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接着这封信，合紧嘴不说什么。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捉摸事情的根源和发展。一九二七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保属特委的负责同志，到第二师范来，在党、团组织中传达了上级的决议。正式宣布：“北伐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反革命为了独吞胜利果实，暴露本来面目，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镇压了工农群众。从今以后，国共合作不能继续了……但，我们并不悲观，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广阔的、远大的。同志们！我们要擦干眼泪，拿起刺刀，开始战斗了……”从此以后，革命的高潮低落下来，北方沉入更加严重的恐怖里。
他到教务处请了假，走到严知孝家去，请他写封信托个门子，好上济南去营救运涛。
严知孝住在槐茂胡同路东一个瓦楼大门里。江涛走上高台阶，拉了一下门铃。随着叮叮的铃声，有人踏着轻巧的皮鞋声走出来。问：“是谁？”
江涛说：“我，江涛。”
听得说，门吱的开了。严萍立在门口。她说：“噢，稀客。请进来！”说着，不经意地笑了。
江涛问：“严先生在家吗？”
严萍见他神情急迫，扭头儿瞅着他，说：“星期嘛，不在家？”
这是一座小巧的院落，三合子青砖小房。当院摆着两盆夹竹桃，正开着花。红的，粉红。白的，雪白。一畦十样锦，畦畔围着芦苇插的小篱笆。茑萝爬到篱笆上，开着杂色的小花。葫芦蔓爬到花架上，爬上墙头。严萍登着门板爬到墙上，把麻绳钉上屋檐。
江涛说：“留心，掉下来！你想干什么？”
严萍说：“我吗？请你看看我的小花园吧。你没看见这房顶上，每年有一蓬蓬的瓜秧，结着红红的香炉瓜吗？我要叫香炉瓜爬着绳儿登上屋檐。”
江涛说：“我看出你在园艺上的天才，你为什么要学师范呢？”
严萍说：“我学师范，不像你学师范一样？”当时，她是女子第二师范的一年级学生。
北房三间小屋，挺干净。里屋是严知孝的卧室，外屋是他的书房。有几架书，几件木器家具。桌上有一小碟黄瓜菜，严知孝手里端着碗芝麻酱拌面，在吃着。见江涛走进来，他问：“才说叫萍儿去叫你和登龙来吃螃蟹，你来了正好。”
严萍在屋顶上说了话：“白洋淀的朋友送了螃蟹来，在水瓮根底下蒲包里养着。单等他这好学生们来了才吃哪！”说着，嗤嗤地笑。
他们说的登龙，是锁井镇上，大槐树冯老锡的第二个儿子。现在育德中学读书，是严知孝他母亲的表孙子。自从来到保定，常和江涛、严萍在一块玩。日子长了，就成了青年朋友。
江涛走出来，对着严萍说：“可惜，吃不上了，我要回家。”
严知孝打窗户里探出身子来，把漱口水吐在花畦上，说：“怎么，要回家？”
江涛说：“我父亲求人送了信来，运涛在济南，被押进监狱里。”
严知孝吃了一惊，呆了半晌，问：“为什么？”
江涛说：“他说，早去几天，可以见到面。晚去，连面也见不到了！”
严知孝沉思了一会，才说：“这样厉害的事情？”两手扣在胸前，鼓起嘴唇，撅起黑黑的短胡髭。脚尖磕着地，发出节奏的声响，老长时间不说什么。
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高身材，长四方脸，挺恬静。
严萍从墙头上跳下来。说：“什么塌天大事？”说着走进来。
江涛并没注意到她，只是对严知孝说：“我父亲还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知道你朋友多，请你设法求点情……”
“求点情吗？”严知孝吧咂着嘴唇，像在深远的回忆：“咱不在政治舞台上，是朋友的，也该疏隔了……济南吗？倒是有个人。”他摊开纸，拿笔蘸墨。但不就写，眼睛看着窗外，像有很多考虑。嘴里缓缓地说着：“动乱的时代呀！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才会为政治牺牲哪！我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说到‘为了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身上热烘起来。五四运动，我也参加过，亲眼看见过打章宗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可是潮流一过去，人们就都做了官了。我呢，找不到别的职业，才当起国文教员。像我那位老朋友，他在山东省政府，当起秘书长来。当然哪，他是学政治的，我学国文嘛。我教起书来，讲啊……讲啊……成天价讲！”铺好纸，他写起信来。
严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一直在保定教书。除在第二师范教国文，还在育德中学讲“国故”。对墨子哲学挺有研究。他从家里拿些钱来，买下这座小房，打算在这里守着独生女儿养老。他好清静，不喜欢像父亲一样，忙于应酬，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能推出去的，尽量推出去。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他对军阀、政客，嫉恶如仇。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总是先讲《兵车行》，讲《吊古战场文》。每当一班学生毕业，都要讲墨子的哲学思想。
写好信，仔细粘好信口，用大拇指甲把浆糊光一光。两个指头捏起信角，撂在桌面上。说：“去吧！到了济南，你去拜见他。这人是我的换帖，能维持的，维持。不能维持，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说完这句话，他又沉思。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说：“可是现在换了当权，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就越发利己主义了。”
江涛立在严知孝面前，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
严知孝又说：“自从安起国民党党部，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可是不久，阎锡山和张作霖也挂起青天白日旗，贪官污吏和‘党国要人’们书信往来，互相都称‘同志’。人们今天盼‘北伐军’，明天盼‘北伐军’。‘北伐军’来了，只是多添了些新军阀，新政客。对于‘平均地权’啦，‘节制资本’啦，反倒连点消息也听不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连提也不敢提。咳！既不是那样颜色，也不是那个货物了！于是，在广大‘民众’里，流露的一些革命热情，也就冷淡下来。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也不过如此！”
江涛拿了信走出来。出门不远，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叫他：“江涛，你早点回来！给我打济南带点儿什么希罕东西来，嗯！”
江涛回头一看，两只俏丽的眼睛，从墙角儿上露出来。江涛又立住，愣了一刻。说：“嗯……好！”他点着头说：“我给你的书，你可要看完，吭！”
“唔！你就去吧！”那两颗黑亮的眼睛，又从墙角缩回去。
于是，严萍，一个穿着瘦瘦的、黑绸旗袍的细高身影，又映在他的眼前。她直爽、活泼、热情，爱把头发剪得短短，蓬松着，穿一双黑色方口的平底皮鞋。好像眼瞳有点斜，爱把两颗黑溜溜的眼珠儿，偷偷地靠在鼻梁上看人，靠得越紧，越显得妩媚。不注意的人，看不出来。注意的人，并不认为是什么缺陷。
江涛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书给她读，她也说过：我向你学习！
