实图形”，所以实验主义的方法“一开始就成了抽象，把他们从可感觉的诸物中抽摄出来，后来却又希望从感觉上来认识他们，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者已被他们用惯了的经济论的实验所迷着了”。
由于实验主义之庸俗的思想方法，颇能适合于一般市侩的精神水平，所以他曾经一时传布于世界的各地。在德国则以谢勒的人本主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出现，在美国则以杜威的应用主义出现。然而不幸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被硬搬进来了，这就是胡适等所宣扬的实验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胡适及其流派，他们乘着中国封建势力的崩溃与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便开始以市民代言人的资格而立于思想斗争的前线。他们一面对于还正在与他们直接斗争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面，对于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而积极地鼓吹资本主义合理的资本家的精神。他们毫无批判地打击中国古典圣经贤传，以为这些如果不是伪造，便是封建的残渣。实际上，在儒教的学说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分，值得中国的市民去承继和发展的。固然市民的文化，是以否定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产生出来，但所谓否定，不是完全的消灭，用武断的方法，把孔子抛到海里去。而是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它，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而是从被否定的东西中找出肯定的东西来，即使否定的东西与肯定的东西获得辩证的统一。然而实验主义者，却想以毁灭中国两三千年来封建文化中的一切积极的成就，而赤手空拳凭空建立中国的文化，这是非常可怜的愚笨。至于他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则完全采取污蔑的态度，他说：“辩证法出于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不错，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论的、玄学的方法，也就是说被歪曲成畸形的辩证法。但卡尔的却拒绝了和放弃了他的空虚体系，加以全部的改造为新的正相反的唯物辩证法。不错，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卡尔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源泉之一，但也仅是源泉之一，卡尔的唯物辩证法，是人类文化在 19 世纪分成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而创作出来的这些优良的东西之正当的综合与发展。然而这又是实验主义者所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的。胡适左右开弓之后，于是不能不离开“学者”的态度，向青年这样说：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很显然地，当胡适说这段话时，他自己已经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
二 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吗
实验主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完全是观念论中的主观主义。他以为客观的实在性是人类主观的空想之反映。胡适说：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他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 。又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来的实在，这个实在里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是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甚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功夫的，无论知识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们都是创造的。实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实在的一部分，都有我们参加的分子” 。
在这里，实验主义者，不但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有着客观的规律性，而且不承认有现实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只是人类的主观观念之反映，历史是依照主观观念的目的而显现其形象。一切客观的实在，都是被动的，只有主观的观念、意欲、神，才是主动的。客观的实在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可以任意装饰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人类可以用主观的观念，任意改变他们的形象。总而言之，历史是“一幅未完的草稿”留给实验主义者以“涂改的大权”。这样，胡适便可以运用其自由意志，观念，创造适合于其自己脾胃的中国历史。
然而我们知道，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类生活之发展。而这种历史的实在性，是离开人类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着的，不是人类的主观观念决定他的发展倾向，而是他的发展倾向决定人类的主观观念。固然人类可以创造历史，但人类不能依照其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而只能顺应历史之客观的倾向创造历史。只有当私有财产发生以后，希腊罗马氏族贵族才能创造古代的奴隶国家，只有当奴隶制经济崩溃的时候，日耳曼人才能在欧洲创造封建的国家，只有在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下，近代欧洲的市民才能建立其阶级的统治，又只有在资本主义崩溃的今日，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才有现实的可能性。诚如胡适所云：历史是一幅未完的草稿，但是这幅草稿，是几千年来历史上无数人类在其生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现实的生活斗争内容与形式，又是被规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因此过去的历史是千百万人世世代代的实际行动所创造的，今后的历史，也仍然是如此。而人类之历史行动又是被制约于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日本法西斯何尝不想创造一个“东亚大帝国”的历史，中国的汉奸汪精卫何尝不想创造一幅亡国灭种的历史，但在客观上却碰着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碰着了中国人民大众的坚强抗战。当初希特勒以及一些国际阴谋家，又何尝不想把“第三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乌克兰，但却遇着了苏联强大的红军，而不能不反戈以向英法。这一些现实的活的历史，说明了历史是非常执拗的，他决不是实验主义者眼中的“大钱”……他常常与人们的主观意识，走到相反的方向。主观的观念，不但不能创造现实的历史，而且他本身也是历史的创造物。历史之客观发展的规律性，规定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规定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是孔丘朱熹的思想创造了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创造了孔丘朱熹的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煽动了社会革命，而是已经成熟了的社会革命的历史基础创造出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同样，不是民族解放的思想煽起了民族革命的战争，而是在民族革命的历史的必然形势下，反映出民族解放的思想。就是实验主义的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代的历史基础上所产出来的一种市民层唯利是图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实验主义者从詹母士学得了一些最简单的知识之操纵，就想借此武断中国的历史，这是非常可笑的。
三 关于“一点一滴的进步”
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是陈旧的进化论。胡适说：“哲学是守旧的东西，这 60 年来哲学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黑格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重要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怎样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的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这便是实验的一个重要的原素” 。因此他得出如下的结论：“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的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事实——才是真进化。”
在这里，我们对于实验主义与达尔文学说有没有血统关系，这一点姑且不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实验主义者为甚么要抹杀达尔文学说中的物种突变论而强调其进化论这一点。很显然地他们是要借此否定人类社会之历史发展中的革命事实之存在。他们以为人类社会是永远在和平进化中发展着，人类社会就是在同质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伸延与发展，从古到今没有质的突变。从今往后，也不会有质的突变。历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社会怎样一点一滴的和平的进化到了现在。而且也就只准到“现在”为止，对于历史之未来的发展倾向，是不许研究的。这样，历史在实验主义的眼中，便变成了一片灰色的云雾，太古的历史与现在的历史，只有量的扩大，没有质的差异了。然而我们知道，所谓发展，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都不仅仅是量的增大或延续，只要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原来的东西就会失去其以前的质，而在新质上面成了另外的新的东西。就因为如此，所以历史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是一个绝对连续的；因为由一质到另一质的转变，却不是连续的进化，而是飞跃，是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之中断。仅仅承认连续性的和平进化，就等于否认历史的变革性，否认革命。然而在现实的历史中，这种变革或革命是存在着的。在现实的历史上，的确有着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氏族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社会他们虽然是一个跟着一个发生出来，但是他们却各自具有其独有的特殊的性质，他们表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中国的实验主义者则主张用和平进化来代替革命突变。
为了圆满其历史不变性的主张，胡适又这样说：“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在这里胡适只承认由量到量的变异，——“一点一滴的变异”是量的变异；他不知道这种变异，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表现为质的变异。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一种可能的量的成长条件之下，他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必然会发生一种革命的突变，使资本主义一点一滴的连续发展中断，而变质为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一个简单的目的地，也不是一步跳到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点一滴的长期发展所准备的。并且也不是一步跳到之后，就一成不变，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也有其发展的规律。由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到五年计划经济时代，他也经过了一系列之发展阶段，而且在继续向前的发展之中。实验主义者总想把历史停止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上，因而不能不否认历史的突变，但是这与现实的历史并不相干。目前的世界史，却正走向一个伟大的突变的时代。同样只有汪精卫等汉奸，才主张中国可能以和平进化的方式走到独立自由的历史，而全中国的人民则正在以革命战争争取中国历史之新的转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向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这在实验主义者看来，岂不又违反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律吗？
四 所谓“祖孙的方法”
我们现在说到实验主义的历史方法，关于这一点，胡适说得很明白。他说：
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厉害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实验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就是因果律论，他们以为只要抓着一个事实的因果，则这个事实就会自明了。因此“明因求果”，就是实验主义历史方法论之精髓。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中的一切事实，一切运动都是相互联结着相互制约着的。历史中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也存在着普遍的交互作用。一定的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别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继起，就引起了因果性的表象或诸因果性的因果连锁的表象的变动。先行的现象叫做原因，继起的现象才叫做结果。但是因果性之比较完全的证明，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一定的现象再产生出来的时候才能得到。因此我们从原因与结果考察某一现象时，把个别的现象从一般的联系中相对地孤立出来，是不可免的，但同时不应忘记这些因果关系之相互的联系，然后，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这些个别的历史现象。然而实验主义者所谓因果律是没有看见各现象的整个联结及其交互作用的。他们观察事物时，只认为作为原因看的某种现象之后，常常一定会继续发生一个作为结果看的不变的同一现象。在实验主义者看来，原因与结果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孤立的一次的关系，原因不能成为结果，结果不能成为原因，他们不理解历史现象之整个性与复杂性，他们把因果性当作规律性的唯一形式。他们就用着这样的方法去片面地，零碎地，孤立地去解释历史上的诸现象，从而历史在他们眼前，便变为“断烂朝报”。虽然每一历史现象都有其自己之原因与结果，但这一现象与另一现象便是各不相关。每一现象都各有其原因与结果，因而每一现象都各自孤立存在着，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又公平又厉害”的“祖孙方法”。
然而即使这样一种粗淡的方法，中国的实验主义者也没有应用起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总算是实验主义之实验。但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孔子替他揭幕，而秦始皇的焚书，替他收场的。他既没有从古代世界找出中国哲学的祖父，也没有从秦火灰中发掘出中国哲学的子孙，他没有“捉住两头”，反之，他是捉住了一个“中段”而溜其两头。他把中国哲学史斩头刖足，这样的方法，我以为只有“厉害”，而并不“忠厚”。
但是实际上，中国历史开始的地方，思想的进程也应随之开始。同样，中国历史继续前进的时候，思想也决不会中断。所谓哲学，不过是人类思维之表现的形式。而人类的思维，则是具体的客观历史的反映。胡适一面承认在孔子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个传说时代，然而他却不承认这个传说时代有哲学。他用“无信不征”四个大字，一笔勾销了中国历史上的原始共产社会乃至奴隶社会。同时，又利用秦始皇焚书的大火，把中国的哲学史结束了。这样中国哲学的“前因后果”在那里？他变成了一个前无祖先，后无子孙的神奇的东西了。
五 “这正是抬高个人的重要”
最后实验主义者在历史中极端强调“个人”的作用，而否认“大众”之历史的创造作用。胡适说：
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杀个人，这正是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留百世，臭也不止遗万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
胡适在这里极端颂扬“个人”，自然他所谓“个人”是“特殊的，杰出的个人”，是英雄，豪杰和圣贤，他以为“过去现在将来，种种‘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换言之，他以为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些“无穷的”“个人”的意念，言笑和行动之世世代代的积累。他以为中国的哲学，是孔子这个“个人”想出来的，而后来又被秦始皇这个“个人”消灭了。中国的哲学史，就是孔子加孟子，孟子加荀子，荀子加朱熹，这些“特殊个人”的一点一滴的意识之机械的相加的历史。詹母士“全知全能的上帝”，到胡适面前，便一变而为“全知全能的个人”。从表面看来，胡适的历史已经从神到达了人类，但实际上，胡适所到达的“人类”，依然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类，而是“超人”的“特殊人类”，是与一般人类不同的“人类的幽灵”，他即是“神”或“上帝”。因为他所谓“人类”是具有与“上帝”同等的威权，可以用一个人的意志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人类”。这种“人类”在现实的世界，现实的历史中是不存在的。
实验主义者，极力“抬高特殊个人”，而“蔑视大众”，把历史当作是“特殊个人”的创造事业，而把一般大众当作是泥土一样，可以被“特殊个人”随意塑成任何一种历史的社会形式。明白些说，可以放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之下去剥削，可以驱到任何一种战场上去屠杀。他们只是“特殊个人”创造历史的材料而已。
不错，我们承认这些“特殊个人”，对历史之主观创造作用，但是我们却以为这种主观作用是被规定于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因为“社会的发展最后地计算起来，不是杰出人物的意志和思想来决定，而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发展来决定的，由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的变迁来决定。……不是思想决定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是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他们的思想。如果杰出人物的思想和希望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脱节，与先进的阶级脱节，则他将变成没有一点用处，如果相反的，他们的思想和希望正确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阶级的需要，那末，杰出人物能够成为真正的杰出人物”。因此，我们以为不是“特殊个人”的一言一笑，一行一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发展的条件，决定着“特殊个人”的言笑行动。因为只有他能反映出整个民族和民族中的整个阶级的意识的时候，他才能够形成一个历史的行动，否则他决不能给与社会以影响。
其次，“特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只是历史的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必然要被规定于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历史的偶然，并不消灭历史发展之必然的规律；反之我们只有把这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起来看，才能正确地理解个人对历史的作用。拿破仑是一个“特殊个人”，他在法国历史上，曾经起过创造作用。但拿破仑的历史创造，是历史的偶然，而当时正在兴起中的法国布尔乔亚需要这样一个开辟市场的英雄，则是历史的必然。假如在当时客观条件上没有这种历史的必然，则拿破仑的偶然性也不能显现出来；反之，即使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另外一个杰出的人物，代替拿破仑来执行历史的创造任务。然而实验主义所谓个人是超历史的超社会的个人，是和“上帝”一样，可以不顾历史条件而能一手创造世界，颠倒历史的个人，而历史就是这种个人的观念与行动之连续，这样的“个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神”或“上帝”。实验主义到这里，脱去了伪科学的外衣，赤裸裸地显露出“神秘主义”的原形了。
六 总结几句
总之。实验主义者的历史方法，可以概括如次的几点：第一、是从主观观念论出发，因而否认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性。第二、是以陈旧的进化论为中心，因而否认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有任何质的突变。第三、是以机械的因果律代替历史发展之一般的全面性，因而他只能看到个个的零碎的现象，而在现象之间，无力建立其联系。第四、他强调历史发展中之主观的创造作用，而无视客观条件对主观作用之制约性或规定性。第五、他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并且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的地位，因而他们以为整个的历史，都是偶然事件的碰巧与凑合。实验主义者就以这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并且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造成了一般专凭脑袋去思维，去假设，去寻找道德，寻找真理做摆渡的所谓历史家。这些“历史家”，他们专门一点一滴的磔割中国的历史，他们无批判地否定一切，同时又毫不迟疑地涂改一切。这样，就形成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科学上的大割裂、大混乱与大曲解。
虽然，不管实验主义者在主观上对中国历史如何割裂、涂改与曲解，然而在客观上，中国的具体历史，并没有依照他们主观的观念而改变。在目前中国的人民正在一个空前未有的伟大的历史创造中，中国的人民为了争取这一历史创造的胜利，他们需要吸取过去一切历史的经验，需要用历史经验教育自己以建立自己的战斗知识。所以在目前，中国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对一切歪曲的历史观作理论的清算，把中国历史从封建的云雾中，从市民的烟幕中洗刷出来，使中国的历史在严正的科学方法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样中国的历史，才能成为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之指导的原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历史的指导之下，才能把他们主观的创造配合于客观的历史倾向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
（重庆《读书月报》第二卷第三期，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5月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