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之庄学述评
愚以为自有《庄子》以来，善读其书者，首推司马氏父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又曰：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此其言可谓深得道家之要诣矣。清曾涤生曰：“司马迁《自叙》中述其父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诸家互有得失，而终之以道家为本。此自司马氏父子学术相传如是，其指要则谈启之，其文辞则迁为之也。”盖习道论于黄子，尊其所学然也。其子迁著《史记》，书中述庄子生平事迹甚详，亦多警策之语：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盖子长才识绝伦，长于批评，为吾国史学界之泰斗也。其评《庄子》，一则曰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再则曰：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非有文哲眼光弗能为斯言也。
班孟坚《汉书·艺文志》删存向、歆父子之说，叙及《庄子》，而不没其长，亦足尚也。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之庄学述评
汉代言道家者，常举黄、老，罕言老、庄。老、庄并称，始于魏晋。当时达官名士，多宗老、庄，如魏王弼、何晏、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郭象，晋王济、王衍、卢谌、庾敳、庾亮、桓石秀、司马彪、崔譔、李颐，宋戴颙、李叔之，齐祖冲之、徐白珍，梁江紑、伏曼容、贺㻛、严植之、刘昭、庾曼倩，陈周弘正、徐陵、全缓、张讥、陆瑜，北魏程骏、邱晏，北齐杜弼等其最著者也。不特此也，即为君主者亦莫不嗜老、庄，自行撰著为天下倡，如魏武帝注子书；梁武帝法善老子，制《老子讲疏》并释典诸经义记数百卷；简文帝制老、庄《法宝连璧》诸书，元帝制《老子讲疏》四卷，诚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清洪亮吉云：
《庄子》一书，秦汉以来皆不甚称引。自三国时何晏、阮籍、嵇康出，而书始盛行。陈寿《魏志·曹植传》末，言晏好老、庄之言。《王粲传》末，言籍以庄周为模则，于康则云好《老》《庄》。老、庄并称，实始于此。于是崔譔、向秀、郭象、司马彪等接踵为之注，而风俗亦自此移矣。《晓读书斋初录》卷下
此言虽略而不详，然当时崇尚老、庄之风，由此不难洞悉矣。
魏晋之际，学者多以老、庄为清谈之资，求其能通庄子之哲理者，则阮籍、向秀与郭象其著者也。嗣宗有《达庄论》一篇，其文云：
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坌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共议撰辞合句，启所常疑。乃窥鉴整饰，嚼齿先引，推年蹑踵，相随俱进。奕奕然步，䐱䐱然视，投迹蹈阶，趋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检，犹豫相林，或作林莫肯先占。
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击势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后，长乎文武之裔，游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飞翮、垂曲裙、扬双鶂有日矣；而未闻乎至道之要，有以异之于斯乎！且大人称之，细人承之；愿闻至教，以发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贵生，地道贵贞，一作静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为诚者也？”
于是先生乃抚琴容与，慨然而叹，俯而微笑，仰而流眄，嘘噏精神，言其所见曰：“昔人有欲观于阆峰之上者，资端冕，服骅骝，至乎昆仑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饰；骅骝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矫腾增城之上，游玄圃之中也。且烛龙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钟山之口，不谈曲室之内。今吾将堕崔巍之高，杜衍谩之流，言子之所由，几其寤而获反乎！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豪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
“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性一作佳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足、裂肢体也。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己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雠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则生不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
“冯夷不遇海若，则不以己为小；云将不失于其鸿蒙，则无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据，持其无者无执。月弦则满，日朝则袭咸池，不留暘谷之上，而悬车之后将入也。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崇生者失一作乱其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故复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诚也；克己为人者，廓外之仁也；窃其雉经者，此句误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乱国之臣也；曜菁华、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尘埃者，贪冒之民也；洁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污者，诽谤之属也；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罔之伦也；诚或作成非媚悦，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而死，颜、夷之穷也。是以名利之涂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
“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伏羲氏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污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后，坚白并起，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昔大齐之雄，三晋之士，尝相与明目张胆，分别此矣，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伤。复或作吹万数窍一作物相和，忽焉自已。夫雁之不存，无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龟之见宝，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云。夫别言者，怀道之谈也；折辩者，毁德之端也；气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万物之患也。故夫装束马轼者，行以离支。一作交虑在成败者，坐而求敌；逾阻攻险者，赵氏之人也；举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
“夫善接人者，导焉而已，无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绣而见，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阙，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来，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发而开之，使自舒之。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容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
于是二三子者，风摇波荡，相视䐱脈，乱次而退，蹚跌失迹。随而望之，耳或作其后颇亦以是知其
无实，丧气而惭愧于衰僻也。
且于“自然之理”三致意焉，其言颇觉简略，惟未释其全书。
《庄子》注之古者，晋向秀，次郭象。《竹林七贤论》云：“向秀为《庄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哲元德，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惜秀注久佚。今传以郭象本为最古，其序云：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尔。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长也。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乎物宜，适乎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远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
可谓深得庄子要诣矣。惟注文是否郭氏手笔尚成问题，刘义庆《世说新语》以为郭氏掠向秀之美，如云：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原注）《秀别传》曰：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子不死矣！”复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秀本传》或言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云。《竹林七贤论》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愿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原注）《文士传》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象本传全采其说，绝无异辞。钱曾独谓“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信。”《读书敏求记》亦未寻出有力之反证。《四库书目提要》云：
向秀之注，陈振孙称宋代已不传，但时见陆氏《释文》。今以《释文》所载校之，如《逍遥游》有蓬之心句，《释文》郭、向并引，绝不相同。《胠箧》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句，《释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为之斗斛以量之句，《释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无。然其余皆互相出入。又张湛《列子注》中凡文与《庄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载《达生篇》痀偻丈人承蜩一条，向注与郭一字不异。《应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弃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见之而心醉句，向注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无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注块然如土也，郭注无之。是殆见吾杜德机句，乡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实不入句，向、郭并同。……
刘义庆谓象注窃诸向秀，据此所考校，殆非虚语。然就注文之本身论之，则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兼可考魏晋人之哲学，实可宝也。
至注解《庄子》者，有晋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卷、司马彪《注》十一卷、李颐《注》三十卷、孟氏《注》十八卷、东晋崔譔《注》十卷、宋李叔之《义疏》三卷、梁简文帝《讲书》二十卷（《唐书》作三卷，非也）、陈周弘正《疏》八卷，张讥《注》四十二卷，虽或亡或存，皆当时爱《庄》者之作也。
此外《庄子·逍遥游》篇，诸家注释多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支氏《逍遥论》曰：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者，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
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云：“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七篇即《庄子》内篇也。刘彦和《文心雕龙·序时》篇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窃疑彼辈纵得其义，亦未见能有会于蒙庄行文之妙也。北朝魏周不习玄学，陈人之入长安者，又不能自振，故庄学益衰。
第三节 隋唐之庄学述评
隋代研究庄学者甚鲜，注《庄》书者仅张羡有《道言》五十二篇、何妥有《庄子义疏》四卷等数辈而已。迨至唐世，斯学复盛，惟崇尚庄子之主诣，已与前代异趋。何则？庄子虽列道家，但魏晋间仅谓之善谈玄理，至是则一变而为神仙。盖唐既祖老聃为玄元皇帝，老、庄为世俗所通称，故亦尊庄子为真人焉。（南华真人）匪特尊其人也，而尤重其书也。有唐一代，屡诏校定及诏求《老》《庄》等书之事：玄宗开元元年，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见《新唐书·儒学·康子元传》；八年，马怀素卒后，诏秘书馆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又令毋煚、刘彦直等治子部书，见《儒学·马怀素传》；二十年，置崇玄学，令习《老》《庄》《列》《文》等书，准明经例举送，见《旧唐书·礼仪志》；二十九年，诏求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者，见《新唐书·玄宗本纪》及《选举志》；天宝元年，诏以《庄》《文》《列》《庚桑》为真经，又诏崇文习《道德经》，见《旧唐书本纪》及《礼仪志》。故唐代之尊崇老、庄，较汉代之尊尚孔子，且尤过之无不及焉。
唐代注解《庄子》者，有卢藏用《注》二十卷、陆德明《文义》二十卷、成玄英《疏》十卷、文如海《疏》十卷、张九垓《指要》三十三篇、元载《南华通微》十卷。注者纷拏，而于《庄》义未尽。西华法师成玄英，虽以庄子为仙人，尝谓庄子师长桑公子，受号南华仙人然彼于《庄子》一书，自谓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其撰《南华真经疏序》中有云：
……所以《逍遥》建初者，言达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适，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无待圣人，照机若镜，既明权实之二智，故能大齐于万境，故以《齐物》次之。既指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灵凝澹，可以摄卫养生，故以《养生主》次之。既善恶两忘，境智俱妙，随变任化，可以处涉人间，故以《人间世》次之。内德圆满，故能支离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随物升降，内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鉴，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会内之极，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师》次之。古之真圣，知天知人，与造化同功，即寂即应，既而驱驭群品，故以《应帝王》次之。
近人叶德辉跋慎思堂旧钞本《庄子》成玄英《疏》有云：“玄英所见六朝以前古本古书，有出陆德明《释文》外者。《疏》于人名每详其字，地名亦必实证其处，是足补郭《注》之所略。其于内篇《养生主》老聃死，《疏》称当周平王时去周西渡流沙，适之罽宾，而内外篇竟无其迹。”按敦煌发现之《老子化胡经》云：“至于照王当系周昭王其岁癸丑，二十五年公历纪元前一○二八年便即西渡，经流沙至于阗国毗摩城所。”又云：“我昔离周时，西化向罽宾，路由函关去。”是足与法师所注互相印证，而为道教史之参考资料也。《老子化胡经》为西历道士王浮注，屡遭禁断。清末敦煌发见唐写本《化胡经》，为唐永徽以后伪作，实非王浮之旧。
唐代韩、柳之伦，为文始规抚《庄子》，而于其哲理，所见犹有未尽。淮海称韩文能钩《庄》《列》，说者颇为退之辩护。其实《答李翊书》《送高闲上人序》《原道》等篇之学《庄》，前人早已见及矣。
柳氏为文，自谓“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传》、《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书》其深会庄文之美，概可想见。
第四节 宋代之庄学述评
魏晋之人，偏重庄子之玄学，而略其笔致；唐代之人，有取庄子之文章，而忽其哲理；二者均不能无偏。宋代学者较能从此两方面兼程并进，以分业故，所得仍有所偏。欧阳修为宋代古文大家也，其评庄子亦合混其词。如曰：
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唐书·艺文志序》
未详道其要诣之所在也。
苏子瞻始致力鉴别《庄子》书之真伪，其所著《庄子祠堂记》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虽语焉不详，然固当以读书得间许之矣。
与苏氏同时而治庄学者，则有王介甫。介甫著有《庄周论》，其文云：
庄子论 上
世之论庄子者不一，而学儒者曰：“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后可，其曲直固不足论也。”学懦者之言如此。而好庄子之道者，曰：“庄子之德不以万物干其虑，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礼乐也，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是知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庄子亦曰：“墨子之心则是也，墨子之行则非也。”推
庄子之心以求其行，则独何异于墨子哉？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此亦庄子之所愿于后世之读其书者也。今之读者，挟庄以谩吾儒曰：“庄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悲夫！
庄子论 下
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讼也。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又自以为处昏上乱相之间，故穷而无所见其材。孰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间而遭世遇主，终不可使有为也。及其引太庙牺以辞楚之聘使，彼盖危言以惧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岂迷出处之方而专畏牺者哉？盖孔子所谓隐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说，其于道既反之，宜其得罪于圣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圣人详说而谨行之，说之不详、行之不谨则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详，则天下惑。且夫谆谆而后喻、哓哓而后服者，岂所谓可以语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其子元泽著有《南华真经新传》。是书体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约其辞，标举大意，不屑屑诠释文句。大旨谓内七篇皆有次序纶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藏内篇之宏绰幽广，故所说内篇为详，后附拾遗杂说一卷，以发挥余义，疑其书成后所补缀也。史称雱睥睨一世，傲然自恣，与庄周之滉漾肆论、破规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似，故往往能得其微旨。《四库书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六
宋代之治庄学者，除苏轼及王氏父子外，尚有王应麟、王曙、褚伯秀、林希逸等辈。应麟辑《庄子逸》篇，今列入《玉海》中。曙亦有《旨归》三篇，于庄旨略有阐述。伯秀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有六卷，纂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说，而断以己意，《提要》谓宋以前解《庄子》者，梗概略具于是。希逸撰《庄子口义》十卷，前有自序，大意谓读《庄》有五难，必精于《语》《孟》《学》《庸》等书见理素定，又必知文字血脉，知禅宗解数，而后知其言意，少尝闻于乐轩，因乐轩而闻艾轩之说，文字血脉，颇知梗概又尝涉猎佛书，而后悟其纵横变化之机，于此书稍有所得，实前人所未尽究者云云。盖两书异其旨趣，一则专主义理而疏于音训，一则侧重章句而沾于文学血脉。见《四库书目提要》以言乎哲理，彼固有所未喻；即析其文律，恐亦未臻绝诣也。
庄学得王、苏之提倡，故当时治《庄子》者已次第臻于极盛，而庄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于是有三人焉，遂著书以诋《庄子》。叶适《论庄周》云：
知圣人最深，而玩圣人最甚，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愤之切，异于屈原鲜矣。然而人道之伦颠错而不叙，事物之情遗落而不理，以养生送死饥食渴饮之大节，而付之倜傥不羁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盖未已也。《水心文集》
高似孙所著《子略》亦论及《庄子》：
《道德》三千言，辞絜旨谧，澹然六经之外，其用《易》也。《庄子》则不然，浚涤沉潜，若老于玄者，而泓峥萧瑟，乃欲超遥于老氏之表。是以其说意空一尘，倜傥峻技，无一毫蹈袭沿仍之陋。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率以荒怪诡诞、狂肆虚渺、不近人情之说，瞽乱而自呼。至于法度森严、文辞隽健、自作
环新，亦一代之奇才乎！
与水心、似孙同一口调而评《庄》者则为黄震。黄氏云：
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然时有出于正论者，所见反过老子。老子之说可录者不过卑退自全，庄子之说可录者往往明白中节。
《庄子》之可录者固过于《老子》，然其悖理者则又甚于《老子》。盖《老子》隐士之书，而《庄子》乱世之书也。其所以变乱天下之常者，不过借天下之不常以乱其常，如麋鹿食蔗，则因谓民食刍粟者为非正味；如巨盗负箧，则因谓缄縢防盗者为盗积；如瞽者不见文采，聋者不闻钟鼓，则因谓文采钟鼓为无用。于是乎混而殽之，谓是即非，非即是，即而是非之两忘，于是乎复荡而空之；谓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生之理尽绝；于是乎又复引而伸之，谓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为天下之至人。呜呼！此诚乱世之书，而后世禅学之所自出也！是非之理判然，安得而使之无？人生而有血气心知，安得而使之无？果如其说，心定神全，入水入火不惊不悸犹可也，安得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必无之理，童子犹将笑之。奈何其文奇说诞，人情易惑，虽老师宿儒反或溺之邪？呜呼！悲夫！盍火其书！
道家者流，谓黄帝上天，谓老子西出关为长生不死之证。然黄帝之墓，好道之汉武亲过之；老聃之死，好道之庄子亲载之。庄子生于战国，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书称六经；噫！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黄氏日抄·诸子》五十五卷
水心对庄有毁而无誉，似孙、东发于庄哲理则诋誉，而于文辞则又亟赞美，何前后矛盾其词也。噫！宋儒之不明《庄》义可窥一斑矣。至东发谓：“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书称六经；噫！《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斯种疑古之论最精辟，为开后世考证学之先河也。
第五节 金、元之庄学述评
金、元时代崇尚庄子者殊鲜，金有赵秉文之《南华略识》、李纯甫之《庄子解集》、杨云翼之《庄列赋》各一篇。马定国《读庄子诗》曰：“吾读漆园书，《秋水》
一篇足。安用十万言，磊落载其腹？”是《秋水》一篇，信为庄周自作。元代关于《庄子》著录者仅有吴澄之《校正庄子》、赡思之《老庄精论》而已。他无闻焉。
第六节 明代之庄学述评
明代崇尚老、庄者颇多，除明太祖外，如杨慎、朱得之、陆长庚、沈一贯、焦竑等其最著者也。升庵撰《庄子阙误》一卷，校勘甚精。其尝评《庄》云：“《庄子》，愤世疾邪之论也。人皆谓其非尧、舜，罪汤、武，毁孔子，不知庄子矣。庄子未尝非尧、舜也，非彼假尧、舜之道而流为之、哙者也；未尝罪汤、武也，罪彼假汤、武之道而流为白公者也；未尝毁孔子也，毁彼假孔子之道而流为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者也。”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引 是后世学者中，有以庄子为非与儒家有敌意而盛推奖之者，此其根本谬见在于不认识事物之差别也。
得之有《庄子通义》十卷，于《庄》义理间有所发，其自序云：
宇宙无涯，乾坤无朕，贸贸焉，群生相禅于无穷，不有淳古先觉，察其主张纲维之物示之，人则最灵之赋，参赞之能，滔滔醉梦而莫知其形之弗践之可耻也。庄子，乐天悯世之徒，学继老、列，尝与鲁哀公论儒道，公谓国无其方。郭子玄称其文为百家之冠，厥有指矣。或乃以其命辞跌宕，设喻奇险，遂谓其荒唐谬悠，与《诗》《书》平易中常者异，而摈黜于儒门。不知其异者，辞也；不异者，道也。即其发微唱幽，尚真耻迹之多方，盖道德优裕之后，用易而藏其用，肆其才而游于艺，于以寓其顺世开迷之心者也。然则《诗》《书》固经世之准，而三子则立命之方。立命达于人人，经世存乎一遇，安得守此而弃彼乎？是故求文辞于先秦之前，《庄子》而已！求道德于三代之季，《庄子》而已！《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欲见天地之心者，必不忽《庄子》，好古畜德者必不讶《庄子》。是用通其义而托诸梓，祈与若人者共答庄子之赐。
嘉靖庚申蜡日 靖江朱得之
稍后于朱氏，为长庚，亦治《庄》学，著有《南华经副墨》，以佛释《庄》，间有所获。其自序云：
外史既测《道德经》已，犹复测《南华》。《南华》者，《道德经》之注疏也。其说建之以常无有，而出为于不为，以破天下之贪执者。去圣远，道德之风微，儒墨并起，各持其似以相是非。上仁义，崇圣智，而首乱之民爱窃之，以嚆矢天下。以故，识者病焉。以为先疾而施剂，则君参佐耆，适以滋毒而戕人。善摄生者，不轻试以无妄之药。故曰“上德为之而无以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可为也，义可亏也。“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淡寞而天下治矣。且夫天下不可为也，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知其不得已。若乃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则其于道也几乎？古之至人，守宗保始，欲为而为之以不为。世出世法，莫不由此。所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绪余以理天下，盖自几蘧以逮羲、轩，莫不通于道而合于德，退仁义而宾礼乐。明于本度，系于末数，理之所以穷也，性之所以尽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谓之大道；迕此者，谓之俗学。若乃断言语、绝名相，混溟茫沕，迥出思议之表，则竺乾先生谭之西方，未始相袭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尝谓震旦之有《南华》，竺西之《贝典》也。《贝典》专谭实相，而此则兼之命宗。盖妙窍同玄，实大乘之秘旨。学二氏者，乌可以不读《南华》？缘督、守中，则卫生之经也。地文、天壤，则止观之渊也。藏神、守气，则食母之学也。忘言、绝虑，
则总持之要也。有情、有信，则重玄之秘也。无实、无虚，则实相之理也。因是，则玄同之德也。忘我，则无相之宗也。生死一条、可不可一贯，则解脱之门也。若乃采其文撷艺圃之华，资其辩给悬河之口，则操觚挥麈之伦，又多取焉？呜呼！文字上起唐虞，以逮邹鲁，称性之谈，精绝闳肆，孰逾《南华》矣！亦其矢口寓言，正而若反，从心曼衍，废而中权，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则惠施呿口，公龙结舌，季真、接子之徒，又乌能测其涯涘哉？昔晋人郭象，首注此经，影响支离，每涉梦语；鬳斋《口义》，颇称疏畅，而通方未彻，挂漏仍多。是知千虑一失，在贤知犹不能免。商、赐启予，回非助我，仲尼大圣，不无望于人人，而况其散焉者乎！星启款寡闻，素无前识，而二氏之学，载之末季，颇窥堂奥，乃复添注是经，补救偏弊，以匡昔贤之不逮。名之《副墨》，相与二家之说，参订异同，而一二同志，佥谓发所未发，勉令卒业，游历江海，佩之奚囊，三易岁乃脱草。呜呼！批导熟，则庖丁之目无全牛；察认真，则九皋之肆无留良。千载而下，知庄叟者谁欤？若谓侮圣畔道，言大而无当，则星也与叟均之不白于天下矣！
万历戊寅四月望日 方壶外史陆西星长庚自识
自陆氏以佛释《庄》后，已为后世庄学别关途径。天启、崇祯间，释德清之《观老庄影响论》，每引佛说，以证《老》《庄》；方以智之《药地炮庄》，较有新解，而时杂佛说，大都欲援道入释。然方氏之说盖为有托而言。陆氏以《天下》篇为《庄子》后序，尤与林屋洞藏书《古今南华内篇讲录》相同。《南华内篇讲录》作家及时代均不详，其以《寓言》为《庄子》前序，则不愧为新意。
稍后于陆氏者为一贯，亦治《老》《庄》学，所著《老子通》《庄子通》颇精审。其《庄子通序》云：
《庄子》盛于晋，故郭子玄为之解，次则唐道士成玄英。二书具在，殊未畅于人心，自余直可束高阁矣。余读《庄》三十年，颇有所会，未遑于赫蹏。丁亥春，偶疏《大宗师》《应帝王》二卷，既得陆长庚《副墨》，为之敛衽。戊子赴阙，无何，引疾还。舟中寂无事，因日课数十行以自嬉于无何有之乡，实四月二十三日托始于德州。忆旧年解《老》竣于是，而乃今复于是乎始《庄》，岂冥数耶？会水枯，寄泊清源、聊城之间者一月，遂得专其精神；迨毕工于济上，则六月朔矣。儒者之说，载在六经、《语》《孟》中，宋君子既详之，无以加。庄子本渊源孔氏之门，而恍洋自恣于方外者流，竺乾氏未东来，而语往往与之合，故当居三教间。余以其五万六千余言参而伍之，以畅其说，虽不中，庸远乎哉！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辩说者取其辞。”《庄》之所以蓄于今者，以学士大夫好其辞也，而义则鲜有过而问焉者。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辞之不可已也如是。虽然，犹幸而独以辞畜之也。苟读之不深而惟其近之是求，必且蔑裂礼教，诟辱古今以来大圣贤，而甘与盗跖同林，失其逍遥于其无穷之心，为天下后世害，宁有既哉！昔稽叔夜之贤也，犹曰好读《庄子》，而增其放旷。余谓叔夜非善《庄子》者也。我愿世人以闇然自修、廓无所系之心读《庄子》，而遗其言之所寄，不以《庄子》为怪，然后可读《庄子》。孙登之规叔夜曰：“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于得薪，故可以续其明；用才在于识真，故可以全其年。”虽然，真以闇然自修、廓无所系之心读《庄子》，犹庄子耳，未及孔子也。知庄子之所以别于孔子者，然后可以善《庄子》。
万历十六年六月八日 四明沈一贯
沈氏治《庄》，用功甚勤，故时有剏获。然其书流传甚罕，世之得见其书者盖亦寡矣。
同时又有弱侯亦治《老》《庄》学，所撰《庄子翼》八卷，体例与其《老子翼》同。虽提要议其不如彼书之精，然亦多存旧说也。其《庄子翼序》云：
老子在晚周著书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关尹子、杨朱、列御寇、亢仓楚、庄周皆其徒也。诸子唯杨朱无书。《列子》在晋末书始行，疑后人取《庄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作列传不及列子。《亢仓子》，唐王士源所著。《关尹子》书甚高，顾婴儿蕊女咒诵土偶之类，聃时尚无之，亦后世知道之士所托为，非其真也。《庄子》旧传五十三篇，今存三十三篇，外、杂篇间有疑其伪者，乃内篇断断乎非蒙庄不能作也。然则老氏门人之书传于世者独《庄子》耳。余既辑《老子翼》若干卷，复取《庄子义疏》读之，采其合者为此编，亦名之曰《庄子翼》。夫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老子与孔子同时，庄子又与孟子同时。孔、孟未尝攻老、庄也。世之学者顾誻誻然沸不少置。岂以孔、孟之言详于有，而老、庄详于无，疑其有不同者欤？嗟乎！孔、孟非不言无也，无即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谓下学而上达者也。彼老、庄生其时，见夫为孔、孟之学者局于有，而达焉者之寡也，以为必通乎无而后可以用有，于焉取其所略者而详之，以庶几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义礼乐云云者，孔、孟既丁宁之矣，吾复赘而言之，则何为乎！此盖老、庄之雅意，而非其创为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为有无，转上下为微妙，其词异耳，以其词之异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庄乎？孔、孟、老、庄闵学者之离其性也，而为之书以觉之。不知反其性，而哓哓然异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时万历戊子人日 焦竑弱侯书
除上述诸家外，更有陶望龄之《解庄》、文德翼之《读庄小言》、黄洪宪之《南华文髓》、金兆清之《庄子榷》，或袭取旧注，议论陈因，或评论文格，动至连篇累牍，均无所发明。兹录金《序》一首，藉见一斑：
读《庄子》者类以清净无为，诡于大道，其言多洸洋幻眇不可训。嗟嗟，此老岂真枵然于无用者。夫物以有而碍，道以虚而通，出阴入阳，其用莫测，要在外应世而内全真，道不离而物自化。洋洋七篇，内圣外王之理朴矣，何尝迂阔，何尝不曲中事情！如云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岂非天地间至正至当之理，圣人教人以忠孝之格言，不过如是。其杜机杜权太冲莫胜，即《中庸》之闇然大《易》之退藏于密。又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贷万物而民弗恃；与笃恭而天下平，无声无臭同一旨也；而概云荒唐诞谩为轻世傲物之师哉？诸解或敷演清谈，或附会乘典，愈幻而愈迷其宗，卒未有以经还经，去边见而游乎三昧者，自因之□天解出，以逍遥间旷之旨，吐人伦日用之常，一步踏实一步，则一步推高一步，其视说玄说妙、捕风捉影者有间。继之以湘州之说《庄》，如入地菩萨说地前事，又如行者之谱故道、老人之数家宾，何怪其说之明切而晓畅也。《南华》之义，得两先生而旷若发蒙，知非为孔、孟之外道，庶千古之犹旦暮而不以白颡元鼻之说混于坚白之。呜呼！因之有言，圣人心学说得十分精细，庄子心学必说到十二分精细，过精即粗，蒙庄复起，当亦首肯于斯言。清不敏，未及窥两先生之堂奥，发幽晦，证舛错，但以所证向附以扬㧖，曰非演其洸洋幻眇之谈，而演其布帛菽粟之旨也。于后之读《庄》者，未必无小补云。
崇祯乙亥之花朝 金兆清
此外抨击《庄子》者，亦有其人。宋濂《诸子辨》云：“其书（指庄子）本《老子》，其学无所不窥，其文辞汪洋凌厉，若乘日月，骑风云，下上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然所见过高，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盖彷佛所谓‘古之狂者’。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苟闻之，则其损过就中，岂在轲之下哉！呜呼！周不足语此也！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周纵日见轲，其能幡然改辙乎！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借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斁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金李纯甫亦能言之士，著《鸣道集说》，以孔、孟、老、庄同称“圣人”，则其沈溺之习至今犹未息也。异说之惑人也深矣夫！”此卫道态度，与宋高似孙、黄震殆出一辙也。
第七节 清代之庄学述评
清代吴世尚、孙嘉淦辈亦攻庄学，世尚撰《庄子解》，嘉淦撰《南华通》，各皆以时文即八股文之法，评骘《庄子》，或以儒理文其说，最奇者林懿仲以《逍遥游》之物名，附会太极之说，释《逍遥游》以“北冥有鱼”为太极静而生阴，“化而为鹏”为太极动而生阳皆强生意见，殊不足观也。徐廷槐、张世荦评释《南华》，皆各就东坡所疑诸篇，酌量删之，张氏以《寓言》为开宗第一篇，如林屋洞《南华讲录》之说，然两氏均以禅解《庄》，似未尽脱明人之风气也。宣颖之《南华经解》、林仲铭之《庄子因》、胡文英之《庄子独见》，多以论文为主，意殊浅薄，惟宣著略有新解，可备览焉。至于张坦以庄子为风流才子，可知其所见矣。
当时诸儒，王夫之、王懋竑、姚惜抱、王念孙辈见解较为着实。夫之笃嗜《庄子》，所著有《庄子解》《庄子通》二书，皆覃精之作，多立新义。其《庄子解序》云：
昔之注《老子》者代有殊宗，家传异说，逮王辅嗣、何平叔合之于乾坤易简，鸠摩罗什、梁武帝滥之于事理因果，则支离牵会，其诬久矣。迄陆希声、苏子由、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贽之流，益引禅宗，互为缀合，取彼所谓教外别传者以相糅杂，是犹闽人见霜而疑雪，雒人闻食蟹而剥蟛蜞也。
可知夫之研究方法，纯凭客观而斥主观，重创作而斥模仿，故所造益见深邃。董思凝亦云：
……抑闻船山为文自云有得于《南华》，故于内外诸篇俱能辨其真赝。若《让王》以下四篇诋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来皆以为伪作，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者，抑又安可废也。
惜抱不甚喜汉学，而大胆怀疑，颇有宋人之风。疑外篇不出庄子，与王船山不谋而合。较东坡所见，竿头更进，宜乎晚近解《庄子》者沿用其说也。
惜抱既怀疑《庄子》，其对郭象之注、介甫之评，更视之蔑如。惟其所著《庄子章义》，虽有新解，究未足以方驾郭氏也。今录其序如下：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音义》载晋、宋注《庄子》者七家，惟司马彪、孟氏载其全书，其余惟内七篇皆同，外篇、杂篇各以意为去取。自唐、宋以后，诸家之本尽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经象删去不可见矣。昔孔子以《诗》《书》、六艺教弟子，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其得闻者必弟子之尤贤也，然而道术之分，盖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语，子游谓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圣人制礼以达天道、顺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为大道既隐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语，子夏者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己而志气塞乎天地，其言礼乐之本亦至矣。然林放问礼之本，夫子告以宁俭宁戚而已。圣人非不欲以礼之出于自然者示人，而惧其知和而不以礼节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尝无圣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胜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极乎庄周之伦也。《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韩退之谓庄周之学出于子夏，殆其然与？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窥见于道而不闻中庸之义，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无所极，岂非知者过之之为害乎！其末《天下》一篇为其后序，所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意谓是道之末焉尔。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圣人之士，其辞若是之不逊也。而苏子瞻、王介甫者谓其推尊圣人，自居于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其于庄生抑何远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为特会庄生之旨，余观之，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庄子》五十二篇固有后人杂入之
语，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其辞义可决其必非庄生所为者，然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之书而为象去之矣。余惜庄生之旨为说者所晦，乃稍论之，为章义凡若干卷。
其弟子梅伯言始专以文学眼光观照漆园。梅氏之言曰：“《庄子》者，文之工者也。以《庄子》为言道术，非知《庄子》者也。”《书庄子后》然仅以文衡《庄》，究未得蒙庄之旨矣。
其次则为懋竑、念孙之考证。懋竑有《庄子存校》，念孙有《读书杂志》内校庄三十五条。其校读《庄子》，颇见审重之精神，洵为研究《庄子》者之一助也。
此外洪亮吉、桂馥、梁章钜、洪颐煊、陆树芝诸人对于庄学则作片断研究，而陆树芝则作全盘探讨，以论文为主。兹分别论之：
稚存尝以历史眼光衡论《庄子》如云：
汉儒重老子，次则文子，而绝不及庄、列。盖老子、文子之道可以治天下，而庄、列不能也。汉儒采二家之语亦最多，自君相以至处士皆然。其尊老子、文子也，并过于孔、颜，王充《论衡·自然》篇可见矣。云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也。老子、文子若天地者也，尊之者若此。自黄初以后，崇尚玄虚，而遂无有言及老子、文子者矣。君相之好尚而风俗之媺恶、人心世道之淳漓即系焉。唐玄宗时，升老、文、庄、列四子之书为经，而无所区别，此开元、天宝治乱之所以分也。
老子、文子之学，出于黄帝，故二书亦时述黄帝之言，如“谷神不死”之类是也。盖老、庄、文、列四子，实三代以后，治术、学术兴替分合一大关键。老子、文子，则上承黄帝，开西汉之治者也。庄子、列子，则下导释氏，启魏晋六朝之乱者也。然庄、列之流弊，即其徒亦知之。郭象之注《庄》曰：“夫治之出于不治，为之出于无为也，取于尧两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及者，斯由之也。”象之言亦审矣。其称庄、老者，不过随当时人人所称而称之。推象所言之旨，则实指庄、列，不当云庄、老也。见《晓读书斋录》，载《北江全集》中
稚存所谓“庄列下导释氏，启魏晋六朝之乱”之语，盖确论也。但吾人须知肇乱，在治《庄子》书者之咎，咎岂在书哉？
吾人观稚存之《晓读书斋录》，始悉汉魏以来注《老》《庄》者甚众：
两汉尚老子，而为《老子》解义者，皆西汉以前人。《汉书·艺文志》，邻氏《经传》四篇，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陆德明《释文》，汉长陵三老毋丘望之《章句》二卷，汉征士蜀都严遵《注》二卷，又《指归》十四卷。魏晋尚庄子，而注《庄子》者，皆魏晋间人，陆德明《释文》，晋议郎清河崔譔注《庄子》十卷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秘书监河内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太傅主簿河内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丞相参军颍川李颐《解》三十卷三十篇，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新唐书·艺文志》又有司马彪《庄子音》一卷，王元古《集解》二十卷，李充《释庄子论》二卷。
洪氏所述不过就两汉魏晋而言。至魏晋以后，注者尤多。明冯梦祯曰：“注《庄子》者，郭子玄以下，凡数十家。而清奥渊深，其高处有发《庄》义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盖庄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诸家繁星也，甚则爝火光也。”《续狂夫之言》曰：“《庄子》注旧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庄》翼，最称骈辨。而吾友邹孟阳则谓余注皆可尽废，独以郭子玄孤行足矣。”此足补洪述之未尽也。
至于章钜《退庵随笔》、桂馥之《札朴》、颐煊之《读书笔录》，或校订文句，或解释义理，均精审。惟树芝之《庄子雪》，仅论《庄》文，意殊肤浅。读者自为审视可观也。
稍后者为曾国藩。涤生素服膺庄学，尤崇仰庄氏，其《圣哲画像记》以庄子与周公、孔子同列，亦时时与史迁、柳州相提并论，谓三子者“自惜不世之才，怨悱形于简册”。其以《小雅》诗人之风标，为观察之起点，雅与梅氏有合；至拟庄子于孟子、阳明，则涤生所独见也。
曾氏幕中有王壬秋者，亦治庄学。其所注《庄子》，亦间采前人之说，而必折以己之律令。其注序云：《庄子》之书，古今以为道家之言，杂篇有叙论其意，列于老子之后，盖其徒传之云。《寓言》者，周之自叙也。其所称孔子、老子、曾子、扬子，又多称颜回。或曰庄子受学于田子方，子方为子夏之门人，庄子真孔氏之徒哉？孔子问礼于老子，老之书先道后礼，而老为道宗。孔定六艺，儒者习焉，推孔为儒宗。孟、荀传礼，庄子同时，未数数然也。礼之敝于周末甚矣！诸侯去其真，存其文，故孔子始定《礼经》，而老子推其原，皆知其将亡云，礼果大亡于秦。而汉兴佐命将相，及孝文、景皆用老治，老子之书五千言，孔子之书传者《孝经》《论语》皆空言，自是徒众益务于论道矣。道与儒为二，而空虚冲静专道之名几二千年，而儒者号为迂缓繁重，多拘而少成，抱缺守残，惟名物象数之是求，与庄子绝殊，故强附庄子道家，而以训故先师为儒宗。终汉世，儒学大明矣。夫人心无所役则不能发其材智以自表于世，故晋尚玄虚，老、庄兴焉。五胡为乱，南北剖判，南近道，北近儒。及其合于唐，而前代师说舛互，儒者方乐讨其籍，则儒学又起。其间颇演西域浮屠之说，以庄子文之恣肆洸漾，作诸经论，庄、佛为一，而老专丹诀，然俱与儒别也。及回纥、契丹之乱，浸淫绵至五代，儒生死亡，师法久微。赵氏承波，上下懵然，华山道人岿然老师，而文人又习读梁唐佛经，沈溺其言，以为圣人皆宜有秘道心传，不但推制度仪文训诂浅近之云，耻孔子之精曾不及释伽牟尼，则性理兴焉，号为道学。名老而实儒，口孔而心佛，又为区别于有无之间，
而仍以无极未发为道之精，则道士之言也；寻孔颜之乐，则参悟之说也。又或有窃见耶稣之书，作太和篇，儒生与僧道同流，混然沈浮，而三圣人之书之道悉汨而亡而不知其原，岂不悲哉！余尝略闻师友之言，间见二氏之书，知佛经附会之由，道学纰缪之原，论道不可以为治，知道不足以尽圣。于《周官》见周公之行事，于《春秋》见孔子之行事，于僧律见世尊之行事。凡圣人之行事，取为愚贱正性命而已。若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庄子之合孔、老，道同也；赵宋之合孔、佛，论近也。以庄合佛，晋唐之过也；以佛诬孔，宋明之蔽也；以佛诬佛，文士之妄也。故必先明佛之不言性而性理始绌矣！先明圣之不传道，而道统自废矣！先明庄子之不外死生，而佛经乃妄矣！注《庄子》者，隋唐所列三十一家，郑樵增十八家，今《四库》著录仅郭象一家。《释文》引文句，崔譔最善。余从崔本，注内篇七篇，凡二万几千言，大抵推明论道之所为，以明古圣之不空言。空言自老子始，孔子学于老子，庄子从而通之，由其空言知其实用，而儒家之流尤不宜以佛经附会之文，谈心性以尊圣人，使尧、孔与达摩同功也。同治八年春二月庚午，王闿运叙。
彼衡论诸家，亦有见地，其奇辟之论，乃在以“庄子自为道术，非欲继乎老”之词也。
与王氏同时者，有刘鸿典亦治庄学，著《庄子约解》一书，刊布于同治间。其自序云：
世皆谓庄子诋訾孔子，独苏子瞻以为尊孔子。吾始见其说而疑之，及读《庄子》日久，然后叹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也。概自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非特儒与墨分门，即儒与儒亦分门。百家簧鼓，皆自命为得孔子之传，而极其流弊，至于诗礼发冢，可见伪儒之附于孔子者，实为孔子之蠧。攻木之蠧，势不能不累及夫木。则庄子之用心为甚苦，而后人反谓其为诋訾也，不亦谬乎！且夫庄子受业于子夏之门人，则其所学者犹是孔子之道。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心斋坐忘，直揭孔、颜相契之旨。他如鲲鹏变化、庖丁解牛、象罔得珠、童子牧马之类，迹似涉于奇幻，实皆身心性命之功。而爱之者徒赏其文之新颖，恶之者并訾其说之荒唐。世无扬子云，则以《太玄经》作覆瓿物也，亦何足怪！太史公谓庄子之学要归本于老子，而具区冯氏谓庄子为佛氏之先驱，人遂疑庄子之不与儒类，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人得之以为人，天下无遁于天之外而自成一种之人，即无遁于道之外而自成一家之学。后人癖于二氏，反于儒之外求道，而不知充乎儒之量，二氏固不能出其范围。语云“通天地人为儒”，若庄子者可谓真儒矣。所不可解者，庄子与孟子同时，孟子之书未尝言庄，而庄子之书亦不及孟，岂天各一方而两不相知欤？抑千里神交而心心相照欤？吾谓孟子距杨、墨以明孔子之大，所以树道外之防；庄子诋伪儒以存孔子之真，所以剔道中之蠧。故曰：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下也。典谫陋，幸沐圣朝之文教，服膺《庄子》有年。既而训蒙糊口，门人问难，因采各家评论为之讲论，积久不觉成帙，颜曰《庄子约解》。管窥之见，非敢质诸高明，亦私以之授门人而已。大清同治三年岁次甲子十月初九日，眉山后学刘鸿典谨识。
刘氏盖采录各家，而断以己意，故问有所得。惜是书流行不广，求之难致耳。
又陈兰甫于庄学，闻有精辟之言，惟未注释全书也。其《东塾读书记》云：
道家者流，历记存亡祸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汉书·艺文志》语马季长不应邓骘之命，饥困悔叹，以为非老、庄所谓，其后遂为梁冀草奏李固，此误于卑弱也。嵇叔夜读《老》《庄》，重曾其放，《与山巨源绝交书》后遂为司马昭所杀，此误放纵也。二者皆可为好《老》《庄》之戒也。马季长已言老、庄，洪稚存云始于嵇康，亦非。
庄子云：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此托为孔子语。又云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人间世》此托为颜子语。张横渠《西铭》即此意。
杨朱云：百年之寿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踽踽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庄子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盗跖》篇此二说正同，故扬子云云，庄、杨、墨、晏也。《法言·五百》篇云：庄、杨荡为不法，墨、晏俭而废礼。《庄子·齐物论》云：儒墨之是非。《史记·庄周传》云：剽剥儒墨。庄子是杨朱之学，故言儒墨之是非，而剽剥之也。
其论庄学与儒墨汇通，可谓深得要领矣。
与陈氏同时治《庄子》者有俞樾。荫甫撰《庄子评议》，刊布于同治庚午，其书精审，与王念孙书等；且时能得其训诂，又后出于王书，故足补王书之所未备者甚众。然疏失之处，亦时或不免。姑举一条如下：
《逍遥》篇云：“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俞云：“彭祖，人名也。然则冥灵、大椿，亦人名也，犹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虫名也。而高诱注《淮南·道应》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虫，则亦虫名也。盖论大年小年，常以有血气之属言之，故论小者则以虫言，朝菌也、蟪蛄也，虫之中尤为小年也。论大则以人言，冥灵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为大年者也。若杂以草木，则不伦矣。大
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岁为春，故以大春名之。……”
此论虽颇辩，然实非也。按冥灵，海龟也；大椿、木名也。若如俞言，则人岂有八千岁之寿乎？至于彭祖，孔广森云：“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彭姓诸国，大彭、豕韦、诸稽。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亡，非实篯不死也。”孔说是也。
继俞之后而为《庄》书考证者为孙诒让。仲容著《札迻》十二卷，刊布于光绪二十二年。曲园为之序云：
……今年夏，孙诒让仲容以所著《札迻》十二卷见示，雠校古书共七十有七种，其好治闲事盖有甚于余矣。至其精熟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阮文达序王伯申先生《经义述闻》云：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今得明矣。仲容所为《札迻》，大率同比。然则书之受益于仲容者亦自不浅矣。
俞氏之说，诚非溢美之言，然孙氏《札迻》卷五，校订庄子颇精审，足补王、俞两书所不逮也。
同时又有郭庆藩、王先谦、马其昶，亦治《庄子》学。孟纯之《集释》用注疏体，具录郭注及陆氏《经典释文》，而搜集晋唐人逸注及清儒卢、王诸家之是正文字者，间附按语以为之疏，在现行《庄子》诸注释书中为上乘矣。
益吾之《集解》，较诸所解《荀子》相去霄壤，但义甚简明，可供初读。其自序云：
夫古之作者，岂必依林草、群鸟鱼哉！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
且其说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又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见。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橛饰鞭筴为伯乐罪，而撽骷髅未尝不用马捶，其死棺椁天地，而以墨子薄葬为大觳；心追容成、大庭结绳无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论以修心。此岂欲后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时焉耳！是故君德天杀，轻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谀，严于亲而尊于君，愤浊世也；登无道之廷，口尧而心桀，出无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则又奚取夫空名之仁义与无定之是非？其志已伤，其词过激，设易天下为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后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读生书者之咎，咎岂在书哉？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噫！是则吾师也。夫旧注备矣，辄芟取众长，间下己意，辑为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达者，冀共明之。宣统元年七月，长沙王先谦。
通伯亦邃于《老》《庄》学者也，著有《老子故》《庄子故》等书，诂训精详，画章明确。又时于古今通人述《庄》之微言大义，附注尤征宏识，其博采各注，自具炉捶，意非深于文者莫能也。尝云：
治《周易》既卒业，因……求其可以继《易》者。……于道家得《老子》。《老子故·序》
老子殁，传其学者蠭起，庄周为最高。《老子故·序》
其服膺《老》《庄》学于斯可见矣。
此外尚有陶鸿庆《读子札记》、刘师培《庄子校补》，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惜至今尚未刊行。
第八节 最近之庄学述评
近二十余年来研究《老》《庄》之学益众，如章炳麟、梁启超、马叙伦诸辈其最著者也。章氏精训诂及佛乘，并运用唯识以释《庄子》，故所言多独到之处，洵可谓不落恒蹊者也。著有《齐物论释》《庄子解故》。太炎平素最服膺庄子，尝云：
庄生之玄，荀卿之名，刘歆之史，仲长统之政，诸葛亮之治，陆逊之谏，管宁之节，张机、范汪之医，终身以为师资。《菿汉微言》
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菿汉微言》为诸生说《庄子》……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菿汉微言》
《齐物论释·自序》云：
昔者，苍姬讫录，世道交丧，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其惟庄生，览圣知之祸，抗浮云之情，盖齐谡下先生三千余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辩；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维纲所寄，其唯《逍遥》《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齐物》文旨，华妙难知，魏晋以下，解者亦众，既少综覈之用，乃多似象之辞。夫其所以括囊夷、惠，炊纍周、召，等臭味于方外，致酸咸于儒史，旷乎未有闻焉。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虽无昔人之睿，依于当仁，润色微文，亦何多让！执此大象，遂以胪言。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犹多取携。夫然，义有相征，非附会而然也。往者僧肇、道生，摭内以明外，法藏、澄观，阴盗而阳憎，然则拘教者以异门致衅，达观者以同出览玄。且《周髀》《墨经》，本乎此域，解者犹引大秦之算。何者？一致百虑，则胡越同情；得意忘言，而符契自合。今之所述，类例同兹。《诗》曰：受小
球大球，为下国缀游。咨惟先生，其足以与此哉？
其精义曰：
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次即《般若》所云，字平等性，语平等性也。其文既破名家之执，而即泯绝人法，兼空见相，如是乃得荡然无阂。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泛爱兼利，人我毕足，封畦已分，乃奚齐之有哉？然则兼爱为大迂之谈，偃兵则造兵之本，岂虚言邪？夫托上神以为称，顺帝则以游心，爱且暂兼，兵亦苟偃。然其绳墨所出，斠然有量，工宰之用，依乎巫师。苟人各有心，拂其条教，虽践尸蹀血，犹曰秉之天讨也。夫然，兼爱酷于仁义，仁义僭于法律，较然明矣。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自非涤除名相，其孰能与于此？……
又曰：
夫能上悟唯识，广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于《齐物论》。
简言之，务使庄子哲学成为唯识化，此则太炎之所以为释《齐物论》也已！太炎之学，主观色彩颇浓重，故其以唯识比附庄旨，亦难免有牵合处。梁任公云：“太炎的《齐物论释》，是他生平极用心的著作。专引佛家法相宗学说比附庄旨，可谓石破天惊。至于是否即庄子原意，只好凭各人领会罢。”（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诚确评也。
此外关于庄子之从师及《南华》篇目之真赝诸问题，太炎亦颇注意及此。曩者章实斋作《文史通义》，尝言“荀、庄皆出子夏门人。”《文史通义·内篇·经解上》殆推本退之之说。至是太炎驳之曰：“昔唐人言庄周之学本田子方，推其根于子夏。近世章学诚取之，以庄子称田子方，则谓子方是庄子师。然其《让王》亦举曾参、原宪，其他若《则阳》《徐无鬼》《庚桑楚》，各在篇目，将一一是庄子师邪？”《章氏丛书别录》所论亦甚辩。彼又以《盗跖》篇确为庄生所作，以谓“庄周推致其意……其诘责孔子虽虚哉，其辞旨则实矣”。因以“庄子踔行旷观，其述《胠箧》《马蹄》诸篇，前世独有盗跖心知其意，故举以非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求富贵之士。”又云：“曲士或言庄周杂篇《盗跖》为伪托，其亦牵于法训，未蹈大方之门者邪？”《章氏丛书·检论儒侠》所称曲士，或指东坡。东坡疑《让王》以下四篇为伪作，《盗跖》篇即其一也。吾侪观太炎之意，盖有为而发。彼值晚清之世，浸淫于种族革命之说，而深慨“自跖以来更二千余年，戎卤日亟，……跖之义犹患其高。”彼乃为此恢诡之说，以寄其孤愤焉尔。
然自郭氏以来，为《庄》学者，或整理全书，或书中之一部分，虽各有精审之处，然大抵皆训故章句之学，而于庄子之学说，评论之者不过寥寥千百言之叙文，略见己意而已，未有大声疾呼提倡庄子政治哲学者也；有之，自梁启超始。任公二十余年前，曾有云：
庄子，田子方弟子也，而为道家魁桀。见《中国古代思潮》
民十一年曾撰《先秦政治思想史》，盖为东南大学及北平法专讲演而作者。内有论庄子之政治哲学，有所发明，壁垒崭然，视前益新。谓：
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
任公所论颇平允，可谓任公之儒道比较论。又曰：
彼宗（指老、庄）认“自然”为绝对的美、绝对的善，故其持论正如欧洲十九世纪末卢梭一派所绝叫的“复归于自然”。其哲学上根本观念既如此，故其论人生也，谓“舍德之厚，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知之至也。”此言个人之“复归于自然”的状态也。其论政治也，谓：
民莫之令而自正。《老子》
此与儒家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相针对。……道家以为必在绝对放任之下，社会乃复归于自然，故其对于政治，极力的排斥干涉主义。其言曰：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庄子·马蹄》篇
“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自然状态；伯乐治马，则为反于自然。陶匠之于埴木也亦然。道家以人类与马及埴木同视，以为只要无他力以挠之，则其原始的自然状态便能永远保存。
其论人生也则曰复归于自然，其论政治也则曰极力的排斥干涉主义，非有哲学的批评眼光，不能为是言也。至其对老、庄哲学亦曾作全盘批判，因原文过长，姑从略。
同时又有胡适，亦治庄学，其说仅见于《哲学史》耳。兹略举如下：
（一）胡氏于《哲学史》论庄子之进化说，引《庄子·至乐》篇种有几之说，以为与《易系辞》说“几者，动之微……”绝对相类。如云：
（一）种有几的几字，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 ，本象生物胞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元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㡭。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作鼃蠙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作陵舄。
按：胡说非也。吾人须知“几”即“无”字，万物出于几、入于几，即谓万物从“无”出而入于“无”也。王弼注《易》云：“几者，去无入有。”《正义》解云：“几者，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时。”成玄英疏云：“机者，发动所谓造化也。造化者，无物也，人既从无生有，又反入归无也。岂唯在人，万物皆尔。”是道家一派俱以“几”作自无而有的“无”释之也。《庄子·至乐》篇云：“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此明谓万物之变化，是从无而来，自无而有又自有而无，是生死亦不过为过渡变相而已。
（二）胡氏于《哲学史》论庄子之人生观，引《庄子·人间世》篇内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一段，认为苟且媚世的人生观。如云：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的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此议论不特过于偏激，而其观察亦属错误。吾人须知庄生齐死生、齐哀乐之思想，俱根据彼之根本思想齐是非、齐人我而来，亦根据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来。彼透观世间真髓，故其思想玄妙，自为俗士所不易知。既弗知之矣，岂能妄加判语乎？噫！客观之学，万不可戴色镜以从事也。
又，林琴南亦酷嗜《庄子》。畏庐为文而极尊昌黎，颇思“由韩之道以推及《左》《庄》《史》《汉》”。（《畏庐三集》三十一页》晚年对于《庄子》内篇，尤笃嗜不忍释。就中解说《人间世》一篇，最多见道之言。《人间世》篇有云：
若成若不成，而后能无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庄子浅说》卷二第十五页
篇中又云：
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畏庐说之云：
不行炙而内热，朝受命而饮冰；此内热不由于食品之熏灼，盖事之难而生热也。《庄子浅说》卷二第十五页
果尔，则《庄子》书中“饮冰”之旨，乃与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极为密接也。更能持知其不可而为之主义以赴之，则近于纯儒矣。
又云：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郭氏注：
付之自尔，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岂为治乱易节哉？治者自求成，故遗成而不败；乱者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畏庐说之云：
愚按：郭注所谓遗成者，圣人不以成就天下为己之功。忘生者，未尝求炫于世，若自忘其生焉，所以遇乱而无取死之道。天下治，与天下共生，己功泯焉；天下乱，则全生远害，己名泯焉；此所以为圣人也。《庄子浅说》卷二第二十六页
此非阅世至深者不能言也。
稍后于林氏者为马叙伦。夷初亦嗜《老》《庄》，且精训诂，著有《老子核诂》《庄子义证》二书。惟《义证》意主搜罗众说，断以己意。其自序有云：
……《庄子》书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学者喜读之。然其用字多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复有字之本义世久不用，而犹存于《庄》书，学者多不明文字本义，又昧古今音读变迁之迹。是以注释此书者，无虑百家，率皆望文生训，奇谈妙论，虽足解颐，顾使庄周复生，当复大笑。夫所贵为古书注释者，乃欲使今人读古书，如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得一译人耳。苟人为一解，家张一说，使听者何所从。尔者，海外学人，亦相寻释，苟使游辞谬说，误彼见闻，斯亦国之耻也。近代如王念孙、洪颐煊、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及俞先生樾，皆于此书有校諟疏证之功，惜其未尝有事全书。郭庆藩者，乃为《集释》，其意甚美，顾仅拾王、俞之说，间附其见，徒侈征援，不应需用。余末学肤受，妄欲发愤，使此书离离如日星，遂为《义证》。篇次悉如陆氏所记郭本之数，所见前人及并世师友诠释惬当者，皆为收录；其所不知，阙如也。……
治《庄》书者得此，于《庄子》本义可思过半矣。书后并附所辑《庄子》佚文及《庄子年表》，足资参考。
稍后于马氏者为胡远濬。远濬亦治《庄》学，撰《庄子诠诂》一书，刊布于民国二十年六月。其自序云：
余既诠诂《庄子》成。喟然叹曰：周文忧患，屈平离骚，子云玄默，庄子逍遥。书于是乎作，思于是乎正，其皆非知命也欤？命也者，天地之中，固所谓物则民彝，秉之生初者也。民盖莫不秉之，顾独于圣贤乃能知而安之，其何故哉？余尝窃窥天地而通其说焉。方其天清地夷也，日月昭回，星辰荡推，雨风应节，云雷顺施，木暄火燠，冰清金凉，生者长遂，收者闭藏，高岸峨峨，海伏不波，潜飞动植，罔或惊讹，于是其道易知，居安不移。及夫天昏地陂也，日月蔽亏，星辰凌乱，雨风错迕，云雷滋患，当冬而夏，当秋而春，忽凄忽燠，忽寒忽温，岳颓若谷，海嚣成尘，潜飞动植，罔或顺宁，于是其道易眩，臲乃见。夫天地之清夷时少而昏陂时多，则夫古今之贤智者少而愚庸者多，毋亦其命也欤？虽然，天地所以清夷者，岂非以其气之纯且和邪？夫纯杂相形，和毗相因，吾于纯且和者守之以为根，斯其杂且毗者相与而听命焉。君子体此，是以能知而安之欤？庄生之言曰：“纯气之守。”又曰：“守其一以处其和。”盖得是道也。彼见七雄竞争，机变日生，君迷臣惑，捭阖纵横，智谋为术，仁义为名，乾翻坤覆，孰平孰成，金木相摩，心厉是营，其乐其祸，其名其刑，国既颠覆，身亦旋倾，彼愚不谕，恻焉斯鸣。吾又以叹庄生之忧其忧，夫固以乐吾乐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乐邪悲邪？其两相成，不相亏邪？嗟乎！余往复庄生之言，益令人抚今慨叹，而欷歔不能已者也。
胡氏此书，大体依马通伯《庄子故》而略加变通，并兼采及明陆长庚、清陈寿昌、近人杨文会、章炳鳞诸氏之说，可供初学之观览。《诠诂》往往将各家注释误排入正文，如《德充符》等篇是，读者须注意。
其余讨论《庄》学者，有唐大圆《消摇游胜义》，（载《大圆文集》中）亦以内典比附《庄子》，可与太炎《齐物论释》媲美；屠孝实《南华道体观阐隐》，（载《国故论丛》）专发挥庄子本体之思想，胜义甚多；章鸿钊《达尔文的天择律与庄子的天钧律》（载《学艺杂志》中）虽有精确之论，惟是否合于庄子本意，则未敢断言；江瑔《读子卮言》、陈钟凡《诸子通谊》、刘文典《三余札记》，均于《庄》书略有考证。庄子之学，盖于斯蔚然大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