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者，记人间世过去之事者也。虽然，人类之起源远在书契以前，其详靡得而稽焉。《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其荒诞国不足道，而要之必有悠远之时代，无可疑也。洪水时代实为全世界公共纪念物，故截称洪水以前为无史时代，洪水以后为有史时代，亦不为过。虽然，洪水之起源及其经过之年代，虽以今世地质学家考据极周密，然犹纷纷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后，始可为真正之有史时代。中国自古称诸夏，称华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国民族之整然成一社会，成一国家，实自大禹以后。若其以前，则诚有如《列子》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者。其确实与否，万难信也。故中国史若起笔于夏禹，最为征信。虽然，中国为全世界文明五种源之一，其所积固自深远。而黄帝为我四万万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统，皆其裔派，颇有信据。计自黄帝至夏禹，其间亦不过数百年，然则黄帝时去洪水之年亦已不远。司马迁作《史记》，托始黄帝，可谓特识。故今窃取之，定黄帝以后为有史时代。

1847 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为新、旧二期，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虽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据此种学者之推度，则地球生物之起源在一万万年以前，而人类之遗迹，亦在一万年乃至十万年以前云。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新、旧两石刀期，其所经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时代以前，有断然也。

又以人群学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之时期。斯宾塞尔《群学》云：“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于此，一旦或因国迁，或因国危，涌出一公共之问题，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众于一大会场，而会场之中自然分为二派。其甲派，则老成者，有膂力者，阅历深而有智谋者，为一领袖团体，以任调查事实、讨议问题之事；其乙派，则少年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为一随属团体，占全种族之大部分。其权利义务，不过傍听甲派之议论，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又于领袖团体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猎家，或狡狯之妖术家。尊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即被举为临事之首领”云云。然则一群之中，自然划分为三种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数之随属团体，即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则少数之领袖团体，即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即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种人物，当其在太古野蛮时代常相集合，距离不甚远；又至今日文明时代亦相结合，距离不甚远。惟中间所经过之趋势，则三者常日渐分离。其政权由多数而浸归于少数，由少数而浸归于最少数。盖其初时，人人在本群，为自由之竞争，非遇有外敌，则领袖团体殆为无用。其后因外敌数见，于是临时首领渐变而为常任首领，而领袖团体之权力日以大焉。又其后此领袖团体中之有力者，各划分权力范围，成封建割据之形，而兼并力征之势日盛，久乃变成中央集权之君主政体。此历代万国之公例也。我中国当黄帝、尧、舜之时，纯然为豪族执政之时期，而且中央集权君主专裁之制，亦已萌芽发达，亦可见我中国有史以前，既经绝远之年代，而文明发达之早，诚足以自豪于世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