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以后的一个春天，从关东开进一一二次列车，直向保定驰来。列车通过一座长桥。轮声隆隆，车身震荡。汽笛一声吼叫，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猛的一起身，没站住脚，趔趄了两步，倒在座椅上。同车的人们，以为他得了什么症候，都扭过身子来看。说：“他是怎么了……”
这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急忙走过来，搡着朱老忠的肩膀说：“醒醒儿，你是怎么了？”见朱老忠满脸通红，睫毛上吊着泪珠子，忙递过一块花条子粗布手巾，说：“快擦擦，你看！”那妇女有三十五六年纪，高身杆，大脚，微黑的脸色。满脑袋黑油油的头发。说话很是干脆、响亮，一腔外路口音。朱老忠摘下毛毵毵的山羊皮帽子，把老羊皮短袄的袖子翻卷过来。敞开怀襟，小褂没结着扣儿，露出胸脯来。他接过手巾，擦了一把汗，说：“啊呀！我做了一个梦。”又摇摇头说：“不，不是个梦！”
妇人伸手给他掩上怀襟，说：“看你，叫风吹着了！”
他合上眼睛，略歇一歇儿。又慢悠悠撩起眼皮，走到车窗跟前。探头窗外一看，黄色的平地，屋舍树林，土地河流，正落向车后。路旁柳树青青，阳光通过绿柳，射进车窗，将淡绿色的影子照在他们身上。他两手凭着窗，嘴上轻轻念着：“快呀，真是快呀！二十多年时光，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才回到家乡啦！”猛的，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
一个黑黑实实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挨到他的跟前，问：“到了家？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
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也挤过来，扒着窗户说：“哪里？还没有到嘛！”
大的，叫大贵。小的，叫二贵。中年妇人，是孩子的母亲。一说到了老家，孩子们都高兴。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说：“人，到了边远的地方，一见了直隶人，都是乡亲。回到保定，就像到了家乡一样，身上热烘烘的。”
真像到了家乡一样呀，他们心上兴奋得突突跳起来。朱老忠还是迷迷怔怔，心里想：当他出外的时候，正比大贵小一点，比二贵大一点……他舒开两条胳膊，打了个呵欠，又低下头去。眯糊上眼睛，细细回味梦里的情节和人物。父亲朱老巩，那个刚强的老人，矫健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心上，不会磨灭。又想起姐姐，二十多年不通音讯，她……想着，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里。
父亲过世了以后，剩下他和姐姐过日子。还和过去一样，他每天出去做活，回来姐姐做熟了饭，两人一块吃。年岁小，日子过得艰难。有天晚上，姊弟两个正插着门儿睡觉，有人从墙外咕咚咕咚跳过来。姐姐爬起身子，悄悄把他捅醒，说：“虎子！小虎子！你听墙外头跳过人来！”
他睡得迷迷糊糊，扒着窗格棂往外一看，月亮地里，有人走近小屋。影影绰绰，看见那两个人，脸上都蒙着白布，露着两个眼儿。走过来扒着窗户说：“开门！开门！”
吓得姐姐浑身直打机灵。他说：“姐姐！甭怕甭怕！”话是这么说，外面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连他自己心里也打起噤呻来。
两个强人，在窗棂外头，贼眉鼠眼地唬着：“开门不开？不开，我们就要砸！”
他蹑手蹑脚走到外屋，擒起一把禾叉，立在门道口锅台上，姐姐站在他的脊梁后头，浑身哆嗦圆了。那两个家伙果然要砸门，咣！咣！咣的几家伙，把门砸开。一个箭步，跳进屋子来。他举起禾叉一叉，也没叉住。被强人捋着叉杆抓住他，摁窝儿拧过胳膊，按在地上，把他捆起来，嘴里塞上棉花套子。姐姐嚷了两声，要往外跑，被强人拦腰搂住，拖到屋里……
听见姐姐惨叫，他心里气呀，急呀，年纪小，骨头嫩，又有什么办法？
等强人走了，姐姐踉踉跄跄走过来，脸色惨白得怕人。颤着手，解开绳子放了他，说：“虎子！走吧，走吧，逃活命吧！爹爹死了，霸道们不叫咱姐弟活下去呀！”
他眯瞪眯瞪眼睛，说：“一个人，孤孤零零，怎么走法？”
姐姐哭哭泣泣，包上几件破衣裳，捆上一条破棉被子，说：“去找老祥大伯，叫他送你。走吧！普天下，哪里黄土不生芽，非死在这儿？”
他问：“你呢？”
姐姐说：“我？”她说出一个字，又沉默住。瞪起眼睛，在黑暗里盯着弟弟。老半天，才哭出来说：“兄弟，亲兄弟，甭管我了，我见不得人啦。你走吧，走吧！”
黑夜里，周围静寂得厉害，姊弟两个踏着月光，偷偷走出小院子。出了门，往西一扭，沿着房后头的水塘，走进大柳树林子，到了河神庙底下，小虎子又站住。父亲的形象，现在他的眼前。姐姐扯着他的手说：“快走！快走！”才沿着千里堤走出来。出村时引起一阵犬吠，离远听得千里堤外头，滹沱河里水流声，哗哗响着。走到小严村村东，下了大堤，走进老祥大伯家里。
老祥大伯，听说十几岁的孩子也要出外，心上皱起疙瘩，半天不说话。老祥大娘也暗里抽泣，看着朋友的孩子为难。实在难离难舍呀！等公鸡叫了一遍，天快亮了，老祥大伯杀了杀腰，在房顶上摘下那杆红缨枪，扛在肩上。叫他儿子志和背上行李。穿过梨树林子，送虎子出村。走出梨树林子的时候，老祥大娘又把他叫回来，拍着他肩膀说：“虎儿！虎儿！不管走到哪里，莫忘了给我来封信。嗯！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娘虽死了，还有我，还有你姐姐，心上牵你。孩子！”她说着，又流下眼泪来。
路上走着，志和说：“虎儿哥，出去了，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也给我来封信，我去找你。”
他回过头，盯着志和走了七八步，说：“不，兄弟！几年以后，我一定要回来！”说着，抬头一看，老祥大伯高大的身影，扛着长枪，在后头跟着。
走了十里路的样子，他们才分手了。
他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上了保定。那时候，这条铁路早就修上，没有钱，坐不上火车，沿着铁路旁的村庄，要着饭，到了北京。在北京，看见了很多拖长辫、戴花翎缨帽、坐着八抬大轿的老爷们。他在那里当了半年小工，又到天津学织毯子。织着织着，爹爹的容貌就现在他的眼前。一想起爹的死，心上就烦躁不安。他想：这一条线一条线的，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又背上铺盖卷，提起腿下了关东。
他一个人，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在长白山上挖参，在黑河里打鱼，在海兰泡淘金。受了多少年的苦，落下几个钱，娶下媳妇，生了孩子，才像一家子人家了。可是，他一想起家乡，心上就像辘轳一样，搅动不安。说：“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分血仇！”
车身颠荡，摇得身子巍巍颤颤。他眯糊着眼睛，回忆了一生的遭遇。想到这里，不知不觉出了一口长气，眼上掉出泪花来。放开铜嗓子，铜声响器的喊出来。同车的旅客们都停止了声音，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着纳闷儿：“这人儿，是怎么了？”
火车还没有进站，徐徐慢下来。旅客们开始鼓捣行李，准备下车。大贵他娘，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手打个舒展，才说取下行李，朱老忠说：“不忙，不忙，一忙就要失手。”
听得说，贵他娘停住手。又递过手巾说：“看你，再擦擦汗。”
朱老忠接过手巾，说：“在北满的时候，还冷着呢，一进关就热了。”
火车一进站，嘈杂的声音像潮水般涌上来。用旧道木夹起来的围墙上，有卖烧鸡的，卖甜酱的，卖“春不老”的，一股劲儿乱喊。
火车进站了，脚夫推着手车走上来。检票员手里拿着钳子，开了栅门，等待收票。等不得火车停住，就有人从窗口扔出行李，又从窗口跳下车去。看人们着急，大贵和二贵也着了急，扛上包袱向外撞。朱老忠一把将大贵捞回来，又一把将二贵也捞回来，连连说：“不慌，不慌，慌什么？”
抓回二贵，大贵又挣出去，伸直脖子往人群里钻。他把脑袋伸到人们膈肢窝底下，三扛两扛，像泥鳅钻沙，钻出人群去。
二贵见哥哥先出去，也挣脱了父亲的手，伸起脑袋向人群里碰。这边碰碰，那边碰碰，他哪里碰得动？又低头搭脑的走回来，红着脸，钻在娘胳肢窝里。
朱老忠背着褥套，看着他的两头儿子，摸着胡髭，笑模悠悠儿说：“青年人，就是爱抢先儿！”
贵他娘说：“哼！两头小犊儿！”又摩挲着二贵的头顶说：“看看，长出抵角芽儿不？”低头看了看二贵，笑了笑。二贵也笑了。
朱老忠带着一家大小下了车，人挤，一时走不出栅口去。在月台上停住脚，扬起头望着站上的房屋树木。他离开家乡的时候，这站房才修上，铁道两边的树才栽上。如今铁路旁的树木，遮住多老大的荫凉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